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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盛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各大学师生满怀爱国热情，发动与组织了世所罕见的全国高校内迁运动，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其中有两则“鸡犬不留”的故事，尤为动人心魄。
其一是地处天津的南开大学的“鸡犬不留”。这是日寇暴行的结果。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南开大学师生在校长张伯苓先生的领导下，一贯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因此日寇对此校恨之入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即于7月28日凌晨向天津的南开大学开始发泄野蛮兽性。从7月28日午夜到29日晨，从海光寺日军兵营，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向南开大学校园轰击，彻夜未停；第二天日军飞机又飞来轰炸，投掷大批炸弹；之后，日军军车又开进学校，把未炸平的楼房泼油纵火焚烧。结果，南开大学著名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兰琴楼学生宿舍以及大部分教学楼与平房，均被夷为平地；该校的中学部也化为一片废墟。甚至学校中一口重18000斤的大钟，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是一件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铸成杀人武器。南开师生艰苦创业40年的美丽校园被烧杀得一无所有，“鸡犬不留”。
但是，侵略者的凶残却只能激起中国人民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在南开校园被毁灭时，正在南京参加会议。他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庄严地说：“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在广大人民捐钱捐物的支持下，南开很快在昆明与重庆复校：大学部在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道成立了西南联大，中学部在重庆恢复成立了南开学校。
其二是地处南京的中央大学的“鸡犬不留”。这却是中大师生誓死抗日的爱国精神的表现。还在抗战爆发前夕，中大校长罗家伦先生就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迫切性，认为中日必战，战则南京必将不保，这是由日本狂妄的侵略野心与中国国防力量的薄弱所决定的。因而他指示学校后勤部门赶制了大量木箱。当时校内师生多不知此物为何用。8月13日上海抗战发生后，战火日益向南京迫近。罗家伦校长立即布置组织全校师生将学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全数装入早就造好的大木箱内，送上“民生公司”的轮船，顺长江水路撤往重庆。接着，他又组织指挥全校师生员工携带物件，从南京向重庆迁移，在重庆沙坪坝迅速复校上课。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内迁最好、损失最小、复课最早的高校。
1937年12月初，日军已从东、南、西三面逼近南京。罗家伦校长最后一次到四牌楼中大校本部（今东南大学所在地）与丁家桥农学院（今南京铁道医学院所在地）等处作巡视检查。他见全校人员与财物都已撤之一空，十分欣喜。只有农学院牧场供教学实验用的良种家禽家畜鸡、鸭、马、牛、羊等无法搬运，罗就宣布由牧场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或带回家中均可，只要不落入日军手中就行。但是，中大牧场的职工们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人人都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爱校热情与报国之志。他们说，这些良种禽畜，是学校师生多年耗尽心血培育出来的，是学校的宝贝，是国家的财富，是师生们在今后教学科研中必不可少的试验动物，也是国家未来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他们由年长的王酉亭老师傅带头，发誓要将学校的这些宝贵禽畜全部从南京内迁到重庆去，绝不能流失丢弃，更不能留下资敌。于是，他们昼夜加班加点，在短短时间内赶制了大量木笼。然后，他们把鸡、鸭、猪等装进木笼内，再将木笼架到马、牛、羊身上，人牵，手扶，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南京。
这时，江南地区已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到处战火纷飞，日军已从东、南、西三面迫近南京近郊，只有长江以北尚无敌踪。于是，王酉亭老师傅率领数十名中大职工，赶着马、牛、羊，携带着鸡、鸭、猪，从南京过长江，徒步循江浦、全椒、合肥一线，向皖中山区进发，然后取道皖西、豫南、豫西、鄂西、川东，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时与日机周旋，常与饥寒相伴，历时达两年之久，经历千山万水与千难万险，终于在1939年11月到达重庆沙坪坝，回到已经复校的中央大学的怀抱中。中大师生闻之欣喜若狂，一齐涌到校门口夹道欢迎那些历经风霜险难的职工师傅与鸡鸭猪马牛羊。校长罗家伦激动得泪流满面，说：“我真像异地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不禁激起了我国难家仇的怒火，我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见罗家伦著：《逝者如斯集》）
中央大学的内迁彻底干净，连一鸡一鸭也没留给敌人。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鸡犬不留”。
事后，南开老校长张伯苓说：“抗战开始时，南开大学与中央大学都是‘鸡犬不留’。”这两个“鸡犬不留”，一个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一个显示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崇高与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