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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斌
丁佛言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他不论为官还是为仕，从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不出卖灵魂，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爱国爱乡，体恤民情；他重义轻利，甘于清苦，视钱财如粪土。在他身上，用得上“清正廉明”四个字。须知，在那个军阀林立，刀兵纷争，“要钱不要命”的时代，丁佛言能清廉如是，是难能可贵的。读罢该文，我们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教益和启迪。
丁佛言，原名世峄，字佛言，号迈钝，别号松游庵主、还仓室主，山东省龙口市人，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历任山东谘议局议员、山东各界联合会会长、国民参议会议员等公职，及《神州日报》《亚细亚报》《国民日报》《中华杂志》等报刊编辑和山东政法学堂教员、民国大学文字学教授，1916年出任过为期半年的黎元洪总统府秘书长。
由于志不得行，心情抑郁，他享年不永，赉恨而殁，令人惋惜。
丁佛言诞生于清末光绪四年（1878）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受家庭影响，幼年即聪颖好学，酷爱书艺，19岁为县庠生员、补廪生，以后无意科举，专修经史。他目睹清政腐败，民生凋敝，心情十分焦虑，常将庚子事件、清廷割地赔款、订立丧权辱国条约的愤慨倾注诗文中。听到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海外，他扼腕唏嘘，不胜惋惜，及在书摊上购到《中国魂》《中国脑》诸书携以归家，阅后连连拍案叫好：“中国事尚可为也！”
自此，丁佛言思想趋向解放革新，自己剪了辫子，动员妻子放足。这些言行为思想保守的父亲难以接受，被看成大逆不道，严加斥责，他负气出走，到济南师范学堂就读，扬言“非临终不相见”。
1905年，他以官费去日本东京法政学堂学习。留日期间，他与杨度、蒋观云等以才学出众、擅长社会活动闻名于时，并经常与周健龙、王揆若等在一起切磋学问，纵谈政治，一致认为：中国非推行联邦制不能统一。
丁学成归国，执教山东政法学堂，1910年当选为山东谘议局议员，开始步入政治舞台。其实，他对这个“议员”并没有多大兴趣，仍在苦苦探索兴邦救国道路。正如他在一首七绝中所剖露的：
莫将宦海问长年，平地风波万顷烟。
若使胸中无把舵，终生一叶恁簸颠。
当时山东谘议局中分两大派。人们将把持实权的62人称为“六二党”，另一部分称之谓“清流党”。丁佛言为清流党的中心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丁佛言早已厌恶清廷立宪欺世，萌发了覆清之志，适值同盟会徐镜心、丁惟汾等谋促山东独立，前来联系，便共同拟订了《独立大纲》，积极活动起来。他还亲到抚院找孙宝琦辩论，规劝他顺应潮流民意。
11月5日，各界人士在谘议局聚会。因新旧潮流意见相左，相互冲击，会场哗然。丁佛言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予同盟会以声援。他本来就擅长演讲，开口之后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听众无不动容，演讲完毕，掌声如雷，新旧两派暗暗折服。同盟会乘机将八项要求公诸于众，公推丁佛言等为代表向孙宝琦请愿，敦促他代奏清廷。
为使山东独立顺利实现，同盟会丁惟汾、徐镜心又与丁佛言及士绅夏莲居等协议，成立了山东各界联合会。会上，夏莲居被推为会长，丁佛言被推为秘书长。联合会迫使孙宝琦在11月13日宣布了山东独立。
山东易帜仅20天，孙宝琦便提出辞职、撤销独立。接任的袁世凯爪牙张广建等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镇压革命。为稳定山东局势，丁佛言与夏莲居亲去北京，想面见袁世凯，劝他收回成命，但没能行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丁佛言当选国会议员。从这年起，他开始摹写古籀。章太炎为改组共和党进京与他洽谈。二人一见如故，十分投机，遂结为文字交。6月，以丁佛言与王揆若为首组成了共和党山东支部。这一年，他还兼任了《国民日报》《民吁报》编辑。
众望所归，1913年丁佛言被推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先任该院审查委员会委员，继任委员长；后又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共和党改组，他担任了进步党党务部长。参议院议长张溥泉辞职，党中一致议推丁佛言出任，因他得悉袁世凯已属意他人，坚辞不就。
这年，他受党内委派去武昌拜访黎元洪。黎早已心仪其人，见面后对他的胆识才干更加器重。
薛大可在北京创办《亚细亚报》，请丁佛言任主笔，他们后来虽因政见不一割席分道，但当时还是志同道合的。丁佛言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政论文章，综论世界形势，救国方略，高瞻远瞩，振奋人心。
司法总长梁启超等人曾邀丁佛言入阁参政，被谢绝了。其后，他只对财政、铁路主权谈过两项建议，但没被采纳。
进步党党务部创办了一份《中华杂志》，丁佛言为总编，撰发的文章内容多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其中的《世界势》《国是论》等即为其代表作。这些反对专制、恶军阀如蛇蝎的开明见解，恰为心怀叵测的袁世凯所忌恨。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有违反共和国政体的言行，对国民党的压迫尤其明显。看到这些情景，丁佛言深悬唇亡齿寒之忧：“国民党若被消灭，进步党岂能独存？”为此，他特约议长王家襄向袁世凯进谏。袁世凯执意孤行，拒不采纳。丁佛言气愤地说：“国民党有四个都督，执掌四省兵权，势力雄厚，不可小看。”
当时，广东胡汉民，湖南谭延闿，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对倒行逆施的袁世凯确实有很大威胁。
袁世凯听后，道：“他们想兴兵打仗吗？打就打吧！”
丁佛言说：“兵衅一开，老百姓岂不又要蒙受涂炭之苦？”
“那也没办法”，袁世凯蛮横地说，“谁叫他是老百姓哩！”
丁佛言见袁世凯跋扈到这般地步，忧愤至极，出门仰天长叹道：“国事不可为也！”
不久，“二次革命”爆发，政局被他不幸言中。面对遍地狼烟、满目疮痍的动荡局势，他捶胸顿足，只恨回天无力。
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5月废除临时约法，积极筹备复辟称帝。与丁佛言交谊极深，又系同乡的参议会国民党籍议员徐镜心（字子鉴）被军法处逮捕。丁佛言闻讯，与众议院议员周健龙往见财政总长周子，请他帮助设法营救。
周子极力推诿：“此为总统之意，实难为力，徒劳无益。”
丁佛言一听很不满意，质问说：“子鉴前几天见过你，你曾讲，只要不出京，可保证他的安全。有这句话吧？”
周子默然。
丁佛言又道：“今子鉴未出京为什么逮捕他？你又不肯营救，是何用心？莫非当初就有意诓赚他不成！”
周子闪烁其词，支支吾吾……
此后，丁佛言多方奔走，直至计划筹款赎徐出狱，终未能成。不久，徐镜心遇害。
徐镜心被捕之前，国民党籍议员多已出京避难，虽有一两个留在京城，亦没敢公开出面营救。及徐镜心遇难，丁佛言连夜找到周健龙，偕同徐镜心生前至交、日本人仓谷箕藏着手收殓，料理后事。在舁运灵柩回籍前后，丁佛言竭尽了全力。
事后，丁佛言在按院胡同寓所深居简出，闭门读书。一天，同乡仲广文造访，见门外有几个行踪鬼祟的人逡巡左右，便对丁佛言说：“你察觉到了吗？门外几个人不怀好意。”
丁佛言漫不经心地道：“觉察到了。他们不但守在这里不走，待我外出时还紧随身后，实为便衣侦探。”
次日，仲广文将这事告知王幼山。王幼山便约王揖唐面见袁世凯，询问此系何意。
袁世凯顾我而言他，答非所问：“丁佛言既不是国民党想杀我，又非公民党想敲我几个钱用。我对他并无戒心。”
王幼山说：“总统既然不知，或许为吴总监所为。请通知吴总监将侦探撤走可好？”
袁世凯道：“这不难。不过我有句话问你们，来京居住者大都是想做官。丁某请他做官他不做，又恋栈不去，是何用心？”
“人各有志嘛！”王揖唐答，“不好勉强。”
袁世凯沉吟道：“是了，是了，人各有志……”面呈不悦之色。稍停，袁又说，“我有件事烦你们转达丁某，现在日本人由龙口登陆，舰泊胶东。敢劳他胶东一行，将日方情况调查一下。若加任命嘛，那又成了官啦。我不加任命，也不给薪俸，考察归来补发路费。”
王揖唐与王幼山退归，转告丁佛言。
丁佛言道：“此曹孟德杀祢正平之计也！他明知我素有抵御外侮之名，我去，日人必加害于我。可是，又不好不去。”
二王颔首称是。
于是，丁佛言立即打点出京，直赴胶东，遍走各县，作了调查，然后呈文上报。至于袁许诺的路费，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第二年，袁世凯又委派他去山东曹州查办土匪，仍是不发薪水，没有名义。丁佛言说：“他原是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没成；又要借土匪的刀杀我。可我明知是俎上肉，还是要去。”
随后，丁佛言再赴山东。调查完毕，丁缮就呈文托人转去，不久即潜至天津通电反袁。
丁佛言由天津去济南，寄住在靳云鹏府里。袁世凯得悉，向靳要人。靳复电说：“此人在我处终日读书写字，绝无越轨行为。在这里看管，胜似解都。”使丁佛言避过风险。
当时，丁佛言的处境极其险恶，北不能去，南不能去；张勋在徐州，西行亦不利。可是当推举他与丁惟汾等代表山东参加南京会议时，他却履险如夷，慨然应诺。
会期，丁佛言仗义执言，明确提出袁世凯必须退位。安徽督军倪嗣冲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佛言拍案而起，坚决反对。倪嗣冲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你不是代表山东来的吗？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私通南方？”湖南代表陈裔时代为反驳：“君子爱人以德。主张退位是为袁总统着想，正是拥护中央。”
在五次会议上，丁佛言带头提议要电邀南方独立的五省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解决总统去留问题，并得以通过。为此倪嗣冲派兵到会场示威，丁佛言莞尔一笑，毫不介意。他那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正气博得与会者的赞叹。
会议未能实现袁世凯及其党羽的预期目的，不决而散。消息在报上披露后，轰动一时。袁世凯气火攻心，病情加剧，6月6日惊忧而死。
1916年8月1日，黎元洪代理总统，国会复活，丁佛言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再次进京就议员职。
当时，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见议院秘书长徐树铮傲纵越权，难与共事，便向黎元洪推荐丁佛言接任自己的职务。饶汉祥拜访丁佛言，转达了黎元洪的依重情义。丁佛言力辞。恰逢孙伯兰、汤斐予来访，三人一齐敦促，始无可奈何地应承下来。他说：“你们这是情急乱烧香，寻替死鬼呀！我这是临危受命。”就任前，仍坚持保留自己的议员席位，以备退步。
国务总长孙伯兰，侍从武官哈汉章等认为，府院不和的原因主要是段祺瑞从中作梗掣肘，只要将他逐下台去，便可风平浪静。丁佛言认为这事难以行通，要消除隔阂，还是应当把权限分清。为此，他明确提出府院办事手续，划清职权范围，以免相互扯皮，并建议总统要出席内阁会议、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总统对国务得以自由行使职权，任用非人可拒绝盖印。哪知徐树铮不同意，专横地驳斥说：“中国现行的是内阁制，有什么权限之分！”终未达成协议。
段祺瑞让人转达心意给丁佛言：“以你的才干应当出任国务卿。中国的事全在北洋一派手中。北洋派的领袖是段祺瑞，他很想与你面谈一次。”丁佛言拒绝说：“我所以急于谋划段、黎合作，是为国家前途着想，非为个人私利。”
不悉内情的人，误以为府院龃龉系丁佛言从中拨弄，丁佛言应负其咎。其实他是一直想竭尽全力调处，未能奏效。瞻前顾后，丁佛言面对积重难返的时局心灰意冷，越感到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几经权衡之后，他下定了去职决心。
他在辞职书上写道：“……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职！”将自己的愤懑不平和盘托出。
议院秘书长徐树铮去职后，段祺瑞认为总统府秘书长丁佛言也应免任才算公允。黎元洪大为恼火，正要拒绝其无理要挟，突接到张勋斥责丁佛言的电报，勇气又消了。
1917年2月25日，丁佛言离职，在任历时6月余。任职期间，他仍不废治学，每天按预定课程练字做文章，从不懈怠，即使半夜回家，也要坚持练习、临摹大字两张。生活上，他律己甚严，上下班仅雇一黄包车，有时则徒步行走。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乘汽车？”
他说：“上台须防下台时。今日可以乘汽车，将来下台怎么办？”
他的寓所仍在按院胡同。那是一处仅20元租金的小屋。夫人贤惠勤俭，亲自下厨、洗衣、买菜。有一次，汤斐予不期而至，并想见嫂夫人。丁佛言道：“你在门口没逢到？”“唯有一半老仆妇。”汤斐予心不在焉地说。
丁佛言哑然失笑：“非也！此即我内人也！”
1917年7月，张勋拥宣统复辟。黎元洪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外界风传辫子兵必杀丁佛言。丁佛言将家眷安排回原籍，只身赴天津，转道上海。临行，他沉痛地说：“中国政治坏于北洋派，只知贪赃卖国，毫无治国章程。而进步党只会依草附木，趋炎奉承，猎得一个总长或省长即如愿以偿。仰承鼻息，拾人牙慧，必败无疑。”
他有两首七绝，是记叙当时战乱情景和忧虑心情的：
解铃不是系铃人，花样翻新又一新。
天道好还人事近，却看入瓮是诸君。
去年群犬争投骨，今日惊忧若丧家。
剩有阖城台上客，长搓泪眼望新华。
丁佛言在上海环龙路拜访过孙中山先生后，便去南方游说，力促恢复国会，继续制宪。他始终认为民国以来的政争不息、变乱频仍皆由国家无法所致，若早定宪法，则军阀、政客难以肆虐。数月后他辗转返回原籍，潜心书艺篆刻，并与康有为飞鸿往来，笔谈书道，十分相得。后因地方形势不稳，丁佛言携眷至京，仍在按院胡同赁房居住，杜门谢客，开始第一部著述《说文古籀补补》的撰写，取号“迈钝”。这期间，全家的生计也就赖于他的鬻书治印了。
1918年9月，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征聘他出任善后委员会委员；直鲁豫副巡阅使吴佩孚原是坚持联邦制宪的，也曾请他到洛阳起草宪法，均没应允。
丁佛言给吴佩孚回信时，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挽颓局于万一。而吴复电说：“民国政治之不上轨道，皆议员所致。”
丁佛言对这一论断十分气愤，复电回驳说：“政治之坏，皆坏于军阀拥兵称霸。议员不应负其咎也！”
旧国会恢复后，丁佛言再次赴会。行前他致书黎元洪：“余此次专为列席宪法会议，不问其他。”
不久，直系军人和拥曹政客蠢蠢而动，蓄预废黎元洪的两院联合会，解除黎元洪的职务。丁佛言目睹社鼠横行，政争不息的现实，又陷入极度苦闷之中。这时，曹锟邀他写宪法碑，被他凛然回绝了。气焰熏天的曹锟没料到会受这么个难堪，十分恼怒。但一时也无可奈何。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丁佛言看到推行宪法将成泡影，决定辞去议员职务。他到寓居北京的汤斐予处辞行，见汤正在草拟辞职书，尚未脱稿，便立即表示愿意联名发表。他说：“国事蜩螗，城狐社鼠。我明天即束装出京，此后不列议席了！愿诸公好自为之。我辈能存廉耻于千百，国家或许还有希望。”
他为报纸写好了揭露曹锟秽行的文章，将家具处理一光，大有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之势，并对前来送行的亲友说：“这些人能不让我施展政治抱负，却无法阻拦我著书立说。”
从此，丁佛言彻底摆脱了那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隐退故里，潜心古文字的研究及书法、篆刻修炼。
四十岁已无闻到此日况将半百
五千元真可惜从今后不值一文
这是丁佛言1923年底回到原籍后，戏写在客厅门上的对联，意在嘲讽曹锟贿选。丁佛言当时已辞去议员职务，但曹锟深知他在国会中仍有一定影响和势力，不敢轻慢，照送贿金5000元，请其“鼎助玉成”，没想到又吃了闭门羹。
丁佛言对国会中朋比为奸，党同伐异的腐败现象伤透了心，对曹锟贿选厌恶冷齿。离京前，他曾在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这一丑行，使热得发昏的曹锟像挨了当头一棒，陷入狼狈窘迫之中。
第二年夏秋，因与别人合办的米店有事，丁佛言进京。8月21日为衔恨已久的曹锟逮捕系入鹞义胡同侦缉队监狱，再次胁迫他书写伪制天坛宪法。山东籍议员闻讯，联名向曹锟提出抗议。
曹锟颐指气使，着秘书长王兰亭出面说：“直奉战起，人们争相出京。丁某此时入京，其中似有嫌疑。丁某的性命可保无虞，但不能即行开释。”
众议员无奈，又找吴佩孚解救。吴因昔日谠诤之嫌，不肯出力。
狱中似软禁。这主要是曹锟尚碍于时局不稳，社会舆论压力及丁佛言的声望，一时不敢加害于他。其实，丁佛言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自谓：人生自古谁无死？怎样死还不是寿终正寝！
狱中他写了一首七律：
霜露清凉通九秋，风吹坏壁鬼生愁。
廿年夙有读书愿，入狱原来我自求。
务名莫悔抽身早，杀士难遮窃国羞。
今日死生成赌斗，试拭双眼看吴钩！
狱中长日永夜，丁佛言正好得闲读书，一本许慎的《说文解字》，给他解除了不少寂寞。
丁佛言身困缧绁，不废学术研究，利用这段时间将所著《说文古籀补补》一书作了认真校核，誊清后作了序跋。不久，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付印，公开出售。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政权垮台，曹锟被囚，丁佛言获释。当时报刊竞相发布两大新闻：一为“驱逐溥仪出宫”，一即“释丁世峄出狱”。可见其清望之高。
出狱后，他坚辞多方征聘，诸事不顾，匆匆返回原籍。翌年，张宗昌督鲁，为借地方贤达名流巩固统治地位，特邀丁佛言“辅弼襄助”。丁佛言托故谢绝。张宗昌无奈，便在督军府给他挂了个空衔，按月寄送200元薪俸。丁佛言收到后，悉数转给县里做了教育经费，并随即去学堂执教，以示无意政治，韬晦自全。这段时间，他将全部精力投注于著书立说，继《说文古籀补补》之后，又写成了《续字说》《说文抉微》《还仓室述林》，余暇则鉴赏古玩，砥砺书艺。
1929年张宗昌由龙口登陆东征刘珍年，拟顺路拜访丁佛言。丁佛言闻讯携全家避往大连，转抵北平，作长住打算。
丁佛言一生崇尚节俭，厌恶奢侈豪华，生前身后别无长物。因苦于辗转搬迁，夫人曾想劝他买处房子，也算给孩子置点产业。他却很不以为然：“积财千万，不及薄技在身；留产业不及教他学点技艺，做个自食其力的人。”
他身居要津，室如悬磬，早为时人所共睹。早在1918年任参议员时，有人提议增设机制酒税。他对此议很为反感，认为当时国内机制酒厂仅北平双合盛啤酒厂及烟台张裕公司数家而已，况且势单力薄，尚待巩固发展。设此税后，不利于民族工业振兴，也将影响抵制外酒，很可能把国内为数可怜的几家机制酒厂扼杀在摇篮中。
这时，双合盛啤酒厂也想谋求免税支撑，恳托丁佛言代缮呈文，并面见总统徐世昌及烟酒督办张小松、财政总长周子。丁力争数次，屡陈利弊，始得允准，使国内几家机制酒厂解脱了重轭和倒闭威胁。
双合盛总经理郝跻卿因感激丁佛言的仗义执言，嘱示黄县籍经理王禹川多次以5万元酬金相赠。丁佛言坚辞不受，正色道：“我是为民族工业着想，并不是出于私谊。”
王禹川见难以勉强，年底要送两打黑啤酒。丁佛言坚持说：“不得超过此数，多即退还。”将啤酒收下后，又以所书扇面、楹联回酬。
1928年，丁佛言为避张宗昌裹胁由原籍抵京，寄居在杨梅竹斜街鸿升客店里。王禹川拜访时说：“我在西城新购一住宅，还较宽敞，并附有一小花园。家属未来前请三爷代为看管、暂住。”
盛情难却。碍于同乡情谊，丁佛言只好暂借其厅屋栖身。直至丁佛言去世，王禹川在灵前将交通银行存折及那处住宅契约拿出来，泣告丁夫人说：“双合盛感激三爷情义，因赠款不受，窃以他的名义代存银行。三爷前住之屋，实由存款中所提，购下转赠三爷的。今三爷作古，余款及房产请夫人接收。三爷在世，禹川绝不敢提及此事！”
丁夫人执意拒收。她说：“俭可以养廉，这是先夫家训，绝不敢违先夫初衷，玷污他的名节！”
事后，双合盛总经理郝跻卿感慨地说：“谁说处尊居显未必贤？丁佛言之清廉非浪得虚名可比，实可风世！还有丁夫人的气节，禹川的信义，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们那超常拔俗的品格，足以振颓风而励后人！”
丁佛言晚年虽称不谈革命，不介入政事，实际无时不在为国家前途、民族兴衰而焦虑苦思，充斥于字里行间的忧时悯乱之心犹炽烈如火，从未平静过。长时间的悲愤悒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1930年，他任民国大学文字学教授，住鲍家街。他早年就有胃病，时轻时重，二、三月间又染上流感，经数月方痊愈。至秋，丁佛言胃病复发，医治无效，又受风寒。延至农历十二月一日溘然长逝，终年53岁。弥留之际，他曾对亲友说：“天若假我十年，即可完成著述计划。虽死无憾矣！”可惜斯人不寿，愤恨而终。
几天后，《大公报》发表社论，主笔张季鸾撰文《悼丁佛言先生》，对其人品、气节、学问大加褒扬，推为“一代之范”。
噩耗传开，海内外贤达名流敬赠仪幛、挽联800多件。公推民初教育部长雷光宇为主祭。
沈钧儒等送来的挽联甚有特色：
大笔何淋漓金石刻画为余事
才人感摇落风流儒雅怅千秋
所居在谦让之间鲁多君子
作字溯商周以上前无古人
平生具王佐奇才出世曾为天下事
晚岁成著述大业退闲聊作云水身
丁佛言生逢民族多难的离乱之秋，不甘与军阀、政客同流合污，急流勇退，埋头于学术研究。
丁佛言的书艺、治印精严渊雅，师承前人，法古而不泥于古，集众家所长而出新，笔法精绝，四体皆工，尤其大篆，公推一代所宗，名重南北。他长期从事古文字的形、声、义研究，由许慎的《说文部首》入手，参考古籀，为纠正使用和解释篆籀字混乱所作的《说文古籀补补》等著述，起到矫枉归宗的积极作用。他一生著述不下20部，近百万言，大部分未能整理出版。
在书艺上，他由于博学诸家，任何法帖提笔便能神似。据说，丁佛言生前春节回家，只要门上贴出春联，不过一夜便不翼而飞，被人揭去，可见其书艺为人爱重之深——即使弹丸小县也不乏慧眼识货者，知其为传世之作。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丁佛言的楹联一幅标价200元。因偏好和用功最多，他的甲骨、钟鼎不唯誉满神州，亦为东邻日本所推崇。日人素重书道，视丁佛言遗墨为神物，每以重金搜求，珍重收藏。
丁佛言书艺日臻成熟，夫人曾流露出要收藏他一部分作品的意图，他慨然道：“存什么！等有时间给你写两天就是了！”
后来，他果真写了一份毛公鼎（周鼎，十大页，数百字），写罢将笔一掷：“我平生写了这一份，以后没饭吃可卖2000元！”
丁佛言青年时代所作诗词不少，七言绝句尤多，存留下来的却甚寥寥。其诗韵，既有愤世嫉俗之激情，也有伤时感怀之消沉，奔放抑郁兼有。
丁佛言去世后，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柯燕舲、商务印书馆经理孙伯恒深知其遗墨及著述均有传世价值，拟分别整理付梓，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遂延宕搁置下来。北伐初定，抗战又起，内忧外患，国无宁日，历史文物在劫难逃，多罹兵燹，丁佛言这些不啻国宝的遗墨亦散失不少。
1950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归国前，想出20万美元收藏丁佛言的遗墨和著述手稿，恳托丁佛言生前好友代为说项。丁夫人就商于黄炎培、章士钊、沈钧儒。众人认为“此系国粹，一旦落于外人之手，中国即难复得，虽重金不能卖”而回绝了。
在友人的支持下，丁夫人毅然将这部分遗物——包括那份毛公鼎在内的珍贵字画、印谱如数捐给了山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