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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朝鲜战争严重损害了明朝和朝鲜的国力。明朝无力再顾及边防建设，朝鲜更是全国残破。努尔哈赤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发展自己，并在1619年萨尔浒一战中击败明军，这标志着一个强大的东北亚政权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1627年，为了防止明朝以朝鲜为基地抄自己的后路，后金出征朝鲜，意欲先剪除明朝的这根枝叶，再图明朝。朝鲜史籍将这场战争称为“丁卯胡乱”。朝鲜战败，不得不与后金议和。
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在政治上，朝鲜仍不屈服。后金除了要求朝鲜交纳贡物外，还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正式奉后金为宗主国。朝鲜对这一条坚决不从，说这是“大义所系，断不可许”
。朝鲜人对后金将领说，明朝对朝鲜的“壬辰拯济之恩，尤不可忘也。”
朝鲜国王李倧认为：“鄙邦之于明朝，君臣分义甚重，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毙，断不敢从。”
这是天在上地在下一般的道理，是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因此宁可亡国也不能答应。
后金将领听了倒也非常感动，他们认为朝鲜这个国家非常仗义，值得尊重，因此转与朝鲜约为兄弟之邦。
“丁卯胡乱”发生之后，双方虽然签订了和约，但朝鲜与后金因为礼仪方面的问题仍然多次发生冲突。后金要求朝鲜在国书上使用自己的年号，朝鲜坚决不同意，因为藩属国只能使用宗主国的年号。后来双方各退一步，商定来往文书不写年号。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借调兵船。朝鲜国王理直气壮地表示拒绝，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
怎么能借武器给人去攻打自己的父亲？船当然不能借。后金也无可奈何。
天聪十年（1636）二月，准备称帝的皇太极派遣使臣来朝鲜通报。朝鲜国王拒不接见使团，也不接受其公文。后金使团愤然离开汉城，结果沿途朝鲜百姓“观者塞路，群童或掷瓦砾以辱之”
。皇太极举办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拒不跪拜，双方发生撕扯，朝鲜人仍不屈服。
皇太极称帝后率领十二万大军，再次出征朝鲜，首队前锋兵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京城，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丙子之役”。
这一次朝鲜已经没有任何和皇太极讨价还价的资本了。仁祖国王不得不屈膝投降，他脱去王服，改穿青衣，徒步前往清营，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伏地请罪。
皇太极再次提出，朝鲜须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转以清王朝为宗主：“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这一次朝鲜全盘接受，双方正式建立了朝贡关系。原来的宗主国从此成了属国，而属国成了宗主国，真如成语所说，“冠履倒置”。我们可以想象，在朝鲜人心目中，这是多么难以承受的屈辱。因此仁祖国王李倧在向清朝称臣后，每“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言”
。
国王可以忍辱偷生，但是素来笃信儒家纲常的朝鲜士人和百姓却心怀不满。官员李仁居等人公开批评仁祖国王所作所为，是天地神人之所共愤，而“百姓皆思中国”
。仁祖二十二年（1644），青原府院君沈器远等人发动政变，要推翻仁祖的统治，另立一个有骨气的君主，来“拒斥清人，日月重光”，并决定“事成即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
此次叛乱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朝鲜的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就在朝鲜八道纷纷骚动，试图推翻不忠于大明的国王，重新归附大明之际，1644年，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上吊自杀，大明覆亡了。
“丙子之役”中朝鲜国王的投降其实并没有令朝鲜人完全绝望。他们相信强大的大明王朝早晚有一天会打败女真人，再次拯救朝鲜于水火之中。然而，这一次朝鲜人却有了世界末日、神州陆沉的感觉。在朝鲜人看来，昔日的中华帝国在剃发易服之后，已经沦为夷狄之邦，“天下腥膻”了。天空中已经没有太阳，世界陷入黑暗，朝鲜朝野上下无不惊心，“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
不过，太阳落下之后，倒更显出东方爝火的明亮。朝鲜从此独自撑起了文明的火炬。
朴趾源说：
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划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
清人入主中原后，中国就变成了胡人之国。好在朝鲜划江而治，还独守着中华制度，因此大明王朝还没有完全灭亡，部分还存在于鸭绿江以东。
后来，朝鲜士人尹愭（1741—1826）在一篇名为《东方疆域》的策论中说：“昔日东方之称以‘小中华’者，以其有‘大中华’也；而今其大者，非复旧时疆域矣。地维沦陷，山川变易，曾无一片读《春秋》之地，而吾东方三百六十州之疆域，盖无非中华之衣冠谣俗，则优优乎大哉，奚可以小云乎哉？”
以前朝鲜被称为“小中华”，是因为身边有“大中华”。现在大中华已经不再是中华，完全沦陷了。而我朝鲜仍然保持着中华衣冠制度，自然就可以去掉“小”，可以堂堂正正地自称大中华了。
既然已经是独存的“中华”，就要承担起“中华”的使命，要让天地重光，日月再升。朝鲜人从此开始了反清复明的努力。
最早提出“复明”的是仁祖国王的儿子孝宗国王。
1637年，根据“丙子之役”中的约定，朝鲜需要把两位王子送到沈阳当人质，以确保和约履行。后来成为孝宗国王的李淏和哥哥世子李
一起，来到中国东北。他们一到沈阳就被软禁在馆舍之中，不得自由出入。当时“沈阳年饥谷贵，难于接济”
。“沈阳馆中上下人员艰苦万状。”
堂堂王子，“衣服居处，有同戍卒”。
八年质子生活，让李淏备感屈辱，对清朝恨之入骨，还在沈阳的时候，他就写下了“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阵九连城”的“反诗”
。
与李淏不同的是，他的哥哥李
在沈阳期间，却逐渐心向清朝。史载“世子既久处沈阳，一听清人所为，出入于田猎戎马之间”
。他经常和清人一起骑马打猎，玩得很开心。顺治元年（1644），他还随多尔衮入关，参加了顺治皇帝在北京天坛举行的登基仪式。他欣赏满族人的朝气和魄力，坚信明亡清兴是不可更改的历史大势，对清王朝表现出鲜明的好感。
1645年，李
返回汉城。朝鲜的大臣们观察他的言行，认为他已经“变心”，不再忠于故明，因此通过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把他毒杀了，对外则称其“病亡”。不久李淏回到朝鲜，成为新的朝鲜世子，并因其坚定的反清态度受到朝鲜人的普遍支持。
李淏即位后不久，就启动了他的反清复明蓝图。他首先大力清洗朝廷中的亲清派，重用“复明”派。朝鲜一代名臣宋时烈当时在故里隐居，“开门授徒，阐明程朱之学。又以扶世道，淑人心，伸大义于天下为己任”
。因为钦佩他对“大义”的阐发，孝宗九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李淏请他出山。孝宗十年（1659）三月十一日，孝宗屏退诸臣，与宋时烈单独讨论北伐计划。他说“胡无百年之运”，“彼虏有必亡之势”，所以他决计北伐。他问宋时烈，朝鲜如果“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
如果朝鲜训练十万纪律严明的精兵，出其不意地出兵中国东北，杀到山海关外，中原的那些义士豪杰们，会起来响应吗？
宋时烈虽然尊崇“大义”，但并不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有着基本的现实感，因此不得不给孝宗泼了一瓢冷水：“诸葛亮尚不能有成，乃曰难平者事，万一蹉跌，有覆亡之祸，则奈何！”
这样的战争实在没有把握，即使是诸葛亮复生，也不见得能成功。一旦失败，则朝鲜必亡，所以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孝宗却固执己见。他说：“予非以予才能办此事也，只以天理人心之所不可已者，岂可以才不逮而自画不为哉。”
又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这等壮举，当然不可能没有丝毫风险。但只求合于义理，即便朝鲜因此覆亡，也无愧于天下万世。
为了实行自己的北伐计划，孝宗开始大力扩军，把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并全部改编为骑兵；又将驻都城汉城的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 000人，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
如果孝宗再多活些年，赶上“三藩之乱”，他可能真的会兴兵北伐，跃马辽河。可惜当年他就去世了，这一计划也随之成为泡影。
孝宗国王去世之后十五年，即1674年，李朝沉寂已久的北伐之议突然再次响起，原因是吴三桂起兵反清了。
吴三桂攻势凌厉，长江以南各省迅速沦陷，北方的清军主力不得不南下平叛，东北大地因此“不事武备，辽沈千里，了无操弓骑马者”
。
朝鲜官员尹镌上疏刚即位不久的肃宗，“吴起于西，孔连于南，
（鞑）伺于北，郑窥于东……天下之大势可知也已”
，吴三桂起兵于西部，孔有德等（应该是指三藩中其他二藩）响应于南方，蒙古势力窥伺于北边，郑氏集团在东边虎视眈眈，清朝的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鲜起兵，清朝真的会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因此他认为朝鲜必须马上北伐，并渡海联系郑氏集团。
然而肃宗此时年仅十四岁，年纪太小，又刚刚即位，没有这个气魄。在朝鲜君臣的犹豫之中，1681年，清军攻克昆明，“三藩之乱”以清朝获胜告终。
清王朝建立之后，朝鲜人虽然被迫按例进贡，但在内心深处，对这个新王朝充满了鄙夷。
按朝贡体制的要求，朝鲜王朝在公开的文件中当然要使用清朝年号，但是私下里并没有人使用清朝年号。
康熙年间，有一个叫金寿弘的朝鲜武官在书信中不小心用了康熙的年号，结果落下了终身的耻辱：“其（金寿弘）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康熙四年。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寿弘独书之。又于祭其祖尚容祝文，欲书康熙，一门惊骇，谓之家贼。”
也就是说，金寿弘在写给大儒宋时烈的一封信中，开头写了“康熙四年”（1665）几个字。朝鲜除了官方文书外，即使在社会下层也没有人用清朝年号。金寿弘因此被人送了一个绰号，叫“康熙公”，家里人也说他是“家贼”。再加上其他因素，他后来备受政治打压，以至为人“贱弃”“唾骂”，削去官籍。
不用清朝年号用什么呢？用明朝年号，或者干支纪年。
朝鲜孝宗、肃宗陵碑都书“有明朝鲜国某某大王”，年号则用“皇明崇祯纪元后百三十年”或“皇明崇祯纪元后三乙亥”的样式。一直到清朝后期，郭钟锡（1846—1919）仍然说，朝鲜“天地为大明天地，日月为大明日月，山河区域为大明山河区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朝鲜的制度和文化是大明所赋予的：“方皇猷御极，车书礼乐，典章文物，固已协万邦、光四表而格上下矣。天地所囿，日月所悬，山河区域之所包，被服谣俗之所及，动植群生之所自乐，夫何往而非大明也！”
即便在明朝灭亡后二百四十多年，依然可“唤我作大明人”。
所以直到清末，有的朝鲜人在写作时仍然使用崇祯年号，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本朝鲜汉文书籍《骆村朴先生遗稿》，题跋中就有“崇祯纪元后五丙戌”（1886）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