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老板娘”朱端绶

许晓闽

1966年，周恩来总理曾在一封调查信上写道：“在内战期间，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在这段话中提到的熊瑾玎同志，是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著名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病故）。朱端绶是熊老的夫人，他们两人共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8年，朱端绶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世道的不平、家境的贫寒使幼年的她历经苦难。16岁时，她靠当佣工就读乡里；嗣后凭借勤奋和聪颖，她考取了由徐特立亲任校长的长沙女子师范。那时，长沙由于有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人，传播有悖于旧时尚的新思想、新文化，政治活动十分活跃，已经成为湖南的革命活动中心。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使朱端绶开始接触以往鲜知的思想，触动了她对人生的求索之心。

有一天，她突然问自己的老师陈昌（章甫，中共党员，1931年前后牺牲）：“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女子不能与男子平等？”

尽管陈昌做了解释，但仍满足不了这个学生的好奇心，只好说：“我带你去找我的同学毛润之先生，他会告诉你许多道理的！”

当晚，朱端绶随陈昌来到清水塘。她向初次见面的毛先生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对这个性格开朗、泼辣的“小妹子”，毛先生和颜悦色地做了一番深入浅出的解答。他说：搞革命就是争取全体人民大众的解放，唯有人民大众都获得了解放，女子才会真正有与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而革命，在中国只有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

那一年，朱端绶按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常去湘江中学参加由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主持的报告会，还时常到清水塘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这一时期，正是他从事湖南农民运动实地考察的阶段，他不仅亲自到劳苦大众中调查，还挤出时间热情地引导像朱端绶这样有志投身于革命的青年。正因此，朱端绶渐渐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3月3日，在长沙棋盘街一座小阁楼里，年仅17岁的朱端绶面对绣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拳。从此，开始了迄今60年的革命生涯。

“老板娘”的由来

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召开党的六大以后，在上海四马路生黎医院楼上建立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这时，汉口党的机关已被破坏，熊瑾玎同志（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上海，组织分配他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会计，并奉命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机关。不久，熊瑾玎亲任“老板”的“福兴字庄”在三马路开张了，从此，这里便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鉴于如此重要的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照应，党组织决定把尚留在汉口的朱端绶调来协助熊瑾玎同志。1928年夏秋，一位端庄的姑娘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福兴字庄”。“老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端绶同志，这里是领导同志常来开会的地方，需要一位细心的女同志来照料。我们经过物色，决定把你调来工作……”

没几天，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李立三、彭湃、项英、陈赓等同志就来商号开会。会间，认真细致地为会议服务的朱端绶给周恩来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中秋佳节之夜，熊瑾玎同志为这天来开会的同志备了一桌简朴的酒席，供赏月之用。席间，恩来同志赶在大家兴致勃勃的时候，对瑾玎说：“瑾玎同志，你是我们革命的‘老板’，现在店里还要有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合适。”

一语未了，在座的小平、维汉等同志都笑着赞同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大家纷纷向他们道贺。性格一向开朗的朱端绶这时却腼腆了，好一会儿，她才郑重地回答：“党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一定当好‘老板娘’！”分手之际，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对瑾玎和端绶说，希望你们把党中央这个最秘密的机关操持好，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邓颖超同志负责机关党的工作，她通知要在“福兴字庄”成立党小组，端绶被推举担任了党小组长。根据中央的指示，她协助熊“老板”相继建立了掩护政治局机关安全和为中央工作服务的三个酒店、一个印刷厂及其他几个商号。这期间，端绶除操持店务外，主要负责为政治局会议做服务工作和机要文书工作。尽管工作很多，却有条不紊，深受周恩来同志好评。

信仰的力量

1931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了革命，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处境十分危险。鉴此，中央决定中央机关转移，端绶和瑾玎先后撤离上海，到湘鄂西苏区工作。

翌年9月，党决定派熊、朱二人再度返沪，并指定瑾玎负责中央交通机关的交通联络工作，而端绶依然做瑾玎的助手。由于当时斗争形势十分恶劣，一些意志薄弱者相继退缩，背叛了革命，党的机关为此不得不频繁搬迁、躲避。尽管当时上海时有充当特务的叛徒出没街巷，指捕共产党员，但端绶和瑾玎依旧根据党的指示坚持开展工作，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

1933年4月8日，瑾玎同志像往常一样，根据党的指示前往法租界给贺龙同志家属送生活费。不料，贺龙的家属刚刚被捕抄家，不知情况的瑾玎也因此遭特务扣押。消息传来，端绶立即遵照党的指示，开展营救工作。她为此找到宋庆龄女士，请来史良、唐豪、董康等著名律师为瑾玎及贺龙家属辩护。就在第二次开庭时，端绶受组织委派到候审室会见瑾玎，却不幸被叛徒徐锡根指捕。

熊瑾玎得知妻子入狱，心里十分不安。他担心端绶年轻，经不起打击而退却。这时年仅25岁的朱端绶却已是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她利用叛徒徐锡根只认识自己的模样，并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有利条件，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同时，她嘱咐见面的同志立即寻找律师，以便与瑾玎联系，对好口供，并要做好机关善后工作。

在被关押的八个月中，端绶一面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一面争取一个同情革命的女看守为自己与瑾玎传递信件。此间，她与瑾玎唱和了不少诗作。其中“胜利终当归我等，何妨今日小拘留”一句，表达了革命者坚持斗争的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反动当局找不出确凿的证据，端绶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

朱端绶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她以一个党员的高度自觉性继续为党工作，她想到瑾玎同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就决心独自承担营救工作，并向狱中的瑾玎表示了这个心愿。

在上海各界的声援下，熊瑾玎经过长达四年多的官司后仍被反动当局判处8年徒刑。对此，朱端绶抑制着自己内心的痛苦，继续通过各种合法手段进行营救工作，并筹资开设了“泰来酒店”，为被捕后需补养的同志筹集经费。这年，她把自己的妹妹朱慧从家乡接来一同经营小酒店，所挣盈余都用于营救同志的斗争上。后来，朱端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党组织在经过审查后，完全肯定了端绶同志在这一时期的表现，承认了她这一段的党龄。

几番寒暑，冬去春来。1936年，朱慧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了延安，向中央汇报了瑾玎和端绶的表现。党中央抓住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于1937年秋派毛泽民夫妇赴上海营救熊瑾玎同志。9月6日，瑾玎获释了。许多年来，端绶每每言及此事，总要感慨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重要的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母亲

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使许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忘我工作的共产党人失去了天伦之乐乃至宝贵的生命。像许多共产党人那样，朱端绶作为一个母亲，失去的也是无法弥补的。

她和瑾玎先后生过五个孩子，却只活了一个女儿。其余的几个孩子不是因当时环境条件恶劣而过早夭折，便是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早逝。这些伤心的往事对一个母亲说来，绝非漫漫岁月可以冲淡的——

1938年，端绶随瑾玎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当时瑾玎任报社总经理，端绶担任会计科长，是理财人。不久，她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紧张的工作使她未能抽出时间去照料刚出世的孩子。一个冬夜，孩子突发高烧、抽搐。心急如焚的端绶与瑾玎一同冒着细雨赶往医院。不料医生稍加诊查便张口要几十块大洋，否则不予接诊。当时，端绶是掌有经费的会计科长，瑾玎又是总经理，钱是不成问题的。但对视党的经费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这对夫妇来讲，他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们相对无言，医生看出他们不能付钱，便轻蔑地讥讽这对父母……

病，终于没治成。当端绶和瑾玎抱着孩子返回报社时，孩子已无力喘息了。一直强忍悲痛的端绶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她淌着泪，紧紧地搂着心跳渐渐停止的孩子，可是孩子再也感受不到母亲的温暖了……

金色的晚秋

路，并不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它仍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勤奋开拓中延伸。

1972年初，熊瑾玎同志在饱经动乱岁月带来的忧患之后，终于与世长辞了。端绶把自己对瑾玎的思念深藏在心里，继续为党履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职责。她不顾当时艰难处境，为保护一些老同志奔走求援。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同志曾在动乱中被造反派抓走，端绶及时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使定国及时回到谢老身边。

近些年来，端绶很注意锻炼身体，她希望能为党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时，尽管有些社会活动要参加，但她仍抽空撰写回忆文章。她从未放松自己的努力，即便前些年一度因病久住医院，也尽力为来访的党史工作者和作家提供史料；她还协助出版部门搜集整理了现已出版的《熊瑾玎诗抄》，并着手整理瑾玎同志的生平史实。

她清楚地记得1966年周恩来同志上门祝贺瑾玎同志80诞辰时说的那段话：中国人民是优秀、伟大、勤劳的。“老板”“老板娘”空下来可以写点回忆录，我相信子孙后代会喜欢看的。尽管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整个时代是壮丽的嘛！

她一如当年一样勤奋，因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