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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代皇帝给了琉球大量经济实惠，但是琉球人所获无多。晚清时期到达琉球的美国人报告说，“这些赏赐品中最好的部分都落到了萨摩和日本手中。……作为萨摩控制下的一片属地，琉球必须向萨摩缴纳赋税，这使得琉球多年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在明代极盛一时的琉球，到了清代已经每况愈下。虽然与中国的贸易仍然可以获取暴利，但是这些利润基本都被萨摩重重盘剥而去。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甚至称琉球是中国诸多属国中最贫穷的一个。他说：“东瀛之岛，如暹罗、苏门、满喇加、高句丽、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国凡十数，而琉球最贫。”
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朝的册封使来到琉球，带来两千多贯货物，可以由琉球人买下。可琉球人左凑右凑，一共只有五百贯钱，最后连男女老少的簪子和家中的铜锡物件都凑起来，总算又凑足了一百贯，可见曾经以“万国津梁”自诩的琉球王国，已经衰落到了什么程度。它依偎于中日两个大国之间，艰难地寻觅着夹缝中的生存之道。
清代琉球的外交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琉球与清朝之间的外交关系保持得很好，两国交往频繁，礼乐不绝；另一方面，琉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日本化也日益加深。奇怪的是，这两种趋势竟然非常和谐，互不冲突。
由于日本的长期影响，到了乾隆晚期，日语已经成为琉球下层民众经常使用的语言，并且在官方文书中也开始大量使用。同时，琉球的流通货币也早已经变成了日本钱，日本在琉球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被清王朝发现。有清一代，清王朝曾八次派遣使团出使琉球去册封琉球国王，每一次使团在琉球一待就是几个月，然而他们对琉球的“两属”一直一无所知。
乾隆时期，曾任琉球官生汉语教习的潘相在《琉球入学见闻录》中称赞琉球国“自明初始通朝贡，遣子入学，渐染华风，稍变旧习。……其国之政俗，沐浴圣化，烝烝然日进于雅，视朝鲜国，殆弗让焉”
。教化者高高在上、洋洋自得的姿态非常明显，对日本在琉球的鲜明存在毫无察觉。
这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日本人的隐蔽工作做得到位。
如前所述，日本人一直要求琉球把被日本控制当成最高国家机密，不得透露给中国。当中国使节一到，“萨摩假屋”官员以及其他在琉球的日本人都会隐藏到北部运天港一带，以免被中国人发现。
日本人规定，使节逗留期间，琉球人不能谈论与日本有关的话题。在萨摩藩的指令下，琉球还制订了专门应对中国使臣询问的解答样板，让琉球人背诵，以防他们和中国使臣聊天时露出马脚。
那霸市历史博物馆所藏同治五年（1866）写本《条款官话》，就是问答样板之一。
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如果册封使问：
琉球原来穷苦，册封费用备办辛苦么？
那么应该回答：
荷蒙皇上、钦差封王的大典，又蒙两位大人的恩德。万物自然丰登，不到辛苦。这是上下臣民原来所望的。
这样中国使臣听了才高兴。
如果册封使听到一些关于琉球和日本关系的传言，这样问：
我听见西洋的人说你们琉球服从日本，是真的么？
标准回答是：
不是这样的，我们敝国地方褊小，物件不多，原来替那日本属岛度佳喇人结交通商买办，进贡物件又是买的日用物件。那度佳喇的人在日本收买那些东西，卖给敝国。想必那西洋的人看得这个举动，就说琉球在那日本的所管。我们敝国原来天朝的藩国，世世荷蒙封王。此恩此德，讲不尽的。哪有忘恩负义，服从日本的道理。
这里的“度佳喇”，又称宝岛，依照《条款官话》的说法，是日本和琉球之间贩卖丝与纺织品换回银两的地方。
日本人心细如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萨摩还编纂了《唐漂着船心得》《对唐人对答心得》，让出海的琉球人背诵下来。这样，琉球船只如果遇到海难漂流到中国沿海，就可以以此应对中国讯问。日本人要求琉球海员在上岸前要把所有有日本年号、日本人名字的货物扔进海里，在回答中国官员讯问时绝不能透露萨摩和琉球的关系。
1853年，美国远征军将军佩里率舰队第一次来到琉球。在与琉球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美国人发现他们异常地拘谨小心：“岛上来人在船上做客时，恪守礼节，稳重端庄，即使出于好奇心四处打量也做得极有分寸，拘谨老实得甚至有些可笑……”
美国人向琉球人询问任何事情，琉球人都摇首不答，以致美国人将琉球理解为一个“警察国家”，以为琉球百姓是因为身边遍布密探、随时面临被告密的风险而人人自危。其实琉球当局历来一直命令琉球人不得擅自与外国人接触，“保密观念”从上层到底层，已经深入琉球人心。这是清王朝长期被日本人欺骗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清朝使臣在琉球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了解琉球的信息。
清朝的册封使节到琉球，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使命。虽然每一次使臣回国后，都会按例写出使琉球笔记，并献给朝廷，但是他们记述的重点，只在于描述册封、谕祭典礼过程的隆重顺利，琉球人的感恩戴德以及所谓祥瑞之事。比如张学礼《使琉球记》说册封礼时，“倾国聚观，不啻数万，欢声若雷”
。汪楫《中山沿革志》更说册封典礼后出现祯祥：“先是国久不雨，册封后大雨如注。”
李鼎元《使琉球记》则说谕祭之时，“球人观者，弥山匝地，男子跪于道左，女子聚立远观”，真是“通国臣民欢跃”。
琉球国的真实情况，本不是朝廷关注的内容。
完成了册封任务之后，使臣们虽然也在琉球游山玩水，并且吟诗作文进行记录，但是诗文内容只是文人雅士的熟词套语和惯常感慨。这些士大夫的头脑早已经被格式化，他们心中的世界图景是固化的。他们真心认为中国所有海外属国都倾心向化，一门心思恭顺天朝，不怀疑有其他可能。
因此姚文栋在《译琉球小志并补遗》一文中如此批评清王朝的册封制度：
“余览毕（指《琉球小志并补遗》，该书为康乾盛世时日本人所著）慨然叹曰：‘琉球素称稽古右文之邦，曩时策遣使至其国者，非翰詹，科道，则必门下中书，翩翩羽仪，不乏贤哲者；而记载所及，求如此之条分缕析以考其山川形状者，绝不可得。无他，驰虚声不求实事，虽多亦爰以为！’”
也就是说，历代册封之臣，虽然多有才人哲士，但是记载的内容，缺少考察山川地理形势等实质内容，都是无用的虚套。
当然，由于日本人的势力是如此无处不在，因此不可能完全不被一些使臣注意到。比如徐葆光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出使琉球，逗留八个月回国后写成《中山传信录》一书。徐葆光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琉球平时流通的货币本是日本的“宽永通宝”，而每当中国使臣一行来到琉球的时候，却改用“鸠字钱”，待中国使者归国之后又不厌其烦地收起“鸠字钱”，重新将“宽永通宝”投入市场：
市中交易用钱，无银。……今用者如细铁丝圈，一贯不及三四寸许，重不逾两许……其平日皆行宽永通宝钱……
这一记载在《久米村日记》享保四年（1719年，即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三日条中得到印证：
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一日海宝、徐葆光一行抵达那霸刚三日，王府便立即向首里及那霸久米村发出秘密通知，要求他们尽快兑换手中钱币，并一再强调在封舟滞留期间不得使用京钱（宽永通宝）与中国客人进行交易，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
乾隆二十一年（1756）出使琉球的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
（琉球）国中常用“宽永”钱。每遇册封，则另铸小钱，开局兑换。……事毕，则按数缴还，兑回银钱。
正常情况下，一个外交官如果发现这样奇怪的现象，肯定要追究原因。可惜中国使臣只把此事当成一个好玩的现象记下来，未求甚解。
因此在中日琉三方的奇特关系中，表面上看，清朝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事实上，日本和琉球才处于真正的引导地位。在传统时代，任何一个藩属国在朝贡体系中都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利用天朝的游戏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人却一直顽固地停留在“中华天朝”的想象中，导致外交活动中经常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直到1879年，明治维新十一年后，日本悍然向世界宣布将琉球国改为日本的冲绳县。直到这时，清王朝才第一次知道二百多年前琉球和日本之间的那道誓约，了解了日本人所谓“两属”状态。
但是中国并不承认琉球历史上的两属，理由也非常充分。第一，日本对琉球的控制是隐秘的、见不得人的。第二，日本对琉球的控制并非全面的，琉球始终保有一定的自主权。正如尤淑君所说：
为了摆脱萨摩藩的经济控制，琉球试图隐匿货款，并多次将“隐投银”带往中国，购买大量货品，或假借漂流船的名义，进行走私贸易，可见琉球扩大朝贡贸易的努力，欲重新夺回朝贡贸易的控制权。琉球国王利用清朝优遇琉球，也利用江户幕府要求琉球实行“隐蔽政策”的情势，禁止琉球官民着日服、学日语及与萨摩藩相关的文化，持续推动中央集权与中国化的改革，使王权得以集中，以应付琉球内困外患的处境。尤其是琉球积极引入儒家经典及其礼仪秩序，使琉球能在萨摩藩的控制下仍保有琉球本国文化的特殊性。
从这个角度说，“琉球地位未定论”也自有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