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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鹏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逞其一贯的侵略本性，曾多次暴露出觊觎苏联西伯利亚的企图，并先后于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分别于张鼓峰和诺门坎发动了对苏的军事挑衅，均遭惨败，使其“北进”战略遭到沉重打击。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仍在我国东北与苏联接壤地带进行周密的战争准备，其直接表现就是精心修筑了17处用于军事行动的庞大的秘密筑垒地域。这些筑垒地域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它是怎样建成的？有什么样的军事价值？多少年来一直鲜为人知。为此，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东北烈士纪念馆组成专家考察小组，于1995年开展日本关东军所建筑垒地域的专项考察，通过一年多的工作，终使关东军的这一罪恶大白于天下。
一、筑垒地域：庞大的军事工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关东军在制订《昭和十二年度至十六年度满洲国战争准备指导计划》之后又提出“鉴于目前形势，依照日满共同防卫的观点作为对苏诸准备的一环，要加强北满开发的一个主要部分的国境方面的国防建设，使之与增强在满洲的军备、开发产业、五年计划的措置相适应，要积极有力地发挥日满综合力量为基础，集中彻底实行这一措施。”（[日]片仓哀：《战陈年录》第305页，1972年东京）于是，日军关东军一方面大力完善它在满洲的各种军事设施，先后建成20个空军基地，133个飞机场，200多处降落场；所建军营可配置55至60个步兵师，最大限额为70个；配置了拥有75000张床位的150所野战医院；大量的补给基地和仓库、粮食、弹药、燃料等物资的总容量可供180至200个师战时应用。另一方面，还在我国与苏联、蒙古接壤地区秘密构筑了1000多公里长的17处筑垒地域——地下军事要塞，这些筑垒地域都是沿着面向苏联的山脉走向构筑的，每一筑垒地域都筑有75至300个各种永备工事，有的相当庞大，分上、中、下三层（如东宁筑垒地域），地下交通坑道蜿蜒数十公里，有的直接通到地面部队所集结的营地。这些筑垒地域，一般都是构筑在能随时根据战时需要，以便集结部队并在最有力的方向实施进攻。它们四通八达，进可攻，退可守，可谓设计精良。
构筑在茂密的山涧和丛林暗处的筑垒地域具有很好的隐蔽功能，即使在白昼，也无法发现。在通往地下要塞的军用道路上边的草丛中，有简易厕所、仓库、监视哨所等，这些设施一般用于平时的警戒和演习，也可以在战斗初期使用，一旦有意外情况可掩人耳目，同时又能作为地下要塞的伪装物。筑垒地域一般都是通过在山中的地下坑道相连接。有的正面达50至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具有3至7个抵抗枢纽部，每一个抵抗枢纽部由3至6个支撑点组成。这些抵抗枢纽部和支撑点通常又都构筑在制高点上，相互连接并有火力联系。其侧翼一般依托于难以通行的山林地带或森林沼泽地带。
所有筑垒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事，其中有钢筋混凝土的炮兵和机枪永备火力点，钢帽堡、装甲观察所、土木质火力点，步兵掩体及机动战壕，反坦克壕和铁丝网、弹药库和粮库，发电站，供水系统，浴室，以班排为单位的兵营、会议室、医务所、电话总机房、指挥室等，一般都装有现代化的暖气设备。
为防御飞机轰炸和大口径重炮火的轰击，各地下工事都根据战斗需要，依托山体坚硬的岩石，分别在山体的中部和底部挖掘，其顶部和四周都浇灌水泥混凝土，一般厚度20至50厘米，重要部位厚度达3米。日本关东军还根据战术、战斗的需要，在这些地下要塞的地表上，沿着山脉的走向，利用山坡、丘陵，构筑成环绕山体的战斗掩体和交通壕，形成具有交叉火力的地面战斗工事。这些工事与地下要塞之间有通道、观测所、射击孔和通讯联络设施，使地上地下的军事设施连为一体。为防止敌方的攻击，在进入地下的每一个入口处都筑有厚度1至3米不等的钢筋混凝土碉堡，这些碉堡有明有暗。
关东军称为“掩护地带”的国境筑垒地域由三道阵地组成：第一阵地，纵深为3至10公里，包括有前方抵抗枢纽部和支撑点；第二阵地，纵深为3至5公里，由基本抵抗枢纽部组成；第三阵地，距第二阵地10至20公里，纵深为2至4公里。这些抵抗枢纽和支撑点相互联网，一旦战斗打响，便可互相支援，达到战略目的。可见，筑垒地域规模之大、构筑之强固，战术配备之精密，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难怪关东军称东宁、虎头等地的军事要塞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
17处筑垒地域和地下军事要塞的分布情形，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得到明确：
西南部的张家口方向的于张北镇附近。张家口是华北和内蒙古交界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个筑垒地域掩护着通往张家口的道路。
在大兴安岭山脉的中部，为掩护索伦方向，构筑了阿尔山筑垒地域和地下军事要塞。在海拉尔方向，呼伦池以北和以东，有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筑垒地域及地下军事要塞。
在北面的黑河地区瑷珲方向，有瑷珲、孙吴筑垒地域及地下军事要塞。
关东军为策应和掩护松花江方向，构筑了兴山镇筑垒地域、富锦筑垒地域和松花江筑垒地域和地下军事要塞，同时沿黑龙江的南岸和松花江的一些岛屿上还构筑了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
在东部边境，构筑了有松花江方向的饶河筑垒地域，在靠近兴凯湖方向的有虎头筑垒地域和密山筑垒地域及地下军事要塞。
在兴凯湖和波谢特湾之间，关东军共构筑了五个筑垒地域及地下军事要塞，即绥芬河筑垒地域，东宁筑垒地域，东兴镇筑垒地域，珲春筑垒地域和庆兴筑垒地域。这五个筑垒地域的规模较大。在黑龙江东南面一线对苏联构成了强大的战略威胁。
在滨海方向的虎头筑垒地域和地下军事要塞特别坚固，正南占地面积达100多公里，纵深达40至45公里，由6个抵抗枢纽部和3个独立支撑点组成。最强固的虎头抵抗枢纽部在一公里左右的前沿阵地就配置有7个火炮永备火力点和12个机枪永备火力点，8个机枪土木质火力点，6个观察所，2个钢帽堡，6个暴露的炮兵阵地。
在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较大的岛屿上同样构筑了海岸炮兵阵地及各种地下要塞工事，并修建了23个飞机场。
筑垒地域的修建费用惊人，又由于伪满政权的腐败，致使满洲的大量财富被野蛮掠夺。每年都源源不断地向日本运送木材、稀有金属、铁矿石、煤炭等资源，用于修建筑垒地域的也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大米7万吨、小麦5.4万吨、大麦8万吨、蔬菜10万吨、肉类4万吨、香烟33亿支、煤炭660万吨、木材3000多万立方米、钢材7.1万吨、干草10吨，还有5万匹马。修建资金的超支部分则全部由伪满政府承担，从1934年到1945年8月全部经费高达4.5亿元之多，这些沉重的经济负担都转嫁到了东北人民身上。
二、筑垒劳工的命运
为完成繁重的筑垒任务，关东军在投入巨额资金的同时，强征动用了百万劳工，这些劳工来自何方？他们是怎样建设筑垒地域和各种军事设施的？他们的命运如何？与满洲筑垒地域的修建一样，这些也是鲜为人知的。虎头之战中生还的日军守备队部分士兵和满铁路警队的士兵以及东宁县健在的劳工李有财、赵金宝、黄师义、李志福等人的证言，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劳工悲惨生活的真相。
“七七”事变前，参与修建筑垒地域和各种军事设施的劳工，主要来自满洲。“七七”事变后，大量的中国战俘和闯关东的贫民，或被征发，或被诱骗，统统被秘密押往满洲各地和边境战略要地，在关东军的铁蹄下从事强制性的劳动。曾在虎头国境守备队司令部当通讯员的中道圆一郎回忆：当时进入要塞阵地，日本军人都必须持有关东军司令部发放的通行证。修筑要塞工事的劳工一被送到有关筑垒地域，就别想再出来。军事工程一结束，关东军就以各种手段将他们秘密杀害。
每一处筑垒地域都能容纳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如此巨大的永久要塞，需要多少劳力才能建成，完工后那些建设者如何，当时驻虎头的日军中有许多传言。曾在虎头第851部队炮兵服役的加纳传三说：他入伍的第一年，亲眼目睹中猛虎山背后有许多暴弃于山野的劳工尸骨。
曾在密山铁道警备队任乘警的古川三男说：在一次执行乘警业务时，看到一列开往虎头的货车中挤满了苦力，这些苦力来自中国山东，是被送往虎头去修筑军事要塞的，出于对军事设施的保密，这些外出挣钱的苦力是没有可能返回故乡的。根据他在东北两年零八个月的观察来推断，构筑要塞所投入的劳工数量是相当大的。他说他从来未看到过一个返回的中国劳工，可以想象中国劳工的悲惨结局。（[日]冈崎哲夫著《战尘之心》）
在日本士兵生还者的证言中所提到的劳工，有一支是中国战俘组成的特殊工人。据曾在虎林停车场司令部工作的铃木正已证实，来自华北及其他地区的大量战俘经虎林，被送往完达、虎头方面从事修筑工事。他还证实，劳工被塞满了几十辆闷罐车。这些战俘修完工事之后，几乎无一人返回。他们在虎头被称为太郎田部队，“这些特殊工人由日本技术人员监督，他们总是被蒙上眼睛带到地下工事，分配在各个工区，或走廊通道、或室内房屋从事建筑”。（[日]冈崎哲夫：《秘录·北满永久要塞》）
残酷的役使，非人的待遇，加上缺乏营养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造成了大批劳工死亡，在冬季，劳工尸体往往被直接扔在草甸子上，或弃尸于荒野山岭，尸体被野兽撕咬吞噬，惨不忍睹。许多劳工因不堪忍受折磨和苦役而逃亡。原虎头国境守备队步兵第三中队长岛田丰作回忆说：那些从山东运来的苦力，不堪忍受苛重的体力劳动，一些人企图逃往对岸（苏联）……他们尚未跑到河道中央，便被打死。（[日]每日新闻社：《特别记录·虎头国境守备队的末日》）
要确切弄清满洲17处筑垒地域和各种军事设施的修筑究竟动用多少中国劳工？又有多少劳工被折磨致死或被枪杀？已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据“每年春季约2000多中国劳工和满洲国报国队员被送到要塞从事修筑军用道路和火炮阵地”，（同上）仅从1934年开工到1939年完工的六年间，共计强征中国劳工12000名，这仅仅是一处筑垒地域中一两个军事工程设施的统计人数，而所有筑垒地域的军事要塞都有地上地下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达300个以上，如此计算起来，强征的中国劳工至少有百万人之众！由于筑垒地域和地下军事要塞的修筑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为防军事机密泄露，劳工要么被折磨致死，要么被秘密杀害，生还者寥寥无几。
“昭和十八年（1943年）的某一天，由于要塞设施已基本完工，俘虏、劳工被集中在猛虎山西麓猛虎谷的洼地里，举行完工酒宴，用酒菜酬劳他们……突然重机枪喷出了火舌，刹那间，宴会场化为血腥屠场，到处是刺鼻的血腥味和堆积如山的尸体。”（同上）
日本关东军为修筑虎头筑垒地域及地下军事要塞强征动用了十几万中国劳工，修筑东宁筑垒地域的劳工比虎头还要多，因为满洲17处筑垒地域当中东宁筑垒地域是日军两个最大筑垒地域之一（另一个是海拉尔筑垒地域），它的规模要比虎头筑垒地域庞大得多，设施也比虎头多而齐全。除设有野战医院、被服厂、妓院、采煤厂、发电厂外，东宁筑垒地域还有四个进攻区域：兴隆屯、狼洞沟、泡子沿、郭亮船口。这四个进攻区域场配置有坚固的地下工事和多处炮兵阵地，每一区域都可容纳一个旅团的兵力，主要用以掩护关东军从这里出击进攻苏联。除此之外，东宁筑垒地域还有四个庞大的地下军事要塞：蚂蚱山要塞、日照山要塞、勋山要塞、大肚川要塞。这些地下军事要塞兼有各种军事设施和永备工事达400余个。除有重武器炮兵阵地等外，还有两个飞机场（在三岔子和八家子）和分别通往山体要塞据点内部的公路和铁路。在大肚川村草帽山的山体巨型弹药库（长30米×宽9米×高8米）就有32个、万鹿沟村6个。这些军事设施全部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有的时至今日还相当完整坚固。
据健在的劳工李有财、赵金宝、黄师义说：“民国21年（1932年）关东军进入东宁，康德二年（1935年）开始在东宁周围各山修公路铁路，路修完之后，运来大量的石头、木材、钢筋，开始开山挖洞，修建各种工事，盖发电厂（神洞村）造机场等，劳工多得数不清，能有十多万人；累死病死饿死打死的天天都有。我们三人当时是被派去专门拉运尸体的，哪天都得拉走两三个，多的时候十来个，埋在乱死岗下。干活的劳工都在固定的地方，不许调换。我们这些劳工是专门修建军需库的。修军需库的劳工都是吉林省榆树县的，共有4700多人；这里还流行过霍乱病，工程干完之后，都被秘密杀害了，只有少数几个人逃命回家了。东宁镇内乱死岗（万人坑）有好几个，哪个工事不远的山脚下都有被小鬼子折磨、打死的人。这仅是修军需库一个地方死的人，东宁镇的工事多着呢，被日本鬼子枪杀的、打死的、累死饿死的劳工，说不清有多少！”
为日军宪兵队做饭的厨师李志福说：“有的劳工饿得受不住了，偷点喂马的豆饼吃，被小鬼子抓住就去喂狼狗，那惨状就别说了！”
另据饶河的当地老人说，就连萨哈林岛（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筑垒地域都是中国劳工修建的，工程完工后，也被秘密杀害了。
死里逃生的中国劳工的控诉，声声泪，字字血，雄辩地揭露了日军残暴奴役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用中国劳工的血泪和生命堆砌起来的满洲筑垒地域要塞遗址，默默地向后人诉说着中国劳工悲惨的苦难史。
半个世纪过去了，关注劳工命运的人们一定会问：这些劳工都埋在什么地方，有无集中代表性的坟群？这是专家考察小组的项目之一。在采访过程中，居住在各种遗址附近的村民都说，他们上山采药或开种山田时，发现过不少白骨和坟包群，有的知道这是过去为日军修造工事被杀害的，有的说不清楚。
为了找出日军杀害中国劳工的典型例证，专家考察小组不辞辛苦，终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发现了中国劳工坟群。
这个中国劳工坟群，位于黑龙江省东宁县西南方向的老城子沟胡萝贝崴村的南山。蔚蓝的天空下，茂密的丛草中排列着大小不同的坟包。随着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小的坟包几乎已夷为平地。这些数不清的坟包一直伸延到南山的西坡和北坡，望着这块坟地，我们的心中升起一种难以言状的凄楚！
20世纪60年代搬到这里的村民告诉我们，当时的坟地比现在还大得多，一直到山周围的坡底下，漫山遍野，现在大部分已经开垦种田了。据拉运劳工尸体的车夫李有财等人说，大的坟包都是在一天中被日军杀害或累死饿死的劳工，他们同时被埋在一起。大坟包里少则三至五具尸体，多至十来具。这些掩埋尸体的地方，距地表只有一尺深。为了考证证言的真实性，考察小组在黑龙江省考古所专家的帮助下，于1994年5月至11月，先后挖掘了八个大小不同的坟包，整理了三具不尽完整的尸骨，其中有两位劳工在掩埋之前就已经残废，经考古专家检测分析，是在日军残酷暴行致死后掩埋的。通过科学验证，证明了这里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死难劳工的埋藏地——劳工坟。
三、满洲筑垒地域和要塞的覆灭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根本转变。这时日本关东军见进攻苏联已失去战略机遇，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至此，满洲苏满边境地区的筑垒地域也就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关东军守备队的防御工事。
1943年夏季以后，美军在西、中太平洋以陆海空军联合反击的攻势加紧反击日本，日军开始节节败退。至1945年春，美军在海上对日本本土形成了钳形进攻态势，使日本在南方战线上的局面日趋被动。为了挽救在南方战线上的败局，日军大本营被迫将一些预定的侵略计划进行修改或中止。开始从其国内，从关东军、从中国和朝鲜相继抽调部队至南方战线，企图阻止美军的进攻。除1943年组建12个新师团，以图增强军事力量外，又于1944年2月从满洲各筑垒地域调军南下，如驻绥阳的第八师团；驻佳木斯的第十师团和第七十一师团；驻伯力的战车第二师团；驻牡丹江的第九师团和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及独立速射炮第三、第七大队、战车第二十七联队；驻哈尔滨的第二十八师团、第一一一师团、第一二〇师团、第一二一师团；驻林口的第二十四师团；驻东宁的第十二师团；驻宁安县的第一战车师团；驻齐齐哈尔的第十四师团等均调往南方。与此同时，大量的武器、弹药、燃料，包括为进攻苏联而特制的重型火炮也被征调南方。至1944年底，受过良好训练的师团驻扎在满洲的已为数不多，坦克、飞机、火炮和军火燃料的储存也大为减少，号称“精锐之师”的关东军的战斗能力大为削弱，关东军的末日就要到了。
随着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于1945年5月9日无条件投降，日本已是孤军作战。苏联于同年4月5日将废除《苏日中立条约》的决定正式通知日本。并将欧洲的苏军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秘密运到远东，苏联的对日宣战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面对难以避免的对苏作战，日本大本营不得不重新部署满洲各筑垒地域承担的防务，并向关东军下达了“对苏全面持久作战计划”，把攻击作战方案改为持久作战，意味着关东军的作战方针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1945年5月30日，日本大本营再次下达关东军作战命令，把同苏军进行持久战的地区划定在南满，即新京—图门以南、新京—大连以东，与朝鲜交界构成的以通化为中心的地区。这表明关东军已经没有能力采取进攻态势，甚至在战争开始就准备放弃东北部分地区。当日本本土分别遭到美军原子弹“残酷”轰炸后，日本政府惊恐万状，日本军队更是一蹶不振，士气低落。在满洲的关东军也把其部队大规模地进行调整和部署。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9日零时，苏军百万之师在威力强大的炮火准备之后，在4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分四路对关东军发起了总攻。后贝加尔方面军从蒙古东部向沈阳、长春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远东第一方面军自东向西，从兴凯湖地区向哈尔滨、吉林和朝鲜北部推进；远东第二方面军自北向南，由伯力、海兰泡向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一带推进；苏蒙联军向承德、锦州和张家口进攻。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仅用6天时间就使关东军遭到惨重失败，攻占了满洲17处筑垒地域的16个，并在各个方向向满洲腹地推进了50至400公里，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从15日起，日军已基本丧失战斗力，缴械投降了。
但是，东宁和虎头筑垒地域的战斗仍在继续。当苏军攻至虎头虎北山阵地时，苏军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两天之内，阵地九次易手。苏军伤亡2000余名；日军除53人逃出苏军包围逃离阵地外，死亡的日军和守备队家属及开拓民达2000余人。与此同时，苏军以空军和地面炮火向东宁筑垒地域实施猛烈攻击，日军第四守备队控制的地区被突破。苏军向日军地下要塞的通风口、排烟孔、出入口灌入大量的汽油和炸药，致使第四守备区的日军死伤惨重。除逃出的30余名日军外，有1000多人被炸死、烧死在地下坑道。当苏军攻至日军第一守备区时，遇到了鬼武五一少将指挥的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依托秘密的地下工事阻击苏军，使苏军步兵难以接近。虽以伤亡1500余人的代价也未能奏效。激烈的战斗从9日开始，共持续了18天。8月26日，日军第三军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来到日军第一守备区传达了天皇的投降诏书与向苏军交出武器的命令后，抵抗始告结束。至此，关东军长期精心营造的满洲筑垒地域全部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