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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闾蘅
人的记忆有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释，但有些人与事却随着岁月沉淀而日益清晰，成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影响你的言行或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大伯、大妈：张学良、赵一荻。
我们张家真是一个大家族，后来我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亲戚。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我父亲张学森在张家中行五。我们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湾，我当时年幼，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来，离开熟悉的环境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贫穷的小岛上。我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搬到台湾，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成为一种互相依赖。不仅仅是血缘维系，而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湾继续上小学，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大约是1954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我一张纸条，说妈妈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我很高兴，因为这个中心诊所是台北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院长是我们远房亲戚卢致德，他的手下有个厨师，会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时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预订的。我以为一定是妈妈让我开开“洋荤”。
我到了诊所，寻思不对，妈妈在医院楼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问才知道，不是来吃西餐，而是来看“大伯、大妈”，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看到妈妈及家人焦急的样子，同时也觉得好奇，“大伯、大妈”长什么模样？一会儿，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见了背影。妈妈说：因为你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来到台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我无法理解：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记得奶奶常念叨说：你大伯、大妈被关在山里很长时间了，不知他们过得怎样？奶奶每每提及“大伯”总是神情忧伤。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家里人时常提及大伯、大妈，好像他们住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竹东的大山中。台湾当年的交通远不及今天这么便利，新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是很遥远了。大伯、大妈在人烟稀少的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呀！
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做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心里甚感不平的是，这个“政府”真不讲道理！为什么把我们的长辈关了那么久？见一面跟“做贼”一样。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妈的模样，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是我留学后第一次返台省亲，也正是这一年，我在家中与大伯、大妈见了面。听家人说，大伯、大妈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家坐坐。
说是正式见面，毕竟隔了两代人。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虽为异母兄弟，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嬉戏打闹的顽童一个。经家人介绍、寒暄之余，我看着两位长辈，岁月的沧桑似乎都刻在他们脸上，大伯的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这次回台湾，与大伯、大妈见了两三次，我就又回美国纽约。现在想来，当时见面，没有好奇与激动，仿佛原本就熟悉并无陌生感。淡淡的问候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妈对亲情的渴望和希望同张家晚辈即我们姐妹聊聊天……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大伯知道我在美国留学，见到我是否会想起他们在美国的儿女呢？我不知道。但他看似不经意的凝视眼神，却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
读完大学，找到工作。我已习惯美国的生活节奏与环境，如果不是生了一场病，我可能会一直待在美国。在纽约期间，一入秋我就伤风，越冷越严重，吃什么药也不见好转，美国的大夫建议说，最好换个环境，到温暖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否则很难恢复。没办法，我只好回台湾，想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在外一人又多病，还是家好，这样我又回台湾了。
1967年，我回到台湾，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人，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热闹。最常来的总是大伯、大妈。1964年他们在台湾经历了“离婚”“结婚”，人生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相依相伴形影不离，已到无欲无求的境界。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我们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去看看……这一想法，彻底改变了我所有的计划，这也是后来我决定到香港发展，并在1979年冒着风险返回祖国内地的初衷。
现在想起那段与大伯、大妈在一起的时光，令人难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块地皮是他买的，那栋房的格局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自然倾注了他的情感。在他们家里，除了吴妈——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人，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在大伯家的外围，也布满警卫，不让外人靠近。我们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当时我真是无法理解，看着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心里很压抑也很气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
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逢年过节。每到年三十，我们与大伯、大妈一起在北投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大妈忙里忙外准备年夜饭，她烧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绝，小巧精致、香甜诱人。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均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捂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他手里，看我们沮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耍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时，玩过了通宵，亦不知疲倦，而我们都东倒西歪了。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爱热闹、爱玩、爱生活。有时我会想，那些囚禁的日子、与世隔绝的时光，大伯、大妈是怎样熬过来的？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呢？
后来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湾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奶奶、妈妈、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的逗乐的事……在他的讲述中，张家的“老事”、人与物似乎都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那些原本遥远、陌生的人与事，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台湾的张家后人来说，慢慢变得清晰似可触摸。
日子久了，我与妹妹闾芝成为大伯最好的倾诉对象。常常是我们三人聊，大妈有时就避开，因为她一见我们总是谈《圣经》或上帝，别说我们，有时大伯也烦，就打断她说“换个话题”。我理解大伯，他在漫长的囚禁生活中，除了大妈，无人可聊，他是靠回忆、靠读书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他的周围全是看守监视的人，那些人还时时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谈”！大伯的心里积存了太多太多想说的话。
记得有一次，大伯笑着对我妹妹说：“你大姐一回来，那批跟班可忙坏了！”因为我好交际，朋友多，只要我回台湾，家中便“高朋满座”热闹无比。大伯来了，很开心地看着我们，并不时与我的朋友聊上几句，这让那批“跟班”的非常紧张，当时，凡是与大伯说过话或见过面的人，都是“跟班”们调查的对象，都必须一一询问，记录在案。“跟班”们知道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向我盘问，常常问家里的佣人、司机或楼下看更打听，但他们哪能百分之百地掌握实情，有很多时候，我有意弄虚作假，这些大伯都看在眼里，心里跟我一样得意高兴！
调皮爱热闹的性格跟我们这批年轻人一拍即合，只要我们在，大伯几乎每天都来。这也是大伯喜欢到我们家的缘故吧。有时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时上楼来催，大妈有些紧张，可大伯正聊得兴头，故意装听不见，能多待一会儿，他就多“赖”一会儿……每次看到大伯如贪玩的顽童不愿“回家”，而“跟班”的又不停地催促，心里又痛又恨！大伯、大妈已经被他们囚禁了那么久，为什么还不放过他们？这种“管束”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呢？听大伯讲，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唯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连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家有一个“顽童”般的大伯，喜欢与他聊天，听他讲故事。只要你跟他待一会儿，你就会被他的睿智所吸引。
我常对自己说，我真幸运能有这么一位长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他对我们的呵护、关爱，细微无声，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他认为我们做得不对时，最多说一句“你们不懂”或“糊涂”，然后他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像对朋友一样娓娓道来。从他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伤，音落神凝。即便现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伤感神情，我的泪水仍会夺眶而出。他的心时时牵挂着两边，一边是他的老家故土，另一边是远在他国的儿女……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我呢，1979年“贸然”进了大陆，乘火车去了广州。
这是我自1948年离开天津，第一次返回内地。回到香港后急不可待飞往台湾，想把我在内地的所见所闻告诉大伯。见了大伯后，还未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吓了我一跳！我进内地没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我，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况，是要大伯找我核实。大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但除了大伯，始终也没人找过我，他们知道问也白问。
有惊无险，反正也是“记录在案”，我依旧不管不顾进出内地。我去了许多地方，也认识不少新朋友，大伯说过的地方，我都会去看看、听听。回台湾后，赶紧一一告诉大伯，我就是想让大伯多知道些曾经在他梦中牵挂的人与事。1982年，我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他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认识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听了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另一位是万毅。说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历经多年隔绝之后，大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在台湾，我们与大伯这种特殊的关系，这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但我心里清楚，是大伯的言行影响和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和妹妹闾芝的人生。我曾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为他多做点事，让他心里的愿望得以实现。这就是多年来我奔波于途的使命感。
大伯、大妈后来去了夏威夷，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同沐浴着阳光与海风，这样自由自在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来得太晚了！我是看着他挽起袖子生气勃勃的躯体日渐枯干，炯炯有神的目光在悄然暗淡……我读懂了什么叫“力不从心”！我无法阻挡时间的脚步，在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也画上了人生句号。大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只有我知道，大伯的有些愿望是永远无法实现了！每每念及，潸然泪下，伤感无限！遗憾无限！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年了。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我大伯人生“大起大落”的转折点，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用枪扣押了“上司”，逼其抗日；又抱着牺牲自我的精神，面对遥遥无期的“管束”，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在许多人的眼中，他们是曾经的风云人物，的确，他们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着：早年是他众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在台湾则是一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人生起伏，荣辱烟云，坦然处之，这就是我眼中的张学良、赵一荻，我可亲可爱的大伯、大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