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方鹤琴
归来
我父亲方克光，于1936年出任芒市安抚司署代理土司。1945年，他出走缅甸腊戍、勐浪等地，开办了锯木厂，并经营珠宝生意，生活相当富裕。
1949年底，父亲的老朋友朱家璧将军几次来信，讲述国内形势和共产党对待民族上层的政策，劝父亲归来。父亲犹豫再三，决定我与母亲先回芒市老家看看。大约两个月以后，解放军和工作队相继进驻芒市，解放军的卫生队就住在我们家里。最初，我和母亲都很害怕，存着戒心，见他们就忙着低头赶快避开。可这些兵很和气，不但不乱拿家里的东西，还经常帮我们扫院场、挑水、劈柴……一切的一切，我们母女俩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此前，芒市土司——我的堂兄方御龙听信反动宣传，避往缅甸，芒市司署已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首长和潞西县领导多次来我家看望母亲，诚恳地请其转告父亲，尽快回国担任土司代办，主持芒市司署。母亲被诚意所感，接二连三地写信、带口信去缅甸。这些信像一支支兴奋剂，使父亲彻夜不眠。他怀念故乡、思念乡亲，在党的团结民族上层的政策感召下，终于下决心舍弃了国外的生活条件，于1950年5月返回祖国。但是，父亲也留了一手，即安排小妈方爱德继续留在缅甸勐浪，为的是脚踏两只船，以防有变。
回到芒市以后，父亲受到驻军首长和地方领导的热情欢迎，就任芒市司署代理土司。父亲对解放军纪律严明，对地方干部艰苦廉洁非常满意。他出来讲话了。当时，老百姓害怕解放军，民族隔阂很严重，而土司代办出面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可就十分起作用了。父亲还自告奋勇写信给跑往国境边界、脚踏两只船的遮放土司多英培、瑞丽土司衍景泰及干崖土司、梁河土司，谈自己的切身体会，晓以大义。
父亲为人精细开明，他回归祖国接任代理土司，为边疆的稳定、为民族的团结做了一些工作，被党和政府所器重，先后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保山专区联合政府副主席、潞西县联合政府协商委员会主任委员。
遇险
1950年秋的一天，解放军第四十一师师长查玉升奉中央领导之命，专程从保山来到芒市，热情邀请父亲赴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盛典。但父亲还没有决定去不去北京，谣言却出来了：“方代办去北京以后，就再不能回芒市了！”“共产党的话信不得！”几位半信半疑的好心父老，也悄悄地到家里来劝告父亲：“要三思而行啊！”他们还讲了段历史：早年干崖土司刀安仁一去北京，就被关入汉人监狱里，至死家里人都未得见一面……他们还说：“北京是过去皇帝居住的地方，傣族人去不得！”
既没有听信敌人的谣言，也没有接受亲友的劝告，父亲告诉查师长，他感谢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盛情，并表示十分荣幸地接受这一邀请。
我很幸运，父亲让我随他一起赴京。我是父亲原配夫人多云仙所生，是长女，当年18岁。因长期跟随在父亲身边，在缅甸读书，父亲对我是既娇惯、偏爱而又信任。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去！北京是什么样子？那几天，我沉醉在欢乐里，连晚上睡觉都会笑出声来。母亲在欢喜中又带几分担忧，她按照父亲的吩咐，买来许多彩色毛线和丝线赶织了傣锦和“筒帕”，好让我们带到北京，敬献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表达傣族人民美好的祝愿。
9月上旬，我们从芒市出发，我换上一套灰色的、很时髦的解放服，父亲穿着崭新的呢子中山装。同行的有保山专署专员王以中等领导，一共是四辆汽车。当我见第一辆、第四辆吉普车旁边都是背着枪的解放军，便悄悄问父亲：“这些解放军也和我们一样要去北京观礼吗？”旁边送行的查师长听见，笑着解释说：“他们是护送的警卫人员，要把你们送到昆明呢。”父亲对查师长说：“查师长亲自护送，叫我深为不安哪！”查师长说：“方代办别这么说，送方代办去北京观礼，是中央领导亲自布置给我的任务，完不成任务我会挨批评的！”说罢拉开了轿车的门，请我父亲先上车，王专员和随父亲去观礼的堂弟方伯龙等人登上了第三辆车。小小的车队出发了，查师长和父亲并肩而坐，亲切交谈，我感到这位将军不甚威严，倒是相当的和蔼、可亲。
这一天，天气不是很好，车队过了南天门到达龙陵县附近，天空就布满了又黑又浓的云块，雨点不断落下来。山回路转，下午车队进入保山县境“七〇七”公里处，前面警卫人员乘坐的吉普车忽然停下，原来一具横躺着的、身穿解放军衣服的尸体挡住了去路。我紧张地看看周围，没有村寨，没有行人，公路两边摇晃的树木被雨点打得沙沙作响，对面是大山，长满黑乎乎、阴沉沉的大树……面对此情此景，我立即产生了一个不祥之兆：“今天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我害怕地看着查师长走到尸体旁边，只蹲下去看了看，随即迅速、果断地大声命令：“散开！准备战斗！”话音刚落，从对面山上的森林里就“啪”“啪”地响起了枪声……原来，残匪不知怎么得到了这个消息，即策划在途中横尸公路伏击车队，杀害查师长、王专员和父亲，以图制造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破坏民族团结，破坏边疆的稳定。
残匪居高临下，“乒乒，乓乓”地朝着我们开枪。堂弟方伯龙捂着小腿蹲在地下，他中弹了！警卫部队迅速开枪还击。我看得很清楚：查师长一面命令部队猛烈射击，一面迅速拉起我父亲的手，快步跑向公路旁边的坑洼里，把父亲安置在隐蔽处。然后，他又回到公路上，从一个警卫人员手中拿过一支冲锋枪，镇静自若地射击残匪。
我平素胆小，看见别人放爆竹都吓得捂耳朵。子弹像下冰雹似地打落在车子周围，我想下车跑去找父亲，但又不敢。可我总不能丢下父亲哪！这样一想，我的胆子又壮了起来，决定不顾一切地去找父亲。我刚把门打开，头和半个身子探出车，脚还没有落地，“啪”的一声，一颗子弹打来，好像擦着头飞过去似的，吓得我赶快缩进车内，急急忙忙卧倒，心在“扑通，扑通”地乱跳。车子被子弹打中了，幸喜没有伤着我。
正在这时，查师长的警卫员端着枪，猫着腰，几个箭步蹿到汽车跟前。他一把拉开门，见我卧着，便急忙小声说：“快起来，方代办他们在下边。”边说边抓住我的胳膊就跑。这位解放军让我朝里边而他自己朝外边，很明显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我。很快，我到了父亲身边。但很遗憾，对这位用自己身体掩护我的解放军战士，我事后不但没有打听一下他的名字，甚至连他长什么模样也没有看清楚。
残匪非常狡猾，他们见解放军人少，持枪的只有八九个人，而自己有六七十人之众，又据绝对有利的地势，便疯狂地向我们扑过来。我们躲在坑洼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残匪的喊叫声。残匪步步逼近，狂叫声越来越大。我父亲虽曾被日本侵略军投入集中营，以后又被国民党军队扣押，但经受的只是精神磨难和政治打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真枪实弹的战地厮杀场面，所以吓得微微发抖。他嘴里喃喃地说：“灾难哪！灾难哪！”我紧紧拉着父亲的衣角，在万分焦急中只有一个信念：生和死都要和阿爹在一起！查师长看到情况十分危急，命令警卫员把我父亲转移到更安全些的地方去。我父亲站立不稳，不能行走，那位警卫员就去背父亲。查师长则迅速从一个战士手中夺过一挺轻机枪，边扫射边冲上前去，以掩护我们转移。警卫员背起父亲往公路下边的山沟里跑去。我跟在后边跑，边跑还边回头看查师长，我觉得这时候的查师长和到我们家时候判若两人。那时候是亲切和蔼，现在才显出猛将本色。
我们很快到了较为安全的地方，而查师长却处在了万分危险的境地。子弹密密麻麻地落在他周围，把石头、土块打得乱飞，查师长身边既没有一棵可以隐蔽的树木，也没有一个土丘，只是一片光秃秃的高地。查师长就站在这块高地上，端着机枪朝着残匪猛烈射击、射击！警卫部队见自己的师长如此奋不顾身，顿受鼓舞，一个个像猛虎般地迎着敌人的子弹冲了上去……
直到下午7时左右，残匪终被我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查师长把机关枪还给那位战士，一路小跑来到我们隐蔽的地方，一蹴跳下坑，拉起我父亲的手，带着歉意地说：“方代办，让你受惊了！”又拉起我的手问道：“小姑娘，没有伤着吧？害怕吗？”我回答：“我没伤着。”父亲也感激地说：“师长辛苦了！”查师长开心地笑笑说：“方代办父女命大呀！可能是菩萨保佑吧！”我父亲站起来，一把拉住查师长的手，激动地说：“不是菩萨保佑，而是托师长的福啊！”查师长十分高兴地笑着说：“应该说托共产党的福啊。我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护送方代办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嘛！”我听着他铿锵的声音，心里产生了崇敬的感情，父亲大概和我有同感。
来到保山县城也是第四十一师师部驻地，师首长和同志们把我们待如上宾，招待十分周到。我和父亲睡在师长家隔壁，由于白天遇匪受惊，夜里我发烧、做噩梦、说胡话。我梦见残匪把我捉去了，大哭大叫起来。父亲把我叫醒，我非常害怕地问父亲：“阿爹，我们还走不走呀？不要走了！”父亲亲切地回答我：“有查师长和我们在一起，你什么也用不着害怕。”听了父亲的话，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查师长勇猛的样子，放心地睡去了。
住在保山期间，查师长常和父亲谈心，并对我们说：“你们有什么不了解的事，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提出来。”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呢！我每天爱看解放军集合、排队，一人一个碗，唱完歌就开饭。我就发现师长的夫人张天祥阿姨，也拿着一个碗，站在女兵队列里唱歌，也蹲在地上，八个人围着吃一大盆菜。可是，我们每天吃饭，都是师长和其他首长陪着，一桌子的菜。我想不通：“师长对我们讲男女平等嘛，为什么对张阿姨就不讲平等呢？”于是我问查师长：“张阿姨为什么不同我们一起吃饭？师长不和张阿姨讲平等。”一句话，逗得查师长哈哈大笑，父亲也笑了。查师长说：“小姑娘，你问得好！我只能答复你说：她还不应该享受这些待遇哩。”我又问：“那我们为什么能跟师长同桌吃饭呢？”师长说：“你们是赴京观礼的代表，是党中央的客人哪！懂不懂？”
待方伯龙堂弟伤愈后，查师长和他的警卫人员又陪我们一行离开保山，把我们送到昆明。在昆明临别时，查师长握着父亲的手说：“等方代办观礼归来，我再来接方代办回芒市去。”我父亲紧握着查师长的手，连声说“谢谢”。
在昆明期间，父亲经常和我讲：“是从查师长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高尚精神，打垮了我‘脚踏两只船’的谋略。”当时我还小，不懂得“脚踏两只船”是边疆历代土司用以对付封建皇帝、国民党政府的一种谋略手段。
观礼
父亲带领我们一行踏上赴京的坦途。从昆明乘飞机抵达重庆后，邓小平宴请了我们。从重庆到武汉是乘轮船，我们饱览了壮丽的长江景色，再从武汉乘火车到达北京。我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盛典，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在怀仁堂接见了我们，父亲向他们敬献了礼品。我们还参加了盛大的国宴，记得和我同桌的是周总理。他和蔼可亲地和大家交谈，饭后还在我的笔记本上题了词。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们一起，观看了精彩的演出。
从中南海回到住处——西郊公园，已经快到午夜了。我按平时的习惯，临睡前到父亲住房问安。我推门而入，见父亲正伏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写字。我近前小声说：“这么晚了阿爹还在写什么？”父亲放下笔，毫无倦意地对我说：“今天太激动了，我要把它记下来！”父亲示意我坐下，他却站起来，在房里踱着步。沉默了一阵，父亲激动地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担任芒市土司代办八九年，我见过许许多多的汉官。大官、小官，没有一个不贪财，没有一个不为私利，没有一个不欺压老百姓的！县官到了土司地方就是要钱的，见面得送礼，走的时候还得送礼。要不顺从，他们就翻下脸来，罚款。记得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驻芒市的国民党第二军军长王凌云向我‘借’3万块银圆，我没有给。他恶狠狠地把我扣留在军部，不放我回家。过了几天，那个王军长又把我叫去，他问：‘日本鬼子侵占芒市，为什么你们土司不抵抗？’我忍无可忍，回答他：‘你们中央军有几十万几百万人马也阻挡不了日本兵，我这小小的土司地方，总共才有几十个兵，用什么去抵抗日本人？棍棍棒棒、弹弓泥丸能打败日本兵吗？’王军长拍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他把我关在一间房里不准出来，里里外外派兵把守着。一面把我扣押在军部，一面派人到家里威胁限期交钱，不交就将人押送昆明。你母亲担心我的安危，哭哭啼啼，到处求情借钱。最后，不得不把祖先留下来的传家宝——一只金子做的槟榔盒，以及金首饰共100多两都拿去交给王军长。他们才把我放出来。我白天回到家，越想越担心、忧虑，一天也不能待了，连夜逃到缅甸定居下来。至于王凌云说的日本侵占芒市不抵抗的事情，是他敲诈的借口。我们还在梦中日本人就占领了芒市，我领着你们逃到乡下躲难，辗转于遮宴、轩岗、芒里、那目等寨子。后来终被日军强迫到弄么（即现在部队营房一带），其他土司也是同样，先到乡下躲藏起来，最后被迫出面的。1944年日军即将溃败时，把我们芒市、遮放、陇川土司和家属用枪和刺刀强行掳至缅甸木邦，关在芒转集中营，不给自由。后来，日军把看守集中营的士兵大都抽上前线，我们几家土司趁机约定时间，逃跑到缅甸南邓，找到中国军队。我们几家土司，男女老少步行了一个多月时间哪！驻南邓的是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我们几家给孙立人送了很多金子、宝石，他才派人把我们各自护送回家……”
我听着父亲的讲述，脸上挂着泪花。父亲给我讲这些的目的，尽管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这正是他从“脚踏两只船”转变成“脚踏一只船”的思想基础。
噩耗
父亲从北京观礼回来，真是感慨万千。他到处讲祖国的伟大，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好。阿爹夸查玉升师长的人品好，常说：“我认识共产党好，就是从认识查玉升开始的。跟着共产党走没有错。”父亲言行一致，还把在缅甸勐浪的小妈方爱德和妹妹们接回芒市，让全家享受共产党的恩惠。父亲这个芒市土司代办，不仅积极参加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还将我们两处较为宽敞、环境优美的住所，让给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使用。
1953年，我从云南省民族学院调去参加云南各族各界慰问团担任翻译，赴滇西进行慰问。潞西县政府打电话找我，告以父亲病重，要我速赶回芒市。慰问团派两位战士和一位女同志送我回家。
我见父亲瘦弱、憔悴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强作笑容向父亲问安。父亲告诉我，他患的是肺结核，领导非常关怀他的健康状况，待他病情稍有好转，能够乘飞机的时候，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我白天黑夜照顾父亲，直到慰问团准备返回昆明前夕，阿爹的病仍不见好转。正在左右为难，父亲把我叫到床前，吃力地伸手抚着我的胳膊，说：“你参加了工作，阿爹一百个放心，你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啊！明天和你们慰问团一起回昆明去吧。”
我到昆明才20多天，就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党和政府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芒市的机关、学校、驻军都参加了葬礼，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郭影秋写下挽联：
恰值祖国解放归来君具卓识
正当边疆需人孔急我有余哀
党和政府对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为了照顾我母亲，还给她新建了一幢住房。
（云南德宏州政协文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