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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远
李济深和叶挺，一个是国民党军政界的元老，一个是共产党的著名将领。两人却有过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保定军校的一对校友
李济深是广西苍梧人，生于1885年；叶挺是广东惠阳人，生于1896年，二人相差11岁。
李济深毕业于广州黄埔陆军中学，后在学兵营任排长，再入广东陆军讲武堂，1909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在校期间李济深曾一度参加广东北伐军，直到1914年毕业，留在学校担任教员。
叶挺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武汉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1918年叶挺从保定陆军第六期毕业，原准备去德国留学，因家贫不得不放弃这一志愿，只好暂回家中务农。1919年叶挺追随孙中山革命，去漳州参加陈炯明领导的援闽粤军，在第一支队任参谋。
1920年，孙中山命令援闽粤军回师广州，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叶挺率一支先锋队首先出发，在淡水附近的黄皮径，击溃了敌人的伏兵，接着又攻取了惠州，这是叶挺从军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粤军回到广州后，叶挺升任为工兵营副营长。
李济深1921年初由北京回广西探亲，路经广州，遇到时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的邓铿，两人曾在学兵营共事，过从甚密。邓铿一定要他留在粤军服务，李济深只好留了下来，任第一师副官长。
这样，李济深和叶挺就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一对校友变成了一起战斗的战友。
孙中山的两个追随者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邓铿奉命组建总统府大本营警卫团，以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以第一师机关枪营编为第一营，薛岳任营长；以第一师工兵营编为第二营，叶挺任营长；以游击第二十七营编为第三营，张发奎任营长。李济深接任第一师参谋长。
为了讨平桂系，准备北伐，孙中山率军进入广西，并在桂林设立了大本营。李济深和叶挺都随军来到桂林。由于陈炯明阻挠北伐，时任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也反对北伐军进入湖南，孙中山被迫回师广东，在韶关设立大本营，改道江西出兵北伐。李济深随同第一师很快占领了赣南数县。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到永丰舰避难。叶挺率第二营与叛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击退叛军的多次进攻，最后掩护大家顺利突围。
叛乱发生时，李济深正在攻打赣州的前线，闻讯后积极主张回师讨逆，第一师师长梁鸿楷却态度暧昧，有的团长反而投靠了陈炯明。李济深愤而提出辞职，后孙中山派人传话，让他继续留在第一师，将来会大有作为的。
同年10月，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组成东路讨贼军，以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组成西路讨贼军，向广州进攻。李济深也率第一师参加了讨逆战斗。1923年1月16日孙中山的军队占领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逃回惠州。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总统府成立宪兵司令部，叶挺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
同时，粤军也进行了改编，李济深出任第一师师长。7月，又被任命为梧州善后处处长，后又被任命为西江善后督办，驻军肇庆。周恩来曾说：“1923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自这个师。”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叶挺经聂荣臻、王若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决定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在叶挺的一再要求下，经孙中山批准，叶挺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
从出师北伐到暂时分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军队也进行了改编，统称国民革命军。李济深出任第四军军长，下辖陈铭枢的第十师、陈济棠的第十一师、梁鸿林的第十二师，张发奎的第一独立旅、余鹰扬的第二独立旅。
1925年8月，叶挺和聂荣臻、熊雄等20多人奉调回国，一起回到广州。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研究决定，由叶挺负责组建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叶挺来到肇庆，在李济深支持下，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肇庆市阅江楼设立了团部。叶挺任团长兼第四军参谋处长，周士第任团参谋长，曹渊任一营营长，贺声洋任二营营长，杨宁任三营营长，这些人均为共产党员。
1926年3月，第四军再次扩编，除第十师、第十一师外，张发奎任第十二师师长，徐景唐任第十三师师长。另有叶挺的独立团、郭思演的炮兵营，是实力最强的。苏俄军事顾问加仑曾说：“这个军是国民党在粤军中的柱石。”
北伐开始后，李济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决定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叶挺独立团和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参加北伐，陈济棠、徐景唐两师留守广东。独立团作为开路先锋，率先出发。经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第四军名声大振，被誉为“铁军”。李济深曾多次致电嘉奖。
11月下旬，第四军再次扩编，陈铭枢师改编为第十一军，张发奎师仍称为第四军，叶挺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留守广州的两个师改编为第八路军，李济深任总指挥。
1927年3月，叶挺曾回广东招兵，李济深命令韶关、南雄、连州等地的地方官员大力协助，很快招募了一个团。
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又领导了广州暴动。因政见不同，李、叶二人暂时分手。
共同反蒋的日日夜夜
1929年，蒋介石和桂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蒋介石一面准备武力讨桂，一面假意电请李济深来南京，调解双方关系，李到南京后即被蒋扣押。李济深虽属粤系，但他是广西人，与桂系关系密切，蒋介石深怕他和桂系结成“粤桂联盟”，故而将他扣押。3月27日，又将他“永远开除党籍”。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才将李济深释放并恢复了党籍。后李济深又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主任。
1927年12月，叶挺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有人竟指责他“表现消极”，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叶挺不服，前往莫斯科申诉，王明等人仍指责他“消极怠工”“政治动摇”。叶挺忍受不了这种诬陷，一气之下，流亡去了德国。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这时，从囚禁中恢复自由的李济深，公开指责国民党当局误国，要蒋介石发布“罪己诏”，主张召集全国政治人物共商国是。远在海外的叶挺对此十分敬佩。“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李济深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结果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李济深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去了香港。
在外流浪四年的叶挺，救国心切，也于“九一八”事变后回到澳门。不久，就去香港拜访了李济深，二人对国是深感痛心，一致认为只有抗日反蒋，中国才有出路。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领导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选为主席，叶挺作为军事顾问也随同李济深一起来到福州。在此之前，十九路军就派陈公培与红军取得了联系，后又派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前往瑞金，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决定互派常驻代表，中共派来的是潘汉年，十九路军派去的是参谋处长尹时中。尹时中曾建议改派叶挺前去，他和朱德及其他将领相熟，红军中又有不少第四军中的旧相识。但也有人认为叶挺的名气太大，不易公开抛头露面，他又没在十九路军中任过职，不好作为十九路军的代表，此事只好作罢。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回到香港，叶挺回到澳门，二人仍经常来往。
1935年，中共派潘汉年、宣侠父等人去香港活动，在他们推动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与各方联络，7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陈希周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组织、宣传、军事、民运、海外、总务等部，叶挺被推举为军事部部长，主要任务是联络国民党军中的反蒋将领，宣传“大同盟”的主张。
“大同盟”还出版机关报《大众日报》和《民族阵线》《战线》等刊物。宣传部部长梅龚彬和叶挺商量，由叶挺主持在澳门板樟庙街开办了一家小型印刷厂，负责印刷“大同盟”的报刊和其他宣传材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他曾介绍不少进步青年加入新四军，一些和李济深有过联系的反蒋武装领导人，也要求编入新四军，上报后蒋介石却批示：“此种部队，不准改编。”
1940年，李济深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
对叶挺的无限关怀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叶挺被扣押。先押解在江西宁国的上官云相总部，后押解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顾祝同前来劝降。叶挺义正词严地表示：“我是军长，一切由我负责。如果蒋介石真是为了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真是为了什么军令法纪的问题，那么，我请求公开用军法审判。我将把事实的真相宣告于全国人民面前。假如我军真如蒋介石说的那样，那也只能由我个人负责。”
李济深得知叶挺被扣押的消息后，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陈诚，要他关注叶挺的安全；另一封给顾祝同，要他对叶挺多加关照，并准备派一名医生前去给叶挺看病。
1941年，叶挺由上饶押往重庆，途经桂林，李济深命秘书把他接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相见感慨万千，促膝倾谈至深夜。叶挺提出：从桂林去重庆途经贵州，那里路途艰险，蒋介石很可能用制造交通事故的办法，对他进行谋害，希望李济深派一架飞机送他去重庆。李济深很快作出安排，把他安全送抵重庆。
在重庆，陈诚曾陪同叶挺去见蒋介石，蒋对他说：“只要你承认事变是共产党制造的，你就可以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可任司令长官。”叶说：“现在我还没有人身自由，怎么能考虑这个问题呢？”并滔滔不绝地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要求释放全体被俘战士。蒋介石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再次把他押解回恩施，交给陈诚看管，陈诚对他还是比较关照的。
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问叶挺有何打算。叶说：“我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逃跑，第二是自杀，第三是到桂林和任公（李济深）一起住。”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他去桂林，但要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看管。
李济深得知叶挺要来桂林的消息，即电召在曲江的梅文鼎来桂林，梅曾是叶挺的副官，李济深给他一笔钱，让他在建干路买了一栋两层小楼，供叶居住。叶挺来后，名义上是“恢复自由”，实际上仍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这时叶挺经济上十分困苦，生活来源几乎全靠妻子李秀文姐夫麦畅生每天到丽泽门外去摆地摊，拍卖李秀文从澳门带来的行李，卖一点吃一点，连叶挺最心爱的照相机也卖掉了。
为了帮助叶挺，李济深又让他全家搬到桂林远郊的观音山下，和尹时中等人住在一起。这里前有草地，后有荒山，可以多养猪、放羊、喂鸡，贴补家用。虽仍有特务监视，叶挺一家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
1943年底，日军有进犯湘、桂之势，蒋介石害怕叶挺在混乱中逃脱，准备采取措施。在重庆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桂林共产党领导人胡希明。胡把叶挺请到李济深的办公厅，向叶传达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蒋介石是不敢公开杀害叶将军的，嘱咐叶将军不要走，走，会给蒋介石找到借口，反而不利。”叶挺听后，感动得流下热泪。
12月25日，突然有人在叶挺家门外高喊：“你家的羊跑到山上去了。”叶挺急忙去找，结果遭到特务的绑架。李济深得知后十分气愤，把负责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杨继荣找来，命他迅速查办，交出叶挺。第二天，杨向他报告，是根据蒋介石的手令，由宪兵五团押解叶挺去了贵州息烽。饱经风霜的李济深以为再也见不到叶挺了，不觉潸然泪下。
不久，叶挺被押往重庆，并将正明、华明、扬眉三个孩子接来同住。李秀文带五个孩子留在桂林。日军向桂林进攻前夕，李济深曾安排一条船送她们离开桂林，因船被特务扣留，李秀文带着全家流亡到罗定，住在友人谭冬菁家中。几经周折，才和李济深取得了联系，在李的帮助下，全家搬到了广州。
1946年3月4日，被扣押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李济深也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二人久别重逢，相见甚欢，两位挚友都沉浸在胜利与希望之中。不料，4月8日，在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叶挺遇难。消息传来，李济深悲痛万分，写下一副哀痛的挽联：
旋乾转坤，胜利还需谋建国；
疾风暴雨，艰危不幸失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