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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最后建造的皇家园林，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颐和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首都对外开放的橱窗。
我自1949年春天来颐和园工作，40载于兹，追怀往事，不胜感慨。
颐和园是1928年7月1日才正式改为公园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宣统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原任清朝总理大臣，后代表清室议和，而后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曾商定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给予优待条件。在民国政府给予优待条件中的（甲）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中“第三款”中载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因此虽然中华民国成立，但颐和园仍属溥仪所有，仍由清室内务府管理。
民国元年（1912年）9月12日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曾来参观颐和园。翌年，由于中外人士纷纷要求参观颐和园，当时民国政府曾规定参观者须经外交部审批，发给门照，通知清室内务府。后又改为外国人参观由外交部批准，中国人参观由内务部或步军统领衙门办理。同年4月，步军统领衙门制定《瞻仰颐和园简章》，规定了有限制的参观办法。只限“政、党、军、学界”，“女界”不得参观，并规定各界每次限十人，前三天将姓名年岁申报，由步军统领衙门发给门照。每月农历逢六日开放，一个月开放三次。进园验照，出园交照，手续严格。由于不准“女界”参观，引起妇女界强烈反对，于是不得不放宽允许“各政党女眷及女校学生”参观。民国三年（1914年）步军统领衙门又以“于开放游览之中，寓存款之意”，提出《颐和园等处售券试办章程》，开始对参观者收费。票券收入三分之二归清室内务府，三分之一由步军统领衙门掌握，备作修西郊马路之存款。
自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去世后，宣统帝即位，自同年12月19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光绪后）懿旨：“皇帝尚在冲龄，一时未能监幸颐和园，着该管大臣饬令司员等将殿座陈设妥为封存看守……”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溥仪被迫出宫，溥仪只在这一年的5月21日来过颐和园一次。
民国十三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民国政府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第三条改为：“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至此颐和园不再是溥仪私产。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只会同清室内务府将颐和园内殿宇加封，并未接收与组织颐和园的管理机构。同时，国民军第十一师接管西郊一带古迹名胜，也驻扎颐和园，但“仅派员提款（指提出三分之一的收入），不问园事，园内员役概依其旧”。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民国政府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将颐和园交还清室，由清室办事处派贝勒润祺（溥仪之内兄）接管，成立清室办事处经理颐和园事务所管理颐和园。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7月1日接收颐和园，成立了内政部颐和园管理事务所——第一次成立由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园林管理机构。同年8月15日移交北平市政府，成立管理颐和园事务所。
由于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民国政府并未接收与成立颐和园管理机构，而民国十五年只凭卫戍司令王怀庆个人决定，竟又将颐和园交还清室，仍由清室办事处设置颐和园管理机构，直到民国十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收。因此虽然颐和园一直仍在售票开放，但是从产权及园林管理权上看，仍属私园开放。民国十七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成立中华民国的颐和园管理机构，颐和园才正式成了公园。
从民国十三年至民国十七年的怪现象，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及北洋军阀政府期间之混乱。王怀庆是清朝遗老，溥仪曾在民国十三年6月28日将紫竹院行宫赏给王怀庆。
过去有关颐和园导游等书籍均讲“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后，颐和园改为公园”。1988年颐和园管理处进行修史工作，查清这段历史，明确了颐和园改为公园的日期应为1928年7月1日。
颐和园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1949年3月24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先到颐和园休息。当时颐和园负责同志柳林溪在东宫门迎接，引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益寿堂。毛主席尚未坐定，就问柳林溪是否认识他。柳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柳答1943年在延安行政学院，1944年至1946年在瓦窑堡搞生产，亲自听过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去重庆来回柳都参加迎接。毛主席叫柳先下去。夜12时左右，毛主席处打电话叫柳，并派警卫员用马灯接他上山。毛主席问颐和园还有太监没有？
又问有多少工人与旧职员？毛主席说这些人我们全包下来，照发工资，不要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叫他们失业，不然他们会说共产党来倒没有饭吃，还不如国民党好。我们有在山沟打游击的经验，没有管理公园的经验，要向他们学习管理公园的经验。我们不但要管理好原有公园，还要建设新公园。过去地主资本家逛公园，今后要让工农老百姓也逛公园。我们要比国民党搞得好，搞好公园也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当夜在益寿堂西厢房，手枪班在东厢房，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景福阁，其他有的同志在乐农轩。毛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很忙，虽然经过长途旅程但仍不休息，到夜间才吃晚饭，每人一菜一汤大米饭，没有鸡鸭鱼肉，只是一般的炒菜。毛主席习惯于夜间办公，快天亮才睡觉。第二天去西苑飞机场
阅兵，然后去香山。
颐和园为北平和平解放作贡献
北平市在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而颐和园已先于1948年12月13日解放，因而颐和园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过渡中，有一段光荣的历史。
1949年1月20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接收颐和园，21日派柳林溪、姜金镛、薛宝珠三位同志来园。
1月26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颐和园向接管北平的全体干部作报告，进一步讲明时局及进城后工作问题。
按照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傅作义“华北总部”签订的《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在过渡时期，双方成立联合办事机构。1月29日下午2时半联合办事机构在颐和园益寿堂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方出席有叶剑英、徐冰、戎子和、程子华、陶铸、莫文骅等同志，傅方代表有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三人。会议决定：一、联合办事机构为一临时性质的工作机构，完全为了完成接管工作任务而设，并非联合掌握政权机构，推进工作依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联合办事机构包括解放军代表四人、傅方代表三人，共七人组成。由叶剑英任主任负责领导。机构地点设在东交民巷旧日本大使馆。二、在1月31日上午12时以前，北平城中所有国民党军队三个师全部撤到城外规定地点，当日由人民解放军进城接防。三、入城后废止金圆券使用，由当地印钞厂印制人民银行券流通。四、为保证人民解放军及工作人员入城后的安全，由傅方负责限制其特务分子活动。会议上还了解了当时市内敌方一些情况及外侨、学校、金融、交通等情况。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入城后，2月1日上午10时半又在颐和园景福阁召开联合办事机构第二次会议。我方出席有叶剑英、徐冰、陶铸、戎子和、谭政文等同志，傅方仍由郭、焦、周三人为代表。会议决定：一、联合办事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办事处”，由叶剑英为正主任，郭宗汾为副主任，下设军事组（我方陶铸、傅方郭宗汾），文教行政组（我方徐冰、傅方焦实斋），财经组（我方戎子和、傅方周北峰）。二、首先接管市政府及公安机关。三、决定人民币与金圆券兑换比值，并优待学生、工人、公教人员及城市贫民。四、设置防空设备，以防蒋军滥炸损失。在会上叶剑英还对傅方代表讲了如下几点意见：一、我们对傅作义将军的看法是以这次北平的和平解放为中心，以过去的历史为参考。二、希望傅将军能由单纯军事行动，上升为一种政治上的行动，希望他能明确表示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反革命。三、对于宣传问题，我们的宣传政策是由中央统一的。中共的宣传政策向来不对任何人加以刺激，即使有些批评，也是下药治病，救人活命。四、共产党人乃是靠正确的政策领导。此种政策为人民所接受，绝非包办，而且共产党人也绝对愿与党外朋友合作，决无门户之见。
当时颐和园尚未售票开放。为了能在颐和园开好以上会议，军管会接收颐和园工作组进园后，先清理园内政治环境。解放前有不少租户住在园内。其中清华轩住着袁克定，他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世凯称帝的积极策划者，自“七七事变”后来此居住，一直不交房租。柳林溪同志让工人请他来公园管理处，他带着五六个人气势汹汹地来了，他讲他无钱交房租，他的日常生活费用都是“蒋委员长”（蒋介石）给的，如果“蒋委员长”给他钱，他才交租。态度极为蛮横。我们坚持扣存他家中所摆文物陈设作为欠租抵押，坚决请他搬出园去，当时工人们与他说理斗争，他终于不得不在1月29日以前迁走，保证会议安全地召开。
公园为人民服务解决游人困难
颐和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国务院有关文物政策，整修古迹必须保持原状。颐和园四十多年来，整修园林建筑一直遵循这一规定。
但是，由于慈禧重修颐和园后，为了她个人享受，在清漪园怡春堂原址上建起德和园大戏楼一组院落式建筑。使原来怡春堂前是开阔式庭院，可供由勤政殿（今仁寿殿）至乐寿堂的宽敞通道变成在德和园与宜芸馆之间一条狭窄的小胡同，破坏了原来的造园布局和“处处有景、景景相融”的园林艺术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游人骤增，由仁寿殿至乐寿堂只能走这条小胡同或走宜芸馆以西“九道湾”曲折极窄的湖岸，造成拥挤不堪，管理困难，游人意见很多。
1965年4月25日，住在养云轩休养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来到公园管理处对此提出意见，他建议把玉澜堂拆移到西堤去，或是由南湖岛到西堤修一座大桥，并建议修环湖路，以疏散游人，谆谆告诫公园必须为人民服务，解决游人困难。同时他给北京市政府也写了人民来信。
针对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古建专家梁思成也在人大会议中提案：建议由玉澜堂前至北岸在湖上修一座曲桥。
北京市万里副市长将张、梁二位的意见交给了北京市园林局局长丁洪，又请市建委副主任董文兴等多次到现场勘查。经过多次研究，丁洪提出将宜芸馆门前的东房三间改为敞厅，使这个原来是封闭式的院落敞开，将宜芸馆正殿改为穿堂式殿堂，这样使游人从仁寿殿至乐寿堂可以不只走那个小胡同；同时，又将“九道湾”减少两个湾，以减少“九道湾”上游人的拥挤；还将宜芸馆西侧走廊中一间向湖岸突出的亭座开了门，与“九道湾”相通，调剂了这一带的通道。丁洪的拟改方案得到万里副市长的同意，亦得到张治中、梁思成两位先生的赞许，缓和了这一带游人拥挤的困难，解决了慈禧重修颐和园后对造园布局的破坏。公园为人民服务，解决了游人困难，也得到群众的称赞。虽然不得已小有拆动，但仍是贯彻国务院文物政策精神，保存了古迹造园布局及建筑外貌的原状。
1986年颐和园又建成昆明湖环湖路，落实了张治中先生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