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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脉络：一是模仿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侦探+助手”的基本组合（福尔摩斯+华生），比如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陆澹庵的“李飞探案”、张天翼（无诤）的“徐常云探案”等等；二是对法国作家勒伯朗所创造的“侠盗”亚森·罗苹的形象与故事进行本土化移植与改造，比如张碧梧、吴克洲、何朴斋等人都创作过以“东方亚森·罗苹”为主角的侦探小说，而在第二条脉络中，成就最高也最为读者所知的就是孙了红和他的“侠盗鲁平奇案”系列。
孙了红是与程小青齐名的民国侦探小说作家，二人并称“一青一红”，早期所创作的侦探小说也分别被称为“东方福尔摩斯”系列与“东方亚森·罗苹”系列。侦探小说作为一种舶来小说，1896年才首次翻译进入中国，因此程小青与孙了红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首次执笔创作侦探小说时，可以说几乎是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小说类型，其学习、借鉴与模仿的过程必不可少。但作为极具个人抱负与原创性的侦探小说作家，“一青一红”在熟悉了侦探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之后，就各自开始尝试突破西方侦探小说的框架模式，而在自己的侦探小说作品中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化元素以及作者个人的才情与风格。
孙了红从早期“学步”勒伯朗到后来试图加强小说原创性的转折点大概是1925年发表于《红玫瑰》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上的小说《恐怖而有兴味的一夜》。孙了红在这篇小说中虚构了一个自称“鲁平”的蒙面黑衣人深夜里来找自己，并且向自己严肃“发令”说：“凡我将来造成的案子，你笔述起来标题只许写‘鲁平奇案’或‘鲁平逸事’，却不许写‘东方亚森·罗苹’等字样，因为我不愿用这种拾人唾余的名字。”之后孙了红的“鲁平”系列小说就都取名“侠盗鲁平奇案”，而非此前的“东方亚森·罗苹案”了。可见虽然他所塑造的鲁平名字分明还是取自亚森·罗苹的谐音，但他已经明显是在不断朝着本土化的方向而努力，力图创造出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侠盗与名侦探形象。当时的编辑赵苕狂在文前小序中也说：“这是第一篇，可算是他最近对于鲁平探案的一种宣言，也可算得是鲁平将要把东方亚森·罗苹的名号取消以前的一种宣言。”
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性格鲜明，形象突出，行为方式也是颇有个性：他自称“侠盗”，有着绝对醒目和与众不同的“商标”——永远打着鲜红的领带，左耳廓上有一颗鲜红如血的红痣，左手戴着一枚奇特的鲤鱼形大指环，酷爱抽土耳其香烟。但他同时又让人难以捉摸——他行踪不定，有着至少一百个名号，又有着高超无比的乔装易容手段，在江湖上被称为神秘莫测的“第十大行星”。鲁平既有着鲜明的形象定位，又在每一个故事中以不同的形象、姓名和方式登场（通过乔装打扮、改名换姓，甚至易容术），这个人物因此在读者心中有着足够的辨识度，同时又不失充分的吸引力。而鲁平亦正亦邪的为人风格，对于道德法律“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行为处事方式也都颇得市民阶层读者的喜爱。
另一方面，孙了红的侦探小说还特别注重对于悬疑乃至恐怖氛围的塑造，这也正是孙了红小说中颇为引人入胜的地方：无论是《鬼手》中半夜伸向睡熟人的脖颈的那只冰冷的“鬼手”，还是《血纸人》中剖腹挖心的惨案、怨气冲天的哀嚎以及随着一阵焦枯味而出现的浸满了鲜血的“血纸人”，抑或是《三十三号屋》在房间里只留下一声惨叫便神秘失踪的男子及女子……从情节悬念迭生、阅读紧张感营造和阅读欲望刺激等方面来看，这些情节或描写都堪称典范，让人读起来兴味十足。
此外，孙了红在“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小说中还颇善于借助当时最新潮、流行的电影文化来增强其小说的趣味性。电影在孙了红的小说里甚至常常成为故事的情节元素或内容组成。比如《鬼手》中男女主人公一起去看了一场外国电影 Mummy ' s Hand ，这是小说第一次提到“僵尸之手”或“鬼手”，并成为整个故事的源头，引发情绪的波动，继而拉开小说的序幕；又如《血纸人》中提到的电影《再世复仇记》既增强了小说悬疑惊悚的故事氛围，又对小说善恶终有报的主题进行了巧妙的结构性和主题式隐喻；在《三十三号屋》中，在一男一女先后在屋中离奇消失后，报纸上很快便刊登出了关于这一案件的报道，作者此时说道：“这篇文字，比一张侦探影片的说明书，写得更为动人。于是，这前后两天的事件，更加吸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同样是小说《三十三号屋》，鲁平发现对面阳台上摆出了一张精美纸板，上面画着七个小矮人围着白雪公主的图案，“原来，在这时期内，本埠的大小各电影院，正先后放映着那位华德狄斯耐的卡通新作‘白雪公主’”；而在小说《乌鸦之画》的开篇，某公司地下餐饮部的一群年轻女服务员对鲁平究竟像劳勃脱杨、乔治赖甫德还是贝锡赖斯朋展开争论，她们既拿当时最流行最当红的好莱坞小生和鲁平做比较，还时时不忘用眼神与话语和鲁平调情，鲁平也经常向她们做出电影银幕上常见的“飞吻”手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涌入中国，从当时的报刊广告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小说发表时，《白雪公主》、《再世复仇记》、 Mummy ' s Hand 都是刚刚上映不久的动画片或恐怖片，是最为新潮流行的文化元素和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不难想象看过这些电影的观众们在小说里重新读到与之有关的情节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亲切感和趣味性。
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绝对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小说系列。他在《大侦探》杂志上连载的《蓝色响尾蛇》甚至因为过于畅销，导致杂志加印之后仍然售罄，因而只能重新刊登第一次发表的内容以满足购买不到当期杂志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在中国杂志发展史上也是很少见的现象。（《大侦探》第十五期在正常连载《蓝色响尾蛇》第二十一、二十二节时，又重新刊载了小说的第一至五节，并在文前说明了如此为之的原因：“本篇小说于第八期起刊登，承读者不弃，该期于一周内全数销罄；乃于前月间再印四千册，至月底又告售完，而补书函件仍如雪片飞来。本刊发行人为接受多数读者之请，于本期重复刊登一次，俾未补得第八期之读者，仍可窥得本篇小说全貌。”）
但身为“畅销作家”的孙了红，生活经济状况却并不如意。一方面，他身居“亭子间”陋室，室内也近乎是家徒四壁：
他那间兼充卧室、病室、休息室，偶然间还权充一下膳室、客室、会议室的万能宝屋，式样很像一个亭子间。不过它的位置却并不在晒台之下，也不在晒台之上，而是相反地在五开间两厢的一个西厢的中部的上面。
……
书室，这一个名称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了！室中无长物，除了一榻、一案、木椅数事之外，所有的无非是书。此外还有厚厚的一叠书的候补者——稿纸。（杨真如：《黄蜂窠下：记“侠盗鲁平奇案”作者孙了红之居》，《万象》第二卷第五期，1942年）
另一方面，孙了红在日常生活里有着对于香烟和茶叶的小爱好，但却因为“贫穷”而常常不能“尽兴”满足：
烟的名称和品质，是随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迁的。大抵在平常休息的时候，用的是普通品；在写稿而微感疲劳的时候，品质便要提高些；如其感到过分的疲劳，或者在一天工作结算的时候，那便要尤其高贵些。茶，据说以前也是很考究的；现在物价实在太昂贵了，不得不将就些，不过在普通之中仍不能不认为是属于比较上等的一路。（同上）
由此，我们似乎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小说中烟不离手的鲁平，为什么只是吸一些在当时低等而廉价的土耳其纸烟了。
孙了红生活状况的窘困在其患咯血症住院后彻底暴露了出来：
孙了红先生因患咯血症，已由鄙人送之入广慈医院疗治，除第一个月医药费由鄙人负担外，以后苦无所出，甚望爱好了红先生作品的读者们能酌量捐助，则以后了红先生或犹能继续写作。（陈蝶衣：《编辑室》，《万象》第一卷第四期，1942年）
由于付不起住院费和医药费，《万象》杂志主编陈蝶衣自掏腰包，资助孙了红治病，并借助《万象》的平台，发起了一场非常感人的读者筹款募捐活动。而这种种生活窘境，都与孙了红笔下充满魅力的侠盗鲁平形象，以及其小说的畅销，构成了深刻的反讽。而孙了红的个人遭遇，无疑也是抗战时期生活在作为“孤岛”以及“沦陷区”的上海的中国作家们艰难处境的一个缩影。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有着较高艺术追求与自我要求的作家，孙了红一直在不断修改、打磨，甚至重写自己的作品，比如《木偶的戏剧》（1943年）是《傀儡剧》（1923年）的修改本，《囤鱼肝油者》（1944年）则脱胎于《燕尾须》（1925年），而《博物院的秘密》（1945年）是由《白熊》（1924年）经大幅度修订、完善而成。本套“孙了红侦探小说系列”主要收录孙了红改定后的小说篇目和版本，因而更能体现出孙了红侦探小说创作上最为成熟和完善的一面。
战玉冰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20年12月11日作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