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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晋杰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军侵华战争，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日军在大半个中国，制造了数不清的“万人坑”。
在中国北部边陲重镇海拉尔，一个曾当过劳工的张玉甫，当年曾为日本关东军第十六师团岩仲工兵少佐骗来修筑海拉尔要塞，后来因瞎了左眼又染上重病，被打发到病号房等死，这才寻机逃跑保住了一条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玉甫在海拉尔卫生队做清洁工，如今已退休。十年前，日军海拉尔要塞旧址作为日军侵华罪证对外开放，张玉甫领着日军海拉尔要塞旧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埋葬遇难劳工的“万人坑”，用铁锹挖去不到一尺的沙土，便露出各种形状扭曲绞结在一起的白骨，有的被粗铁丝从肩部穿过，五六个人连在一起，面部着地，头插在白骨丛中；有的被用铁丝捆绑着，头部断裂，似为棍棒或枪托打击致死；有的颅骨有弹洞，是被枪弹击中；有的缺腿少脚，嘴形张开，似被活埋时还在高声呼叫……其惨烈之状，令人目不忍睹。
张玉甫向日军海拉尔要塞旧址工作人员，倾诉了他所经历的这段血泪史。张玉甫说：
1935年2月，正是数九寒天。我因回家探望贫病交加而去世的父亲，被锦州一家日本人开的煤矿开除了。我穿着一件露着棉花的破袄，蹲在郑家屯街头，冻得浑身直打战，正走投无路，忽然听到有人吵吵嚷嚷地喊道：“招工了！招工了！快来报名！”只见好几个穿着日本服的中国人，手里摇着小旗，上写“招工”二字，边摇边喊。我当时那股劲儿简直没法说，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摇小旗的人面前，哀求地说：“先生，求求你，给我报个名吧！”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玉甫。”我又追问一句：“先生，到哪儿去？做什么活儿？多少工钱？”“叫你们到东山里去开荒种地，每天是三顿白馒头，一天8小时的活儿，每日的工钱是1元5角。”正在这时，只听摇小旗的人又大声喊道：“自愿报名者，先领15元。”说着拿出厚厚的一叠钞票，在我面前用力地晃着。我立刻报了名。旁边还有不少的中国人，也一手接过钞票，一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刚写上自己的名字，马上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这些报了名的人，被几个穿着日本军服的人叫到一旁，编上号，马上就被送到有人看守的一个四合院的旅馆里，再也不能随便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400多名劳工，被押到了火车站。招工时说乘客车走，到火车站一看，等着我们的是四节“大瓦罐”。一帮日本兵连骂带赶把我们送入黑洞洞的车厢，就听“咔嚓”一声，把车门锁上了。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每个人都不解地互相对视着。有一个去过东山里的人，对当地的地形熟悉，他对我们说：“这不是去东山里，这是往北开，到满洲里下煤窑。”我们大家才知道受骗了，但也没办法，因为想跑也跑不掉了。
两天两夜的旅途，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天只给一顿干粮吃，喝不到一口水。第三天深夜，火车突然停了。车门打开，紧接着就听到：“起来，起来，站着队下车！”人们按照次序下了车，车厢外边一片黑，只有地上的白雪，反射出了一点微弱的光亮。当我们走下车来，抬头一望，啊呀！一排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早已在等着我们。他们一个个手持大枪，枪上的刺刀，寒光耀眼，真叫人胆战心惊。
点了名，早已准备好的几十辆军用大卡车又向我们开来。“上车，上车！”领队的中国狗腿子，向我们大声喊叫着。日本宪兵端着枪，横眉竖目地吆喝着。我们刚上了车，又听中国狗腿子喊道：“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话音刚落，十几辆大卡车便飞一般地向荒无人烟的山里驶去。
天亮了，这时才知道已经把我们给拉到海拉尔的北山上了。山上布满了长排的工棚，再就是蛛网般的铁丝网和一个接一个的岗楼。在山顶最高处有一个瞭望塔，上面有两个日本兵向四周瞭望，别的啥也看不见。
我们一直在山上等到天亮，一个个冻得像猫咬一样难受。又等了一会儿，一个胖得像猪样的中国狗腿子开始给我们训话，除了讲些要我们好好干、干好早些回家之类的话以外，说：“你们手里的钱和物品可以交给我们保存，等你们挣够了钱回家时，统统还给你们。”在郑家屯他们预发的15块钱，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们。
从此苦难的劳役开始了。我们所干的活儿，说起来只有一种——修筑军事地洞。在山上干活的人少说也有两三千人。日本鬼子对劳工严加监视，不许劳工们互相交谈。我们私下互相询问，方知不是被骗来的就是被抓来的，家乡大都是辽宁南部和河北一带的。劳动的强度简直叫人无法想象。无论打洋灰、挖洞子、挖沟，没有一样是轻松活。八米多深的壕沟，一锹锹把土扔到上边，干上一天，两肩就别想再抬起来。可是在皮鞭和棍棒的威逼下，劳工们不得不咬牙拼命干，偷不得半点懒。饥饿、劳累、疾病、事故以及日本鬼子、监工们的洋刀和皮鞭，随时都会夺去劳工们的生命。
是真的每天只干八小时的活吗？那全是骗人的鬼话，每天不见太阳出工，太阳不落不收工，走回工棚常常是摸黑吃饭。
一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年轻的“苦力”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的洋灰（这活最重），这时他直起腰来，用手擦了把汗，喘了口气，正想再干，不料被监工发现了。他气冲冲地走过来，一把夺过他的铁锹，当头就砍，这个可怜的不知姓名的“苦力”晃了几下身子，再也没有爬起来。接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监工冲着我们说：“谁要磨洋工，谁就跟他一样。来人！把他拖走。”不大工夫，这个监工在另一地方用洋镐把又打死了一个“苦力”。
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虽然我们当时敢怒不敢言，可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心里都像火一样地燃烧，有人转过脸去，偷偷抹掉眼里的泪水。可是，那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和中国狗腿子，每当杀害了中国人却扬扬得意地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几个没关系！”
干起活来把我们这些“苦力”当牛马，而在生活上，却连牛马也不如。早晚吃的都是高粱米稀粥，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馒头，不管饱不饱，一律给四个。每天三顿咸盐豆，喝的是生水，许多人闹肚子，连拉两天就不像人样了。可是还得坚持出工，要不打入“病号房”就更倒霉了。
提起住的简直没法说。一排席棚子足有半里长，每间是12米左右，对面二层铺，向下就不能翻身。工棚阴暗、潮湿，得疥疮、寒腿的人不计其数。
有一次白天劳累了一天，收工后躺在铺上就睡，疲乏得竟连小便都没有知觉了。尿在凉席上，又漏在下铺。这事被看守知道了，一下子从铺上把我拖下来，随手拾起洋镐把，劈头盖脸就是好几下，打得我鼻子冒血，至今胳膊上还有一个伤疤。这样的事，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发生。
一个工棚住着100多人，为了看守方便和不易逃跑，只在中间留一个小门；晚上有人大小便时，非等凑够四个人，拿着四个牌子，一齐出去，再一齐回来；逃跑了一个其余三个人负责。有时不够四个人，就得等，把人憋得满棚乱走。
我到北山后没发给一件衣服，比我来得早的“苦力”说，冬天只给他一套麻袋一样的更生衣，这怎么能抵住零下40多度的严寒？无奈，只好把洋灰袋用绳子绑在身上、腿上，那种可怜的模样，简直连“要饭花子”都不如。每年冬天冻死的人，就没法计算了。打死、病死、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看管得更紧了。事情越来越清楚，我们这些“苦力”的命运，不管迟早最后只有一条道：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跑！有机会就跑出这个吃人的阎王殿，跑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
几个月的折磨，我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就病倒了。最初是从眼睛开始的，左眼突然发红，渐渐就模糊不清了。想治，可上哪儿去找医生？上哪里去弄药？几天以后左眼就瞎了。日本鬼子一看我瞎了眼，身上又害了病，知道离死不远了，于是发了“善心”，把我打发到病号房去了。
提起病号房真叫人伤心透顶，一个席棚子住着六七十个病号，日本鬼子说劳工得病送来隔离，以免传染。实际上送进了病号棚，就等于送进了停尸房。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一个病号能回工地去的。病号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听了真叫人心酸。这些病号都是卧床不起、米汤不入的，只要还能拿动铁锹，谁也不愿到这里来等死。
得了病不但不给治，反倒每天只给一顿高粱米稀汤喝，据说这是日本鬼子怕劳工们泡病号采取的办法。天天都有新病号送进来。
每天早晨，看守都要到病号房里去检查一遍，逐个用脚踢几下，发现僵硬的尸体，便命令拖出去，每天至少三四个多至七八个。把这些病死的人都堆到一个大席棚里，用卡车拉走埋掉。我在病号房里除了“养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差使，每天往外拖死尸，装到卡车上，送到海拉尔河边的沙地里。我共去过两次，所以记住了这个沙地，即今天的“万人坑”。
我在病号房住了些日子，趁机逃跑的念头就更强了。因为病号棚离工棚较远，看守的也比较松。虽然总想跑，可是心里有点害怕，万一跑不成被抓回来那可怎么办？
那还是我到病号房以前的事。一个不知姓名的“苦力”半夜跑了出来，没等他越过铁丝网，日本鬼子便带条狼狗把他揪了回来。第二天我们站队去上工，发现在道旁的电线杆上，五花大绑高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苦力”，身上被剥得光光的，鲜血从身上流到地上。这个有骨气的中国同胞，虽然身遭毒鞭，但一声不吭。我们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可是恶毒的日本鬼子，为了杀一儆百，非叫我们看着打不可，并大声地向我们说：“谁要逃跑就和他一个样子……”这个中国人一直被吊打了两三天才悲惨地死去。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着实有点胆怯，可是又一想，不跑也没活路，万一跑出去也许还能有条生路。跑！主意就这样打定了。
1936年7月的一天夜里，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病号们的呻吟声渐渐低弱下来，门口的看守在用口琴吹着日本小曲，突然，口琴声停止了，不多时门口又传来了轻微的鼾睡声。“看守睡着了？”我心里猛地一亮，就轻轻地光着脚下了地。走近门口一看，看守果然坐在那里抱着枪睡了起来。“好机会！”我顾不得多想，小心地拉开门，从看守面前走了过去，随后我就使出全身力气撒腿跑了起来。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才对，只是往黑暗的地方用力地跑。可是跑了不远，一道铁丝网就横在我面前。我过去只听说这里有高压电网，现在遇到的是不是呢？当时真是吓糊涂了，用手一摸没电，于是我就用手扒个空子，用力钻了过去。衣裳被撕破了，手上流着鲜血，我还是一个劲地往前跑。又跑了几十米，又是一道铁丝网，接连一口气爬过了七道铁丝网，最后还有一道深沟。这时，我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我满山遍野地跑着，遇到山坡就滚下去，遇到深沟就爬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一直跑到天亮，才知道我已经跑到西山松树林里了。
在西山松树林里，我整整躲藏了两天两夜。白天我不敢露面，藏在草棵子里，晚上出来找点野菜充饥。两天两夜真比两年还难熬啊！
第三天早上，我已经饿得昏昏沉沉了，想找点野菜吃也爬不动了，我心里暗说：“张玉甫呀！虎口狼窝你都闯过来了，难道今天就活活饿死在荒山上吗？”我不禁落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忽然有车马的声响，我赶忙又藏起来，心想这回可算完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中国人，谈论着打秧草的事，我这才放心了。我壮了胆子向他们走过去。他们见了我吓了一跳，因为当时我头发有半尺多长，又瞎了一只眼睛，蓬头垢面，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这几个中国人给了我几张大饼吃，帮我用刀割掉了长发，救了我一条命，又指给我安全去路。我谢了他们，一直向大草原走去……
张玉甫是幸运的。张玉甫在山上认识的三四百人，其中有不少他的老乡。1949年后他曾到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但没有一个人活着。日军海拉尔要塞包括敖包山、北山、南松山、东南山、东山五处主阵地，还有东台、北松山、满头山三处辅助阵地，共占地21平方公里，分地面和地下两层，全部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严密，规模宏大，1934年5月开工，1937年底竣工，前后历时近四年，参加施工人数达数万人。地下军事工事一天天延伸，万人坑的白骨一天天增多，工程结束时，为了保密，竟将劳工分期分批、甚至把数名劳工肩胛骨穿在一起集体枪杀、活埋。总共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害死，迄今为止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