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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山将军于1936年在马来亚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回国参加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先后出任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海南军区副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64年授少将军衔，系我国为数不多的归侨将军之一。陈青山现任全国侨联委员。
1940年残冬的一天。黑压压的云层密布太空，利刃般的狂风夹带着箭簇般的大雨无情地扑打着过往行人。黑暗、恐怖和残忍就像一个无形的魔鬼恶狠狠地摆弄着整个新加坡。
就在这时，100多名被英国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押上了一艘破旧的大火轮。在这个队伍中，有一位年方20岁的小伙子。他高高瘦瘦的身材上裹着一套又破又旧的学生装，又大又黑的眼睛里饱含着聪慧和机敏，高而直的鼻子，苍白而瘦削的长方脸，一切都使人觉得这身为囚徒的年轻人仍不失英俊和精悍。
他就是后来威震华南的归侨将军陈青山。
17年前，也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陈青山，一个年仅四岁的娃娃，抓着父亲的衣襟，抖抖索索地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他们是死里逃生、从遥远的华夏之邦来的。
1919年11月，陈青山出生在福建省惠安县洛阳区陈埭头乡一个贫农的家庭里。私塾里的老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荣火”。小荣火的父亲陈文清，原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因在家乡难于生存，年轻时便随逃荒的乡亲远涉重洋去马来亚做苦力。小荣火出世不久，他父亲就带着他的大哥去了南洋。
1923年，闽南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瘟疫。瘟神肆虐，十室九空。荣火留在家乡的三个哥哥原先都是活蹦乱跳的，谁知道染上瘟疫后，没几天就被瘟神夺去了生命，连小荣火那苦了半辈子的妈妈也逃脱不了瘟神的魔掌。正在马来亚槟城做苦力的父亲闻讯后心急火燎地赶了回来，一见骨瘦如柴的小荣火，抱住他就号啕大哭，决意把小荣火带到海外去谋生。
1923年冬，父亲抱着小荣火踏上了由闽南开往马来亚的一条小油轮。小荣火的漂泊生涯也就从此开始。
天下乌鸦一般黑，穷人过日子到哪里都难。小荣火父亲靠卖苦力养不活小荣火兄弟俩，便又忍痛把大儿子送回故乡。不久，就传来大儿子病死的消息。噩耗传来，父亲陈文清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悔不该把大儿子送回去。从此，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小荣火这根独苗上。父子俩相依为命，挣扎在异域的苦海中。
1935年，小荣火15岁，即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华中学高小毕业，考入了马来亚华侨学校——钟灵中学。来校求学的除了槟城的学生外，还有马来亚各地及泰国、印尼等地的华侨子弟。在这里就读的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按常规小荣火是无缘进这个大门的。然而，陈氏祠堂看他品学兼优，有培养前途，把大半的学费都包下来了。这样他才能有机会进这间学校。
进钟灵中学，这是小荣火学习的新阶段，也是他海外生涯的新起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广大华侨倍尝国弱家贫的痛苦，更知道亡国奴的滋味。因此，当东北陷入敌手的消息传来后，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对这一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表示极大的关注，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愤怒声讨侵略者的罪行，呼吁同胞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钟灵中学是马来亚很有名望，也是槟城华侨中的最高学府，当时学校中的进步学生陈文庆（陈凌）、谢鸿玉（白秋）等人发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一响，钟灵中学便响应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号召，组织了钟灵中学生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以读书会、歌咏队、篮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等形式把学生组织起来，并以此作为掩护去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这些活动的掩护下，抗敌后援会积极地向进步青年学生灌输马列主义，宣扬爱国思想，使他们逐步走向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他们组织文艺团体演出抗日救国的节目，上街宣传或搞义演义卖活动。没多久，抗日烈火便燃遍了校园内外。
陈文庆是槟城学联和学生会的负责人，也是钟灵中学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他虽出身于豪富之家，但身上并不见纨绔子弟的诸多毛病。荣火很敬重文庆，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文庆见荣火家庭出身贫苦，学习成绩好，诚实可靠，办事又比较机灵，对他很是信任，并有意把他作为进步学生骨干来培养。他常送一些进步书刊给他看，有机会就给他讲马克思、列宁、十月革命的故事，和他一起探讨人生的意义，祖国的前途和世界的未来。
不久，钟灵中学成立了抗日救国服务团，陈荣火被推举为抗日救国服务团团长，继而担任了槟城学生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又作为学生界的代表，成了槟城各界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
钟灵中学校长陈充恩从国民党庐山训练班回来后，即组织了以复古倒退为内容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为了与其斗争，学校抗敌后援会组织发动了一次全校性的罢课斗争。校方慌了神，赶紧来找陈荣火他们。抗敌后援会选派了17名代表同校方谈判。鉴于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为了缓和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校方勉强接受了抗敌后援会提出的一些条件，不再搞“新生活”运动了。可是，时隔不久，学校就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开除了17名参加谈判的学生代表，其中就有陈文庆、谢鸿玉等几个学生骨干。
校方来这一手，学校抗敌后援会的学生都很气愤，决心在新的学期到来后再和校方来一番较量。
校方搞暑期清洗，没把陈荣火开除，并不是因为荣火没暴露，也不是因为他们对荣火格外开恩，而是因为他们还想利用荣火，甚至想拉拢他。
开学的第一天，后援会就发动学生强烈地抗议校方的倒行逆施行为，并一个一个地把被开除的学生请了回来。但是校方像狡猾的狐狸，还没等抗敌后援会拉开架势，他们就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了。他们与英国当局勾结起来，派警察到学校把守大门，不让被开除的学生回校。学校抗敌后援会一时没别的办法，只好到处散发传单，揭露校方的反动面目。
1937年底，学校抗敌后援会以组织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比赛的形式，以为校争光，联络马来亚学生感情的名义向校董、教师募捐了一笔经费，骑自行车从槟城出发，途经吡叻、吉隆坡、马六甲、柔佛等地，最后到达新加坡，一路比赛一路宣传，一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参加者有杨升福、陈文庆、谢鸿玉、陈荣火、江田、陈华英、江文英等20余人。到达新加坡后，他们成立了马来亚学生抗敌后援会领导机构，领导成员有陈文庆、陈荣火、彭岂涵、谢白秋、黄士锐和江文英等人。他们几个人分工负责主管一方面的工作。由陈荣火和谢白秋、江文英负责北马来亚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办事机构。这一领导机构的成立，大大推动了马来亚各地学生抗敌后援工作的开展。马来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英国当局极为恐慌。他们就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对学生疯狂地张开了利爪。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对进步学生进行大搜查。在这次大搜查中，从陈荣火家一只皮箱底下搜到了油印的《五四宣言》，谢白秋家中搜到了一份学生组织花名册，杨开福家中搜到一本《锄奸录》。于是他们三人都被关进了拘留所。幸亏救亡学生组织花名册中用的都是代名，敌人不可能通过它发现到别的同志，否则会有许多人落入魔窟。
他们被分别关进拘留室。为了从他们的口中套出东西来，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
这一天，两个彪形大汉把陈荣火押进了审讯室。审讯室里站着四个凶神恶煞的打手，荣火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刚开始真有点心寒。
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了：我是堂堂男子汉，发誓要为穷人献身的革命者，敌人还没动我就不行了？不！大不了就是个死，皮肉受点苦算得了什么？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不管敌人来软的、硬的，都要坚决顶住，绝不出卖同志，绝不出卖组织。所以当敌人追问那只皮箱和《五四宣言》的来历时，陈荣火一口咬定：“不知道。”并按父亲的口径说：“那只皮箱是一个客人寄存的，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
为了攻破陈荣火这个堡垒，第二天他们还把荣火的父亲抓来审讯。老人家也一口咬定：箱子是客人的。侦探们不相信，又去找荣火的街坊调查。荣火的邻居都是些受苦人，平时都和荣火的父亲要好，荣火被抓后，父亲知道敌人还会找麻烦的，便预先向他们打了招呼。因此，不管侦探问到谁，谁都说没有见过荣火家有这样的箱子，准是客人放的。那时候，英帝国主义搞一套假民主，因抓不到确凿的事实根据，也不便对荣火怎么样，关了七八天之后就在法庭上宣布无罪释放。和陈荣火同时被抓的杨升福、谢白秋却因有证据而被宣判驱逐出境。
自由了！荣火怀着胜利者的兴奋心情回到家里。但年老体弱的父亲终因担惊受怕病倒了，整天精神恍惚，不思茶饭，原来高大壮实的身躯很快就瘦成皮包骨头。几个医生看了都说得的是精神忧郁症，药物不好治。好心的邻居劝荣火不要“执迷不悟”，看在老父亲的面上就此罢休。陈氏祠堂的董事陈汉文也来做荣火的工作，希望他在家安分守己或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做一做，要不然到祠堂去记账也行。该怎么办才好呢？命运在煎熬着荣火，要年轻人尽快作出抉择。
老父的重病、舆论的压力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年轻的荣火心上。这时候，要他离开火热的斗争生活是万万办不到的。可是父亲病成这个样，舆论压力那么大，他那慈孝之心多难受；更不能忽视的是，英帝国主义者已经盯上了他，黑名单早已把他圈上了，他随时都有再次被捕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上决定让陈荣火尽快离开槟城，调到新加坡去工作，考虑到抗日救亡工作和他的安全，要他快走。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他已没别的选择了，只好把家里的事情托给知心朋友谢成业。为了让家里人放心，荣火便说自己在外地找到了一个职业，要尽快前去报到，错过时间，老板就要别的人了。善良的继母信以为真，赶忙高兴地替他收拾行装。快出门时，他一步一回头，反复看着躺在床上枯瘦的父亲，心里比刀剜还要痛苦。
陈荣火辗转来到新加坡，按照组织的安排，投入了新加坡岛的抗日救亡运动，担任了新加坡总工会主席的工作，改用现名陈青山。这是1939年年底。
在新加坡开展工作还没几天，陈青山突然接到好友谢成业的电报，说父已病故。想着父亲悲惨的一生，想着父亲的疼爱之情，陈青山悲痛欲绝，真恨不得马上就飞回到老父亲的灵前，请求老人的宽恕。然而，敌人正在追捕他，新接手的工作也确实放不下来。此时真是有家归不得啊。
1940年，国内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相持阶段。为了配合国内的抗日战争，新加坡总工会领导各界工人和爱国华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英国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时也害怕人民觉醒起来动摇他们的奴化统治，借口维护日英邦交，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名义，疯狂地进行大逮捕，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嫌疑分子、爱国华侨、参加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都以触犯法律的罪名加以逮捕，并分期分批驱逐出境。陈青山和江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捕的。
当时陈青山是新加坡总工会主要领导人兼马来亚《前锋报》（由总工会办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主编。大搜捕前夕，陈青山根据上级指示，迅速将总工会的文件和印章都转移了，但匆忙之中，竟把总工会的月捐收据册遗忘在柜子里。那天晚上，英国当局派侦探包围了他们的住房，强行搜查，搜到那本收据后，二话没说就逮捕了陈青山。为了防止来接头的同志被捕，临走时陈青山按预定的暗号穿走了挂在窗口用作联络信号的衣服。
敌人对陈青山进行了严刑拷打和严厉的审讯。陈青山一口咬定自己是失业者，寄居在朋友租的房里，朋友外出经商，半月一月才回来一次，还胡乱编了个朋友的名字、相貌、特征等，始终没有暴露组织和自己的身份。当然，当局侦探不会相信。为了逼陈青山交代问题，竟叫一个满脸横肉的黑汉子狠狠地揍了陈青山一顿。
一连好几天的审讯，陈青山口供不变，敌人非常恼火。一天审讯完毕，那个黑汉子华人侦探押送陈青山走时，一路上骂骂咧咧的，后来他竟说陈青山是日本“走狗”。明明他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走狗，却倒打一耙，这可把陈青山气坏了，忍不住反过来质问他：“你说谁是走狗？谁是走狗？！”黑汉万没料到陈青山那么大胆，吓得赶忙向后退了两步，一直到把陈青山押回拘留室，黑汉都不敢再吭一声。陈青山放松了警惕，一进门就斜靠在床上闭目养神，谁知道黑汉把关上的牢门突然打开，冲到陈青山跟前就踢了一脚，大皮鞋一脚踹到心窝上。陈青山立即昏了过去，醒来后，黑鬼早已逃之夭夭了。此后每逢阴雨天，陈青山的心窝里都会隐隐作痛，直到前几年去检查，还发现有阴影。陈青山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也就像这阴影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大约两星期之后，法庭以马共嫌疑分子的罪名判了陈青山和江田半年徒刑，送往监狱。
在狱中，陈青山见到了马来亚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杨少民、张理、梁球、韩光、范存道、陈美、方克、许文书、江田、范泽川、陈农、林阿妹、陈依元、黄汉光、李修校、谢应权等20多位同志。
杨少民是个很有组织能力的领导人。他一进监狱就把监狱里的政治犯组织起来，跟敌人展开各种斗争。
负责管理监狱的是个典型的英格兰籍的白种人。他每天都叫警察把犯人带到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里，给他们加工椰子壳纤维。刚开始，他对犯人很苛刻，限定每人每天都要锤足半斤纤维，如果完不成定量，就要被关进黑牢房。
这个黑牢房是狱中专门用来惩罚所谓违反狱规的犯人的黑房子。住黑牢的犯人每天只吃几个黑面包，房子的条件很差，十分阴暗、潮湿，关在那里对健康十分不利。这一规定对犯人压力很大，不少革命同志都因完不成定量而受过惩罚。为了逼使敌人取消这一规定，杨少民、陈青山领导狱中的难友用绝食和集体怠工的办法对敌进行斗争。
当时，英国当局为了欺骗舆论，曾大肆吹嘘其对待犯人怎样“文明”，怎样“博爱”。每个月，他们都请当地有“名望”的绅士来视察监狱，妄图借绅士之口来为他们涂脂抹粉，掩盖他们的罪恶。
有一次，英国佬陪着一个绅士来视察监狱。他拄着文明拐杖，缓步来到犯人面前，点了点头便问道：“大家都好吗？”可是，犯人们既没人说一句“好”，也没有人点一下头，一个个都是面带愠色地一个劲地摇头。这可把英国佬气坏了。因为这一来就等于在社会舆论面前说他“管理无方”了，顶头上司要是怪罪下来，他就不好过了。
杨少民、陈青山他们还通过做工作，把看押犯人的警察争取过来，给狱中同志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
监狱的条件稍有改善，陈青山他们就抓紧时间见缝插针地组织学习。学习的时间主要就是劳动的时候。犯人是在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里锤椰子纤维的。大家一个紧挨一个，基本上排成一路，就利用这个条件，他们以相互靠近的三五个人为一个小组，以组为单位组织学习，监狱里没有书报，学习的内容就是各人入狱前学过的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抗日救亡著作。学习的办法是由学习得比较好的同志回忆学习过的内容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而后向小组的同志介绍。工场上只有一个警察站在门口监视犯人，离得较远。开始，陈青山他们指定一个同志负责留心他的举动，看他走近了，就咳嗽一声；他走远了学习就照样进行。后来，又把他争取过来了，由监视犯人的哨兵变成了狱中革命同志的耳目，学习就更自由了。陈青山他们还通过警察和送饭的刑事犯人秘密传进一些进步书刊来学习。
英国当局对狱中“犯人”不管什么性质，监期满后，一律作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因此，难友们都抓紧时间做好回国投入抗日战争的准备，除学政治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外，也抓紧锻炼身体。陈青山每天天一亮就起来，在那不到八平方米的牢房中原地跑步，然后做体操，又把几块床板叠在一起，用双手托着上举，以练臂力。
通过学习，视野开阔了，飞出牢笼，回归祖国，奔赴新战场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日盼、夜盼，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40年底，陈青山同江田监禁期满。当局旋即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押送到拘留所，候船押送出境。在拘留所期间，他们同蔡永添、刘青云等同志接上了联系，党组织又派金惠余去探望他们，告知到香港后接转组织关系的手续，给了他们经济上的资助，并指定陈青山负责联系和沿途的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在拘留所候船出境的人除陈青山、蔡永添、刘青云、林阿妹等20多位政治犯之外，还有参加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和一些刑事犯，共100余人。
上船了，他们被押送到最下面的一层底舱中。在黑暗的底舱里，100多人挤在一起，阵阵恶臭使人直想呕吐。但陈青山意识到这正是宣传抗日的好机会。于是，他用胳膊碰了碰旁边的江田，对他们说：“我们还是唱唱歌吧！”江田等人欣然同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知是谁用嘹亮的嗓子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后来同舱的百余人都跟着哼了起来。
陈青山看到大家的热情很高，这首歌唱完又叫人指挥再唱一首。有些歌大多数人还不会唱，刘青云便站出来教大家唱，诸如《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深沉、悲壮的歌声像春雷震动着整个船舱，同时也震动着每个人的心灵。
接着，陈青山因势利导，给大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进一步启发大家的抗日热情。当时，他们这百余人中，有许多人身无分文，有的人缺少衣服。陈青山等人就号召大家发扬互助互爱的精神，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很快就募捐了数百块大洋和一批衣服，分给没有钱和缺少衣服的人。
在海上漂泊了五天，火轮便顺利抵达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显示他们的淫威，给香港同胞一点“颜色”看看，竟强押着这些人从码头步行到香港拘留所。那些穿着西装革履的公子、长袍马褂的先生、欧式衣裙的小姐、旧式旗袍的太太和短裤赤膊的苦力……一个个都好奇地看着他们。陈青山想，难得有这么多的人走到我们跟前来，这不是很好的宣传机会吗？于是，他便领着大伙呼起口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坚决抵制殖民政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声声响亮的口号声在香港热闹的街头上空回荡，惊动了远远近近围观的群众。呼完了口号，他们又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和《抗日救亡进行曲》。雄浑、悲壮的歌声震撼着每一个围观的男女，同时也震撼着押解“犯人”的敌人。敌人万万没想到，犯人们会那么大胆，他们想制止可是根本制止不了；想大打出手，可身旁有那么多眼睛，怕受到舆论的指责。目瞪口呆之余，他们也毫无办法，只好紧催“犯人”快走。
于是，陈青山他们又被押进香港拘留所。
陈青山一行人一进香港拘留所，就按照先前所定的联络暗号，写信跟中共驻香港的某联络点联系，可是迟迟不见有人来接头。此时，国民党当局却乘虚而入，他们派人来“探望”这些政治犯，甜言蜜语，问寒问暖，颇有“怜爱之心”，并且一再表示：为了使他们回到祖国不至于流离失所，政府举办了华侨训练班，经过训练后再进行妥善安置。此时，陈青山他们却在拘留所墙上发现了“华侨训练班再见”等字样。
这些都像一团团迷雾萦绕在陈青山等人的心头。为什么组织上不派人来接我们，而国民党对我们却那么感兴趣？难道前两批被驱逐出境的同志（梁球等人是第一批，杨少民、张理等人是第二批）没有接上组织关系？透过一层层迷雾，陈青山意识到，要在香港等组织来安排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先回大陆去能找到组织吗？能否在途中同东江游击队的同志接上头呢？对这两种设想，大家心里都没底。为了以防万一，他们研究决定，订出了如下纪律：一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万一暴露了，也要保持革命气节，绝不出卖同志；二是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防止被一网打尽；三是分工继续做好同行群众的工作，取得群众的掩护。
于是，他们在既不见组织上派人来接，也看不到东江游击队的同志的情况下，只好听从国民党官员的指挥，到乐昌指南乡“华侨训练班”的所在地。
所幸的是，陈青山一行人一到那里就见到了原来马来亚抗敌后援会的交通员曹桂亲同志。
原来，国民党官员带着第一批被驱逐出境的学生奔赴乐昌时，刚离开香港不远就碰上日机轰炸。乘那混乱之机，杨少民、张理、陈荃、曾大良、林金立、黄汉光等便逃出来了。曹桂亲是杨少民在逃跑时让他留下来的，他的任务是在“华侨训练班”隐蔽下来和后面被驱逐出境的学生联系，告诉他们新的联络点。梁球则是第二批出境同志的负责联系人。曹桂亲到“训练班”之后，找到了看守学生的一个连的老乡连长，靠连长的关系当了该连的一个勤务兵，利用这种身份掌握情况，进出训练班都方便，就成了后来学生的联系人。曹桂亲告诉陈青山等人，这个所谓训练班实际上是个集中营。它设在乐昌指南乡，“学员”都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驻地没什么设防。“学员”有三批，共六七百人，绝大部分都是在海外参加过罢工、罢课斗争而被驱逐归来的工人、学生，也有一批刑事犯人。三批“学员”分别编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又编为几个区队。区队长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刚从国民党军官学校中毕业的军官。
这个“训练班”的任务是：一要从华侨中查出抗日救亡的坚定分子，从中加以收买或镇压，以割断他们与中共的联系；二要通过所谓“收容受难华侨办训练班，然后予以安置”，以表示政府对华侨的“关心”，借此蛊惑人心，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资助。表面上它给“学员”以“活动自由”，而暗地里却抓紧进行特务侦察活动。
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不久。梁球告诉陈青山，在“训练班”里，国民党正利用“皖南事变”大造舆论，妄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了强奸民意，他们还强迫“训练班”的人签名声讨新四军。其中，原星洲橡胶工会的负责人——万峰也签了名。
看来，这个虎狼之窝并非久留之地。于是陈青山和梁球商定，及早逃出“训练班”，接上关系后再设法让其他同志跳出这个魔窟。但是他们还没行动，敌人已开始注意他们了。首先是敌人宣布梁球“失踪”——实际上是由于万峰的出卖，敌人把他抓起来了；接着是敌人频繁活动，不断找人谈话，威胁利诱、逼人就范。叛徒万峰的活动特别引人注目。他以征求意见为名，到处找人谈话。因为他们还不清楚陈青山的身份，也曾找陈青山试探。有一天傍晚，他故作亲密，找陈青山散步。闲扯了一会儿，他就笑着对陈说：“训练班的领导想在华侨难民中吸收一批国民党三青团员，你愿意参加吗？”陈青山为了避免他的纠缠，满不在乎地说：“人各有志，谁也不愿意去勉强谁，谁也不会去羡慕谁。如今国难当头，谁还有心思去加入这个党、那个党的啊！我什么党也不想参加，只想抗日救国。”万峰吃了个软钉子，心里怪不舒服的，但又不好发作，只好强作笑脸，口里只说：“那是，那是，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就跟陈青山分了手。然而，敌人并不死心，过了一天晚上，又突然派人找陈青山谈话，还是那样收买拉拢，连唬带骗。陈青山早已领教过了，这一招自然是不灵的。
“训练班”每天要上六七个钟头的课，除上军事课外，还要上政治课。每逢上政治课，内容无非是三民主义、反共救国的陈词滥调，或把共产党大骂一番了事。对此，大家又厌烦，又气愤，谁都不想听，往往教员在台上声嘶力竭地讲，学员在台下呼呼大睡。分组讨论，洋相就更多了，教员来了，大家一声不吭；教员一走，学员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讲故事的、说笑话的、打牌的，应有尽有。一到休息时间，尤其是晚饭后，大家就像刚出笼的鸭子，成群结队地到营区外面去玩。久而久之，军官们就认为，这些华侨都是花花公子，流氓玩仔，自由散漫，不守纪律，不好管的。正是他们的这种错觉，促成了陈青山他们逃跑的成功。
“训练班”原是规定星期天不放假，不准到乐昌县城玩或去买东西，他们想逃跑也找不到机会。陈青山他们就制造舆论说：“我们在国外受尽帝国主义者的欺压，失去人身自由，回国后又被当作犯人看管，连乐昌都不准去，这不是变相坐牢吗？”这话戳到了敌人的要害处。他们怕“学员”闹事，社会舆论对他们不利，便不得不同意星期天放假，让大家到乐昌城去玩，但要以区队为单位，由区队长带队。
可以去乐昌，就有办法了。陈青山他们暗暗打算，星期天到乐昌时就从那里逃出去。他们的目标是经韶关到湛江的联系点找组织关系，这个联系点是杨少民交代曹桂亲告诉梁球和陈青山的。
星期天一到，他们跟区队长漫不经心地来到了乐昌城。一进城，他们就按照事先的安排分头活动：蔡健、刘青云、苏达钦等把区队长哄到茶楼喝酒；其他人则在曹桂亲的带领下，秘密到车站候车。
一切都很顺利。不一会儿，他们就告别了萧条、破旧的乐昌城。陈青山、江田、谢应权、李修校四个人坐在“咔嚓嚓、咔嚓嚓”响动的车厢里，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牢笼，算让他们冲出来了！
火车把他们带到韶关。他们先找李修校的亲戚，可是，东寻西觅都不见李修校亲戚的影子。茫茫山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万般无奈，他们只好怀着闯一闯的念头，又登上了去桂林的列车。
不久，他们到了桂林，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吴运彬。吴运彬原是槟城中华中学的进步学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校要在马来亚招考一批青年学生，经组织批准，吴运彬应考来到了桂林。吴运彬来见陈青山一行时，一同前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陈禾，一个叫樊康，在新华社驻桂林办事处工作。陈青山请求他们帮忙办理去湛江的手续和想办法营救在“华侨训练班”的同志。
经再三考虑，陈青山决定四人分两批走。他和李修校先去湛江，江田和谢应权暂时留在桂林。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要留下人来配合办事处的同志设法联系和营救“训练班”的同志，同时也是因为路费有限，也考虑到万一去湛江接不上关系，回来也有个立脚点。
陈青山和李修校来到湛江后，先找个旅店住下，便直奔联络点联系，可是到了那里一问，都说没有此人。他们想，可能是保密关系，不轻易接头，他们便住下来，第二天又去寻找，结果还是扑空。五六天过去了也不见有消息，眼看着盘缠已所剩无几了，他们只好作重回桂林的准备。买车票的钱不够，他们不得不把表和钢笔都卖了。临走那天，他们心里既苦闷又烦躁，为了解闷，便决定到咖啡店去喝杯茶。于是，在昏黄的街灯下，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咖啡店踽踽而行。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他们的身边一晃而过。李修校眼睛一亮，惊奇而又兴奋地对陈青山说：“哎，那个人有点像大梁，我们赶上去看一看。”说着，便快步向前追去。等看清了是大梁，李修校冲上去，一把就抱住了他，几个人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大梁姓曾，原是新加坡抗敌后援会文化界的负责人之一，职业是中学教员，李修校是他的学生。他告诉陈青山和李修校，杨少民和张理等都住在这里的？塘村。于是，第二天一早，大梁就带陈青山和李修校去见了他们。
陈青山两人向杨少民、张理汇报了从新加坡到乐昌而后脱险的全过程，并写了一份揭露国民党当局在“华侨训练班”的罪行材料，交给了他们。杨少民等向香港南方局的党委汇报了陈青山和李修校的情况，南方局党委决定同意接受陈青山和李修校的组织关系，并指示他们随杨少民、张理一起去海南岛从事抗日斗争。
1941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陈青山他们终于乘上了海南特委派来迎接他们的交通船。从此，陈青山便开始了他传奇般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