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犬养毅的交往

张良群

孙中山先生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侨居日本，不仅得到驻日华侨、留学生、民间志士的援助，也得到了日本政界的支持。这中间，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先生起了重要作用。“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

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由伦敦经加拿大到达日本横滨，暂居横滨外国人居留地119番陈少白先生寓所。日本大陆浪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主动造访，并陪同孙中山赴东京与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秘密会见。

犬养毅（1855—1932），号木堂，日本冈山县人，1874年入东京庆兴义塾。毕业后到报知新闻社工作。1881年任《秋田日报》主笔。1877年西南战役时随军采访，成为知名记者。后得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知遇，任统计院权少书记官，开始步入政界。1882年与大隈组织立宪改进党，当选为东京府会议员。1890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以后一直连任。1896年参与组织进步党，任常务委员。次年，经斡旋从外务省机密经费中争取部分资金，派宫崎寅藏、平山周、可儿长一等三人，到中国南方考察革命党和秘密结社，并研究中国国情。宫崎等在上海从《每日新闻》所载伦敦电讯见有“中国兴中会领袖孙逸仙目下在英京伦敦蒙难获释，不久，他预备从伦敦出发，到日本旅行”的消息。于是，遂调查孙中山的活动。后在书店购得《伦敦蒙难记》，则将此书摘要译成日文向犬养毅报告。到香港后，又从整理旧报纸中得知孙中山生年、籍贯、学历及近况，分四五次报告犬养毅。宫崎、平山在横滨与孙中山会晤后，即赶回东京，向犬养毅详细报告。犬养毅当即表示，希望与孙中山会面。

9月上旬，在宫崎、平山、可儿等三人陪同下，孙中山在东京牛込区马场下町犬养寓所，拜访了犬养先生，受到了犬养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为安全和方便起见，犬养毅等把孙中山安排在数寄屋桥旁的对鹤馆居住。在登记时，孙先生“要把真实姓名隐埋，保守秘密，写一个假名字”，平山周与可儿长一想到刚才来的时候，路过有乐町中山侯爵家的前面，所以最好是将他改写为中山名樵。于是平山周就在旅馆名簿上写了“中山樵”三个字。孙中山的名字，从此就用开了。1898年3月号《日本与日本人》杂志上发表佐藤宏的文章，介绍孙中山创建兴中会，举义反清，后在伦敦遇难，转赴美国的情况，并评价说，“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党，才会有一线光明”。这是日本报刊首次描述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形象。

孙中山与犬养毅相见后，犬养毅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人际关系，先后牵线搭桥，介绍孙中山结识了不少日本政要。如外相大隈重信、商务大臣大石正己、外务省敕任参事官尾崎行雄等。孙中山称与犬养毅先生的初次相会，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后，又结识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士、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秋山定辅、中野德次郎、铃木久五郎等。各志士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

孙中山与日本政界人物结识后，首先顺利地解决了在日本暂留问题。孙中山时为清政府悬赏通辑的要犯，又被香港驱逐出境。鉴于大隈、犬养先生的影响，宫崎、平山等欲留孙中山在东京居住。此事向外务省报告后，次官小村寿太郎以“中日战争方告结束，将反清革命党人庇护在日本，恐引起清政府误解日本援助革命党人”，故表为难。犬养毅亲赴大隈外相官邸，与大隈重信恳谈。大隈外相终于被说服了，决定“援引外国人居留地以外地，特放聘用外国人方式办理”。由外务省敕任参事官尾崎行雄与东京府知事久我通久商议，结果孙中山以平山周中文教师的名义在东京居留。

时值经济拮据的犬养毅，为解决孙中山的生活费用，只好发动友人慷慨解囊。进步党党员、九州福冈煤矿资本家、玄洋社首任社长平冈浩太郎，负担一年的生活费用，冈山县议员、《山阳新闻报》创始人坂本金钢亦资助孙中山在东京住月余。因孙中山住处靠近清驻日公使馆，又由犬养安排迁至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琢也家，还安排平山周、可儿长一与孙中山同住，以保证安全，照顾生活。其间，经犬养安排，孙中山得以与大隈重信晤见，并由宫崎、平山等陪同，游览东京名胜，访问福泽谕吉，参观陆军演习。1898年2月3日，犬养毅又抱病致函东亚同文会骨干陆实，请其照顾孙中山生活。函称：“持呈此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同寓一处，最近，除孙外，尚有王（质甫）、陈（少白）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

之后，日本政府收回治外法权，外侨得以自由居住。因中国侨商多居横滨，为便于宣传活动，孙中山与陈少白移居横滨，借住在温炳臣家。生活费用仍由日本友人资助。据温惠臣记述：“兄长温炳臣在横滨当银钱兑换商，住在山下町120番地。孙文先生在明治31年也搬到了我们这里来住。我们家是个西洋式的二层砖瓦建筑，一层和二层各有四间房，孙先生住在下边，我们住上面，门外还有‘番兵’。兄长和孙文在广东时就是朋友了，兄长负责孙文的伙食。”“孙文先生身无分文，很多事情都依靠了日本的朋友的帮助和照料。”

力促康梁与孙中山联合

犬养毅与孙中山结识，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理解、同情与支持，有其自己的目的，即想通过壮大中国革命力量，推翻清朝朝廷，达到其对外采取强硬措施的主张。而孙中山则利用日本与清朝的矛盾激化，争取日本的支援，达到“颠覆清廷”的目的，因而，孙中山与犬养毅结识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1898年9月28日，维新变法失败。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在菜市口惨遭杀害。康有为逃居香港，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即派宫崎寅藏赴香港，平山周赴北京，把康梁二人接至东京。为争取与改良派联合抗清，孙中山拟亲往慰问。但康有为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拒绝会见。事为犬养毅所知，犬养不满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几经斡旋，约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四人于10月26日到他家会谈。康有为托故不到，孙、陈、梁通宵达旦，讨论彼此合作问题。据陈少白说：“一夜的话，不外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作答复。”数日后，孙中山派陈少白拜会康有为，陈痛言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康却认定，“今上（指当今皇上）圣明，必有复辟一日”。结果不欢而散。

自1899年春至5月，犬养毅、宫崎寅藏等人在孙中山与康有为两派之间往来协调，欲使两派提携合作。几经努力，康派勉强同意派代表区榘甲与孙中山、陈少白在东京爱岩下的对阳馆会谈。然而，因立场上的根本对立，会谈归于失败，合作终未成功。孙中山大发感慨：“康梁不合作，自有合作人。离了他们，我们还不革命啦！”

“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

犬养毅在想尽办法促使孙中山与康梁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1900年6月，孙中山、郑士良、犬养毅、头山满等在研究惠州起义计划时，孙中山语气激昂地说：“义和团进入京、津，清廷震动。和康有为合作的努力，已成徒劳。再次举义，此其时也。……一旦惠州得手，立即挥兵东进。”犬养毅关切地问：“枪械弹药都准备好了吧？”当得到郑士良答复后，遂让随从捧上40来把长短不一的名贵军刀，并有感而发道：“这次发难，实为中国革命之大举，平生性好搜集宝刀，这些——就算是我的一点贡献吧！”

1900年9月19日，孙中山自横滨致函犬养毅，告以筹款事宜。函谓：“木堂先生足下：前委谋之件，已与友人商之，因近日金融太紧，彼有资之又出贷他人，恐不能一时收回，故无解决。彼原可得余资一二万元，而又带侠气，故弟留一介绍书于他，在彼于事决之时持来见先生，而交涉如事。然彼来否未可必。若来，则望先生随机而勉之，或可令之出一万元。弟今日起程赴神港待船，前途如何，若有好音，立行飞报。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孙文拜启。九月十九日。”

10月21日，孙中山致函犬养毅，告以惠州起义军进展顺利，广东各地同志起而响应，唯枪炮弹药皆从清兵夺来而用，尚乏接济之源，请其游说日本政府，为起义军提供军械。“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

11月16日，孙中山从横滨抵东京，即至牛込区马场下町35番访问犬养毅。因犬养赴静冈县出席进步党支部大会未归，便与来会之宫崎寅藏会晤，等待犬养返宅。故在此留宿一晚。翌日午后4时犬养归宅，继续会谈。当时到京的平山周亦来会见。是夜同在犬养家住宿。会谈内容虽未曾披露，但孙中山与犬养毅关系密切程度却可见一斑。

对于孙中山援助菲律宾的反美运动，犬养毅给予热情帮助。当孙中山代为菲律宾独立军购买军火发生困难时，犬养毅便推荐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办理。但由于中村弥六与军火商大仓喜八郎合谋舞弊，“代购武器，尽属废物”。大仓得赃款5万元，中村及其同伙分贪1.5万元。孙中山便告宫崎寅藏，“向中村索还械弹原价6.5万元”。犬养毅亲自出面与大仓交涉，要他归还原价，大仓最后答应退还1.5万元。犬养毅派宫崎向中村交涉，但中村抵赖，不愿退赃款。孙中山又发现中村曾伪造“孙逸仙”字样的印章及书信等。中村的不轨行径，遭到日本民党内外一致谴责，又被东京《万朝报》载露，中村恼羞成怒，拒不退款，犬养毅将其开除民党名籍。最后，中村退款1.3万元了事。

孙中山赴越南进行革命活动，犬养毅亦热情支持。1902年7月30日，孙中山致函平山周，告以“弟尚不能成行，为之奈何？兄有何良法，幸为指教。弟欲日内来京，兄何时回音，望为示知。”平山将此事告知犬养，犬养乃致函先生。10月18日，先生复函犬养，谓：“奉读来示，领悉一切，感激与惭愧同深。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弟于先生见之矣。谨拟于廿二日午间到贵邸面谈各节。”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次日，犬养将此函附寄陆实先生，并在函中称：“向孙逸仙所陈之事，请见附函。所谈之事已粗有眉目。向孙所谈之事，务请吾兄竭力帮助。除麻溪（神鞭知常）、孙外，弟已参加共商此事。资金可由友人中设法之。”

是日，孙先生赴犬养府邸商议，犬养又遂致函陆实。告“关于孙逸仙之事，刻下已与彼磋商，以千元左右即可出发前往。孙之期待盼吾兄鼎力以助之”。

孙中山在犬养、陆实等支持下解决了经费，便于12月4日乘“烟迪斯”号离开日本赴越南河内，发动华侨，建立革命组织，并与法国印支政府官员会晤。

为“发扬先烈，用照信史”，提供宣传排满资料，孙中山于1902年与犬养毅、曾根俊虎等在东京红叶馆会谈。鉴于“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只有清廷官书，难征文献”，命刘成禺以日人所著《满清纪事》、曾根俊虎著《清国近世纪乱志》为本，参照自己所藏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犬养所赠另一英人著《太平天国起义》等书，并搜罗遗闻，撰著成书。

1913年2月10日，为了加快中国实业发展和铁路建设，孙中山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乘“山城丸”自上海起程赴日考察，至长崎、门司、下关、横滨、东京时，皆受到中日及印度、欧美各国人士热烈欢迎。2月14日晚8时半，孙中山至东京新桥车站时，犬养毅、涩泽荣一、头山满、尾崎行雄、大仓喜八郎等日本重要人士和全体中国留学生以及印度、欧美各国人士五六千人伫候欢迎。2月16日晚，犬养毅以日本政友会总裁名义与寺尾享、头山满在芝区红叶馆为孙中山举行宴会，与宴者约50人，双方话旧至晚9时左右。

1913年8月上旬，日本政府受袁世凯请求，发出不希望孙中山在日本居住的训令称：“……无论就帝国的情况而言，还是从孙逸仙的利害来看，此时居住日本绝非上策。”孙中山在由台湾转航神户途中，电致日本友人犬养毅等称：“文如去欧美，对我党前途实多影响，故无论如何，希在日居住，俾便指挥。9月船抵神户，并望与同志叙晤密商。”犬养毅对日本政府的行为持不赞成态度，认为日本政府这样冷待孙中山“实在太不应该”，表示“要跟山本权兵卫（首相）和牧野外相交涉”。后来，山本首相勉强同意，孙中山才秘密住在诹访山别墅。

1914年8月，孙中山认为“刻下欧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断定举义的有利时机已到，着手筹备武装起义。孙中山派遣居住在东京、大阪、长崎的革命党员300余人回国，分赴各地鼓吹革命，筹划起义。同时，他往访犬养毅、头山满、板垣退助等，表示希望得到日本的外交、经济、军事援助。8月中旬，孙中山派菊池良一至日本国民党本部，转告他对大战和三次革命的认识和想法，并征询犬养毅意见。犬养回复说，要慎重行事。8月24日下午，孙中山会见犬养毅。孙中山首先向犬养毅谈起世界大势，兼及东亚问题。作结论道：东亚问题之解决，归根结底在于人种问题。故黄种人应该团结对抗白种人云云。并称：刻下欧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据最近对中国内地以至南洋及美国等地之形势调查，革命声势愈加高涨，相信此时乃举旗之大好时机……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孙中山表示，如南洋不能筹足所需军饷，“即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云”。犬养称：“我意如周围条件允许，现正是举革命大旗之大好时机，关于筹款一事，待与头山氏充分商议后答复。”8月26日犬养毅再次来访，与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会谈约一小时。

1914年11月5日下午，孙中山偕戴季陶至牛込区马场下町拜访犬养毅，经戴翻译，会谈一小时许。

1923年11月16日，孙中山致函时入山本权兵卫内阁任邮电大臣兼文部大臣的犬养毅，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劝告日本政府帮助中国革命并首先承认苏俄。函称：“山田君来称，先生此次入阁，将大有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继而批评列强反对中国革命之政策，并指出日本对华政策“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先生于函中分析欧战后世界大势之变化，被压迫民族、尤其亚洲民族已觉醒，赤露（苏俄）已成“欧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今亚洲人民受屈者比欧洲人民尤甚，故其望救亦尤切，本洲既无济弱扶倾、仗义执言之国，故不得不望于赤露。”孙中山预言，将来之世界战争，“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而排强权者固以亚洲受屈之人民为多，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是故受屈人民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孙中山先生希望犬养能“行其志”，使日本“为受屈者之友”；劝告日本“其一，日本政府此时当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对内可以统一，对外可以独立，一举而打破列强之束缚，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之和平永葆；其二，日本当首先承认露国（俄国）政府，宜立即行之，切勿与列强一致”。

私交甚密相互敬重

孙中山与犬养毅交往，在政治观点上时有分歧。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912年1月7日，犬养毅与头山满等抵南京祝贺，并怂恿孙与岑春煊、康有为等有实力、有声望之人物联合；甚至团结段祺瑞共同对付和孤立袁世凯。孙中山未采纳他们的意见，犬养毅甚为失望，因而拒绝接受南京临时政府政治顾问之职。

但是，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敬重，关系融洽。犬养毅常邀孙中山一起叙旧，每每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一次犬养毅等一批朋友请孙中山赴宴，以叙友情。当孙中山与朱执信、黄兴准时赴约，来到犬养事先安排的饭店时，犬养毅正在看书，见孙中山等到来，遂放下书本，吩咐女仆奉上茶水。“老朋友，您在看什么书？”孙中山客气地问道。“《华盛顿传》。”犬养毅答。接着犬养毅含笑对孙中山说：“我是真敬佩你，但我请问你，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推翻清政府。”犬养毅说：“你是著名的革命家，你最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但除了革命之外，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笑着回答：“Woman（女人）。”犬养毅拍手说：“很好。再次呢？”孙中山回答：“Book（书）。”犬养毅大笑，说：“毕竟你说出了老实话。我知道你很喜欢看书，原来你喜欢女人还在书之前。那么你是忍耐着女人的爱而忘我读书的，真了不起呀！”“NO！NO！”孙中山见犬养毅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说道：“我认为，千百年来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充其量做个贤内助。然而我认为，她和母亲应该是同义语。当妈妈把身上最富有营养的奶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真诚的爱献给了丈夫，她们的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的是，我们很多男人却不懂得这种爱，不珍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谈到激动处，孙中山竟站了起来，眼噙泪花吟咏一首诗：

女人是平凡的。

月朗星稀，是女人用晨炊点燃新的一天。

牵牵连连，是女人将零零碎碎补缝成一个美丽。

女人是不平凡的，

风雨交加，是女人为我们打开家门。

坎坎坷坷，是女人给我们关怀和温馨。

然而，女人又是伟大的，

人类常把母亲比作美丽和博大的化身，

人类在生育女人的同时，女人也生育了整个人类。

世界少不了女人，

如少了女人，

这个世界将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真，

百分之七十的善，

百分之百的美。

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了人类。

在旁的日本朋友神情专注地听着孙中山动情的诗意话语，深感惭愧。

宴会中，孙中山不时地翻阅《华盛顿传》一书。这时犬养毅安排四名如花似玉的艺伎，莲步点点，轮流为孙中山祝酒。犬养毅对孙中山说：“朋友相聚，推心置腹。中山先生，你觉得今天给兄祝酒的女人哪一个最漂亮？”孙中山放下书本，笑答：“都很漂亮。”友人又问：“但其中谁最漂亮？”孙中山顺口回答：“都一样漂亮。”友人又指着坐在他身边的艺伎说：“是不是她最漂亮？”孙中山这时才抬起头来端详了一下，大家都在期待着孙中山说声“是”，然而孙中山却慢悠悠地说：“十年前她一定比现在更漂亮。”众人听了拊掌大笑。

1915年10月25日下午，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在梅屋庄吉家二楼大厅举行。前来祝贺的众多日本朋友中，犬养毅是唯一的一位执掌日本政权的政界人士，并发挥其日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的专长，演唱了一支《祝福歌》为好友祝贺，把婚礼推向高潮。

1924年11月22日，孙中山为收拾时局前往北京，绕道日本。出发前，孙中山致电犬养毅、头山满，电称：“今天从上海出发，不日可有拜会的机会。”24日下午“上海丸”抵神户码头时，犬养毅在不便出面的情况下，派代表古岛一雄前往欢迎。

1925年2月上旬，犬养毅、头山满及日本东京各报纸等，著文称赞孙中山“全人格之思想家、革命家的血性儿，乃亚细亚民族之大政治家”。病危中的孙中山先生于2月10日致犬养毅、头山满电称：“特派萱野氏问疾，至感。由于勇气与自信力，希望战胜病魔，祈释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犬养毅闻之，悲痛异常，遂向孙中山家人发来唁电：“谨表哀悼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忱，犬养毅。”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孙中山追悼谈话会上，犬养毅沉痛悲切的谈话，令与会者悲痛不已。

1929年5月下旬，犬养毅专程来中国，参加了6月1日在南京中山陵举行的孙中山奉安大典。《中山陵园史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参加奉安大典的各方面代表共945人……外宾中以日本来宾最多，达130多人，其中许多人是孙中山的故友。如犬养毅、头山满……奉安典礼结束，孔祥熙领杠夫将灵榇移入墓室，孙中山家属戚属、中央代表蒋介石、故旧代表犬养毅、各国专使代表欧登科随进入墓室，率领杠夫将孙中山灵榇奉安于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