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予以稗官为业，将及二十年，虽社会有人嗜痂，而予未尝自侧于著作之林。何则？糊口之技，文在易米，卑之毋甚高论也。然予抱有一义始终不渝者，则力求无损害于社会。即以在本报（指《上海新闻报》）发表者而论，由《啼笑因缘》以至最近所作之《秦淮世家》，读者当能辨其微意所在，而不以为诳。昔人谓罗贯中之后人三世犹哑，荒唐之言自不足信，然中国旧社会对小说作者之观念不良乃复如此，不亦可戒欤？

予读中国旧小说多矣，统括其意义言之，则不外劝忠孝、志游侠、重礼教、慕荣华、信仙佛。一方面沿袭封建社会之习惯，一方面又抨击封建社会而解放之。矛盾复矛盾，起作者而问之，实也无可相对。予未知读者对予拙作亦作此想否，予所可自信者，则二十年来无时不述其生活之反映，而未尝坠诸玄幻之意境。现在如此，将来亦无不然也。

予何为而发此言乎？则予何为而作《水浒新传》？不能不先于此书一述是矣。盖当前所可描写之事物甚多，初不见其题穷，而予乃好谈千年以前之故事，此令人不解者一；予生平反对赓续他人著作，予亦不欲他人对拙著更有其发挥，今则继续他人数续之水浒，令人不解者二；予不于新作发表之始有所申述，将无以释读者之疑，故就半生笔墨经营略道其甘苦焉。

然就水浒本书而言，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为张叔夜所击降，载之宋史，不难考证。古本水浒，大概搜罗宋元时代传说，编串百十故事，凑合成书。故言遇合有时极为牵强，言地理有时极为脱节，但经多人之修饰，更反映其时代之背景，在文艺上遂为成功之著作。而与原来传说，更参以笔记如“宣和遗事”等，故其去事实尚不甚远。至明代而加进平辽一段，虽作者之意未可厚非，而书之后半乃益感芜杂。清人金圣叹目睹流寇祸乱之惨，以盗为不可诲，且嫌书之尾大不掉，芟治非易，乃断然删除招安以后事迹，而结之以卢俊义之梦，且于书中叙述宋江、吴用处，故多入微词，以状其奸。火候深到，书诚如芋之烂熟，然已成为清代金圣叹之水浒，而非宋元明以来各文人所述之水浒。且仅见宋江等反封建之义侠，而未见宋江等对国家之忠贞，此大伤古人意处。吾家圣叹（圣叹原姓张）竟未能梦见也。

明逸民陈忱，身经忧患，心在汉室，曾借书聊以解嘲，根据古本水浒作后传四十回，将水浒未死之人胥以置诸海外，命意超脱胜于圣叹，顾事过奇异，文亦草率，未能恰到好处。其后俞仲华为金圣叹所欺，变本加厉，续七十一回本而作《荡寇志》，不但文意毫无可取，且令人读之每增不快。俞曾参军幕，从征南粤，其为文亦有作敲门砖之意义。水浒作者为罗贯中乎？为金圣叹所虚构之施耐庵乎？抑另有其人乎？予意其在九泉与俞相遇，当数掴其颊，以责其不肖也。于是予意境中乃有新传生焉。

尝读宋史，见吾家叔夜随二帝北狩，羞入异国，在白沟扼吭而死。予辄掩书而起，肃然致敬。以是知其父子率三万人进援东京，未能解除倒悬。实大势已去，非战之罪也。史书所言宋江等不已降张叔夜乎？宋降张之后二月，童贯执方腊以归，史虽书侯蒙上书，令宋平方腊以自赎，按之时日，宋等当未及前往，且讨方腊奸阉童贯主其事，宋亦未必屑往。古本水浒叙一百零八人因平方腊而大有死伤，是用史而又为史所误也。以予度之，良禽择木而栖，水浒诸人既降张，必乐为张用。张后由知海州升任南道都总管，部曲云屯，纳水浒诸人于其营中，事属易举。宋降张为宣和三年二月，张奉召勤王，则为靖康二年二月，相去不过八年，水浒诸雄自然未老。则又焉知其不相率奋起随张而卫首都乎？故用宋史为线索而作水浒，则当从张叔夜之击降。从张叔夜之击降，则与其信宋等之随童贯平盗，则不如信宋等之随张勤王。予惜古本未能及此，因遂另起炉灶，而以勤王一役结之。自信与事理稍合，而于水浒所标榜之“忠义”二字亦能自圆其说也。

新传若《荡寇志》，亦紧接七十回本之一。因是书为通行本，联接处易为人知，且由招安前述起，亦以此为天然之下笔处。圣叹所割裂者，予亦无法拾起矣。至不曰续传而曰新传者，则亦不敢步伍前贤以示自造其局面。用水浒人物写予理想中情事，盖借花献佛之意云尔。若必更问借何花、献何佛，是则予唯有拈花微笑答之。究其作史，不必凿凿究其因果矣。

张恨水序于二十九年夏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