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绅士牛友兰

牛荫西牛旭光

牛友兰是晋绥边区参议员，根据地颇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位杰出的教育革新家。大革命时期，他在家乡毁庙创办新学，培育大批人才，为传播“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和开拓晋西北山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历史性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家乡山西省兴县，是晋绥解放区的首府，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政治部，中共晋绥分局、晋绥行署等领导机关，一直驻在这里。1948年3月，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在转战陕北后来到晋绥，就曾住在兴县蔡家崖牛家花园院。抗战开始后，牛先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伟大号召，毁家纾难，带头捐献大宗家资支援牺盟会、八路军抗战，并将自己筹款创办的纺织工厂，无偿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支持新政权的各项工作，为根据地建设竭诚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敌后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1942年，为表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态度，由牛友兰倡议并得到当地党政机关支持，组成以他为团长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受到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欢迎。牛友兰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

家遭瘟疫亲子夭折依然毁庙兴学

牛友兰，名照芝，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于一个大户地主家庭，幼时在本村私塾和城里嵋山书院读书，21岁考中秀才。牛友兰的二哥和三哥长期在外地做官，家产日益雄厚，土地最多时有两千多垧，五座院落和一所花园，并在县城合股开设商号两处，牛家是兴县的首富。牛友兰于1906年远离家乡，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就读，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后又阅读同盟会的进步书刊，眼界顿开，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认识到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所致，遂立志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从事社会改革和发展新文化教育事业。

1909年他因病辍学返里，同本县阎罗坪村康改桃结婚。康氏共生育四个儿子，1912年生的第一个男孩就是曾任北平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初期在山西牺盟总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牛荫冠。牛友兰从北京返乡后，就全力兴办新学。兴县地处山区，地瘠民贫、文化落后。面对这种情况，牛友兰认为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开办新式学校，提高国民素质，遂于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在兴县北坡村创办了第二高级小学，任校长。这是一所完全新式学校，废除了一切旧的教学内容，学生人数增加很快，深受群众欢迎。二高比起由嵋山书院改成的第一高小，教育内容的革新更为彻底。牛友兰为扩大学校规模，随后又到兴县黑峪口镇开办分校，在这里他结识了从山西大学回乡的刘少白（后任过晋绥解放区临参会副议长），他俩志同道合，建立了深厚情谊，结拜为金兰兄弟。黑峪口分校是利用神庙办学的，为改建成学校，需要打掉庙里的泥塑神像。开始工友们怕冒犯神灵，谁也不敢动手，牛友兰就亲自上前把神像的头打了下来，这在当时是个勇敢的行动。

正当牛友兰在黑峪口办学的时候，蔡家崖牛家大院发生瘟疫，他的父母相继病故，接着前房温氏所生的16岁儿子吐血夭折。顿时流言四起，说他儿子的死和牛家遭瘟疫，是因为他打掉神像，得罪了神，是“神的惩罚”。家庭内部也对他施加压力，责怪他不该为办新学毁庙打神像。受到这次严重打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选择，然而他毕竟是相信科学的，并没有被各种流言和责难所吓倒，相反更坚定了办学的决心。

1925年，牛友兰在兴县城关创办了兴县中学，出任校长。兴县中学是选择县城东关最大的庙宇寿圣寺办学的，牛友兰不顾“神灵惩罚”之类的说法，再次带领师生们打掉庙里的所有泥塑神像，把两厢改建为教室和自习室，把正殿改建成大礼堂。当时在偏僻山区创办一所新型中学是很不容易的，缺乏师资是最大的困难，尤其是英语和数、理、化教师当地难以找到，牛友兰则想方设法到外地聘请。兴县中学的学生来自兴县、岚县、奇岚、保德、临县、方山县以及陕北的神木、府谷、葭县（今佳县）等地，由于当时附近各县都没有中学，更没有大学，故兴县中学则成为晋西北山区的最高学府。在创办兴县中学的同时，牛友兰还长期兼任兴县城关第一高小校长。他亲手培养了大批人才，不仅为发展晋西北地区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绝大部分学生后来均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正因为这样，牛友兰在晋西北地区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影响和颇高的社会声誉。

科学民主进步爱国新派代表人物

牛友兰是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热心传播者。“五四”运动时期，当破除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与民主、开展新文化思潮传到晋西北山区时，他和好友们积极响应，充分利用学校这个阵地，广泛进行宣传。1927年夏，在兴县中学举办了以宣讲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训练所，在牛友兰具体主持下，县教育局利用放暑假之机，集中全县小学教员前来学习。随后，兴县中学正式增设了三民主义课程，系统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实践活动。在这个时期，牛友兰和国民党右派进行过长期斗争。1928年，兴县成立国民党党务筹备委员会，他被公推为主任委员。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支持右派分子制造分裂，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叫嚣清党，排斥和打击进步势力，擅自召开代表大会，建立组织。1929年4月，牛友兰领导兴县中学师生揭露他们的阴谋，宣布国民党兴县县党部为非法，在学生贾维祯等带领下，兴县中学师生整队出发，砸了县党部的牌子，查封了国民党县党部。事后，兴县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不甘心失败，跑到太原告状，在山西省党部的支持下，他们又卷土重来，宣布解散兴县中学国民党区分部，以“暴乱”罪名开除牛友兰、贾维祯、孙启明等一批兴中进步师生的党籍，撤销了党证，牛友兰从此和国民党脱离了关系。1931年10月，太原学生举行抗日游行，国民党省党部下令开枪打死学生穆光政，激起太原各界群众的强烈愤慨，捣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这时贾维祯正在省城上学，从太原跑回兴县，向牛友兰报告消息，经共同策划后，在牛友兰主持下，兴县中学全体师生和各界进步人士，在东关大戏台召开穆光政烈士追悼大会，接着游行队伍再次查封了兴县县党部，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在当地的一切党务活动。

兴县中学是在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师生们爱国热情很高，牛友兰一贯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学校成立不久，学生们就利用节假日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查禁日货。北伐时叶挺将军的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后，师生们欢欣鼓舞，学校召开庆祝大会，组织游行，还演出《二七大罢工》《收回租界》等革命短剧，广泛进行宣传。“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牛友兰义愤填膺，将兴县中学和高小全体师生集合到兴中礼堂，举行“九一八”国耻纪念大会，他和师生代表纷纷登台演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冬，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兴县中学学生首先起来响应，组织上街游行。县长李凯鹏百般刁难，提出张贴标语、传单必须加盖有校方公章，校长牛友兰当即提供油印机和纸张给学生使用，并批准在标语、传单上加盖了学校公章，打破了反动政府的限制，使这次游行得以顺利进行。兴县中学还进行过反贪官污吏的斗争。黑峪口禁烟委员王殿锦贪污巨款，旧政府包庇他，让其逍遥法外，兴中师生为此集合游行，要求惩办罪犯，官府慑于群众声威，不得不把王殿锦捉拿归案。牛友兰还利用兴县中学校长身份，想方设法保护进步师生，免遭反动当局迫害。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白色恐怖时，有几个进步学生从太原跑到兴县躲避，兴县中学将他们收留编入班上学习，保护了他们。1935年冬，阎锡山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古老的兴县城变成一座恐怖牢笼。这时兴县中学教师刘献珺（后任过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遭反动当局追捕，刘逃出避难，后经牛友兰出面具保，才脱离险境。县长李凯鹏曾亲率军警到兴县中学进行搜查，由于牛友兰和师生们的抵制，使其阴谋没有得逞。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反动政府一直把兴县中学视为心腹之患，遂于1936年强行勒令停办。共产党在兴县地区建党较晚，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兴县中学在传播“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同国民党右派以及反动政府的斗争方面，发挥了主体和核心作用，牛友兰则是这个时期置身家乡的新派主要代表人物。

捐资献厂毁家纾难坚持团结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牛友兰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力支持并亲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1937年上半年，牛友兰的长子牛荫冠受党的指派由北平回到太原，协助薄一波同志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牛荫冠曾被委托主持山西牺盟总会工作。在其鼓励和影响下，牛友兰始终站在共产党和牺盟会一边，为抗日救亡，竭尽全力。

1936年冬，牺盟会派遣“村政协助员”来到兴县开展救亡工作，牛友兰让他们在学生中排演抗日节目，进行救亡宣传。随后，余丕铎、米建书等人到兴县组建牺盟会，得到牛友兰的支持和合作。王力波等一批留省城学生受牺盟会派遣回兴县从事救亡工作，生活遇到困难，牛友兰热心为他们解决食宿问题，支持他们的抗日工作。以后当阎锡山停发兴县牺盟会的经费时，牛友兰毫不犹豫，决定每月赠送100银圆活动经费，解决了牺盟会面临的困难。抗战开始后，山西牺盟总会经过统战关系委派大同牺盟特派员张干丞到兴县任县长，开始组建抗日政府，同来的还有高芸生、董一飞，他们都是地下共产党人。不久八路军挺进敌后，一二〇师来到晋西北地区。牛友兰的好友刘少白在太原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参加共产党后，也回到兴县开展救亡工作。从此牛友兰就依靠张干丞的抗日政府，积极支持八路军、决死队抗战。在张干丞、刘少白等的启发帮助下，牛友兰毅然一次捐出家资23000银圆和“复庆永”商号的大部存货，支援抗战；并将牛家大部分房舍提供给八路军使用。牛友兰为这次捐献，耐心说服了在世的两个哥哥和“复庆永”的其他股东，晓以利害，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的这一爱国行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其带动和影响下，当地其他富户也用实际行动纷纷捐献，共赴国难。“晋西事变”后，在“四大动员”时，牛先生再次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

晋西北地区交通堵塞，物资匮缺，为打破敌人封锁，帮助抗日政府解决经济困难，牛友兰受县长张干丞委托，自筹资金10000元，于1937年冬在兴县城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出任经理，孙良臣（后任晋绥解放区高等法院院长）任协理。下设营业部和生产部，营业部是负责物资交流与沟通的商店和货栈，生产部是以纺纱织布为主的工厂。后为躲避日机轰炸，生产部搬到距城40里的孔家沟山村办厂，更名为兴县纺织厂，牛友兰任厂长。1940年日军夏季扫荡后，为保全工厂，经请示晋西北行署同意，将工厂搬迁到黄河以西的陕西神木县阎家堡村，工厂更名为晋西北纺织厂，牛友兰仍任厂长。为办好工厂，他曾派人到延安难民纺织厂取经，购回畜力弹花机，更新部分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使之成为晋西北根据地最大的纺织工厂。贺龙将军曾亲自到阎家堡村视察工厂，给职工以很大鼓励。1941年，行署领导考虑牛友兰年事已高，遂派陈志远接任厂长一职，牛友兰被委以晋西北行署贸易总局顾问。他离开工厂时，没有要求退还建厂资金，也未索要工厂任何财物。牛友兰为抗日民主政府创办了一所纺织工厂，这是他对根据地建设作出的又一贡献。1942年，牛友兰被选为晋绥边区参议员，亲身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三制”政权的工作。

抗战时期，在山西那种错综复杂的政局下，牛友兰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虽是位党外的社会名人，但从不和阎锡山方面的人员接触往来，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他热心鼓励和支持子女及家人参加革命。1938年1月，他亲自送二子牛荫天（牛奇）和三子牛荫东（牛旭光）到临县决死队随营学校学习。以后牛荫天又入抗大二分校，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牛荫东到延安抗大毕业后，先后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安徽新四军工作。1942年，他又把最小的儿子牛荫西送往延安。至此他的四个儿子全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均加入共产党，成长为终身职业革命战士。他的侄女牛荫英、牛荫蝉、牛兴中，侄儿牛荫德、牛荫树、牛荫越；侄孙牛联棠夫妇、牛联棣夫妇；侄孙女牛金枝、牛联桐、牛番秀等牛家大部分子女，先后离开地主家庭，参加救亡工作，走上革命道路，同样得到他的热心鼓励和大力支持。他们中有的在敌后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后来留苏学习，成为我国工业战线的重要骨干；有的在地方和军队担任领导工作。晋绥解放区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长期住在蔡家崖牛家宅院，牛先生热心给提供各种方便。

1940年春，晋西北行署建立，山西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出任行署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行署机关就设在蔡家崖，续范亭主任和牛夫人康改桃曾住在一个院子里，彼此亲如家人。牛夫人很关心续主任的生活，经常把自己做的可口家乡饭食送给续主任等领导同志品尝。续主任对牛友兰和其夫人的为人，很是赞许。以后牛夫人患病时行署派出医务人员为她精心治疗，1945年牛夫人在陕西神木县盘塘村病故，行署还为她送了花圈，就地进行安葬。晋绥军区成立后，军区司令部就长期设在蔡家崖，贺龙等晋绥领导人一直住在牛家花园院。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来到晋绥后，贺龙同志把自己住的花园院让给党中央首长住。毛主席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牛家宅院现在是“晋绥革命纪念馆”馆址。

学习陕甘宁拜见毛主席组成士绅参观团

为了学习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更好地为根据地建设作出贡献，1942年5月组成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参观团共由15人组成。团长牛友兰，副团长刘少白、武润生；团员为兴县的孙良臣、贾克明、王作相、任辑武、刘鉴，保德县的张映萱，临县的刘墨林、樊沚如，神池县的程进，离石县的刘菊初、陈顾三，陪同参观团的有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记者师海云。他们临走前，贺龙司令员给每人发了一套军服，大家穿上都高兴地说：“我们也当八路军啦！”参观团于5月4日从兴县起程，途经陕北绥德时，受到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兼警备区司令王震的热情接待。参观团5月20日到达延安，住在当时延安最高级的宾馆南门外交际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对参观团团长牛友兰作了以下专门介绍：“……二十四时，肄业于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期间，牛先生从校返里，兴办教育事业，培养弟子千人以上。‘七七’事变后，交通不便，货物来源困难，牛先生下决心发展农村纺织业，筹款10000元，创办兴县产销合作社，两年来辛苦经营已扩大为晋西北纺织厂。牛先生担任厂长兼贸易局顾问。他的长子牛荫冠是晋西北行署副主任，今天兴县散布在各地的知识分子，大都受益于牛先生。”“牛先生对边区的民主政治、经济建设仰慕已久，此次倡导来延安参观，立即得到当地党政机关及地方绅士的热烈赞同。”随后《解放日报》对参观团的活动做了连续报道。

参观团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亲自设宴为参观团全体成员洗尘。次日上午，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受党中央委托，来到交际处访晤他们，并挥毫题词“群策群力，为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努力”。党中央指派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张干丞住在交际处，协助金诚处长负责接待工作，安排参观日程。牛友兰等先后参观访问了机关、学校、工厂、医院等38个单位，尤其对难民工厂观看得特别仔细，询问了工厂的生产管理和工人的生活情况，做了详细笔记，决心把该厂的好经验带回晋西北去。参观“日本工农学校”时，他们亲眼看到昔日的法西斯官兵已被改造为反战同盟的战士，深深感到共产党政策的英明。参观团先生们异口同声地称赞说：“陕甘宁边区这样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的地方，又处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无论农业和工业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实在是个奇迹。”牛友兰写下“事在人为，有志竟成”八个字赞颂延安。5月29日，贺龙、林枫、续范亭等晋绥解放区领导人，特意在延安枣园的续范亭住处，宴请牛友兰等参观团成员，这天前来欢迎他们的还有山西籍的徐向前将军。由于大家在晋西北时都认识，这次在延安聚会，倍感亲切。

6月29日下午3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央机关设宴欢迎参观团全体。接见时，毛主席握住牛友兰的手亲切问道：“你有两个孩子在延安学习吗？”（那时牛旭光、牛荫西正在延安学习。）牛友兰当时很受感动，心想毛主席日夜操劳国家大事，连这么件小事也都知道，非常敬佩。时隔十天以后，7月9日下午，毛主席又亲赴参观团住地的交际处看望各位先生。在兴奋愉快的氛围中大家围桌座谈，毛主席询问了诸先生的姓名、家庭情况后，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说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世界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战争，指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光明前途。接着毛主席就“三三制”政权问题、整风问题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谈古论今，开怀畅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侧重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团结抗战、在抗战胜利后团结建国的总方针，并即席回答了参观团诸先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毛主席谈笑风生，座谈气氛亲切热烈，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直至晚上毛主席才告别离去。这次座谈使参观团先生们夜不能寝，有的写诗作赋，有的用日记记下了这终生难忘的时刻。牛友兰等感到是他们参观以来最大的收获，非常荣幸。在参观期间，党中央王若飞、北方局杨尚昆、晋绥分局林枫，先后到交际处邀请他们座谈，王若飞还赠送他们每人一本联共党史，勉励大家回去后要好好学习，继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7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送别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社论，开头就说：“牛友兰、武润生、刘少白先生们所组织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就要回去了，每当想到背负着民族的苦难，怀抱着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高度热望而仆仆西来的诸位先生，特别是想到以六十高龄而不辞跋涉之苦的几位老前辈，我们实在感奋万端。”7月2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牛友兰等《留别延安各界书》，再次表达了他们对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延安各界的衷心感谢。参观团回到晋绥以后，牛友兰到处宣传延安的好经验、好作风。他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观感文章说：“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宣传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很快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牛友兰还给晋西北纺织厂职工详细介绍了延安参观的情况和体会，使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1946年2月，他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议会的新旧比较”一文，以解放区参议员身份，用新旧议会的对比来颂扬解放区的民主政治。

毛主席说：牛友兰是不该斗的

1947年秋，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时，由于康生等在土改试点中大搞极“左”，致使晋绥分局在推广他们的经验时，出现了“左”的错误，在蔡家崖召开了所谓“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残酷斗争，使其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很大创伤。1947年9月27日牛友兰含冤去世，享年63岁。他在临终时对土改工作团负责人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表达了他对党和土地改革运动的真诚支持和拥护。他死后，埋葬在蔡家崖后山牛家祖坟外西南的地头上。

晋绥土改时，毛主席正在转战陕北，当党中央、毛主席发现晋绥土改中“左”的错误后，通知晋绥分局马上派人到陕北进行汇报。毛主席对前去汇报的同志说：“晋绥土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些人是不该斗的。”并指示要很快纠正“左”的做法。随后，贺龙在晋绥分局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土改时不应该那样斗争牛友兰，也不应该那样对待牛荫冠同志，这件事发生在司令部门前是很不应该的。”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在1950年6月和贺龙的一次谈话中说，牛荫冠同志的父亲为我们做过好事的，土改时斗争他是不应该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1989年7月18日，中共兴县县委正式作出为牛友兰先生平反昭雪的决定，否定了过去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充分肯定了他的光辉业绩，为他彻底恢复了名誉。牛友兰一生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热爱祖国、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他是党的忠诚同盟者，人民的好儿子，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