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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存善
民国年间，在山西河东（晋东）和陕西关中地区，景梅九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们研究辛亥革命，特别是研究山西和陕西辛亥革命，都不会忘记景梅九，因为景梅九在辛亥革命中是一位非常活跃而又作出一定贡献的人。
才子不读死书
景梅九名定成,1882年生，山西安邑县（今属运城市）人。他喜用别号梅九，人们也称呼他为梅九，以致后来有些人只知梅九而不知定成了。
景梅九当年是山西有名的才子。幼读私塾，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赋诗作文，援笔立就。11岁“通五经”,13岁中秀才。1899年他17岁时，到太原当时山西最高学府令德堂就学，在同学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私塾时只读四书五经，令德堂却要学生学算学。一天，老师出了一道椭圆题，他也不管老师问的是什么，便把《数理精蕴》里的椭圆题胡乱抄了一通，作为答案。老师写了两句评语：“作文能胡说，作算不能胡说。”这批评对一般学生来说，本算不得什么，但对一贯受赞扬而从未挨过批评的景梅九来说，却似晴天霹雳，为此他负气退学，到一个人家坐馆，当了三个孩子的蒙师。
教学之余，景梅九攻读史传。他读《后汉书》的逸民列传，听人们讲述傅山反清的传闻逸事；后来或谈论《明末遗史》《扬州十日记》，或赞扬民族英雄洪秀全、李秀成，或看《东华录》里记载的雍正、乾隆时代的文字狱，虽然他那时还不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但在心里暗暗埋伏下报复的种子。这是他后来愤世嫉俗走上革命道路的根源。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北京开办了京师大学堂。1901年，景梅九被保送学习。一到北京，触目惊心的事便接踵而来。在前门车站下车，他把行李放在地上，不一会儿，便有人来说这是“外国人的地方”，让他赶快搬走。他原以为庚子之变初平，两宫（慈禧、光绪）回京之后，定有卧薪尝胆的计划，大小臣工也该痛定思痛，扶助君王励精图治，雪耻复仇；却不料到京之后，看见朝野上下，仍然文恬武嬉，正是“国事兴亡都不管，满城齐说叫天儿”
。这种景况，使他颇为烦闷，曾写五言绝句记述当时的心情：“入世热心冷，伤时新泪多”。
使他摆脱改良主义影响的是上海《苏报》刊载的邹容的《革命军》。他在大学堂的阅报处看见，只读了七八行，头脑已为之震动，几乎不敢往下看。幸而有位同学称赞“有道理”，他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革命军》在中国大地吹响了革命的号角，但在北京却引起轩然大波，“那些守旧的老儒俗吏，见了那篇文字，个个咋舌瞪眼，怒气冲天，甚至有痛哭流涕如丧考妣的”；景梅九却暗暗地“被这篇惊天动地的文字鼓动了从前那复仇的念头”。景梅九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同时，还有那章炳麟（太炎）先生《与康有为书》也载在《苏报》，内中革命话很多，最惹人注意的只两句话，就是‘载湉（光绪皇帝之名）小丑，不辨菽麦’，论者谓：意敢直呼御名，明骂皇上，理应斩决。随后听见说和邹容一起定了个监禁罪，都唉声叹气，愤愤不平，说那样大罪，仅仅监禁几年，未免失之过轻。我那时并没敢赞一词，但有几个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人，便遭众人底冷嘲热讽；要是完全赞成，怕不当时捉将官里去，断送了头皮。”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已经出逃，他们办的《新民丛报》，也有些激烈的言论，景梅九倒也爱看；但是他看了上海出版的《大陆》杂志上痛斥康梁的话，又看了到日本的留学生出的几种主张革命的杂志，便“把康梁的议论看得不值半文钱了”。
1903年，景梅九又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到了长崎，上岸游玩，他被一群孩子跟在身后直喊“豚尾奴”（长着猪尾巴的奴才），原来他们一伙人头上的辫子还在晃动；到了马关，更受刺激，因为这里是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地方。同行的有人作诗叹道：“可怜万古伤心地，第一难忘是此关！”受了这些刺激，也不管别人有何想法，第二天他便到理发馆里，请理发师拿起剪刀，“一下子便断了那三千烦恼丝”，接着，把剩下的顶上覆发也修光了。一霎时，对面镜子里现出一个光头和尚，他自己也不觉笑了。景梅九回到学校里，同学们看见，有冷笑的，有说好的，也有说剪了发就是革命党的。但景梅九“也顾不得许多，正是笑骂由他笑骂，爽快我自当之”。由于他的带头，没过几天，多数同学便都把辫子剪了。
不久，正在日本振武学校（进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学习的灵石县老乡何澄（士官学校第四期生，后为同盟会员）来看他。何向他介绍一些主张革命的人，告诉他哪些人可以来往，哪些人不可以来往，以及将来准备成立革命团体之事。何澄的这一席话，听起来似乎没有多大意思，但景梅九觉得已经把他“完全引到革命路上去了”。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景梅九时在国内。1906年3月，他回到东京后，立即参加了同盟会。他在自己的住所门前，挂出明明社的牌子（后因警察干涉改为何公馆），作为与革命同志联络的场所。他与同志们交往，规定了种种密语和手势。例如，非同志来了，说“请坐吃茶”，同志来了，说“请坐吃水”，以便使在座的同志区别对待，而不至泄露秘密。由此，才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文人热衷于军事
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实现这个宗旨，需要进行武装斗争。1906年前后，在华北和西北各省，参加同盟会的以山西人最多。大家讨论如何实现这个宗旨时，景梅九是参加讨论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在《罪案》一书中谈到当时情况说：“我常和同志谈太平天国遗事，说当年失败的原因，固然在于意见不齐，团结不固，病根由于诸人权利心重，责任心轻，这是中山先生说过的中肯话。我以为洪、杨倡义南方，虽说据了天一半，北方到底没有一省响应，所以清政府能够缓缓地用北方财力兵力，去平灭他。我们今日第一要事，就是专从南响北应上下功夫。极而言之，北响南应亦无不可。同人颇以为然。”全心全意要革命的景梅九，虽然是个文人，这时却热衷于军事。他除了同山西学军事的同盟会员保持联系外，还介绍四川、陕西的激进分子入会，同振武学校河南籍同盟会员杨少石（后入士官学校）讨论这个问题。杨少石取出一张自绘的中国地图，对景梅九说：“革命若从南方举起，不知几时才能到北京；我们从山西、陕西下手，一支兵出井陉截取京汉铁路中心，一支兵出函谷直据洛阳，与南师握手中原，天下不难立定。”后来阎锡山等人也参加了这个讨论，把南响北应具体化为“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这些意见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认可，“南响北应”成为同盟会发动起义采取的战略决策。孙中山告知阎锡山说：“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辛亥起义后，山西的同盟会员正是按照这个战略决策来进行的。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形成，景梅九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立宪派展开斗争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时机对他们有利，准备成立拥护立宪的团体。1907年7月10日，梁启超的政闻社在东京锦辉召开成立大会。
事有凑巧，在政闻社成立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同学告诉景梅九说，明天政闻社在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将发表演说，请他去听一听。景梅九答应了一声，却不大痛快。他认为东京现在是中国革命活动的中心，不应让保皇派在这里散布谬论。一回到寓所，他便与同盟会员杜羲（河北省人）商议，约定明天在会上采取行动，并分头去联络同志，杜羲约了张继（字溥泉）等人，景梅九约了南桂馨等人。第二天，景梅九、杜羲、谷思慎、平刚、陶铸、陈汉园、拓鲁生等二三十人，由宋教仁和张继率领，在未开会之前即来到锦辉馆。立宪派的人都带着红布条，同盟会员虽然没有标志，但双方阵线分明，一目了然。在主持者宣布开会的宗旨之后，梁启超大摇大摆地走上讲坛，讲起立宪、国会等保皇的言论，并说要成立什么机关之事。正在这时，张溥泉起来骂道：“什么机关？马鹿（日语骂人的话）！”并从人缝中冲开一条路，直奔演坛而来，“说时迟那时快，又见一只草鞋在演坛左边飞起来，正打启超的左颊。回头一看，原是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再往上一瞧，梁启超已经没了……于是乎乱打起来，带红布条的人都赶紧扯了，纷纷地作鸟兽散”。他们一面跑，一面喊“革命党，革命党”！警察闻声赶来捉人。南桂馨解释了几句，也就算了。张继不失时机地走上讲坛，讲起革命的道理。宋教仁接着把同盟会的宗旨发挥了一遍，并说：立宪党是保皇党的变相，他们是要君主的；我们不要君主，两者如何能相容。要让梁启超讲君主立宪，我们的中华民国，就永远不能实现了。
政闻社的成立大会，就这样变成了同盟会宣传革命的讲坛。
与井勿幕商组联军
景梅九与各省的同盟会员都有密切的交往，特别是与陕西省的同志，交往更为频繁。1905年，同盟会陕西省分会还没有成立，陕西省的激进分子入会后便参加山西省分会的活动。山西的王荫藩曾为陕西人入会的主盟人。1906年，陕西省同盟会员在景梅九的寓所“明明社”举行了同盟会陕西省分会成立大会。
当年，景梅九回国，在北京遇见陕西同盟会员井勿幕，遂相偕到晋。他们一路谈论革命，过娘子关考虑如何守此天险；到太原研究如何争取哥老会参加革命；住客栈则在墙上书写反清词句……一日偶读《渔洋诗话》，看到“晋国强天下，秦关险域中”的诗句，便谈到在将来起义时，应该组建秦晋联军。到解州（今属运城市）登中条山桃花洞顶，井勿幕指顾河山，对景梅九说，他日革命，如须秦军帮助，我必率偏师下河东。
1911年武昌起义，太原随之响应。河东（今运城、临汾地区）同志赴陕求援，井勿幕如约与陈树藩率秦陇复汉军于1912年1月1日光复运城。这次出兵，景梅九当时虽然未曾参与，但这种相互支援的关系是他早已建立起来的。
长安街头编歌谣
1909年春，景梅九来到长安（今西安市），到各处联络同志，鼓动革命，并且参加了长安同盟会组织的成立大会。不久，在山西大学堂工作的河北省同盟会员杜羲也来到长安，与景梅九商讨进行革命的计划。一天，他们在同志家里畅谈晚归，路过南城门，觉得腹中有些空虚，便向路旁的卖浆者买了两碗浆，喝了起来。杜羲仰望天空，看见两星辉耀，便顺口编了两句民谣：“彗星
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一听，觉得它通俗生动，极易传播，遂有意附和起来，说：“这个童谣相传很久，不知是什么意思？”那卖浆者本来并未注意，经他这一问，便爽快地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家快亡了！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还不亡吗？”最妙的是旁边有位警察，也说了两句赞叹的话。杜羲编歌谣是偶有所得，卖浆者和警察听了并未引起反响，但经他一挑动，两句歌谣便深入他们的脑海，而且借卖浆者之口，把歌谣的内容剖析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们二人就成了这首民谣的义务宣传员。
过了两天，这歌谣便传遍了长安。同盟会员邹子良和李仲山特来向景梅九反映说：“外边流传一种民谣，很厉害！什么‘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人心大动摇起来！而且社会上还流传着‘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的歌谣。至于这是谁编出来的，那就不知道了。”由于歌谣流传极广，感染力极强，有人不久又按它的意思编出“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歌谣。
歌谣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是景梅九和杜羲始料不及的。景梅九想起杜羲初来长安时，在一个十五月圆之夜，赠友人的一首诗：
搔首问青天，春归到哪边？
月圆三五夜，树老一千年。
灞上无穷景，囊中有数钱。
同为沦落者，相见倍凄然！
这首诗有对现状的不满，有对前途的憧憬，但充满了哀伤情调，缺乏进取精神。景梅九有感于歌谣流传之广，乃就歌谣内容，步原韵和成一首，回敬杜羲：
举首望青天，光芒射半边。
彗星十万丈，宣统两三年。
百姓方呼痛，官家正敛钱。
也知胡运毕，何处不骚然！
这首诗指出清政府的腐败和没落，以及人民群众要求革命的热情和前景。井勿幕见了笑着说：“你们真成了乱党了。”
这些歌谣和诗句，很快传遍了关中和河东大地，成了动员和鼓舞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号角。
发动拔“丁”运动
景梅九是通过阅读革命报刊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在日本未加入同盟会之前，便办了《第一晋话报》，之后又办了《晋乘》，为进行革命宣传，不遗余力。
毕业回国之后,1911年农历正月，他又凑了300元创办《国风日报》。该报刚出版，就发表了题为《东西两抚之罪状》的文章，把矛头指向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山西巡抚丁宝铨。
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丁宝铨？因为丁宝铨于1910年3月在交城、文水两县种烟地区制造了一起死40余人、伤60余人的大惨案——“交文惨案”。原来在这两县交界处的开栅镇附近各村，向有种烟（罂粟）习惯，农民以此为生，收获颇丰。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令分6年禁绝，山西巡抚丁宝铨谎报业已禁绝。1910年春，丁闻朝廷将派员检查，遂令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夏学津率兵勒令农民铲除烟苗，农民环跪哀求，夏令开枪射击，遂酿成惨案。事发后，太原《晋阳日报》据实报道。丁恼羞成怒，逮捕报社访员、同盟会员张树帜、蒋虎臣，将咨议局议员、同盟会员张士秀以“挟妓逞凶”之罪名判刑交原籍关押，迫使同盟会员、报社总理刘绵训和总编纂王用宾等出走，《晋阳日报》停刊。上海《申报》和汉口《中西日报》将此事予以报道，御史胡思敬亦具折参奏，引起朝廷的重视。
《国风日报》创刊时，此事还在拖延中。景梅九遂确定前半年以拔“丁”为中心，不断地在报上揭发丁的秽史，直骂得丁宝铨神昏志堕，无地自容。但丁不知悔改，却运动政府封闭《国风日报》。又因《国风日报》攻击曹汝霖，曹也运动政府封报馆。景写了两句讽言：“丁宝铨运动封本报，呸！好脸子，哪儿配！李完用也想运动封本报，呸！啥东西，弗害臊！”他把这两句话登在报上，一时颇为传诵。
后来，朝廷责令直隶总督陈夔龙查处丁案，那当国的庆亲王听见报上登载丁的劣迹太多，便提出更易晋抚，因没人反对，于是便将丁宝铨开缺。历时一年多的拔“丁”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国风日报》的宗旨是鼓舞国民监督政府，所以除了发表《东西两抚之罪状》这样的论文外，还有“四面八方”和“讽言”两个专栏，专门评弹时政，揭露社会黑暗，对于推动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时人评之为“可抵十万大兵”。
替阎锡山策划军事
辛亥（1911）武昌起义后，山西新军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未等革命军进抵河南，即于10月29日起而响应，一举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同年11月4日，又在娘子关与清第六镇统制、新简山西巡抚吴禄贞（同盟会员）组成燕晋联军。山西民军派兵一营进驻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内阁总理，扣留清政府运往武汉镇压起义军的械弹等军用物资，支援了武汉民军，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孙中山于1912年评价这次行动时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天下事未可知也。”但是，三天之后，即11月7日，吴禄贞即被袁世凯派人暗杀。燕晋联军未能实现进军北京的计划。
这时，原在北京的景梅九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回晋参加革命。他绕道到达娘子关，闻吴禄贞被刺，即偕仇亮到石家庄料理善后，并动员第六镇第十二协统领吴鸿昌继续完成燕晋联军的宏图。吴鸿昌当面应允，背后却带兵逃跑，景梅九等只得把截获的军用物资运回娘子关。之后，清政府又派曹锟第三镇镇压山西革命。
景梅九查看了娘子关阵地，但见重峦环抱，障蔽天成，此地若有强大炮兵，虽有百万雄师，亦难轻易越过。但山西独缺炮兵，强敌压境势难抵挡，于是他设想了一个分兵南北的计划。他向阎锡山建议：“娘子关终不可守，一旦失败，非南退必北进，今不速图，将来恐北不能过雁门，南不能逾霍山，我辈必进退失据，奈何！”阎锡山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及遣南路军司令刘汉卿南下河东，北路军司令张瑜北取大同，预为将来分兵南北建立根据地。景梅九则被任为军政府政事部长。
12月初，清第三镇进犯娘子关。消息传来，景梅九没有示弱，也没有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对阎锡山说：“袁奴远交近攻，欺人太甚，唯有一战不可退让；胜则长驱北上，败则分兵南北，另作计划。”阎锡山根据他的建议，赶赴娘子关指挥作战。鏖战结果，民军败北，按预定计划，阎锡山率部分民军北上，在山西的归绥道，首先攻克包头，接着占领萨拉齐。正拟向归绥进军之时，传来南北议和即将结束的消息，遂返旆晋阳；副都督温寿泉率部分民军南下，在山西的河东道，配合陕西民军光复运城等县，并围攻平阳。南北议和消息传来后，才停止战斗。
山西起义及这次分兵南北继续战斗，在军事上给予清政府的打击是很沉重的。新军第四十三协起义；驻归绥道的后路巡防八个旗有的起义有的瓦解；驻大同的大同镇九个旗和驻平阳的太原镇七个旗，被打垮或被牵制在驻地；为镇压山西各地的起义，清政府向大同派出毅军陈希义部、郭殿邦部以及淮军杨荣泰部，向太原派出第六镇、第三镇和武卫右军一个营；河东起义军还牵制了驻河南的毅军赵倜部。山西起义使清政府的数万兵马受到牵制，不能用于扑灭南方革命，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山西起义，从制定“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到强敌压境提出分兵南北的计划，景梅九都是主要的设计者。
与反动派分道扬镳
民国之年，阎锡山回到太原，重新安排政府人选，只给了景梅九一个稽勋局长的闲差。他因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淡于名利，也不作计较。旋即当选为国会众议员，赴京参政并重办《国风日报》。袁世凯称帝时，他出一张无字白报，以示抗议，结果《国风日报》被查封，他赴陕西三原县避难并联络同志反袁，后被捕送北京入狱，袁世凯死后始获释。出狱后他又办《国风日报》，因反对张勋复辟，报纸复被查封。1917年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张勋复辟失败后，景又回京恢复《国风日报》。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景梅九赴陕，联络同志，策动响应。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景梅九避居庐山。中原大战期间，则回家乡安邑县编修县志，始终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西安事变后，景梅九在西安组织国民党临时党部，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复办《国风日报》。蒋氏食言，张学良被囚禁后，《国风日报》遭忌，又被查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风日报》重新复刊，景梅九吸收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编辑工作，宣传民主，颂扬抗战，曾经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国民党西安新闻检查所不断罚它停刊，后来又勒令免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编辑职务，由国民党反动分子插手办报，《国风日报》从此失去它原有的风格。
景梅九在辛亥时期，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不遗余力，从阎拥袁称帝开始，二人即分道扬镳。1947年，景梅九因反阎赴南京请愿，始知蒋阎乃一脉相承,1948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他本拟赴广东参加民革的活动，但因妻子病危，遂返回陕西。后被特务监视，行动受到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济深曾邀景到京工作，景梅九因病未能成行。1951年，景自动申请到天水参观土改。在土改中他受到深刻的教育，焕发了青春，下面这首诗记述了他与平民结交朋友的喜悦心情：
黾勉从公一老人，恃强犹觉是青春。
生今反古愁回顾，舍旧谋新敢效颦。
盛世岂容豺虎乱，群情应向刍荛询。
同心如许平民侣，德不能孤必有邻。
后来，他被邀请为陕西省政协委员，参与政事的协商讨论。1961年因病去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