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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之纲
20世纪20年代，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世家。回忆起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过年”了。
“送信儿的腊八粥”
“送信儿的腊八粥”，是当年老北京人的一种习惯说法，意思是“腊八”一过，过年的准备就要开始了。
从“腊八”以后，拆洗衣被，缝制新衣，这些过年的准备，就全面铺开了。
以后就是一些购置“年货”、应付年末开销的事。北京当时所有经营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几乎全有赊销的办法，多为顾主找“铺保”，购销双方立一个折子，随时将赊销金额记入折子，由购方持用；售方则将赊销情况记账，定期收账。
一般购买年货，也可在关系商店，不过一般都要在年终前结清付清欠款。
那时我爱看奶奶收拾那些杂豆，好些都是平常看不见的东西，包括糜子米、大麦米和薏仁米等，还要放些菱角米、核桃仁、花生仁、小红枣和青丝、红丝等东西，点缀得挺好看。
那时候我年纪小，常是等不及奶奶熬熟“腊八粥”就睡着了，这大都在初七的晚上。不过，次日早晨，正式喝上这一年一度的新鲜物，那还是一点也耽误不了的。
“腊八”过后，我们仍是忙着玩，也见到家里大人在不停地“忙年”。我们孩子头脑里，更多的还是盼“年”早日到来。
“要命的关东糖”
腊月二十三，是旧俗的祭灶日，老北京讲“糖瓜祭灶”，说是灶王爷在每年腊月二十三日上天禀事，各户都要备好祭品，优待他老人家一番以后，以便请他“上天言好事”，为本户多说好话；再“回宫降吉祥”，保佑本户平平安安。
我记得祭品中主要包括料香、清茶、糖瓜、草料。说是糖瓜（一种麦芽糖，乳白色，黏性大，嚼之粘牙，制成圆状小瓜形。还有一种长条形的，统称为关东糖）“要粘上灶王爷的嘴，别让他上天去说坏话”，其实如真给粘上，那连好话也说不成了。这只不过是老百姓一种天真善意的愿望和想象。
还有一个民谣说祭灶：“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我记得祭品中总是要包括一小盘草料（向草料铺要一把就行了），还有一小碗清水，据说都是喂灶王爷所乘骑的马用的。
有专用厨房的人家，那时都在灶旁备有灶王龛，一般是一个小木龛，内贴一张“灶王像”（一种木版水印的灶王像，灶王像左边还有一女像，是灶王奶奶），“灶王像”上还有一副对联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为：“一家之主。”
腊月二十三祭灶完毕，揭下旧的“灶王像”，到院子里焚烧，算是送他上天。过了年“请”（实际是买）一张新的“灶王像”贴在龛里，算是灶王爷上天言事回来了。再供上一年，周而复始。
没有专用厨房的人家，平常没有条件供灶王爷，只是在临近腊月二十三那几天，临时“请”来一张神像，腊月二十三晚上供祭完后焚化送上天。待到明年，还是临时再“请”再送。
孩子盼腊月二十三，起码供完灶王以后，撤下来的糖瓜、关东糖还可以分着吃。我们曾把关东糖试着在火上烧一下再吃，那又有一种新的滋味。为了关东糖，也想着过年，过腊月二十三。
旧时的腊月二十三一过，是约定俗成的商家开始索要赊销欠债的日子，一般拖欠不应超过腊月三十。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孩子们盼望吃糖瓜，而大人怕到腊月二十三，所谓“要命的关东糖”就是因此得来的。
灯的享受
现在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到，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也算是个不小的城市了，电灯普及率竟会那么低。一般在我们所住的城南一带，大部分居民还用着煤油灯，即使是不太繁华也不算太偏僻的街道，路灯也还有燃煤油的。
那时我们住的街上，每天黄昏以后，天色在似黑未黑时，总见一个老人，背一短梯，手提一个油壶，去给挂在墙上的铁框夹玻璃长方形路灯加油，并点亮了它。这种路灯，隔一段路设一个，就是椅子圈那样的小胡同里，拐角处也有一两个。
路灯装在墙上，离地有一人多高，使一般人不登几步短梯够不到它，可能是为了安全吧，只是辛苦了那位身负短梯的老人。我没在黎明前后出去过，不知每天是灯的油尽自灭，还是黎明时也有人来熄灯。
我们虽然搬过几次家，都没有遇上过装有电灯设备的房子。使用煤油灯照明，好像已很习惯了。我从有记忆以来，就习惯于看着奶奶擦灯罩、灌灯油、在灯下做活，我也习惯于在灯下玩，在灯下看书、做功课。想让灯光更集中一些时，会在一张纸的中心，剪或撕一个圆洞，套在玻璃罩的圆筒根部，遮住上部光线，显得房间的上半部暗了，而光线都集中到下半部，灯下做活或看书就感觉亮一些。我们管这种纸制的罩片也叫灯罩。
那时我家有一至三号三种煤油灯，在使用上，好像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平时只用三号灯，用以做活和念书；特殊情况下招待亲友，人也比较多时，可以用二号灯；只有在过年的祭祀“盛典”中，才能拿出那盏最大的一号煤油灯。我每年看着奶奶在擦这头号灯罩时，心里就分外高兴。
除夕晚上，点上这盏大灯，给我的感觉是气氛庄重，祭祀时再加上香烛的光焰，那简直是气概非凡了。
除夕祭祀
每年腊月三十夜晚的年夜饭，是一家人团聚欢庆的最大规模家宴。年夜饭桌上有酒，我记得好像是大人都喝一点，我没有兴趣，一点也不喝。偶尔碰翻酒杯，酒流在桌上，用火柴点燃时产生蓝色火苗，能片刻即熄，又不伤桌面，我对这种现象倒是感觉新鲜有趣。
我家在西椅子圈住时，年夜饭以前，在北屋的中间堂屋进行祭祀活动，当时家里奶奶年纪最大，但旧礼教决定，阖家祭祀要以男性为主，因此只能是爸爸当这个主祭人了。
记得那时的陈设是：正面北墙“悬影”，靠墙条案上摆放祖先“神主”（书写名讳的历代祖先木牌位）。“影”是祖先的画像遗容。没有专门祠堂，不可能全悬。我家当时祭祀悬挂的，可能是曾祖父母的遗像，我已记不清了。
据说以前画匠为人画“影”，都是在人死以后，看着遗容“写生”，然后填入早已画成的坐式身躯像上，装束上男是靴帽袍套，女则凤冠霞帔。凭已逝人描容，自然难以传神，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影”上人物的面容难得找出有体貌丰盈的。
条案前放一八仙桌，上摆供品，除去几盘年菜以外，最主要的是一堂“蜜供”。
蜜供是由形如江米条的长方形面条炸成，外边蘸以糖稀，粘成四方形花墙式中空塔形。一堂应当是五托，高度不等，最大号的约有三尺，我家过去一般是中号的，大约有两尺高。蜜供要摆过正月十五才能撤，我们那时候总盼着撤下来时，先吃点“供尖儿”。
我家不信佛，不像有些信佛人家，过年悬挂佛像，一般供佛人家过年以一托月饼为主要供品，那是特制的厚硬月饼，一托约七八个，一个比一个小，由下往上码，摆成塔形，也挺好看。
我家那时过年除夕祭祖的同时，先要给条案右侧供着的另一个牌位行礼。那上面写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好像按祖先遗训，必须尊敬孔老夫子，以示书香人家的虔诚。
不过不是要人人行礼，成年男子和正读书的未成年人都要行礼，而且是“三跪九叩”礼。我满10岁时，也忝列读书人之列，随之行此大礼。
除去对孔夫子外，其他祭礼和拜贺，我家一律实行“一跪三拜”或“一跪四拜”，那时讲究分对象定叩数，叫“神三”“鬼四”。
除夕夜祭祖、祭孔完毕以后，再稍停接近午夜，就是辞岁叩拜了。那是按长幼之序，儿孙们向祖辈磕头，孩子们分别向长辈磕头。然后就是长辈给孩子们一点“压岁钱”，数目都不大，一般孩子都会攒下来，留着买些自己喜欢的玩具。那时是我们孩子一年来最快乐的时光。
大年三十，除去祭祀辞岁活动以外，大部分的其他时间就是玩了。
大人们有时是打打牌，或者凑在一起说说唱唱。孩子们也是各按所喜欢去想法玩好，以求熬个通宵。实际在那个时候，我始终没有能熬下来一宵不睡觉。
“新年来到，家家欢笑，姑娘爱花，小子爱炮……”这是当时俗谚。我每盼过年，主要是想尽办法地玩，“吃”还是其次。
玩鞭炮，是我童年过年时玩的主要内容之一。有一年的三十晚上，还几乎为此酿成一场大祸。
年三十夜里，院子中间常走人处，多是铺撒上些柏树枝和芝麻秸。人走在上边踩得噼噼啪啪响，据说那叫“踩岁”，图个吉利。
这些东西都是在年关前，有农村人进城来卖，吆喝为“松麻枝嘞，芝麻秸儿！”其实并不是松枝，大多为侧柏的枝叶。
初一拜年
初一没有睡懒觉的，孩子也知道早些起，虽然谁在腊月三十晚上也是睡眠不足。孩子愿意早起，都愿换上新衣、新鞋，看那些喜气洋洋的新气象。那时先要给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磕头拜年，长辈再给孩子各一份拜年的钱。数量不多，只是为了体现点尊老爱幼的家庭气氛。
北京那时也有初五前“忌门”的旧俗，就是妇女不能出去拜年，也不能串门。
那时爸爸出去给亲戚拜年，只能是带我去。我虽然资质才华比不上姐姐们，但我“得天独厚”，是个男的。这就是男尊女卑。
初一也有亲戚来我家拜年。如果是朋友，对长辈一般也不磕头。亲戚则对长辈叩拜，我们也对客人中的长辈叩拜，自然也会有一点对孩子的馈赠。
一般初五以后，有工作的人都出去工作了，这时正是妇女串亲戚的时候，我们再出去就是随着娘出去拜年或看望亲戚了。
初二送财神
小时听说过财神的故事，旧北京附近还有五显财神庙。据说财神庙的香火很盛，爸爸小时是不是去过财神庙，我不知道，反正他一直没有带我去过，看来他对这方面的兴趣也不大。
我家那时不供财神，但也有送财神的“任务”，那是事出有因的。
老北京旧俗，每到腊月三十那天，有穷人家的孩子，在商店里趸一些“财神像”，在腊月三十下午或傍晚开始，挨门去“送财神”。
“送财神”一般是小孩站在每家的院门外，高叫：“送财神爷的来啦。”有时敲敲门再高叫几声，直到这家主人出来买上一张，或是在内高声回答：“请啦！”（表示已经买过了）这孩子才走去另找人家去卖。
那时穷人家孩子虽多，但是真正舍得让10岁上下或不足10岁的孩子出去干这个的，也并不太普遍。还有个特点，“送财神”的都是男孩，绝对没有女孩。可能一是因为封建意识，女孩不能轻易放出；二是对女人有忌讳，如果是女孩上门叫“送”，那就很难把“财神爷”送出了。
那时甚至还有一个腊月三十那天接受几位“财神爷”的现象。那是在天近黄昏，或者天已全黑的情况下，有的孩子手中的“财神爷”还没有全送出去。他们在腊月寒风中，看到天已黑下来，手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只能继续沿街挨门去叫“送”，遇有答以“请了”的人家，他们只能以可怜巴巴的声调，以近于哀求的口吻，请求：“您再请一份吧，财神爷还怕多吗？”
门内的父母们，看到自己的宝贝们，都绕于自己膝前，等着吃年夜饭了，而门外寒风中，那可怜的童音，实在能打动人心。心软一些的，也就只好再“请”一位了。
那时的“财神爷”，实际只用上几个铜板，就可以“请”上一份。
我家临时请来的“财神爷”，好像在我印象中，当年没有受过什么优待，也忘了那两天在我家放在何处了。只是在正月初二那天，拿到院子里焚烧，算是送上天了。“财神爷”到我家，像是自动而来，又飘然而去。一年只在我家住上两天，还只是供以清风。
逛厂甸
老北京人家，可以说妇孺皆知有个厂甸，虽然说这个旧时庙会，每年只在正月初一开始开放十几天，但那是深入人心的，尤其在我们的童年时候。
10岁以下时逛厂甸，都是由大人带着去。路程不太远，由西草厂东口走进南柳巷，再拐进琉璃厂东门（那时简称厂东门），东行到南新华街，就看到厂甸熙熙攘攘的人群了。
爸爸带我去厂甸时，多为买玩具。也看得出，为我所买的，也都是他幼时玩过的，或者说是他幼时喜欢过而没有能全实现了的。也可以说，为我买玩具，也能实现一些他童年的愿望。
那里摊子上的货物，都不是明码实价，大都要还价，有的甚至是“漫天要价”，遇到孩子哭闹不走，那时的价是很难落下来的。
那时给我买过的玩具有风筝、空竹、小戏剧棕人、皮影戏人、面具等，其中大都不是单件，而是逐步买齐配套的。我知道这要用去不少钱，不舍得作践而弄坏了它们。
上元节
上元节也叫“元宵节”或“灯节”，这应当算是过年的最后一天，也可以说是年后的第一个大节了。
过去过这个“灯节”，好像是京城的一件大事，据说外边是非常热闹的。爸爸常常对我们说，过去灯节外面如何热闹好看，放烟花盒子的，如何如何新奇精巧。但是一直没有晚上带我出去看过灯和烟火。
只是在记忆中有一次，忘了是谁带我，在前门外大栅栏的商店门前，看过一次悬挂着的纱灯，多是画的小说、戏曲人物故事，观灯人也不拥挤。据此分析，去的那天也不是正月十五“灯节”的正日子。
那时的玩具灯，还没有用电池的，多是以蜡烛照明，只有沙子灯，名为“灯”，实际并不点亮，只是在竹制架上糊以厚纸，上画动物形，并有可活动的部位，中间装以细沙，翻动一下时，沙子在内流动，带动灯外的部分随之活动。
我最喜欢的是走马灯，有时还不满意买来现成的，这些“行货”人物绘制粗糙，总想等长大以后，自己绘制一种更细致、更热闹、更理想的走马灯。实际后来生活了几十年，也没有实现幼时的愿望。
爸爸先是总念叨给买个羊灯，那是他幼年玩过的，后来费了很大劲儿，才买到这种过了时的灯，不过是纸糊羊形，头部是活的，可以晃动。四腿下装四个小轮，中间点上蜡，拉着走起来，羊头晃动。
其他的红色灯中，那种铁丝框架，粘以红色玻璃纸的金鱼灯，是当年最考究的了。至于很小的红灯，只适于幼儿提着走来走去玩。
正月十五，一般是晚上备一桌丰盛的饭菜，也是个团圆家宴。饭后一家吃些煮元宵或炸元宵，也就可以了。
那时候，各个剧场通常都有些应节剧目上演。像上元节演出的《上元夫人》《元宵谜》，还有与灯节有关的《闹花灯》等戏，再不齐也会加上一出“垫戏”《瞎子逛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