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在国际联盟会议上用汉语讲演的蒋作宾

王腊成

1929年3月，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裁军会议，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此次会议。按照规定，与会代表的大会发言均须使用英法两种语言。蒋作宾对此深感愤慨，他认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讲的汉语，竟然不能在国际会议上使用，这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不顾会议组织者反对和阻挠，在日本人发言后，以中国外交家的尊严走上讲坛，一反惯例，毅然用汉语发表了演讲，令全体与会者大吃一惊。第二天日内瓦的数家报纸都以此为题，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报道说：“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话！”日本代表一改往日的倨傲，找到蒋作宾说：“敬佩！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际联盟里用中国话发言，以后我们日本也援引此例！”作为第一个在国际会议上用汉语发表讲演的蒋作宾，为汉语登上国际讲坛，重塑中国的形象，开辟了道路。

蒋作宾，字雨岩，1884年生于湖北省应城西十乡一个贫苦的家庭。父母早逝，靠兄嫂抚养长大。15岁应科举，县试名列榜首，府试中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入武昌普通学堂，与同窗宋教仁友善，接受了革命思想。因成绩优异，1905年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宋教仁相遇，而且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革命志士，经宋的引援，蒋作宾与孙中山相识。见面后，他深为孙中山的精神与气质所折服。这年8月，蒋作宾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

1908年，蒋作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当教官。在此期间，他利用授课之便，不断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秘密组织革命团体。超群的军事理论素养和实际军事操作能力，赢得了清政府陆军部长荫菖的赏识，后被调入陆军部军衡司，不久晋升军衡司司长。陆军部军衡司是掌管全国陆军人事勤务及部队编配等业务的部门。蒋作宾利用这一契机，整编全国军队，将旧军逐渐淘汰，换上同盟会员及陆军军校的毕业生，为将来推翻清政府建立起革命的后备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蒋作宾和革命党人吴禄贞、张绍曾等密谋武力夺取北京计划被清政府察觉，只好逃出北京辗转来到武昌，正逢起义军在汉阳失守，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东下上海，蒋作宾到了武昌督府，见黎元洪束手无策、伤心痛哭。便想法稳住了黎情绪，鼓励他坚持防守等待援军。蒋作宾交代后，即刻马不停蹄地深夜冒着风雪穿过战区赶往九江，火速请来了李烈钧的队伍，为武昌解了围，使武昌的局势得以缓和。

1911年底，蒋作宾应黄兴电邀，赴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成立筹备工作。次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蒋作宾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袁世凯上台后，蒋作宾受到排挤，被送西山幽禁。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蒋受邀复出任参谋本部次长。1917年9月，蒋作宾奉命赴美、法、土耳其、希腊等国考察，开始了他职业外交的生涯。1919年2月，他从欧洲回国参加北伐，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后，国民政府基本上统一了全国，这时候对外的国际关系就显得重要起来了。蒋作宾向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建议：北伐已告成功，国家已初具统一规模，列强必更忌我畏我，我若不急谋抵御，势必为列强暴力所乘。假若有事，列强必以海军封锁我海岸线，非先为国家辟一后门，则缓急莫可待也。余以个人出外考察联络各国，以争取友好支持。由于当时列强有逼人之势，国民政府同意了蒋作宾的建议，但不同意以个人名义出外考察联络，而是委派他驻德国公使及兼任驻奥地利公使，以利于开展外交活动。蒋作宾是国民政府派出驻德、奥的第一任公使。蒋作宾受命后，于1928年11月自上海乘船赴欧洲，40余天后到达德国，受到德政府的隆重礼遇。德政府专门开了一辆花车到德边境迎接，当花车由边境到达柏林时，德海军上校李滋曼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亲临车站迎候多时。

蒋作宾在外交活动中，深感日本人对华野心勃勃，他决定努力联络德国和苏联以钳制日本。1929年3月，借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裁军会议之机，蒋作宾与苏联外交委员会主席季维诺夫就改善中苏关系作了多次会谈，极大地改进了当时很紧张的双边关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扰，蒋作宾想恢复中苏外交关系的努力终告失败。蒋作宾气愤至极，于1931年春愤然提出辞职。在回国途中，蒋作宾绕道去苏联考察，亲眼看到了苏联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建设国家的热潮和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回国后，蒋作宾把在苏联所考察的情况和亲身感受写成报告，冒险交给国民党政府。但是，他的呼声、措施未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和理睬。

蒋作宾对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失去信心，然而，回国不到一个月，又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推辞不掉，他只得于9月初起程赴任。不久，驻日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作宾即成为中国第一个驻日大使。蒋作宾在驻日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大暴露的时期，驻中国的日本军队不断在中国领土上挑衅滋事。蒋作宾成天忙于与日交涉，数度与日本外相币原、广田等人举行谈判，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软弱，一味退让，使蒋作宾时时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在日本四年的外交生涯他终身难忘，深感国家的强弱、政府的廉污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亡。尽管蒋作宾处境艰难，但他还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对日交涉中，坚持了国家的利益，保持了民族气节，维护了国家及自己的尊严。在日四年中，也耗尽了他许多心血，1935年12月回国时，已是两鬓斑白心力交瘁。回国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于1942年12月24日病逝于重庆，时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