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赵元任的交往

武在平

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1910年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后赴美入康奈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部导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1938年赴美国，1945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团代表、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及汉语语法方面造诣较深。著有《国音新诗韵》《国语问题》等，译有《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胡乔木同志对我国的语言文字也很有研究，上大学的时候，曾听过赵元任的音韵课，对赵元任很敬佩，但过去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一直没有交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见面，在一起的所谈所想，仍然是围绕着我国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我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关心。

一部难得的好书

赵元任于1968年在美国出版了《中国话的文法》，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原本是写给外国人研究中国话用的，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吕叔湘对此书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对研究汉语口语有很高的价值。1979年，吕叔湘特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书名为“汉语口语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原书是供英语读者用的，论述得繁简不一定都合乎中国读者的需要，因此吕叔湘在翻译的时候，斟酌情况，重要的地方全译，多数地方删繁就简，少数地方从略，但是就内容说，没有实质性的削减。胡乔木在1981年患胆囊炎准备做手术期间，认真读了这部书，并于5月16日给吕叔湘写了一封信，对赵元任的书给予赞赏，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并肯定吕叔湘的翻译工作，说：“多亏你辛苦译出来。”信中他还对吕叔湘在翻译中的问题，包括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提出了40条意见，那种对语言学专业知识的精通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令人敬佩。胡乔木在信的末尾说道：“语言学比较地可说是冷门，这书以及以前国内出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书（赵氏的著作未译的，也有比较重要需要译出的），如能有人写篇书评介绍一下就好了。”

赵先生的歌集应出版

1981年5月中旬，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从美国归国访问。5月19日晚，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赵元任。作为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因病住院准备手术，未能主持宴会，但他还是带病在晚宴前会见了赵元任。

6月8日，胡乔木在医院又一次会见了赵元任，同去的有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女婿黄培云，还有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王光美同志。会见中，乔木谈到他曾听过赵先生的一次音韵课，当时是旁听生，很受教益。以后因工作关系没有再去。胡乔木说，他已经将赵先生著的《汉语口语语法》读完了。胡乔木还关心赵元任研究的《通字方案》。这个《通字方案》是赵元任1973年5月回国访问时带回来的改革汉字的新作。该方案采用同音代替的办法，把汉字减至1900个。当时赵元任带回的《通字方案》文稿有两份，分别送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来周恩来总理会见赵元任时提出要把《通字方案》印出来。赵元任回答说：“我听取了大家的批评意见，修改后再印吧。”胡乔木问道：这个方案“是否在哪里印了，还是在修改？这个稿子现在在哪里？”赵老回答说：“在美国。”胡乔木建议赵先生的著作最好由国内翻译出版，并请社会科学出版社与赵元任商量。

赵元任不但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还是音乐学家，曾专攻过和声学、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伍。他一生作过100多首音乐作品。赵元任还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其中有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的《海韵》、刘大白的《卖布谣》、胡适的《他》、陶行知的《小先生歌》、施谊的《西洋镜歌》等。胡乔木非常喜欢这些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他说：“我听过一个歌‘爱我的中华……’歌词很有感情，这个歌还应唱。赵先生的歌集应出版。”

胡乔木说：“赵老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语言很好。我读过，我的孩子也读过。今后还要叫孙子读。是否建议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加一个好看的封面，配上插图。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学数学的。赵先生翻译得特好，用北京话译的。赵先生曾写过一个序，以后商务印书馆如再印，应恢复印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可不要序，因序言的含义较深，儿童不好懂。有些语言与现在通行说法不一样处，可做些修改，使儿童易于接受。改变处要征得赵老先生同意。”20世纪20年代，赵元任先生应聘赴美哈佛大学教中国语言课之前，在他还没有开始进行方言调查并且决定在学术方向上主攻语言和语言学之前，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那就是翻译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小小的童话书，吸引着那个时代万千少年儿童的心。

诗歌中的平仄问题

6月11日，胡乔木从医院出来，专门到宾馆拜会赵元任，见面的第一句话，乔木很谦虚地说：“今天我是专门就一个学术问题来向您请教的。”乔木就音韵学尤其是诗歌中的平仄等问题，同赵元任进行了探讨，他们交谈得非常融洽。这天谈话后，胡乔木感到意犹未尽，于是第二天胡乔木又给赵元任写了一封信，就诗歌中的平仄问题向赵元任请教。他首先谈道：“昨天向您提出的问题，因限于时间，说得太简略，很难表达出我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似乎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因此再多说几句，请您原谅。”胡乔木在信中向赵元任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胡乔木认为，平仄如果只是一种人为的分类，而没有某种客观的依据，是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能在一千多年间被全民族所自然接受，而成为习惯。这种习惯远不限于诗人文人所写的诗词骈文联语，而且深入民间。过去私塾里蒙童的对对并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巧对的故事也并不限于文人。民歌中常有大致依照平仄规律的，如著名的“山歌好唱口难开”“桃红柳绿是新春”“赤日炎炎似火烧”“月儿弯弯照九州”等。甚至新诗中也有“教我如何不想他”“太阳照着洞庭波”这样的名句。

胡乔木接着谈到古代用平韵的作品，远远超出用仄韵的。他说平仄之分，至少在周代即已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所以《诗经》《楚辞》中用平韵的作品，远远超出用仄韵的，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后来历代诗赋词曲和现代的歌谣、歌曲、新诗，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平声和仄声确有明显的虽然是不容易讲清楚的区别，无论各自的实际调值在各时期和各方言区有多大不同。它还引出另一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为什么汉语里平声字多？

胡乔木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诗歌何以由《诗经》《楚辞》时期的以偶数字句型为主变为两汉以后的以奇数字句型为主？偶数字句诗除辞赋体外，六言诗始终不流行，八言诗根本没有（当然不算新诗），奇数字句诗基本上也只限于五七言（不包括词曲），在民歌中大多数是七言。四六言变为五七言的语言学上的原因不清楚，是否古汉语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某种重要变化？

从上述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来看，说明胡乔木对于音韵学问题钻研得非常深。胡乔木提过问题后又说：“向您这样高龄的前辈提出这些问题，于心很觉不安。不过我终于不肯放过这个求教的机会。您在返美以后，如能把您的一些想法告诉赵如兰（赵元任的长女）教授，请她给我回一封信，我就感激不尽了。”两天后，胡乔木又给吕叔湘、李荣写信，也请他们安排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同志们研究一下这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