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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铁制的车轮打着钢轨，一下比一下慢，那是火车已经告诉你，到了车站了。这个车站就是北京东车站。何以叫东车站呢？那时北京有三个总站，在前门东方的叫东车站，通到上海或者沈阳。在西方的叫西车站，通到汉口。还有一个，在西直门外叫西直门车站，通到包头。刚才要到东车站的火车，是由浦口北来，走了约有三十多个钟点，到达的时候已经很晚，十一点多钟了。
这节三等车里，有一位杨止波，他还只有二十四岁。那个时候，穿了一件灰布夹袍，外罩一件青布夹马褂，人是清瘦，不过脸是圆的，五官倒也端正。他从没有到过北京，所以都很陌生。在车上遇到一位苍白胡须的老先生，就向老人请教一切。老先生道：“现在已经半夜了，当然不能去会朋友。我也是如此，打算在前门外找一家旅馆歇一晚，明早再去找朋友。你就同我一路去找家旅馆，好吗？”杨止波道：“有老先生指点，自然愿意跟随。”老先生听说，就点点头。
杨止波和老先生同坐一把椅子，车子经过天津，已经上满了客。在杨止波和老先生的座位对面，有一位中年男子，穿着哔叽袍子，留着一圈小胡子，有一点儿政客的模样。没有人和他说话，他就在袋里拿出火柴盒，取着一根火柴，在窗户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又画一个圈圈，又在玻璃上呵了一口气，趁着玻璃板上有了块白色，就写“靳阁不易维持，学潮扩大”，这样写了又写。杨止波想着：这人是同行吧？这也可见，一人出门多么无聊呢！
当！当！听见钟响，火车停了。这就看到火车上人纷纷乱动。老先生向他摇着手道：“不用忙，火车已经到了，慢慢下去不妨。”杨止波答应“是”。火车的玻璃窗全都打开了。这时，旅馆还有接客的店友打着灯笼，灯笼上用黑的或红的写着各旅馆的招牌。老先生就招着手，叫了一位接客的前来。那灯笼上写着“千祥旅馆”，于是把行李从窗户里递过去，叫运夫把行李扛着，两人下车，跟着一盏灯笼慢慢地走出站。
杨止波这时没有了累赘，随了大伙儿走，对站里站外仔细一看。站里是很长的月台，月台靠里是一堵城墙。再往上瞧，没有灯火，却看不清楚。缓缓走出车站，猛然看去，就不免一惊。因为站外，由东往西是很大的广场，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一片。在广场两头是一截街道，街道旁边却突立着四丈余高的城墙，将栏杆石坡曲折地围住。再上去，又立了五层高的箭楼，那箭楼非常地壮丽伟大。箭楼西边，那就是西站，同东边一样有广场，有车站。这在从前，也听到人说过，前门箭楼很伟大，今天站在箭楼下一望，真是几十万户人家拱卫伟大的国门，使这里生色不少。
广场上有很多的车子。当年汽车很少，有也就是几辆。却是马车、人力车、搬东西的排子车，几乎填满空场。老先生雇了两辆人力车，把行李住上一搬，人也坐上。旅馆里那位接客的，打着灯笼在前引路，两辆人力车在后跟随。杨止波这时要看一看北京的街市。那天正是前门街上夜市。两边街上摆了无数的地摊，这些地摊连环地摆着。前门大街本来是很宽很长的，站在箭楼下一望，只见无数的灯火、不尽的人影活动，发展到看着模糊的地方方才停止。那时虽已有电灯，可是来电以后，像鬼火一样，而且根本不供给夜市。因之在夜市里做买卖的人，点的是一种“电石灯”，或者叫“水月电灯”，各搁在摊子上。这个名字倒很有点儿诗意。
人力车一拐，进了小胡同。那两旁人家，和江南一比，就矮得多。走了一会儿，到了千祥旅馆。老先生一切都打着经济算盘。他以为住一晚上，何必浪费，就在三等旅馆住一晚吧。所以这旅馆是三层四合房子，他与杨止波就挑了一间屋子住下。房间里就只有两副铺板、一张方桌，点上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此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这有一样东西却引起杨止波的注意。他坐车子刚到旅馆的时候，后面跟有一种车子，北方叫作骡车。这骡车是半节椭圆形的车棚，架子是木头的，上面蒙着蓝布。人要坐上这车子，就得将脚缩住，来一个盘腿式坐进这车身里面。车杠前绑了一匹骡子，杠子上坐了一位赶车子的车夫，还悬了一盏尿泡式的灯笼。那车子让骡子拉着慢慢地走。同时那车轮响起嘚儿隆咚、嘚儿隆咚的声音，非常地有节奏。杨止波下了车看着，简直忘了进去了。
老先生喊着：“房间开了，进去吧！”杨止波这才进去，心想，北京这地方确有风趣，所以在房里虽与老先生谈话，两只耳朵却常常对胡同里去听着。过了一会儿，有卖馄饨的经过。这还听得出来。卖馄饨的过去，有很尖厉的声音吆唤着过来。这有十二点钟了，是什么东西这样叫卖？老先生坐在铺上，看到他静听的样子，笑道：“你猜这是卖什么东西的？”杨止波道：“我正听不出来。”老先生道：“若论卖这样东西，时间尚早，要两个月后才卖，自然也有得着稍微早一点儿的就拿出去卖。这种东西是南方没有的，是卖一种受了风伤的花生，吆唤着‘半空，多给’。一个铜子儿，他能给你一大堆。他是推独轮大车卖的，也有背着一个口袋卖的。”杨止波这才明白，多谢老先生指点。
次日早上，告别了老先生，便叫了一部车子，往顺治门外大街皖中会馆来。自己在车上，周围四顾，觉得会馆真多。自从科举停了，虽然没有应考的举子，但是那些当差事的人以及大学生，也照样住在里边，大概住会馆的人穷人为多。杨止波要找的人，叫王豪仁，在段祺瑞管的训练处里当一名小差事。杨止波到了皖中会馆，便把找王先生的意思告诉看会馆的长班。不一会儿，王豪仁接到门外。杨止波向他看去，见他穿一件灰布夹袍子，可是油腻了许多块，脸黄瘦着，虽然不是长脸，也瘦小得有一点儿尖了。王豪仁先道：“你来了，很好。那位邢先生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已经好几次了。你不用找地方住，就在这里住下。”杨止波道：“我现在四海为家，到哪里住都可以。”于是叫长班去搬取行李。
原来这皖中会馆，进门有三进院落。穿过一个大厅，又进一个大院子，王豪仁就住在正房里一间屋子。这屋子倒很大，只是东西太少，一副铺板、一张破了缝的桌子，另外两张木椅。这椅子只有靠背的地方，有一个木头圈儿。桌上将报纸垫了桌面，堆了二三十本书。杨止波便道：“这很可以，我只要一间聊避风雨的屋子就行了。”王豪仁道：“我平常总是在机关里住的，你一来，我这屋子全让给你了。”当时行李已经搬进了屋子，杨止波布置妥当。王豪仁道：“我这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我看你也在这儿搭伙食吧。”杨止波连说：“可以可以。”
王豪仁和杨止波坐谈了一会儿，便道：“我和老弟去见一见邢先生吧，他是很望你来的。今天见了他，我想明天也许可以上工了吧。”杨止波道：“这样正好，要不，我在北京没事做，也不行。”王豪仁便带着杨止波步行向邢家去。因为邢家就在米市胡同里，与这里相距不远，只经过一条直街那就到了。杨止波跟在后面，向前看看，这里叫顺治门大街，街道很宽，约有六七丈。在街上，石子突出，奔走起来只是不平。在南头，便是菜市口，这是一条丁字街，是早年专门行刑杀人的地方。转一个弯，叫骡马市大街，这是科举时代最出名的一个地方。
米市胡同就在这儿，在胡同里走了几步路，就到了邢家。那邢家是个四合院，最典型的北京的屋子。靠南隔了一个屏风门，靠北三间屋子，两间打通，这是邢家的客厅，也是新闻编辑所。中间摆了一张大餐桌，周围摆了几张藤椅，此外有两张两屉桌，一张摆茶壶、一张翻译电报。翻译电报就在进门的窗子边。靠里一间，有圆桌，另外两张藤椅。外表上看来，这不过是个中等人家。屋里正坐着一个人，圆脸，睛眼漆黑，嘴上蓄了一撮短胡子，身穿哔叽夹袍，在那里看报。
王豪仁抢着走了几步，进了屋子，那个人站起，他首先介绍着道：“这是邢笔峰先生，这是杨止波老弟。”杨止波随着他走进来。邢笔峰连忙伸手握着，笑道：“杨先生来了，我是欢迎的。听说你在芜湖担任一家报馆的总编辑。可是我这里只有两三个朋友，凑合凑合，勉强担任北京上海报馆的稿子，那要比起内地报馆来，可是差得太远了啊！”王豪仁道：“我这位止波老弟，他跑上北京来，就是要观光观光，老兄这地位，正好合适。”邢笔峰然后请二位坐了，笑道：“那就更好了。”
邢笔峰就把他的工作略微介绍了一下。他是上午看报，然后把上海的电报发去第一批。午饭以后，编好《警世报》与《北方日报》的稿子，再发一批电报，这就完了。杨止波来了，这就把《北方日报》的稿子让出来给杨止波编。至于发稿的来源，有电话报告，也有各方来稿。但这些稿子，电报发不到十分之二三，编的稿子更少。这些稿件做什么用，那是邢先生的秘密了。
至于所出的报酬，就只有十元钱。若是出了皖中会馆的伙食费，只剩一块钱了。这自然是不够。但是王豪仁早就知道他送钱不会多，对杨止波说过：“邢先生送钱多少，你根本不必过问。好在他给钱，几元伙食费那总会有吧。至于零用钱，我补贴一点儿，那也没什么大问题了。”所以报酬一层，杨止波也没有计较，就完全答应帮忙了。本来还打算坐一会儿，看到他快要发电报，不便惊吵，约了明天上工，就告辞了。
这时，公务人员上各个机关里去办公，叫作上衙门。王豪仁该上衙门了，就把杨止波送到会馆里，问：“有钱缴伙食费没有？”杨止波道：“这还有的。”王豪仁道：“有钱零用没有？”杨止波道：“缴了伙食费，还够几天零用。”王豪仁听了这番话，这才去办公。
杨止波一人在屋子里，看看外边，时间约莫是十点钟。他心想，今天无事，要怎么消遣一下，可以计划计划，一到明日，就要写稿了。北京有两三个熟人，要去看朋友，这恐怕上学的上学，办公的办公去了。要说去玩耍，一来路途不熟，二来也没有许多钱。不如出去散散步，看累了就回来，这倒是很好。这样想了，自己锁上了房门，便起身出门漫步。
他是向北走的，不多路是顺治门。顺治门实在是宣武门。顺治门是顺治年间重修的，人就这样叫喊着。他进城走了一段很宽的街道，但是他没有照着宽街往前走，顺了城脚往东行。因为他听了朋友说，北京报纸，就只有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销路好，而且只有它装有卷筒机。因此，去看看那报馆也不无好处。
这城墙边上也是很宽的，但是街道卫生，官家一概不管。堆的秽土堆，有的比人还高。车子一过，秽土滚成车辙，就有两尺多深，所以人走起路来，地上灰尘随人脚跟卷起，扑个满身。杨止波这样走着，约一里多路，这就是北新华街，《顺天时报》就开设在这儿。以前军阀时代，老百姓是被欺负得可怜的，可是日本人就什么全不在乎，所以这家《顺天时报》在当时比别家阔。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一家，这就是顺天时报馆。这里青砖到顶，有很大一片院子。院宇前面，盖了一座楼房，算是他们的营业部。从前北京很少人盖楼房，日本人可不管官家许可不许可，就盖了这一所楼。于今看起来，盖一所楼不算什么，可是当年，而且是一家报馆，那就了不起了。
杨止波正在看顺天时报馆，心想：看外表，就是有所楼而已，最好是到里面去看看。不知道邢笔峰家有这条路子没有。这个念头还不曾想完，忽然乌云盖起，大风突来，面前有几棵槐树，被风一吹，那树枝整个地翻转过来。哎哟，这怕要下雨吧？北京今天才到，碰到大雨，怎样回去呢？这没有别的什么法子，只有赶快地跑，或者可以跑到家。因此，就走原路，提脚快走。可是天变起来更快，四围乌云密布，一点儿青天没有。那风势更大，真是飞沙走石。面前来了一阵旋风，那灰土被风一卷，一大团黑雾卷入半空。北京树木很多，人家院子里各种各样树，借着旋风一卷，就吱咯吱咯发起很大的声音来。
杨止波看到这个样子，便急忙忙想找个避雨的地方。不多远有个八字门楼，看来可以避雨。三脚两步，就奔到那门楼底下。果然，还未停脚，那有蚕豆点子那么粗细的雨就来了。一片雨雾，连对面城墙也不看见。
八字门楼，两边将墙支出，中间有一个很宽的大门。上面有瓦，可供四五个人避雨。雨下得非常猛烈，一下工夫，地下就成了河。杨止波想着，地下的水，一刻儿是不能干的，这非赤足回家不可。正这样想着，胡同内来了一辆骡车。车夫坐在车杠上，拿了一根竹鞭子，打得骡子乱跑。但车轮子在水里跑，时常遇到车辙。糊里糊涂车子向上一碰，轮子在辙里一别，好久不能出来。好容易拔出车辙来了，但是不多路，照样又来了一回。走到门口，那车夫不愿跑了，就把骡车一拉，靠近了大门，自己也跳下车来，将身上乱抖。看他身上，一件薄棉袄已经湿透了。
那个车夫见杨止波看着他，便笑道：“我这样浑身透湿，真是少见吧？我在大雨中淋着，想快些到家呀。不想雨越来越大，回家简直不行啦，这就只好避雨一下吧。”杨止波只见他老望着天，因道：“我不是无缘无故望着你的。我想，你这一身湿，现在你又急又累，你还不觉得。等一会儿，你心事一定，那会感到周身都是凉的。还有你这骡子，同你一样，这会子感着不冷，回头它会冷得厉害的。”那车夫两手一拍，叫道：“你这话很对，我马上就走。先生，你住在哪儿，要是我这车子顺路的话，可以带你回去。”杨止波道：“我没关系，雨止了，我脱了鞋袜，打赤足回去。我住在顺治门大街，路也不多。”车夫道：“那正好顺路，我家在广安大街。快些上车，现在雨小些了。”
杨止波一想，这路上的水恐怕一时不会干，而且雨还在下，就答应了一个“好”字，随身爬上车去。他这个车身子，上面是一个蓝布罩子，下面没有垫子，一副光板。杨止波两脚盘起，在那光板子上坐着。这个车夫马上坐上车去，打着骡子，在泥水里滚着走。但是车辙非常多，车子走着，往东一摇，又往西一摆，坐着的人和车子一样，也往东一个颠簸，往西一个颠簸。这时，车子又遇到了深辙，辙里又藏着两块大石头。这就一个车轮向下一袭，那个不遇到车辙的车轮，又向上一挺。这坐车子的人，就在一袭一挺之间，向旁边一闪，碰在车身架子上，而且接连来了四五次，杨止波右额头就碰了一个大疙瘩。
杨止波在车子里叫道：“车夫老大哥，我这车子不能坐了。已到了顺治门大街口上，我下车吧。”车夫笑道：“我这车子，真也不好坐。但是雨还下着，你下车可又要一身淋湿呀。”杨止波道：“那不要紧，我还没吃饭，前面有个馒头铺子，歇下来，我吃几个馒头。”车夫道：“吃馒头，你是南方人，管饱吗？”杨止波道：“我是出门人，我和朋友说过，四海为家，管饱管饱。”可是杨止波说了这话，自己觉得不对。自己说了四海为家，怎么骡车不能坐呢？还好，那车夫对他这个说法并没联想到他坐车上面去，便将车子赶了两步，赶到馒头铺边，把车子停住。杨止波下车说了一声“谢谢”，那车夫赶着那骡车走了。
这时，雨还在下，杨止波慢慢地走进店来。看到这里馒头炸糕麻花尚有几十个堆在案子上，笑道：“这怎么吃不饱呢？掌柜的，这多少钱一个呢？”旁边有一个穿青布夹袍的人，正在案子边望雨，便道：“炸糕，一个铜子儿两个，还是雨刚要来的时候炸的，真新鲜。”杨止波见掌柜的已经同自己说话，于是掏了四枚铜子儿，将炸糕馒头挑了一大堆。掌柜的将他买的东西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搬了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杨止波就安心地吃起来。
杨止波的衣服虽有点儿湿，本来可以随它的。但掌柜的说：“这里有现成的炉子，把夹袍子脱下来烘一烘嘛！”掌柜倒也很照顾行人，杨止波就依了他的话，把湿夹袍子脱下，烘了一烘。看看雨已经停止了，不过地下的雨水变成了一条大沟，正哗啦流着。杨止波就把鞋袜一齐脱了，将夹袍鞋袜卷成了一卷，全夹在胁下，和掌柜的说了一声“劳驾”，就成了一个短衣服的人，走得泥水四溅，一会儿他就回到了会馆。
次日，一阵暴风雨过去，是一个晴天。到了十点钟，就到邢笔峰家上工了。这里有一点儿材料、四五条稿子，不要两点钟就编完了。邢家订有很多报纸。初到北京，当然要把报纸细心看一下。这时北京的报纸非常简单，凡是像样的人家都不看小型报的。大型报有的是两张，有的是一张。但一张的不过是两张的减型报，一张是什么格式，那就两张也是什么格式。大概一张报，广告没有格式，就是长的两栏或三栏，短的一栏，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再看新闻方面，一张报分成五长栏，分短栏，把它一破为二，就是十小栏了。而且长短不能乱，先排长栏，后排短栏。长栏大概有四分之三的地位，所剩的就排短栏。那时看报，长栏居多，简直上下一笼统。
杨止波坐在大餐桌旁边，将报摊开来看。当然那时的报纸都是如此，他也不觉得怎样看不惯。再论到排版的字，就只有二、三、四、五号的字。是长栏呢，这就用二号字做题目。短栏呢，只有三号字做题目。还有四号字，怎么用法呢？却是五号字新闻里面，遇到紧要的句子，全用四号排起，以好引看报人注意。杨止波看了，笑道：“这大概情形，就是这样吧。但是北京是京戏的出产地，何以没有京戏的广告呢？”邢笔峰把电报发完，他已经出去了。有个翻译电报的，是个矮胖子，只有二十岁，名字叫徐度德。他坐在旁边的小桌子上，把邢笔峰发的电报稿子正在一二三四地翻译。他听到杨止波的话，便笑道：“在北京看戏园的广告，那要群力小报上去看。至于大报，也有几家有，全是免费广告。喏！这不是？”他说着站起来，拿着一份报，手指着中缝，送到杨止波面前的大餐桌子上。
杨止波照他手指的所在看去，果然是戏园的广告，但一项广告只有两三个铜钱大的地方，实在小得很。这广告登在中缝中间，四周又把花边框起。上边有四个字横排着，是“群梨戏院”。这下面，直排六个演员的名字。到了最下一层，登的是戏名，而且只登一两个，这又是横排了。广告地位极小，人名戏名全是五号字，而且戏园只有四个。杨止波道：“就只有四家戏院吗？演戏人的名字也登得太少，这就是戏院子的广告吗？”徐度德道：“你要看戏院子广告的话，回去要份《群力报》来看，包你过瘾。这种报，我们这样人家是没有的。你回转会馆向长班一要，包你拿着。”杨止波听了这话，当时只管笑笑，没有答话。
到了十二点多钟，回家吃午饭，坐在一条板凳上，拦门晒着，看到长班来了，就问道：“长班，你有《群力报》吗？”长班笑道：“你今天晚上想去看戏吗？”杨止波笑道：“这是我心里的事，你怎么知道？”长班道：“你要看《群力报》，那不是你要看一看今天哪家戏好吗？香厂有家新明戏院，它造得和上海戏院一样，你们南方人，这地方包你瞧得惯。至于里面演戏的角儿，那是更不用提，全是头等的角儿，人家说‘三星在户’啊！何以叫三星？就是班子里有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这三个角儿，原都要一人领一班的。这次，出奇得很，三个人全在新明戏院，一齐露演。听他们一次，等于上了三个戏馆子，花几毛钱，真值！”杨止波道：“人家说，京城里人全懂戏，这是不错的。可是像袁世凯冯国璋这班人，你们就慢慢地忘了。”长班道：“那老袁和冯国璋算得了什么？只晓得做大官、要钱，谁记得他？至于这些名演员，那我们的儿子孙子都忘不了他。哈哈！不说了，我去拿份《群力报》你瞧。”他抽身出去，一会儿就拿份《群力报》进来，交与了杨止波。
他拿报一瞧，折得只有一本书那样大，在左方角上，印了有茶杯大三个字，就是“群力报”。将折的报打开，有两页书那么大。这里全是广告。广告里面，十分之八是戏院广告。字大的，有“群力报”三个字一样大，小的也是二号字。此外，与各地报不同。把报纸打开，只有大报四分之一那么大。报头是两边倒，看报这半版是顺排，那半版却是倒排的。你要看那半版，这报头就倒了。这里一半是要闻，一半是社会新闻。题目和新闻一律是四号字，题目排在新闻顶上。这两栏要闻与新闻还一直通栏到底。我们这样看报，似乎嫌别扭，但是对一班老顾客，倒很是便利，因为他们是折成书来看的。
论起广告，也是一整版，每家是一长条，这全是戏剧广告。广告里有一条，就是新明戏院。广告里有三个人名字，并排放着，在广告顶上，那是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字真不小，有酒杯那么大，非常醒目。三个人名字底下，就是其余的配角。杨小楼名字底下，注的是《恶虎村》。余叔岩底下，注的是《失空斩》。梅兰芳底下，注的是《贵妃醉酒》。演期是明天。杨止波看完了广告，重重地拍一下腿，笑道：“好戏！明天我要去看一下，不知道卖多少钱一张票？”那个长班还站在这里，笑道：“这票钱不怎么便宜，卖八角多钱。来去算一算车钱的话，总要一块多吧？”杨止波听说，也就微微地一笑。
因为他到了北京，就剩了一块多钱，看一次戏，就要花光，这应当考虑一下。后来打听这新明戏院离这里不远，走来走去也无妨。次日，在邢家办完了稿，这就步行前去。戏院在新世界附近，是个三层楼房子，门前嵌了金字，上写“新明大戏院”。进门一个票房全是红漆，上有玻璃门窗。他想南方人说：“北方京戏是好的，可是戏院子里一片漆黑，还有一股尿臊味。”可是新明戏院却不是这样。走到卖票的地方，花去了八角五分买一张池子票。池子就是正对戏台的座位，北京人就喊这里为池子。
他买了票，回家吃午饭。到了第二次来，已七点多钟了。这时戏已开台，锣鼓轰咚响起。当年，虽然锣鼓响了，老北京听戏的人是丝毫不理的，他要到前三出戏完了，才缓缓地来，以为这才是好戏。杨止波当然没有这种习惯。进了戏院，一看这台是缩在墙里，台前坐着，都好看戏的。楼上三方全是包厢，在正面后方有些散座。楼下池子，整个是散座。楼下散座，不售女票，女客请她上楼买包厢票。楼下全是黄色的椅子，相当整齐。台上挂了紫色绸幕，幕的旁边有两个“出将”“入相”的门帘。这就是当年北京首屈一指的戏院，别家不能比的。此外，还有一个分别，凡是叫戏园的，是女戏班子，北京人又叫髦儿戏。这里不是女戏班。
这戏院是对票认座的，杨止波买了第八排，自然都看得见。他看一看来的人，真只有两三成。这就表示好戏还没有上台呢。可是当真前三出就没有好戏吗？杨止波看那唱《连升三级》的，就觉得很有趣味。过了一会儿，看客多起来了，戏院慢慢地热闹了。戏都是顶尖儿不必细谈了。戏散了，看戏人都抢着出去。杨止波被挤着在一边走。好容易挤到了门口，只见马车人力车把马路都挤死了。
杨止波挤着走上了大路，那已是十二点半。他步行回家，在关了门的店前，一步一步地走，就听得这里有拉着胡琴的声音，有人照着《贵妃醉酒》唱上一大段。北京人好唱戏，这还没有怎样注意。还是一步一步地走，没有多路，又一家胡琴也响起来了，唱的人不是模仿梅兰芳，却唱了一段《空城计》。杨止波吃上了一惊，这样夜深，还有人家在学梅兰芳、余叔岩呀！这样看起来，他们魔力真大，心想，他们魔力自然是大啊！自己只剩了一块钱，什么也不管，买了戏票再说。只剩一块钱的朋友，还这样起劲儿，要是有钱的人，还用说吗？
他这样漫步地走，关上铺门的马路好像宽了许多，因为在马路上来往的人以及各种车辆，已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几了。可是北京的电灯，从这时候起就亮了起来。远远望着街上的灯，像龙灯一样，在半空里盘旋。这时有两辆自行车挨身经过。其中有个人，走着车子唱道：“离了扬州江都县。”他正唱的是《恶虎村》。杨止波听着，心想，这三出戏，一会儿都有人学呢。自己正这样忖度着，走过去的两辆自行车都停住了，走到近处，看见一个人，似乎蹲在地上系袜带子，口里还说着戏，他道：“我们这样听戏，真是穷凑合啦。上次，老段过生日，唱了两晚上戏，就花了两万元。两万元，就是几个阔人乐上一乐。要是真赈灾的话，这要买多少担粮食呢？”说到这里，他们骑车走了。杨止波却不免暗中点头。心里又想着，虽然这是街谈巷语，多少有点儿正义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