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曹必宏 蒋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的空前残酷的大屠杀。日军在侵入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中，屠杀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达30余万人，奸淫妇女的暴行达2万起以上，并大肆抢劫、纵火、破坏，使全市1/3以上街道、建筑物化为废墟，公私财产损失达2300多亿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国内外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又发现了一大批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证据，如拉贝日记，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等，其中尤以美国传教士马吉拍摄的16毫米电影胶片最为珍贵，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现场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动态画面。
马吉其人
约翰·G.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1884年10月10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个律师家庭。1911年，在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912年，被圣公会任命为牧师并被派往中国，从此开始了在中国主要是在南京28年的传教生涯。在中国他结识了内地会英国女传教士菲丝·E.巴克浩司，1921年7月结婚，并育有四个儿子。马吉主要是在南京下关的道胜堂传教。1917年，他创办了基督教会的“益智小学”，后更名为“道胜小学”“道胜中学”，即今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并为许许多多的工人、家庭妇女及其他无业游民提供免费教育。
1940年回国后，马吉在华盛顿特区的圣约翰教堂（通称总统教堂）任牧师。任职期间，他曾在白宫主持了罗斯福总统的葬礼。其后担任耶鲁大学的圣公会教堂和匹兹堡卡瓦瑞教堂的助理牧师。1953年9月9日，在匹兹堡与世长辞。
冒险拍摄日军暴行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驻宁各外交机构、公司及侨民纷纷撤离南京，但仍有西方传教士、公司代表、大学生、医生、新闻记者30多人“不顾各国领事馆的劝告，仍愿居留危城”。他们仿效法国饶神父在上海设立难民收容所的先例，在南京建立一个难民保护区，以便在形势危急时让未及撤退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这个机构的名称初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当时正在南京挹江门附近道胜堂工作的马吉决定留在南京，担任国际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了其后不久由在南京的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及部分中国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
日军侵入南京后，马吉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在当年12月19日致夫人的信中写道：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有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堪与比拟。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就在前天我们看到一个可怜的人被日本人杀死在我们住所附近。许多中国人很胆小，一遇日本兵掉头就跑，这个人就是这样被打死的……大约在星期二的晚上（12月14日），我遇到两批人，他们四个一排被绳子捆着，其中有一个人没穿裤子，他们在街上被赶着走，人数众多（当我遇到第一批时，天还没有黑，因此看得很清楚），有五六千人。几天来，我们总能听到机枪声音，不仅这五六千人，还有城市其他地方的许多人被枪杀。没有办法能算出多少人被杀，但我估计，包括街上被杀的人，共有2万多人。或许更多，也许少一些。”
“在整个一星期，日本兵在南京抢劫了他们所能抢到的东西，他们甚至把德国使馆的小汽车也抢走了，并几次进入美国大使馆，但都被赶了出来。日本军官也参与抢劫……日本兵不断地抢人们已经贫乏的食物，然后是铺盖，抢他们所能拿起的一切物品。”
“但现在最可怕的是强奸妇女。日本人以最无耻的方式干这些勾当，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
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使马吉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与其他留宁的外国人士一起，以一颗仁爱之心，日夜奔波，尽力制止日军暴行，保护难民。马吉的寓所里就收留了不少难民。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带着一架“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影机，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
日军对留在南京城内的外国人做出了严格规定，马吉必须完全避开日军，偷偷地拍摄，“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
四部电影拷贝
1938年1月24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登上了由南京开往上海的军用火车。当时，他所在的三等车厢里，几乎全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费奇十分紧张，他的驼毛外套的夹层里藏有马吉拍摄的八卷电影胶片的底片，这是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真实记录，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幸好，一切平安，费奇顺利抵达上海。
在上海，费奇碰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并和他一起来到上海柯达公司，进行紧张的影片翻拍制作工作。
20世纪30年代，电影拷贝的制作还十分落后。马吉所用的16毫米摄影机，其胶片宽2英寸，长50英寸，每张胶片可放映75～80秒钟。胶片是通过“照相转换”处理后冲洗出来的。在拷贝制作过程中，费奇和田伯烈删除了原底片中多余的画面，并根据各部分内容加上一些英文标题。经过剪辑后的电影拷贝共11分钟，共翻拍了四部拷贝。
这四部拷贝当时均被带出中国：一部送给了德国驻南京的外交官乔治·罗森，并被带往德国，遗憾的是后来下落不明；一部被英国“调解联谊会”的女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往日本，放映给部分日本人观看，后被日方没收。另两部分别被费奇和于连·安诺德带往美国。安诺德将拷贝送往美国国会，至今仍收藏在美国国会档案馆。费奇将拷贝带往美国后，重新进行了编辑加工，并以“中国被入侵”为名制作了数部拷贝，分送美国各教堂和一些政府机构放映。
电影胶片的湮没与重现
尽管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的第一部分拷贝在美国和日本部分人群中放映过，美国《生活》杂志也在1938年5月16日刊登了10幅剪辑自该电影的画面，影片的一些片段也被用于“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片中弗兰克·库柏编导的《中国的战争》，这部电影在1947年中国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时曾在励志社会堂连续公映过。但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人们也不知道曾被使用过的电影画面的拍摄者是马吉。至于马吉在1938年1月后拍摄的画面更是无人知晓。1946年，马吉应邀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案作证，但不知何故，马吉没有提及所拍摄的电影纪录片，也没有人要求他放映。
1987年10月，时任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的沃尔费拉姆·阿道尔菲（安悟行）向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南京主办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篇名为《波茨坦民主德国中央档案馆所藏原“德国驻华大使馆”收集的1937—1945年中国历史部分档案史料》的论文，文中提到：1938年2月10日，德国驻华外交官罗森将美国传教士马吉拍摄的胶片内容的记录资料送往柏林。这篇论文经马振犊先生翻译，以《1937—1938年德国驻华大使馆收集的有关中国抗战档案史料》为题在1988年2月的《民国档案》第1期率先公布。这是目前所知战后最早提到马吉电影胶片的文字，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1990年12月17日，日本京都新闻再度发现了罗森的报告，并在日本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刊出。罗森在1938年2月10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期间，美国主教派教会布道团成员、使馆顾问约翰·马吉拍摄了影片。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他亲自向大使馆提供了一部拷贝。我们只需向上海柯达公司支付印片费。这部拷贝将通过安全途径送往外交部。随拷贝附上各个剪接图像的英文解说词。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能放映给元首和总理一看。”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开始浮出水面。但经各方媒体及学者多方寻找，仍未发现这部影片。
1990年12月下旬，设于纽约的美籍华人组织对日索赔同胞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征集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的公告。居住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斯沃堡的乔治·费奇的女儿爱迪斯·费奇看到公告后，与该会取得联系，并向该会提供了有关她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
在爱迪斯·费奇的帮助下，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下简称“联合会”）首先发现了乔治·费奇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在回忆录中，费奇明确记载了其将马吉拍摄的八卷16毫米电影胶片偷偷带往上海、在柯达公司办事处洗印了四部拷贝等过程。接着，费奇编辑的影片在被埋没50年后重见天日，费奇的外孙女汤娅·昆顿向联合会提供了一套复制的影片。1991年11月，汤娅·昆顿女士又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赠送了费奇编辑的影片复制件。
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和新闻媒体的关注，日本大阪“每日放送”（MBC）与联合会取得联系，并猜测这部拷贝与罗森报告中提到的马吉的影片有关系。于是，联合会与“每日放送”开始设法寻找马吉拍摄的电影原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次子大卫·马吉在地下室整理父亲遗物时，终于找到了马吉牧师拍摄所用的“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拷贝。
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重现的消息，立即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报刊的特大新闻，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电视台纷纷在黄金时间放映了这部影片。1991年，联合会聘请著名美籍华人导演王彼得制作了一部名为《马吉的见证》电视片，在亚洲和美洲的一些电视台播出。
马吉电影胶片内容揭秘
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拷贝共有13本，全长37分钟，附有十分有价值的镜头说明目录。拍摄时间是从日军攻陷南京到1938年4月。其中第1～4本胶片摄于1938年1月10日前，这部分内容与费奇带往上海洗出的四个拷贝相同，第5～10本胶片摄于1938年2月至3月，这两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11～13本胶片摄于1938年4月，主要是反映难民营内的宗教活动。尽管正如马吉在关于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中所说，他所拍摄的影片的画面“只能让人简单了解一下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发生在该市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件”，但在这部电影胶片中，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侵华日军在攻占南京后所犯下的包括屠杀、强奸、纵火、抢劫在内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及其解说词，真实地再现了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历史镜头。
2号影片，画面序号：
“2）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他们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无情地驱赶在一起。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被用手榴弹处决。”
“4）这个19岁的女子在难民区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六个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19处，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这期间她的伤口已经愈合。”（作者注：这名女子就是状告《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的作者日本人松村俊夫一案中胜诉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4号影片，画面序号：
“9月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东新路口5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人是伊斯兰教徒，他刚刚打开门，就立即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一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日本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76岁的父亲和74岁的母亲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两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的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四岁和两岁的两个孩子。四岁的孩子被刺刀刺死，两岁的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作者注：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里同她没有受伤的四岁妹妹待了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她们在一只锅里找到的锅巴活命。摄影者从这位小姐姐的口中了解到了以上报告的一部分情况，将孩子的叙述与被杀害者的一个邻居和亲戚的叙述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了一些细节。这孩子还说，士兵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她和她妹妹，因为她们藏在旧床单下面。
在发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之后，所有邻居都逃进了安全区。画面中的这个老太太14天后来到她的邻居家，发现了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老太太把摄影者领到了摆放尸体的院子里。她、夏先生的兄弟和被救出来的大女孩对我们讲述了这个悲剧的详细情况。画面上也可以看到16岁和14岁两个女孩的尸体，她们和其他尸体排列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害的。夏太太和她的婴儿同样可在画面中看到。”
6号影片，画面序号：
“2）这是住在南京附近的一位年轻农民。2月9日，几名日本士兵闯入其家中索要钱财。他说没有，日本兵就在他身上浇上煤油，点着了衣服，请注意他上身的烧伤。”
“3）中国士兵被处决后又被扔进了池塘。他们被处决时手臂都被绑在背后，这点看得很清楚。这是日本人处置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的典型做法。”
“7）一位很本分的农民被烧毁的房子。据村长估计，在南京以东约15英里的地方，在通向龙潭（Longtan）的主干路两旁的房屋约有80%已被烧毁，一些较小的马路两旁有40%～50%的房子被摧毁……”
屠城血证归故里
2002年10月2日上午，庄严肃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一位年近耄耋的美国老人将一台老式“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郑重地交到纪念馆馆长手中。这位老人就是马吉的次子大卫·马吉，而这台摄影机就是当年马吉在南京拍摄侵华日军暴行所用。
自马吉的电影胶片和摄影机重新发现后，世界各地的许多史学家和作家都曾想斥巨资收购，但均被马吉的家人婉拒了。他们还坦然面对了日本右翼的威胁利诱。在美华人爱国团体的努力下，马吉的三个儿子（马吉的长子在“二战”中牺牲）开过几次专题商讨会后，决定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2000年6月，大卫·马吉首次在美国向大众媒体宣布了这一重要决定。其后，大卫·马吉终于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
大卫·马吉1～11岁是随父亲在南京下关度过的，10年童年生活，给这位世界第二大银行摩根银行退休副总裁留下了难忘的记忆。2002年10月1日，当他重回阔别67年的石城时，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我到家了……”
在捐赠现场，南京大屠杀的两位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紧紧握住大卫·马吉的手，热泪盈眶地缅怀其父当年的救命之恩。马吉曾亲手救助了九死一生的她们，在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中，可清楚地看到浑身是血的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抢救治疗（即前文所引2号影片画幅4）和夏淑琴站在新路口5号住处尸体堆旁的图像（即前文所引4号影片画幅9）。
对于马吉父子的捐赠义举，中国各有关方面予以了高度评价，南京第十二中学还将原建筑群中保存完好的全木质结构的两幢楼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大卫·马吉在图书馆剪彩仪式上激动地说道：
“这次我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南京人民遭受的苦难刻骨铭心！我对南京爱得更深、眷恋更热烈了。我为父亲的伟大而自豪，也为自己的捐赠而庆幸。我要在有生之年为养育我10年的南京父老乡亲做点儿回报”，“我还要来的，还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