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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田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对少年时期的一段亲身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1928年初，我出生在上海虹口区克明路一个教师家庭，因而入学较早，小学五年级跳班考进育才中学。1941年夏天，母亲吐血病故。第二年我上高一时，有了一位继母。父亲收入微薄，五口之家，糊口也很困难。我开始走上“打工”之路。通过报纸的招收栏，我到一家牙科私人诊所当学徒。主人是位日本留学生，对待学徒非常刻薄。每天打杂不说，吃饭定量供应。饥肠辘辘，让人难以忍受。
1943年正月里的一天，我在上海苏州河边光陆电影院附近的墙上，看到一张杏黄色纸。那是一个幅面很大待遇诱人的招工启事。招工单位署名是“关东州劳务协会”。其招收对象是铸、车、钳、刨等技工。也招“养成工”，年龄是12岁至16岁，要求有初中以上文化。“启事”说，“关东州大连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株式会社所属各厂待遇优厚，粮食有大米、小米、玉米、小麦……技工待遇每月在七八十元以上，养成工三十余元”。（比上海一般技工收入高两三倍）又介绍“膳宿免费，养成工还可保送上学深造，一经录取，即发给被服鞋袜和安家费”。
我想去外地闯闯。那待遇和学技术的条件不能不使我动心。没想到这念头给我带来的却是一段痛苦不堪、刻骨铭心的记忆。
报名处在提篮桥朝东，杨树浦路的东方旅社。那是一家开在短弄堂里的小客栈。门口有一张白纸告示：招工报名处在二楼。二楼光线很暗，我听到一个房间里发出叮当的声音。从门外看去，有一个人在挥锤打铁。边上站着几个观看的人。原来是在当场“考核”技工报名者操作上的熟练程度。我走进另一个房间，空荡荡无甚摆设。问话的是个中国人。他问我是否上过学。当我说上过中学四年时，站在窗口的两个穿日本军便服上装的人对我注意起来。问话人向我介绍，一位是相马先生，另一位是渡边先生。戴金丝眼镜的相马先生走过来，饶有兴趣地用英语问我：“你能讲英语吗？”我在教会小学和英人办的育才公学（中学）学过几年英语，虽然荒疏了一段时间，简单的会话尚能说几句。相马笑着说：“大连很好。将来还可以送你进学校。”他同渡边说了几句。渡边也露出很欣赏的笑意。相马又对我说：“到了大连，我会去看你的。”
那个中国人说：“相马和渡边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决定录用你了。你先去办报到手续。”我说我想回家说一下，他说报过到再回家好了。
从室外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带我出了旅社，朝马路西边走去。在高阳路附近的华成路，他带我走进华成里。弄堂顶头的石库门房子，门牌是10号。跨进门槛后，他把我移交给一位张先生，自己就转身走了。
用三夹板隔成的靠楼梯的小办公室，开着电灯才明亮一些。张先生问了我的姓名年龄，读过几年书，做了记录。他的态度很和气。他告诉我他叫张国梁，我到了大连，有什么事可以写信给他。张的年龄，看上去不过30多岁。他好像很为难地不同意我回家。但又说可以代我通知我的父亲，要他来一次。这是特别照顾。还说这里一日三餐，住上几天，另外发安家费20元，棉衣裤、鞋袜和被子。
另一个男子送我上二楼临时宿舍。在客堂间（隔成两个小间和一条过道）里壁的楼梯中间有一道未上漆的又粗又厚的木栅门，那人打开门上的大锁，叫我自己进正房休息。随即又听到他的关锁声。那声音好像给了我当头一棒。
屋子里是乱蓬蓬的草铺。已有十七八个人靠墙而坐，也有躺着的。他们让出一角让我坐了下来。我发现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有几个人愁容满面。这使我隐约地感到前途未测。朝天井的窗子，钉着很密的木条，我的心里又打了个问号。我第一次尝到了关押的滋味。大小便只能在门外的木桶里。开饭时有人送上来。听送饭人的口气，他是外面包饭做（小饭铺）的伙计。送来的饭是黄糙米饭。一面盆卷心菜，一面盆卷心菜汤。
当天下午，我被喊下去领东西。一套黑棉衣裤，一条两面可盖的薄被，一双无后跟的粗纱袜和一双力士鞋。被子里不是棉胎，而是烂棉花，睡了一晚就拱成一团。
第二天我在楼下见到了父亲。他神色黯然地说：“你一定要去？”张国梁在旁说了一些安慰话，父亲给我带来一只小箱子，这是我上初中时母亲买给我的，装着她生前替我结的毛线衫，还有几册课本。我一定要他把20元“安家费”带回去。
在华成里10号住了将近一个星期。一个早晨，我们被喊到楼下站队。大门外守着四五个人。未见张国梁人影。门外传进几句日语，有两个人走过来，拿来一捆绳子，依次在每个劳工的左臂上绑了一圈，然后叫我们出门。我们走在路上，两旁行人驻足观看。押我们的人中，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说着日语，大约是日本护士。当我们走到公平路“关东州劳务协会”门口停下时，她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她又出来，在我们臂上打了不知是什么名堂的防疫针。又有几路劳工被押送过来。总有一百多号人。我们是在公平路码头解下绳结的，并上了一条名叫“青岛丸”的海轮。
“青岛丸”上伙食极差，管事的又很凶。一天两餐都是加几颗黄豆的咸粥，由于呕吐，只能咽上几口。大约是第三天到青岛，下客停泊一天。劳工们不准离开甲板，只能望望四周湛蓝的海水。第五天才到大连。
大连埠头外的广场，寒风飒飒，人烟稀少。南来的劳工，蜷缩在一起。一个多小时后，我和其中二十来个伙伴，由人带到了从火车天桥过去的大连铁工厂。这是一家小厂，厂外转角处有一座铁路旱洞。街名是日本化的，工厂的地址叫荣町二番地。
我被分配在翻砂间（铸工）当养成工（徒工）。当天由一个镶一颗金牙戴日本战帽的苏翻译领我们去邻近一家小面馆吃了一碗炸酱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下午，苏翻译和一个劳工大组长领我们去住地。火车经过沙河口小站，到了周水子小站，大组长说下车了。
我们住进一个小仓库般的房子，地下铺了草，人挨人睡得很挤。那晚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粉掺糠粉），漂几片白萝卜的清水汤。
在周水子住了不到两星期。沙河口春柳屯的土坡上，成了我们的歇息之所。这里有几百号劳工，全是从关内南方“招来”的，干活的地方有好几处。住的是一式的长条土坯屋，约有七八条之多。里面是上下左右四条通铺。下铺是炕式无火洞的垒土，上铺是茅竹和竹片扎成的。
每天由大组长带队，步行去荣町上工，路上要走三刻钟左右。伙食也没改善。一早发两个窝窝头，几片萝卜条，午饭也包括在里面了。晚上是定量分发的碜牙的橡子面和不知什么掺在一起的稀粥。招工启事上所说的大米、面粉根本看不到。后来听当地老乡说，老百姓吃大米也是“违法”的。只是在4月的“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苏翻译到大伙房来，向劳工们每人分给二两不到的面粉做的“白面馍”和一小块炸鱼。
翻砂间浇注铸件的铁水，是人工从高炉口抬过来的。同我一起分配来的一位姓张的小工，头一天就挨了日本监工的“马果”（用拳头击脸部）。他和别人抬一个蜗形桶，起步时脚一弯，铁水泼出一些，但没伤到人。日本监工就从瞭望哨似的小间里走出来。此人手里总是拿一根寒光凛凛的钢丝棍，指指戳戳，一双鹰眼充满凶光。上海劳工暗地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张三槐。因他的嘴脸像猴。旧时有一种迷信色彩的赌博叫“打花会”，其中有个猴怪就叫张三槐。打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张三槐不但打人“马果”，还喜欢握住对方的手，来上一个日本式的“背包”，把人摔倒在地。苏翻译也打人，当地的，南方骗去的，都被他打过。有时日本人不在场，他召集劳工们讲话，也会说些好听的话，什么“咱们都是中国人哪”等等。好像他打骂工人是“没有法子”，出于无奈似的。
我与当地两三个童工一起做泥心模子。有时也干筛黑砂的杂活。有一个姓金的朝鲜少年，对我很友好。听说他是来实习的。我把泥心捏坏了，他不责怪，还露出善意的微笑。有一个比较调皮的童工，叫我“南蛮子”，他叮咛我，监工一来，手不能停下。他还将自己带来的大葱和咸酱分给我吃。
一个月以后，上下工不由大组长押送了。每天进厂，要把“打钟卡”放进一只像信箱大小的考勤机里，叮铃一声，卡上的格子里就打上了上工时间。迟到几分钟，这一天就白干了。
就这样，到了月终发“关饷”（当地工人指工资），我仅得六七元关东票。那些当技工的劳工，也比本地工人拿钱少，每月只十七八元。什么膳宿免费，养成工每月三四十元，保送上学……我这时才明白全是骗人的花招。
从咽不下“窝窝头”到不够填肚，从轻信纸上的谎言（招工启事）到现实的教训：挨饿、挨打，全身爬满虱子，没有地方看病，手和脚都害了疥疮并溃烂。我接受了两位伙伴的逃亡计划。一位是本地工人，另一位是比我早来半年多的上海劳工顾维定。顾对我说，去年骗来的人，吃不饱又挨打，夏天当掉了棉衣，天冷时无钱赎回，许多人熬不过去，都冻死病死了。与其这样等死不如闯闯。他认识一位本地工人，准备一起逃到奉天（沈阳）去找活干。也许还有希望逃进关内。我也有闯闯看的念头，所以一拍即合。我们各自溜出厂门（因为倒废渣是在厂外的一块空地上），在约定的僻静处会合，然后搭上一辆有遮篷的骡车，向周水子火车站奔去。一路上我们探望着篷外，心里都很紧张。到了周水子，由那位本地工人买了三张去奉天的车票，“顺利”地进入月台。我们获得了片刻的自由，管不了明天怎样。月台上空荡荡的，好像没有别的旅客。出奇的空旷。
火车隆隆地开进小站。“快跑！”顾维定眼尖，他喊了一声，扭头飞逃。我还没反应过来，只见身前一节车厢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朝我奔来。我一回头，又见另一节车厢下来的是大组长。三人逃跑计划彻底破产了。顾维定没有抓到（以后也一直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我和那位本地工人没有跑掉，被麻绳捆了起来。三人的秘密不知怎地走漏了。也许是我们溜出厂门后被人告密。但怎会算得那么准，知道我们会在周水子上车？
大组长们先把我们扭到周水子“官吏派出所”。那个坐在堂中的警官是东北口音。他问了我姓名年龄哪里人，为什么要逃跑，等等。我的回答（现已忘记）竟使他笑了起来。临了他关照抓我的两个人：“还是小孩子，你们不要打他。”
在回来的火车上，他们的口气似乎缓和一些：“想逃是逃不掉的。”大组长把我押回春柳屯工棚。另一个押着我的同伙去厂里交差。
当晚，我的双手仍被绑着睡觉。
第二天，大组长把我押到厂内制图室外面的小间。那位本地工人已站在那里。小间里有自来水龙头。脸色铁青的苏翻译，先叫那位工人盛了两面盆水，又叫我们把它托过头顶。时间一长，我支撑不住，两手晃摇，冷水从头顶淌下，湿透全身。早春天寒，这种特殊体罚，至今难忘。苏翻译问，是谁出的主意。本地工人一声不吭。我不知怎么脱口而出：“我想回家。”苏翻译冷笑：“看不出你这小孩还很会讲义气。”他拿着一段很短的橡皮管，狠狠地抽打本地工人的耳光，那工人给打得嘴上淌血，水流满身。他依旧不开口。苏翻译打得累了，走进制图室去。那工人对我以目示意，把面盆按在头顶上。隔了较长时间，苏翻译走了出来，我们又把面盆托起。里面的水有一小半已淌在我们的身上了。苏翻译叫我放下水盆，先回翻砂间去干活。他继续对那位工人进行拷问。
我回到翻砂间。张三槐吼叫着，打了我几个“马果”。在烘干泥心的小烘房里，我脱下棉袄。小伙伴对我说，挨打时要咬紧牙关，不这样，下巴会脱落的。
从此，我又开始了更为苦难的生活。没过多长时间我那几位熟识的伙伴都先后死去。
抬铁水的张小工，有次坐在离高炉很近的铁锭上号啕大哭：“我见不到我妈了。”他一边看信，一边擦眼泪。原是很棒的小伙子，却被张三槐打得吐血。夏天，他害腹泻，暴死他乡。
陈德，至多30岁，广东人，讲上海话。我记得他在铺位头顶土墙上贴了一张彩印耶稣像。他先是咳嗽不停，经常发烧，仍得上工。没有气力，又遭毒打。最后死在工棚里。
顾月亭，生前曾告诉我，他在上海时是泥城桥中法药房的练习生。有次路过新闸桥附近的赌台，进去看看，结果输光了钱。不得已，报名来到这里。他身体虚弱，终日唉声叹气。高烧不退，被疑是疫病而隔离，死于时疫医院。
五六月间，满身疥疮的我，突然腹泻高烧，处于昏迷状态。我被几位伙伴抬进了西岗附近的小医院博爱医院。总算活了下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自己得的什么病。打针使我两肘前后全是针核。那种针一打下去，从脚底热到上身。有的病人说，那是清血针。也有人说，你大概是斑疹伤寒。
高烧退后，才知道邻床的一位年轻人是晚期肺结核。他嗓音嘶哑，好意地把他没有动过的半两小馒头和一块鱼给我吃。我看到两三个年轻医生，轮流地用手指敲击他的胸部，似乎在临床实习。我看着他无声息地死在床上，被抬了出去。
住院十多天，我的头发几乎全部脱落。关节处一动就有声音，至今如此。绝望之中，我给父亲写信，求他去“关东州劳务协会”找张国梁先生帮忙，把我赎回家乡。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瘦骨嶙峋，放在铁工厂连轻活也干不动，我已榨不出油水了。
苏翻译把我找去，他先训我不能干活，又说：“上海劳务协会转来了你父亲的信，放人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我很同情你，所以对日本人说了。你再写封信回去，要你父亲马上寄钱来。寄给我好了。半年多的生活费，住院医疗费，安家费和被服费，还有来去的旅费。为了照顾你，寄三百元可以了……”
我终于在八月间由大组长送到埠头。一个人走上了“奉天丸”轮船。船到青岛前，大统舱乱起来，因为前面有条船触到水雷爆炸了。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套上救生包。我没拿到。总算没发生什么，我平安地回到上海公平路码头。上电车时我连踏脚板都跨不上去，一位乘客扶了我一把。
我又“复活”了一次，终于见到了家人。
父亲苦笑着说：“你回来了。回来就好了。”
我从继母处得知，赎身钱是父亲向各亲友借来的。
这就是我少年时的一场噩梦。我自己都没想到当时能活着见到我的家人，而且一直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