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幸存者的自述

杨占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中国犯下了数不清的滔天罪行，辽宁抚顺平顶山惨案就是其中之一。惨案发生时，我正在日本人开的矿上当矿工，日本兵血洗平顶山，我身受重伤，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得以逃生的。

我的原籍是热河省，自幼家贫，父母双亡。15岁那年，家乡闹起大灾荒，人们四处逃荒。我也跟着跑了出来，一路要了一个来月饭，才走到抚顺，找到早年流落抚顺给日本人当了矿工的三个哥哥。从这一年起，我也变成了“煤黑子”；几年后，我的其余几个兄弟也都陆续来到抚顺当矿工。我们兄弟八个先住在杨柏堡，后来杨柏堡要揭盖（开拓露天矿），就搬到平顶山去住。其间，兄弟们先后成家，我们一家发展到24口人，我在弟兄中排行第六，人们就唤我为六哥。

1932年，我36岁，那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夜晚11点多，一阵阵“冲呀，杀呀”的喊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这天夜晚月亮正明，我爬起来往窗外一看，一群群的人，身穿土布衣，头上包块布，有的手拿梭镖、大刀，有的肩扛大扎枪，也有两三个人抬一门土炮，还有少数骑马的，从平顶山大街上飞快地穿过。头一回看见这样的一帮人，心里很害怕。这是什么队伍呢？会不会伤害老百姓呢？我偷偷地溜到房后的苞米地里躲了起来，看看这帮人究竟要干什么。他们敲敲老百姓家的门，人家不搭理，也就走了，只是嘴里不停地喊“冲呀，杀呀”，看上去不像是“胡子”（即土匪）。一会儿，栗家沟的把头店铺着火了，腰截子的日本街也着了火，接着，枪声大作。这时我明白了：是最近以来所传闻的救国军、大刀队来杀日本鬼子的。打了一阵，看来他们是打不进去，匆忙沿着原路往回跑。这一夜乱哄哄，一直闹到天亮。

天一亮，一切归于沉寂，人们三三五五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大刀队打日本鬼子，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出去一看，只见从平顶山到东岗这一路遍地尸体，大刀队伤亡相当重。而日本人只死了几个。我们把抗日军的尸首给收拾起来，一直抬到晌午才收拾完。我回家正准备吃中午饭，忽然来了几辆满载日本兵的大卡车，在平顶山的北头停下。日本兵一下车，立刻把整个堡子包围起来，不许进也不许出，然后分成十几伙，从北头到南头，挨门挨户把老百姓赶出来。我全家除四哥杨占青在栗家沟没有回来外，23口人全被赶到了街上。此时街上乱作一团，嗷嗷乱叫，日本兵用脚踢，用枪托撞，拼命赶着人群向前走。我看有不少人身上还背着被，手里拿着点值钱的东西，而我却什么也来不及拿。走不几步，看到我的邻居一位老太太，因小脚走得慢，被日本兵一刀刺过去，立刻倒在血泊里。房子也被点着了，熊熊烈火烧红了半边天。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从哪里招来这么一场大祸呢？我不敢往下想，一切听天由命吧。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日本兵会用机关枪来对我们进行集体屠杀。

约在偏午时分，我们都被赶到牧场草坪上。草坪的北头是牛奶房，有铁丝网围着，西头是两丈多高的山崖，只有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我们在草坪上一家挨一家地坐着，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架了两个带脚的东西，上面各蒙一块三角布，我心里犯了猜疑，有人说那是照相机，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在这紧张时刻，一个军官模样的出来气汹汹地哇哇大喊，人们虽不知其意，但此时的气氛令人警觉起来，知道事情不好，立刻引起一阵骚动。正在骚乱之际，日本兵把架子上的三角布揭开，有人一声尖叫：“不好啦，鬼子放机关枪啦！”话还没有落音，有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嚎叫一声，立即“突突突突……”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没等我定神，我旁边的一位山东老太太举起血淋淋的双手，倒了下去，接着我老婆也中弹了。我俯下身去，只听她说：“你早不听我说，早听我说，昨天上姐姐家去串门多好！现在已经晚了。你赶紧抱孩子逃命吧。如果不再来子弹，我还能行，你快跑吧。”我说：“子弹这样密集，跑不出去啦！”机关枪一个劲地嚎叫，震耳欲聋，“突突突突……”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来回疯狂地扫射，一簇簇的人群倒了下去。我同老婆话还没有说完，就觉得左臂一凉，一个子弹穿进去了，同时我老婆又中了第二弹死去，躺在我两条腿上。我左臂流血很多，痛不堪言，头也昏昏沉沉。我不知道紧挨在我旁边的弟媳什么时候受了伤，只听她对我说：“六哥，起来吧，让他们打死痛快，何必这样受罪呢！”她挣扎着坐起来，没等坐稳，一头栽下来，压在我头部和胸部，死去了。弟媳的鲜血直往我的身上、嘴里、眼睛里流，一会儿便把我眼睛给蒙住了。这时，我身上压了好几个死人，上半身是弟媳，下半身是我老婆，弟媳和老婆的上边又各压有死人。我压在最底下，透不过气来，汗珠和血水混凝在一起。我左臂负伤后的痛苦，我觉得还差一些，最使我难受的是死人的血水不时从我脖子流过，那种滋味是没法形容的。在这样的时刻，是死是活，已不容多想，我也忘掉了死亡的可怕。至于我一家人谁死谁活，我也一概不知了。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死人压的多，从我弟媳躺到我身上后，日本兵的机枪子弹就没有再打到我，这样，机枪疯狂扫射的头一关躲过去了。

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就架在我们眼前，一挺机关枪只配一个刽子手，我一共只看到两挺，但是后来有的人说有五六挺。日本兵的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还相当远的东、西两侧山头，目的是防备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被害者。

机枪连续打了一阵子后停了，我在昏迷中听到日本兵咕噜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一会儿又听到汽车的马达声，我想这一定是鬼子兵屠杀完要走了。最后一辆车刚刚开走，我听见有动静，是没死的人开始挣扎呻唤。这一下糟了。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死，马上把车头一转，再来第二次屠杀。这一次屠杀比起机枪扫射要惨得多。日本兵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北到南挨个地往人们身上刺。我睁不开眼，也不敢抬头看，只听鬼子“库啦、库啦”的喊杀声和刺刀刺到人身上的“克哧、克哧”声。刺到死人身上，只听到“克哧”声，没有反应；刺到活人身上，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特别是刺到孩子们身上，听那小孩的哇哇尖叫声，人间再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了。刺杀声越来越近，很快轮到我了。我想这一下算完了，爱怎么刺就怎么刺吧。我咬紧牙，屏住气，等着他们刺。只听得“克哧、克哧”两下，都刺到我身顶的死人身上，我当时被压在最底下，全身沾满了血，日本兵以为我早死了，这样我又躲过了第二次屠杀。但是，我的几个哥哥这次全死在了刺刀下，我清楚地听到他们遇刺后的惨叫声。我又听见一位摊煎饼的山东老大娘，临死前还痛骂日本兵：“他妈的，操你娘……”第二次屠杀，一直刺到太阳快要落山，鬼子才收兵登上车回去。

这次日本军车开走，再没人吱声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听到有点响动。我意识到日本人确实走了，才使尽全身力气，推开身上的尸首，挣扎着爬起来。我的眼睛被血糊住，费了好大劲，才把眼睛张开。睁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死的人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膛开花，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身受几十处重伤，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未死的人有的在作绝命前的惨叫，有的发出低微的呻吟声。还有各种各样没法形容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再往远处一看，平顶山堡子全被烧光了，只剩下一点余火还在燃烧。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血腥味，夹杂着机枪射击后的硝烟味，扑鼻而过，令人痛感分外凄凉。

这时，天下起了蒙蒙雨。我翻看了一下，我一家23口人，除我而外，当时就剩下两个小丫头还活着，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吓得发痴，不知哭也不知怕，面无人色，双眼红肿，走是走不动了。我先抱走一个放在高粱地，回来再抱走一个。就这样在夜色茫茫里，我又饥又渴，又痛又冷，领着两个孩子，从虎口里逃了出来。

我漫无目标地往南走去，在一个破庙里遇到了两个难友。他们也是刚刚逃出来的，一个姓赵，一个姓王。姓赵的断掉左臂，姓王的下颏整个被崩掉，用手托着，流血不止。我看他们俩够呛，逃出来也活不成。

一个月后，我发现我一家人又逃出了两个：侄女杨小丫，侄儿杨春明。当时他们都被打得昏死过去，小丫打伤了腿，春明伤势极重，受伤20多处。春明是在后半夜才醒过来，当时渴得没有办法，是双手捧着自己撒的尿往嘴里喝，才咬紧牙爬了出来，真是捡了一条命。另外，还有我的一位亲戚赵树林，一家只剩下他一人，当时才11岁。据他说，他被压在死人身子下面没有受伤，那天夜晚他没有走，在死人堆里守了一夜，他看许多人没有死，爹呀娘呀乱叫，渴得要死，他就一回又一回地替他们寻找水喝，其中包括我的二哥。天快亮的时候，我二哥告诉他：“快跑吧，天亮后鬼子还要来，我是不能走了。”这样，他才走开。这个孩子以后就在我家养大。后来，我又听我四哥杨占青说：第二天日本兵又赶回来，雇了一帮朝鲜浪人用汽油烧尸。他亲眼看到里边有不少没有死的，只是断了腿或伤势较重，走不了的，朝鲜浪人用火钩式的大钩子，把他们同死人一样钩起来叠在一块，浇上汽油一起烧掉。

我一家24口，除我四哥例外，仅逃出五人，已算万幸了，有不少人家一个也没剩，例如姓徐的一家，36口，统统被杀光了。这笔血海深仇，我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