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徐海东的婚恋奇缘

徐文惠口述窦忠如整理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大名鼎鼎”的开国大将徐海东，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领袖，群众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更加神秘的“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虽然没有像夏伯阳那样最后杳无音讯，但是他自抗日战争中期就因伤病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至于其与三个女子传奇的婚恋奇缘，更是历经半个多世纪也鲜为人知。年逾古稀的徐海东之女徐文惠老人首次披露这一史实，实在是弥足珍贵。

三个姐妹三个妈

我们姐妹三人是三个妈妈生的。

大姐徐文金是大妈生的，大妈徐田氏（原名田得斋）也是地下党员。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父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被迫离开家乡，大妈随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当时大姐只有两三岁，也跟着大妈被关进了大牢里。1931年出狱后，大妈听说父亲已经牺牲了，徐家先后也有66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了生计她只好隐姓埋名带着大姐改嫁到一户姓高（戴）的人家。直到1951年春节前，大姐才被我们找到，大姐本来想让父亲帮着在城里找个工作，父亲说：“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负担还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能搞特殊呢？再说，我们流血闹革命图个啥？现在农村有田地种，有房子住，穷苦的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你回到农村与乡亲们一道种田有什么不好呢？”就这样，大姐一家人一直生活在湖北省大悟县新城镇的灿金套村里。

除了大姐外，人们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二姐，叫徐文玉，父母对我们家教很严，从来不准我们叫哥哥姐姐的名字，直到现在我也是叫大姐或二姐。二姐的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妈，叫夏国钦，是地方妇救会的一名干部，她非常喜欢我父亲。当时，父亲听说大妈已经被国民党杀害了，就跟二妈结了婚，后来知道二妈是已经嫁了人的人，就离开了她。当时，父亲并不清楚二妈已经怀了孕，直到前些年我们下乡寻亲时，才意外地找到了这个二姐。

我妈妈叫周东屏（原名周少兰），是父亲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时认识的。妈妈是河南人，出生在安徽，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10岁时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2岁逃出来参加革命。妈妈年轻时像个男人，干事风风火火，心直口快，性格也很倔强。当时，农村女人嫁人的在脑后挽个髻，没嫁人的就扎两个辫子，妈妈却把头发剪成短发，所以人们都叫她“周披毛子”，这个称呼比她当13个乡少先队大队长还响亮。说到妈妈和父亲的姻缘，还要从1934年说起。

路遇“七仙女”

1934年11月15日，妈妈和张秀兰、田绪兰、曾继兰、余国清、曹宗凯、戴觉敏七个女看护，当时人称“七仙女”，在红二十五军医院副院长吴子兰带领下来到军部所在地罗山县何家冲，军首长告诉她们组成一个随军医院，每人准备两双单鞋和三天干粮，第二天跟随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去打远游击。

踏上长征路的第三天，红二十五军就遭遇到东北军九个师和对鄂豫皖根据地实施“追剿”的敌五个支队共40多个团兵力的围追堵击。红二十五军为了迅速实现战略转移的目的，长征一开始就是远程急行军，这使妈妈等七名女看护只能是疲于奔命。在红二十五军接近平汉路时，军参谋长戴季英派人找到妈妈等人，给每人发了八块大洋，要求她们留在当地，找个良民之家或做女儿或做儿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七仙女”一时都傻了眼，胆大泼辣的妈妈擦着眼泪把大洋摔在地上，与来人吵了起来：“回去？回哪儿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要让我回去当童养媳吗？”正在吵吵嚷嚷时，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传来，妈妈见是父亲骑马而来，就哭诉起来：“参谋长偏心眼儿，就偏着他的三寸金莲，把我们几个给撇下了。”妈妈说的三寸金莲，是后来与戴季英结为夫妻的张秀兰。当时，张秀兰已与军参谋长戴季英相爱，两人感情正处弥笃之时。妈妈接着说：“红军打仗总会有战士受伤，战士受伤也需要我们这些看护啊。”听了这话，父亲沉思片刻，挥着马鞭朝前一指，说：“还愣着干嘛，快赶队伍去呀！”就这样，妈妈她们这“七仙女”又加入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中了。

烽火恋情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庾家河遭遇了一场恶战，那场恶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在这场恶战中，父亲被一发子弹从左眼下方钻进又从颈后穿出负了重伤。

医生为父亲用药止血后，发现父亲的喉头被血块和痰堵塞住，一时呼吸不畅，医生急得手足无措。这时，心直口快的妈妈说：“让我来试试。”于是，妈妈趴在父亲身边，用嘴一口一口吸出了父亲喉头里的血块和痰迹，使父亲转危为安。此后，父亲昏睡了四天四夜，妈妈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细致地为父亲擦洗身体，更换衣服，还不时地给父亲嘴里添些温水，终于使父亲起死回生了。在父亲醒来的那一刻，妈妈激动得两眼泪花，一个劲儿地说：“醒过来了，醒过来了，首长醒过来了！”好像睡了一大觉的父亲，醒来后见到眼前的妈妈，还奇怪地问：“现在几点了？队伍该出发了吧？”妈妈当时没有表，也不知道几点钟，就摇了摇头，随后又生气地说：“你只知道出发打仗，不晓得自己差点……你昏睡了四天四夜，真把人急死了！”父亲见妈妈一脸纯真的样子，就轻轻地笑着说：“我可没着急啊，这不是睡了一个好觉吗？”妈妈知道父亲受伤的是危险部位，就用手势止住了父亲说话，她担心伤了父亲的脑神经。可是，一心挂念队伍的父亲，却不管自己伤得如何，就喃喃地说：“你去把政委找来。”妈妈说：“政委早说了，只要你安心养伤，不……”没等妈妈把话讲完，父亲就打断她的话茬儿，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妈妈一时不明白父亲问话的含义，大睁着眼睛回答：“是啊。”于是，父亲虎着脸说：“快去，把政委请来。误了军情大事，是要开除党籍的。”其实，妈妈也明白军情事关重大，她也正要向政委报告父亲的伤情，就急忙跑向政委吴焕先的住处去了。

吴焕先政委等人和父亲商议军情后，妈妈就送吴政委等人走到了门外，吴政委回头交代她一定要好好看护父亲，劝父亲安心养伤。妈妈说：“徐首长脾气犟，整天躺着他忍不住，不仅不听医生看护的话，反过来医生看护还得听他的。”吴政委说：“那可不行，伤病员哪能不听医生看护的呢？”随后，吴政委又笑着对妈妈说：“我把他交给你了，你得好好地管着他，以后我还要给你们做媒呢！”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妈妈只好红着脸低下了头。妈妈知道吴焕先政委平时很少和女同志说笑，那天他虽然说的可能是开玩笑，但还是让妈妈感到很不好意思。

在父亲受伤的两个多月里，妈妈按照吴政委的安排，对父亲照顾得非常细致周全，也摸透了父亲的老虎脾气。长期卧病让父亲心情时好时坏，心情不好的时候，医生和警卫员都怕挨骂，都躲着不敢见父亲，可妈妈却用女性的温顺，让父亲渐渐平息了火气，也听从了她的安排。不过，在葛牌镇的一场遭遇战中，父亲又发起了虎脾气，因为警卫员听到枪声就急忙要扶父亲上担架，还拦着父亲不让他到指挥所去，父亲急得大喝一声：“走开！”见到这种情况，妈妈就比较了解父亲的脾气，她向警卫员使个眼色，一起扶着父亲爬上后山的指挥所。激战胜利结束，红二十五军再次转危为安。晚上，父亲和战士们一起围坐在火盆旁边烤火，想起白天妈妈和警卫员扶他爬山的情景，又笑着说：“今天多亏你们俩帮着我，要不那么高的山，那么大的雪，我可真爬不上去哟！”警卫员说：“要不是周看护提醒我，我拉你上担架还来不及呢！”父亲笑了，说：“你呀，什么也不懂！还是小周懂事。你想想，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还能当孬种躺担架，只顾自己逃命？”警卫员回答说：“首长，你不是伤员嘛！”徐海东严肃而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我这人就是打仗的命，一打仗病就好，伤口也不痛了。”笑声未落，父亲又痛得“哎哟”一声，说：“你看，你看，这会伤口又痛了，真他娘的……”望着父亲大笑时露出两个酒窝，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应该说，妈妈是在护理父亲的过程中，渐渐熟悉喜欢上父亲的，父亲这只战场上的大老虎，也在妈妈面前变得温顺多了。他们俩虽然彼此爱慕，可一直都没能表露过，直到妈妈完成护理任务准备回军医院时，她还郑重地问父亲：“首长，对我的工作可有什么意见吗？”父亲却憨厚地说：“谢谢了，小周，下次我负伤还叫你来。”妈妈一听就急了，说：“净说不吉利的话，你可不能再负伤了呀。我……”父亲则认真地说：“那可难说，军人就得随时准备流血负伤嘛！”忽然，父亲又说：“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提一条。”妈妈问：“什么？”父亲说：“我觉得你的名字不好听，什么兰呀花的，不像个红军战士的名字。”妈妈笑盈盈地望着父亲，低声说：“这个名字，我也不喜欢，以后改个名字就是了。”

1935年，父亲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与刘志丹会师后，就和妈妈结了婚。再后来，妈妈到延安要进党校学习，我堂哥徐文初提议妈妈改名周东屏，意思是作为父亲徐海东的生命屏障，既保佑父亲今后安康，又保佑徐家后人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