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满江红》何为而作也？为艺术家悲愤无所依托而作也。韩愈有言：文以穷而后工，扩而充之，以言于艺术界，又何莫不尔？盖身怀一艺者，衣食以迫之，社会以刺之，血气以激之，日积而月累焉。固不自知其为何而工也。虽然，穷而工，为情理之所许，工而仍穷，则情理之所不通。而衡之事实，以文艺名世，绰然而无物质上之困苦与精神上之烦恼者，又千百而不得一二焉，于是迫之、刺之、激之者，亦弥觉其利锐。物不得其平则鸣，世之艺术家，而贫，而病，而卒至佯狂玩世，为社会疾病而无所树立，岂无故哉？此艺术界之所以多穷人也，亦艺术界之所以多异人也，亦即穷人异人之多奇遇也。

夫同手足耳目鼻口焉，同此思想焉，同此衣食读书焉，然而以言习吏治，则荣高官，受重禄，威福如天者有人矣。以言习经济，则拥金山，居大厦，心广体胖者有人矣。而以言习文艺，则终其身能泰然运其耳目口鼻手足与思想者，即为幸运之儿，不亦不平之甚耶？而习文艺者，依然前仆后继以赴之，不少辍焉，是又何哉？意者，殆为求精神安慰之一点而已乎？

夫既为精神安慰之一点而已。而此一点，果何所寄托？于是有寄托于山水者，有寄托于花月者，有寄托于诗酒者，有寄托于男女爱情者，其结果所至，若为侠客，若为高僧，若为隐士，若为风流情侣，又各异矣。以言品级，侠士为上，高僧隐士次之，风流情侣，斯下矣。而吾书数艺术家，皆取法乎下者也，不亦悲乎？吾不能使之取法乎上，亦不能禁之取法乎下，则亦书之，述之，与社会中人共掬一把同情之泪而已。

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八日，小住北平西郊温泉，夜幕高张，繁星满天，疏林落叶，瑟瑟有声；闲步池畔，则见妙峰山，星隐沉沉，微露星下，大野如墨，时有犬吠。十年来所未见之乡井夜景，恍然如梦，有不胜感触者。继而念《满江红》一书，于焉将毕，而明星影片公司，今日又适来摄吾另一说部《落霞孤鹜》之一幕，盖是书固以温泉收场也。是亦足纪念之矣。于是亟入户掩扉，疾书于一双白烛之下。

（载于1932年9月上海世界书局版《满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