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身边的共产党员

杨拯民

我的父亲杨虎城将军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他同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我父亲能够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经久不变，即使大革命失败，他对共产党也不失望，他不仅“不清党”，还曾要求加入共产党。在他的部队里，中共党组织，历经几十年，始终不断线，共产党员更是遍布他部队的各系统、各部门。他信任、重用共产党员，用共产党的办法，改造自己的部队。他说：“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贪财、能干事、有献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们。”

第一个给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魏野畴开始同杨虎城实现“国共合作”。

我父亲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中共陕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魏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他应邀到陕西榆林中学任教，并创办进步刊物《秦钟》，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学生起来参加革命救国运动，培养了刘志丹、潘自力、张汉民、曹力如、阎揆要等一批青年学生入党。经人介绍，在榆林休整的杨虎城，结识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革命家，两人一见如故，交往甚密。在这期间，魏给杨详尽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诚恳地指出了我父亲屡遭失败的原因。魏野畴以其科学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深深地赢得了我父亲的敬重。我父亲从与魏野畴的交往中，系统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知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开拓了新视野。从此，他逐渐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迈进。这成为他此后与中共长期合作的思想基础。1925年7月，我父亲仿照孙中山办黄埔军校的办法，在陕西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任命魏野畴为政治部长，延聘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任政治教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军政人才，后来成为团、旅、师长的孔从洲、刘威诚等，都曾是该校的学兵。这是魏和杨在学校里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我父亲1927年率部出关东征，攻打直鲁联军失败后，在河南马牧集孤军无援，苦无出路，特电请去陕北巡视而没有随军东征的魏野畴归队。这时，南汉宸等许多被“清党”出来或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前来“不清党”的杨部，给他的部队带来了新鲜血液，使他有了“政治主心骨”。魏野畴、南汉宸帮助他分析形势说：现在杨部东有强敌压境，北有黄河天险，西撤退路被断，周围都为军阀势力控制，只有皖北目前还是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势力较弱的地方，而且这里兵源充足，资源丰富，是部队休整的好地方。我父亲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立即撤到以太和为中心的皖北地区，清剿土匪、打击豪绅，惩办贪官污吏，发展教育事业，创建了部队休整和发展的新基地。为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冠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长；筹办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兼政治指导员，并由他二人挑选基层进步军官和地方上革命知识分子作骨干，加强了革命力量。与此同时，魏野畴整顿了军内党组织，建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第十军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皖北特委。

据南汉宸说，在这期间，我父亲与共产党员谢葆贞结婚，对他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谢葆贞是西安市人，16岁左右就参军，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前线工作团入党。她受党组织的派遣，随我父亲的部队参加北伐，任战地宣传队长。到太和县后，她积极开展妇女工作，组织成立了太和县第一个妇联，任妇联主任。她工作大胆泼辣，革命热情很高，口才也好，深得我父亲的赞赏和喜爱。1928年元月，经党组织的批准，她和我父亲结婚。在喜宴上有人问：“杨将军为什么爱上小谢？”他坦率地回答：“我知道她思想进步，为革命我需要她。结了婚，可以直接帮助我。”西安事变后我父亲出国考察归来抗日时，被蒋介石逮捕。此时谢葆贞已回到西安。她闻讯后，多方奔走营救无效，便毅然带着孩子杨拯中（时年7岁）去陪我父亲，坚贞不屈，后来英勇牺牲。我父亲在悲愤中始终把她的骨灰盒带在身边，直到自己被残酷杀害。

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谢葆贞的影响下，我父亲的思想进步更快。他不仅多次向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表示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坚定信念，还进一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要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魏野畴等特委负责人对杨虎城思想的转变感到非常兴奋，魏当即表示愿做杨虎城的入党介绍人，并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们手中。”南汉宸则报告河南省委。可惜，由于“八七会议”后“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占主导地位，我父亲入党的要求未得到及时批准。直到1928年，他到日本考察时，仍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活动，经中共东京党组织再次要求，中共中央在《中共给东京市委的信》中说，同意批准杨虎城入党。但此信到达东京时，我父亲早已回国，无法履行中央要求的入党手续了。

此时，“左”倾路线控制的党组织在条件不成熟时，要求我父亲率部参加暴动，使他无法接受，一时陷入僵局。魏野畴等皖北特委负责人认为，杨虎城出身贫苦，有强烈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热忱，有创新精神，对进步事物很敏感。但多数部下跟不上他的思想，蒋介石的特务又渗透到他军队内部，多方挖他的墙脚。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脱离实际，过早地要求他公开反蒋，有些部下就可能反对他。为了摆脱困境，我父亲向中共皖北特委魏野畴等表示：自己可以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共合作关系破裂。这时，蒋介石得知我父亲的部队内共产党很活跃，特派反共大同盟的韩振声带2万元来拉杨附蒋，督促他“清党”，指名要逮捕南汉宸。我父亲一方面婉拒韩振声的要求，通知南汉宸暂时隐蔽；另一方面，同特委商量，借机随韩振声去南京，引开他，以免影响起义准备。他走后不久，十军党内出了叛徒，交出了共产党员名单，孙蔚如代军长把共产党员集中到一起，遵照杨的嘱咐，发给路费，“押送”出境。杨曾对孙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讲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皖北形势的突变，迫使暴动提前。1928年4月9日，在魏野畴的直接指挥下，以王官集为中心的皖北暴动，建立了安徽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但由于起义部队寡不敌众，暴动很快失败，魏野畴英勇牺牲。这消息传到上海，即将出国的我父亲沉默良久，最后流下了热泪。他回到西安，带头捐款救济流落街头的魏野畴老母和妻儿。

共产党员南汉宸实行“秘书长专政”前后

对我父亲影响最大、职位最高的共产党人南汉宸，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后参加冯玉祥的国民联军第三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底，他跟随驰援西安的国民联军进城后，结识了我父亲，二人从此便成为挚友，并肩战斗10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两次来到杨部，帮助我父亲“另找出路”。蒋、冯、阎中原大战即将结束时，杨对全面走向反动的国民党已失去信心，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能斗过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我们要同蒋介石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这是他此后处理同中共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我父亲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立即提名南汉宸为秘书长，将组织省政府的重担交给了他。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便放手让他去干，以致当时有陕西省政府是“秘书长专政”之说。

早在我父亲即将主陕前夕，南汉宸就与杨的高参杜斌丞先生一起，共同策划了“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大西北主义”。我父亲入陕以后，迅速肃清了土匪，驱逐了吴佩孚势力，一年左右的时间，已统一了陕、甘两省，正准备进军新疆。为了抵制蒋系势力侵入西北，南汉宸随先头部队进入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我父亲的决定，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对其中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委以重任。在这些被释放的政治犯中，有蒲子政、潘自力、李畅英（大章）、赵伯平、吕剑人、刘继增、景瑞卿、亢心栽、原政庭、杜松寿、吴焕然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稍后被捕的刘志丹，也在南汉宸的劝说下，被我父亲秘密释放了。与此同时，我父亲大胆任用进步青年，包括刚释放的共产党员、新编省政府警卫营营长张汉民，宪兵营副营长（开始杨自兼营长）纪子中，后改为金闽生任营长、童陆生任副营长，全营的连排长多是共产党员。新建的新兵训练处（后改为骑兵团）处长王泰吉，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王根憎，独立旅旅长许权中，军法处长张依中，科长庞志杰，省政府的科长崔孟博、崔仲远、谢甫生、刘佛吾等都是共产党员。《西安日报》社社长蒋听松，《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辑宋绮云，这两位掌握新闻舆论的都是共产党员。皖北暴动失败后，我父亲部队中的地下党员仍然存在，但党负责人都是中下级军官，不可能与他发生直接关系，也很难对他造成广泛的影响。南汉宸再次来到杨部，特别是他担任省政府秘书长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南汉宸为代表的、对杨有很强影响力的势力集团，使杨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密切关注。南汉宸为了贯彻我父亲兴学育才的方针，把学校抓到手里，各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都由南汉宸提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担任。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南某赤化教育”为名，提出27名要逮捕的共产党员名单。这些党员都是杨部的重要干部，我父亲拒不接受。蒋介石就变换方针，集中打击南汉宸一个人。蒋派陈立夫亲赴陕西，要求我父亲逮捕南汉宸。我父亲考虑到南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同蒋介石硬顶是不成的。决定不仅要给钱让他走，而且派随从南汉宸多年的亲信警卫姚云青负责，护送他出潼关，换乘火车，北上天津，东渡日本。1935年11月，在华北做统战工作的南汉宸，派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申伯纯给我父亲送来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建议杨部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我父亲非常高兴。那时，他的西北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互相猜疑，正是最苦闷的时候，看到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他认为有了新的希望，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要申伯纯回天津找南汉宸商讨具体实施办法。

1935年冬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派汪锋带了毛泽东给我父亲、杜斌丞、邓宝珊的三封亲笔信来西安进行联络。我父亲接到毛的信后，因不认识汪锋，不辨真伪，遂致电天津南汉宸，要其派人来鉴定汪锋所带的信是否代表中共中央。南汉宸找到王世英，要他来西安帮助了解。王世英和杨见面后，也不能确定汪锋身份，遂共同去陕北向毛汇报。王世英和汪锋返回陕北，中央确定由王世英再返西安确认汪锋持信无误，才建立了互相联络的几项规定。从此，我父亲与陕北中共中央建立了正式关系。

我父亲的外事秘书王炳南1926年入党，是杨资助出国留学生的代表，曾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1935年秋，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了解到王炳南与我父亲有世家关系（王炳南父亲是辛亥革命陕西省领导人之一，从靖国军起，就一直是我父亲的参谋，与他的私交甚厚），就派王炳南回国，争取杨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王炳南回到西安后，我父亲特地把他接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同他密谈了两天。王炳南向他分析了形势，介绍了中共政策，指出西北军的“唯一出路是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我父亲高兴地对王炳南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我父亲还让王炳南住到自己的公馆止园，以便随时商讨，让他负责外事接待工作。我父亲会见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贝特兰等外国友人，都是王炳南安排好并由王夫妇二人担任翻译。1935年底，终于达成了反蒋抗日秘密协议，我父亲便成为第一个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了交通员、报务员到西安，在杨部宪兵营副营长（地下党员）谢晋生家里设立了电台，我父亲与陕北党中央开始有了毛泽东所说的直接“空中通信”。

政务机要秘书王菊人是我父亲的同乡——陕西蒲城县人，青少年时期到西安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曾任西安市西区宣传委员、陕西省青年社会宣传部长、三原县共青团书记。1930年起任杨的随从副官、秘书、机要秘书。1933年，在蒋介石逼杨“清党”中，被迫同南汉宸一起去日本学习，回国后成为我父亲的得力助手，担负他与多方面的联络工作，主要是对中共中央、东北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络。我父亲对他很信任，让他参与许多重大机密事件，并负责组织执行。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非常时期，他都是我父亲决策圈内的核心成员之一。为了联合反蒋抗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派来汪锋、王世英、张文彬等谈判代表，我父亲第一次接待他们，确定谈判方针之后，都让王菊人代表他去继续谈判。特别是杨和张学良密谋扣蒋“兵谏”时，西北军方面，也只有王菊人最先知道底细。西安事变后，我父亲被迫出国考察归来，他曾和王炳南一起去香港迎接。我父亲被蒋介石扣押后，胡宗南曾三次派人送钱、送委任状拉王菊人，都被他断然拒绝。这时他组织上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仍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党工作，坚持联共反蒋抗日。1942年，他协助我父亲的高参杜斌丞先生，成为西北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1944年，他应我之约秘密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同张德生、汪锋等交谈后回西安，开展反蒋统战工作，后来和杜一起被捕。杜被杀害后，王菊人在被押解去四川途中乘乱逃跑，回到解放后的西安。后任民革陕西省主任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米暂沉（1902—1995）任我父亲的机要秘书长达10年之久，是对我父亲政治活动乃至生活作风了解最多的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陕西省立一中，曾回家乡蒲城县小学任教。1926年入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投奔到杨虎城部队，在中共皖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皖北暴动的准备工作。我父亲入陕后任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米暂沉任民政厅主任秘书，主管民政厅的日常公务。西安事变后，米暂沉去英国留学，回国后曾到四川三合县东北大学附中任教。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坚持与中共合作。1942年秋，他受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委托，到湖北沔阳杨虎城旧部王劲哉师，调解该部与新四军李先念部的摩擦。1945年10月，他到我父亲的副手孙蔚如处任机要秘书、机要科长，1948年进入解放区。因为他对我父亲了解最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文史办公室副主任期间，著有《杨虎城将军传》。

我父亲最后一位秘书宋绮云（1904—1949），江苏邱县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1927年入党，曾任中共邱县县委书记。因其妻徐林侠被捕，经营救出狱后，宋绮云便带领一些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投奔到正在皖北休整的杨虎城部队，受到杨的欢迎与信任。宋绮云先后担任第十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南阳教导队教官。为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我父亲创办了《宛南日报》，任命宋绮云为主编。我父亲入陕任省政府主席后，创办了《西安日报》，由共产党员蒋听松任社长。不久，又创办了《西北文化日报》，宋绮云任总编辑。宋绮云和蒋听松两人分别任总编辑和社长的《西北文化日报》、《西安日报》按照我父亲的主张，为抵制蒋介石势力的侵蚀和破坏，积极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由于这两张报纸的宣传内容不符合国民党反共内战的宣传方针，他们派特务砸封了《西北文化日报》，并于1941年将该报总编辑宋绮云连同他的妻子徐林侠、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逮捕，与我父母一起，先后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和重庆中美合作所。1949年，宋绮云一家三口人，与我父亲、弟弟、妹妹，先后在狱中被残害遇难。

“共产党干部仓库”里的军官多数是杨直属部队所倚重的爱将

我父亲身边的共产党员，有些是他所知道的，主要是高中级干部；有些他是不知道的，这主要是基层干部和战士。从1931年到西安事变前夕，十七路军各部都先后建立了秘密党组织，其中时间最长、力量最强的是他的直属部队，特别是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这个团的前身是卫士营，早就由陕西省委军委派人来营建立了党支部。营长张汉民、连长史唯然、李明轩、魏树林、王建三等，都是共产党员。警卫营扩编为警卫团后，又相应建立了中共警卫团党委会，共产党员发展到200多人，称为“共产党干部仓库”。1935年5月，我父亲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将其扩编为警三旅。张汉民遇难后，改建为特务二团，由共产党员阎揆要任团长。阎揆要是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6年入党，历任国民三军骑兵团营长，杨虎城部营长，与红军关系密切。早在1931年秋，阎揆要任营长时，就奉命送情报和弹药给陕甘宁边区的谢子长、刘志丹，1932年又经过西安、彬县联络站送武器、弹药、医药器材给红军，掩护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同红军来往的干部。1934年春，为红二十五军同中央联系，阎揆要将电台、药物送给了他们。1935年阎揆要任特务二团团长，在西安成立交通站，名义上是特务二团西安留守处，派后勤人员警卫（多数是共产党员），主要负责红军过往人员的接待，为红军物资采购和运送提供方便，特别是维护到西安工作的红军负责同志安全。汪锋、王世英，西安事变前夕的叶剑英等，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阎揆要都负责西北军的接送。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了顾全共同抗日的大局，根据国共双方协议，党中央把已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阎揆要撤回。阎回八路军，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与卫士营同时建立的宪兵营，也有了党组织。宪兵营是管军内执法的。开始，我父亲自兼营长，纪子中（共产党员）为副营长。后金闽生为营长，童陆生为副营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宪兵营特别党支部开始由中共中央（上海）特科直接领导，以后发展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为西北党组织的大本营。1933年，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叛变，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军队和地方党组织分属两个系统，十七路军内党组织又受到杨虎城掩护，党的组织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我父亲对共产党员，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上的，凡被国民党逮捕的，分别情况，采取几种掩护办法：硬顶不交，明捕暗放，重大案件实在掩护不了的，不得不交人时，“只交死的，不交活的”，以免暴露共产党内或共产党与杨部联合反蒋的秘密。

在我父亲部队众多参谋人员中，共产党员武志平是代表杨部与红军谈判、订立第一个互不侵犯协定、具有传奇色彩的人。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地区，蒋介石电令川军田颂尧与十七路军，南北夹击红军。我父亲认为，同红军打仗，双方互相残杀，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因此，最好同红军取得默契，互相不打。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他接受了杜斌丞的建议，委派武志平前往川北沟通与红军的联系。武志平曾任杨部驻郑州办事处主任，对鄂豫皖红军有所了解。我父亲虽同许多共产党人有过长期交往，却没有同红军有过直接的联系，因而对这件大事特别重视，亲笔给在陕南三十八军任中校参谋的武志平写了一封密信：

志平参谋弟：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25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当希佐理孙军长（蔚如），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五四

武志平持杨的密信和军用地图、物资，化装成红十字会员，进入川陕苏区，见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军委主席张国焘，达成了初步共识。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和武志平一起回到汉中，同杨部代表、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了以已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口头秘密协议。这个协议，打破了蒋介石对红四方面军“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计划，使初到川陕尚未站稳脚跟的红四方面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并且打开了北上的通道。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红四方面军有关负责人，竟然忘乎所以，在内部刊物《捷报》上刊登消息说：“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证明蒋介石内部已分崩离析……”蒋介石特务得知后，即于1934年6月，电令孙蔚如查缉武志平：“据密报，有武志平其人，自称三十八军参谋，住在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送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缉，并告。”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孙蔚如把蒋的电令给武志平看了以后说：“红军的事，只好到此为止了。你再到联络点去一下，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请他们谅解。”武志平被迫离开了三十八军，孙蔚如停止了与红四方面军的往来。以后不久，武志平又悄悄回到陕南，在三十八军外，继续做地下党交给的“联络工作”。

1935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进攻陕南不久，酿成了我父亲的爱将、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被红二十五军杀害的悲剧，给我父亲与红军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张汉民是山西稷山人，是杨部安边教导队的学兵，1925年入党。由于他机警能干，中共中央（上海）军委特科任命他为特派员。1927年秋，任杨部炮兵团营附时，即为该营共产党的负责人。我父亲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即任命张汉民为省府警卫营长、团长。他早就同陕甘红军有联系，曾给刘志丹、谢子长送情报和弹药，掩护上海中央局和陕西省委与红军往来的干部，向陕甘游击队传递国民党“围剿”他们的消息。中共陕西特委曾要求张的警卫团为北上的游击队补充武器弹药，张汉民就到洋县组织一次军事演习，结束后故意将一些枪支弹药遗留现场，让游击队取走。张汉民警卫团扩编为警三旅，奉命调往陕南，堵剿红二十五军时，张又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同川北红军联系，约定暗号为“瞄不准不打”，只是“尾随”做样子。据红四方面军郑位三后来说，红二十五军虽然听说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张部也有不少党员，但“当时出于警惕”，对张汉民不信任，有怀疑，就故意给张出难题，向他要机枪零件、文件、药品、电台、作战地图等，并要他的部队和红二十五军保持一定距离。因药品、电台要派人到上海去买，未及时送到；再加上张部同红二十五军“尾随”太紧，就更增加了红二十五军的怀疑，决定设伏攻打张汉民警三旅。该旅先遣团团长阎揆要（共产党员）曾提醒张汉民注意红军的打法。但张汉民认为，“尾随”几天，双方都未违约，红军绝不会先开火。他没想到红二十五军果真在柞水县九间房设伏，三面包围张部，张汉民和几十名党员被俘虏。张说自己是共产党员，红二十五军负责人不信，认为他是冒充共产党员。汪锋从上海中央局回陕，知道红二十五军不了解张汉民情况，第二天就赶去营救，并一再说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然而，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汪锋不仅没救出张汉民，连自己也被红二十五军扣押起来。张汉民等共产党员在行军途中被杀害，汪锋被辗转带到陕北，直到中央红军到来，才被释放。张汉民被杀，使我父亲和十七路军众多将士，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红军到底讲不讲信用、我们敢不敢与红军合作的疑虑，给双方合作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直到1935年底，毛泽东特派刚被释放的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主动到西安同我父亲谈判联合反蒋抗日问题，我父亲首先就提出：我部警三旅旅长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一再指责我（杨），陈立夫也亲自来谈。我认为张汉民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而红二十五军却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这是我们很不满意的。汪锋解释说，这是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沉痛的损失，当然，也是十七路军的沉痛损失。汪锋在几次谈判中，把这件事说清楚了，解除了我父亲的疑虑。回到延安后，汪锋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请求为张汉民同志平反。党的“七大”追认张汉民为烈士。

在杨虎城部队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打起红旗跟党走到底的代表

西安事变后，我父亲被迫出国考察前夕，他对前来上海送行的十七路军重要干部作最后一次讲话，他结合部队生存发展的坎坷历史，把部队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希望，同共产党的事业发展紧紧地联系起来。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的部队，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部队的存在发生危险时，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刘威诚是遵照我父亲的指示精神，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蒋介石开始瓦解我父亲创建的这支部队时，第一个打起红旗的高级将领。刘威诚是陕西蒲城县人，大革命失败后，在杨部办的教导队当学兵，经炮兵营附张汉民介绍加入共产党，历任排、连、营、团长，抗战时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多有战绩。1945年任三十八军十七师副师长。同年7月18日，刘威诚在中共三十八军党委领导下，指挥十七师和五十五师八个营起义，投奔晋冀鲁豫解放区，任十七师政委，立即跟随刘邓部队，参加了上党战役；积极动员、协助孔从洲统一指挥，把三十八军都拉到解放区，组成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任副军长。

孔从洲是西安市人，1924年入杨虎城部队，历任营、团、旅长，西安事变前任杨部警二旅旅长。抗战时，孔从洲任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师长，在八路军的支持协助下，粉碎了日军多次“围剿”，并率部突围，打乱了敌人部署，以本部队的重大牺牲，保障了友邻部队突出重围，立下了显著的战功。1944年，蒋介石用升官的办法，调赵寿山任第三集团军司令，赵在赴任前就委托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孔从洲，积极支持、配合三十八军党委的工作，掌握好三十八军的实权，粉碎蒋介石分化、瓦解三十八军的阴谋，保存好我父亲创建的这支爱国武装力量。刘威诚率十七师起义后，蒋介石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将五十五师三面包围后，强令孔从洲就任有职无权的副军长，使五十五师的处境更加险恶。1946年5月10日，胡宗南说孔从洲部队里共产党员多，名义上要调孔部“到新乡增防”，实际上是“到火车上缴枪”，解散五十五师。孔从洲当机立断，率部在河南巩县起义，然后分散突围。孔从洲沿途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断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盘查，终于在第四集团军谍报处长霍子昭（地下党员）的帮助下，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胜利地到达解放区。9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刘威诚等各路分散来到解放区的原三十八军旧部，汇集一起在邯郸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洲任军长，并加入共产党；陈先瑞、刘威诚任副军长，汪锋任政委。

智勇双全的赵寿山将军，早在西安事变前，就是我父亲部队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他毕生追求革命的经历，反映了整个十七路军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他是我父亲部队里，被蒋介石召见几次，又被毛泽东几次接见的唯一高级将领，是杨部坚持把红旗打到底的突出代表。赵寿山出身于陕西户县一个农民家庭，就读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从军后入冯玉祥部当教官。因敬佩我父亲坚持靖国军旗帜，参加了杨部，从当教官起，历任连、营、师、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1930年，国难日深、民族危机加重，赵寿山到北平、天津、上海考察，同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接洽，认为“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日，非抗日不足以言救亡”。回到陕西，他向我父亲力陈停止内战，反蒋抗日的主张，先后三次向我父亲建议捉蒋介石。我父亲当时表面不动声色，只劝他回去“看看部队，好好休息”。赵开始不太理解，有些失望。到了西安事变前夜，我父亲突然召见赵说：“你不是几次提议要干（蒋）吗？现在马上就行动。西安城内的部队归你指挥。”赵寿山十分敬佩杨的机警，兴奋地接受了任务，直接指挥了西安城内各部队的军事行动，第二天即被任命为西安市公安局长，迅速稳定了市内的社会秩序。西安事变之后，赵奉命调任渭北警备司令，与南下防止中央军进攻西安的红军彭德怀、左权多有交往。赵请彭、左帮助赵部演习游击战，彭、左请赵帮助红军演习平原、河川作战。一次演习结束后合影留念，彭笑着对赵说：“这下你把‘通匪’的证据给留下了。”赵也豪爽地笑着说：“我还准备上山入伙呢！”

1938年初，赵寿山在返回西安途中经过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经过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长谈，赵寿山不仅明确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重要性，并在反蒋抗日、保存实力的基础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党的统一战线，对他确立长期与共产党合作、最终成为共产党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三十八军党委汇报赵寿山回部队后的表现时，决定向赵寿山公布三十八军党员名单，使赵对共产党更加信任，并在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提出要求入党，被毛泽东接受。从此，赵在中共三十八军党委的帮助下，按抗大式的教育，训练干部，改造部队。

1946年夏，赵寿山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了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进攻张家口。赵立即报告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中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赵返回延安。赵寿山接到中央指示，立即做好各种准备，绕道上海、北平，几经辗转，1947年秘密到达陕北，7月6日，发表了《致全国各界同胞通电》。毛泽东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并笑着说，彭德怀、贺龙争着要你，问赵在前方作用大，还是在后方作用大？赵说，我水平低，请主席定。要说起作用，我到前方作用可能大些，因为我是当兵的，打了多年仗，总还有些经验。我们要打西安，我是关中人，人地比较熟悉，情报可能灵通些。毛主席说：“好，中央原来打算让你在后方，给贺龙当副手。现在你去前方，给彭德怀当副手，做副司令。”赵寿山即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赵寿山先后任青海省、陕西省省长，实现了杨虎城将军的遗愿，为大西北和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