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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甫口述 汤其志 丁显臣整理
两次被抓
1943年，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一年，我因家乡河南睢县遭受了蝗虫、大旱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生活上的极端困难，而且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下，暗无天日，加之家中贫寒，父母患病，无钱医治，去世过早，因此我走投无路，只好到异乡逃荒要饭度日。第二年，在一次讨饭时被豫东大汉奸张岚峰部抓去。因怀疑我是共产党的探子，被弄到特务团遭到严酷的审讯拷打，一直把我打得昏迷过去。待我醒过来时，他们仍采取各种毒辣手段折磨我、逼供我。我认为反正都是一死，就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李介生（原名）是共产党的探子，我就是共产党的探子。”说罢，这些汉奸走狗要把我拉出去枪毙。在他们把我拉出去枪毙的路上，我因受毒打过重，又昏迷了过去。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认为我活不成了，就把我拉到商丘西关，推进了一个坑里。
不知过了多久，我又慢慢地苏醒过来，遍体鳞伤，只觉浑身疼痛，口渴难忍，就爬到坑边喝污水。之后，我又勉强爬到商丘大街，很多穷人看到我这种情况，表示同情，给我拿东西吃。在穷苦人们的照料下，我的伤情有了好转。伤势未愈，稍能行走时，我就又到商丘车站去要饭。在商丘车站讨饭时，又一次被警察抓去，弄到劳工收容所，这大概是1944年5月间的事情。我看到劳工收容所里被抓去的人很多，也说不清有多少。在劳工收容所里住了三四天后，警察就把我们三个人一组绑在一起，押上火车送至青岛。这一次被绑架送青岛的约有一百余人。
在青岛集中营里
我被押抵青岛后，关进了集中营。集中营里不要说有床，连个床板也没有。只有一排排小椅子，让我们劳工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根本无法睡觉。日本侵略者在青岛搜罗了很多小孩，让这些无知的孩子们在集中营里严加管制我们。这些孩子年龄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大多是十二三岁的小孩。我看到这些年轻轻的小孩，竟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心里憎恨极了，恨不得狠狠揍他们几下。
集中营里被关押的劳工很多，有七八千人。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两个多月监狱般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受尽了难以诉说的苦痛。在青岛集中营里，被折磨致死的劳工很多，每天都用马车往外拉死去的劳工。日寇为了掩盖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生怕造成影响，他们将死亡的劳工在夜间或黎明前拉出去，还每天让我们排队走动，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身体稍好些的集中到一起，准备运往日本去。
1944年7月28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我离开亲人、离开祖国，被押往日本去当亡国奴、当牛做马的一天。和我一起乘船押送日本去的劳工有一千人。
如牛负重的劳役
我们从青岛被押往日本后，在船上共行了十八天的水路。我心里如同刀绞，有说不出来的滋味，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夺眶而出。一路上，又有十二位同胞被摧残致死，尸体被日本士兵抛入大海之中。
到达异国日本后的第三天，我被编到日本秋田花岗矿山鹿岛株式会社中山寮土木系。当时，单在花岗矿山一处的劳工就有六万余人，日方为防劳工闹事和暴动，没有把我们全编在一起。我所在的中山寮，有一千名劳工，编成大队、中队、小队和班，设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和班长，都由劳工代表担任。中山寮还有八九个日本管理人员，天天像恶狗一样死盯着我们。
我们每天的劳动十分劳累，如牛负重，开山、开荒、修路、挖河等。挖河的活尤其多，他们给我们每人每天规定了挖河泥的数量，并要求把土抬到距河底六七十步远的河堤上。即使一点不休息，也难以完成这样大的劳动量，只好加班加点。再完不成者，就要遭到毒打。然而，我们吃的又是什么呢？早起，每人喝两碗橡子面汤，中午和下午，每人吃两个橡子面窝窝头，根本吃不饱，而且吃罢腹泻。有些劳工腰带都无法系，一天泻好多次，还得坚持干活。劳工有了病，也不给医治。由于繁重的劳动，饥饿的煎迫，疾病的折磨和无情的毒打，以致每天都有劳工死亡。在花岗暴动前不久，死亡的劳工就达二百余人。
此外，我们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我们劳动路过村头，不准东张西望，不准弯腰拾东西。尤有甚者，假若我们无意朝妇女看上一眼，轻者打耳光，重者受刑身亡。稍有不满，就要遭到非人的摧残。一天，我们中山寮有个叫刘在雨的，在一次苦役劳动中实在坚持不下去，跑了。后来被日本管理人员抓回，先用木棍、皮鞭毒打，又用烧红的烙铁烙脚。这种惨不忍睹的场面，还让我们劳工观看，意味着谁再逃跑，谁就是这样的下场。残酷的压榨，已使我们忍无可忍，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一场反压迫、反欺凌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暴动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5年一二月间，以耿淳（大队长）、张耀武（大队副）为首的劳工骨干，开始进行秘密组织、串联，筹划举行劳工暴动。起初，举行暴动的事只让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知道，因为劳工多，唯恐暴露。当时，我是小队长，一个小队长管30名劳工。仅小队长就有几十人。后来，个别斗争性强的，有能力、有胆量的骨干，也鼓动起来了。鼓动的内容是：（1）我们是中华男儿，再不能忍受这种痛苦了，不如把辅导员打死，出出我们的气；（2）中国人民历来有反抗精神，宋江不是领导农民上梁山了吗！我们也是逼上梁山的；（3）我们祖国地大物博，日本强盗不可能占领完，我们出去后想办法回到祖国去抗日。由于日本管理人员把我们管制得很严，鼓动的方式也很秘密，大都是在工地干活或吃饭时间进行活动。经过四五个月时间的组织发动，至1945年6月30日，条件已经成熟，一场革命风暴终于爆发了。
6月30日夜间10点多钟，暴动开始。起初，参加的人都是些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共计四五十人，因为大多数劳工还不知道，所以暴动开始还是秘密进行的。四五十名劳工骨干像开了闸的洪水迸发出来。人人手持铁锨、木棒等，先切断电线，再撞开日本管理人员的住室，打烂电灯泡。战斗非常迅速，一个小时左右，就打死青水（姓）、福田等四个日本强盗和一个汉奸走狗。这时，以耿淳、张耀武为首的领导者，才向所有的劳工发出命令，号召全体劳工迅速行动起来，把自己的被子撕开，把棉花丢掉，拿着被里被面按指挥撤出。深夜，天又黑，往哪里走呢？一夜转了好多山头，因地理不熟，迷失方向，转来转去，一夜也未走出多远。天近拂晓，无法再走，七百名劳工只好坚守在两个山头上。天亮后，日本鬼子集中了大量军警、宪兵，还有很多的日本人，共五六千人，把我们紧紧围困住，并向山上开枪，我们就用石头往山下滚。面对日寇的枪林弹雨，以耿淳、张耀武为领导的劳工骨干研究了对策，认为我们不能与日寇硬拼下去了，再打下去，我们没有枪弹，必将遭到覆没，我们的仇就报不了啦。应该想办法保存实力，只要能把部分同志保存下来，就是胜利。日本鬼子不可能把我们全杀完，因为他们缺乏劳动力。等到祖国抗战胜利后，我们就能回到祖国去向祖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控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暴行和罪恶。经过研究，就派我下山去谈判。我下山后，给日本鬼子提出三个条件：一、不准开枪打我们；二、不准用绳绑我们；三、不准虐待我们。日本鬼子答复条件后，全体劳工就下山了。不料下山后，日本鬼子马上变了卦，把我们七百多名劳工全都用草绳捆了起来，押送到花岗町剧院前广场上，让我们排队面朝北跪下，屁股连脚跟都不叫接触，一直跪了三天三夜。三天之中，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休息，谁要是屁股挨了一下脚跟，或者身体往下一歪，就要遭到毒打。日寇集中的宪兵、军警很多，把我们团团围住。内围是日本管理人员，外围是持枪的日本兵，简直水泄不通。饥饿、口渴、劳累、毒打、折磨，三天内就死了105名劳工（其中包括中山寮百余名病号，死亡了八十余人），一坑就埋掉81人。
事后，以耿淳、张耀武、张金亭等为首的十二名劳工骨干被押往秋田县监狱。花岗暴动到此结束。
胜利回国
花岗暴动后，我们仍然复工当奴隶。这时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侵略者必败的大势，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这天，天未亮，花岗矿山出张所所长就带着随从人员来到了中山寮，他先向我们敬礼，然后说：“你们胜利了，是胜利国；我们失败了，是战败国。我们对不起你们，向你们道歉致意。”说完即走开了。我听到这一消息，简直高兴得跳起来。当时那激动的场面，真难以用言语表达。我们想祖国、盼祖国、回祖国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专等着回祖国的佳音。
同年8月16日，美国远东军派顿中尉来到了中山寮，考察我们劳工的情况。我们向美方代表提出，坚决要求改善生活条件。8月17日晚，美军就给我们送来了大米、洋面，还有罐头等。以后不久，我们都换上了新衣服，把原来的当牛做马的破烂衣服全部烧掉了。
1945年12月间，大部分中国劳工从日本矿山中山寮乘火车经日本博多港回国。火车出发前，我们要求火车上插上中国旗，美国不同意，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结果火车头上、车厢门口都插满了中国旗。火车出发前，我和其他劳工又把死在日本帝国主义屠刀之下的劳工骨灰送到火车上，让归国华工带回祖国。
此后，我和树棠、罗世英、贾玉民、刘在路、刘在雨等11位劳工仍留在日本。远东占领军把我们安排住在花岗病院等候，并派有美军保护。1946年3月间，我又迁到了秋田病院，剩下来的劳工也迁移到这里。同年5月间，又从秋田病院搬至日本东京中野刑所（原是监狱）。这时，因花岗暴动被押到秋田监狱的12位劳工干部也回到了中野刑所。不久，以朱世明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也进驻到日本东京广纬町马布区，我们就和中国代表团住在一起。后来，对日本大战犯东条英机进行审判，判处绞刑，我们有五位劳工出庭作证。我是作证人之一。
1947年夏，我押着日本战犯——田中均吉（此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用战刀一气杀害我同胞105人），乘飞机回到了伟大的祖国上海龙华机场。后把田中均吉转南京处决。一个月后，残留在日本的22位劳工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