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个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然而抗战文艺要怎样写出来?似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我有一点儿偏见,以为任何文艺品,直率地表现着教训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甚至人家认为是一种宣传品,根本就不向下看。我们常常在某种协会,看到存堆的刊物原封不动地在那里长霉,写文字者的心血,固然是付之流水,而印刷与纸张的浪费却也未免可惜。至于效力,那是更谈不到了。
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代,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若以为这样做了,就无法使之与抗战有关,那就不是文艺本身问题,而是作者的技巧问题了。
这本小说是我根据以上的意见写的,是否能写得与抗战有关,是否能表现一点儿用意,我自己是陷于主观的境地,无法知晓,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了。
三十二年九月将尽张恨水序于南温泉(载于重庆、南京新民报社1944年版《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