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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莱州湾，离大陆10公里处有一仅4平方公里面积的小岛，隔岸遥望极像颠动在浪尖上的一枚桑叶，故名桑岛。这便是为家乡兴办学校和公益事业慷慨捐资的旅日华侨王汝钧先生的故乡。
旧社会，这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岛是个穷山恶水不养人的苦地方。“能上南山去当驴，不到北海去打鱼”，陆地上农民生活苦，桑岛渔民更艰难。海产品不值钱，岛上缺粮、缺水，出海打鱼风险又大。为生计所迫，人们唯有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王汝钧的父亲王作赢就是为改变贫困状况铤而出走的。他先在营口做厨师，后去大连开饭店。有个旅日华侨见他烹调技术精良，便将他带到日本大阪。开始仍在餐馆当厨师，借住北方公所。几年后手头稍有积蓄，便辞职与别人在大阪东区瓦町创办了泰赢楼、东赢园两处餐馆。因为他处事公正，经营有方，深孚众望，很快被股东们推选为两处餐馆监理。这期间，不少桑岛青年追随王作赢东渡，侨居大阪谋生。
1903年农历六月十八日，王汝钧出生在桑岛。因为当时家中生活还较困难，断断续续读了四五年书后，13岁便被父亲王作赢带到日本大阪泰赢楼学生意。
1918年，王汝钧23岁的大哥王汝昆在大阪经营海杂货亏损，喝鸦片烟自杀。二哥王汝强在大阪住了两年回国。1924年，王汝钧23岁时，回国与20岁的吕丽华完婚。婚后去大连经营磁器店，因无盈利，两年后又被父亲召回大阪。不久，委任他为泰赢楼经理。当时东赢园的经理姓门，是蓬莱县人。
1930年，为避战乱，57岁的王作赢归国，后因病未能预期返回大阪，由王汝钧料理餐馆业务。翌年春，山东军阀混战，“胶东王”刘珍年治下黄县县长郎咸德败势，携带公款及枪支夺船潜逃至桑岛，拟转赴天津。县城军警来桑岛抓“老狼”，诬陷王作赢为窝主，捆绑拷打，敲诈去一块怀表及部分财物。王作赢因惊吓病情转重，以致卧床不起。王汝钧在大阪被股东们推选为两处餐馆监理，正式接替了父亲王作赢的职务。
1933年10月，王作赢去世，王汝钧回国料理完父亲的后事，返回大阪。
日本友人田中广助将王汝钧介绍给大阪高岛屋百货店的大股东清水。清水又将王汝钧推荐给高岛屋社长饭田直次郎，被派到五色园餐馆，掌管中华料理事务。日本大企业一般不吸收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参加管理工作。几经周折，直至1935年王汝钧回国为父亲举行三周年祭后重返大阪，才得正式宣布就职。
饭田直次郎社长曾游历过青岛等中国城镇，会说中国话，爱吃中国菜，常到五色园用餐，因而对王汝钧有较全面的了解，并建立了友谊。在他和食堂部长池田直治的大力提携下，王汝钧很快得到信任和重用，享受到高级职员待遇。王汝钧如鱼得水，事业顺畅。
几年后，堤胜彦和荒木合资购买了江苏籍一个姓杨的中华料理店黄鹤楼。由堤胜彦出面约请王汝钧与他们合作，并代为经营管理。这处餐馆店面宽大，生意还好。只是好景不长，不久荒木与堤胜彦闹矛盾，使王汝钧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
当时日本政策规定，只限中国人在本土经营一处企业，多者重罚。不知什么人将王妆钧拥有高岛屋五色园、黄鹤楼和自营梅田店三处餐馆的情况告发到大阪警部。当时的警部对被传讯的人不是强制回国便是将其杀害。王汝钧接到传票后十分恐惧。后经高岛屋饭田直次郎社长出面斡旋讲情，反复陈词高岛屋离不开王汝钧，并愿担保一切。几经力争，警部终于破例允准王汝钧兼营高岛屋五色园与梅田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王汝钧与家中断绝联系。1945年高岛屋五色园及梅田店均罹兵燹。王汝钧贫病交加，身患肋膜炎住院长达六个月。亲友不见面，人们像避瘟似的回避着“王大个子”。王汝钧饱尝了世态炎凉，困苦艰难。这期间他与日籍妇女王松年结为伉俪，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有时仅靠供给的两盒烟到乡下换回点土豆，躲在山洞里生啃几口充饥。这年10月，堤胜彦借来3000日元，支持王汝钧在心斋桥重新创办了一处万乐天餐馆。1946年若松吃茶店开张。饭田直次郎勉励王汝钧说：“这个吃茶店若好好办，可保证四五口家的生活无虞。”
若松吃茶店在高店屋各卖店中卖项最多。从此，王汝钧败而复起，事业转入新的发展和飞跃时期。
1950年9月，桑岛家中接到王汝钧由大阪寄来的一封信。八年之后，王汝钧与发妻王丽华取得了联系。王汝钧与饭田直次郎的关系日益密切。1952年新年前一天晚上，王汝钧请他喝酒。酒席上，他郑重地说：“我年纪已大，以后倘有不测，百年之后烦你代我照应家属、儿女，拜托了！”
王汝钧甚感突然，便对他说：“我不是你的亲属，又是中国人，托妻寄子责任非轻，只怕有负……”
饭田直次郎生气了，喊道：“你不要太薄情了！”气恼过后，不容分说，即席将托付事项笔录下来交付王汝钧。嗣后，饭田直次郎又将王汝钧邀到家中，让儿子与他握手盟誓，终生以兄弟相称。1月20日晚10时，王汝钧正在家中盘算账目，感到疲乏，伏几而寐。梦中恍惚见到一个似亲非亲的人死了，自己的左膀子也掉了下来。梦醒后觉得十分蹊跷，终日心神不宁。第二天，《新闻朝刊》载出高岛屋饭田直次郎在东京孔雀庄去世的讣告。王汝钧一见，很是震惊：梦境竟与饭田社长大去的时辰暗合。自以为这系灵感相通所致，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日即赴东京吊唁。
晚10时后，饭田直次郎遗体旁只有王汝钧一人守护。翌日早朝人们陆续来到停尸间，看到这情景大为惊讶，都被饭田社长生前结交的这个异国知己的深重情谊所感动。自此以后，王汝钧从未间断拨款资助饭田直次郎的遗孀；事业上竭力扶持饭田后裔，不负所托，终生不渝。
大阪的难波新地，大战时为防火灾将所有木屋尽行拆去，倒出2600多平方米空闲地。停战后这里变成黑市，有20个台湾籍中国人在那里建起临时房屋做买卖。地主们曾向政府提出索回要求。因日本为战败国，政府处于无力状态，不得解决。日本地主无奈，便请高岛屋食堂部长池田直治转托王汝钧代为出面交涉。
池田直治对王汝钧讲了。王汝钧也感到棘手。几经调说，最后20个台湾人表示同意按契据规定缴租，请王汝钧作保，总算将这场争地纠纷平息下去。从那以后，王汝钧在大阪的声誉日高，深受日本人和华侨敬重。
1946年初，大阪警部认为华侨应当有固定组织或团体才便于联系与管理。华侨们便开始筹备大阪南区南华会馆。发起时无活动经费，高岛屋捐助了2000日元，租用了一个姓陈的华侨家屋为会所，定名南华公会。会内台湾籍人较多，还净是做大生意的，由刘明道和一个姓邱的为代表；大陆籍人少，多是做小买卖的，由王汝钧为代表。三人驻会合办公务。两个月后，姓邱的不知何故被台湾梅田人用手枪打死。由刘明道任会长。台湾梅田人对刘明道不信任，不服气，扬言说刘明道敢做会长就把他打死。刘明道吓怕了，不敢上任。王汝钧在难波占地事件中替台湾人作保尽过力，台湾人对他很尊崇，一致推举他为会长。王汝钧由此提议，今后会长就由大陆人担任，台湾人任副职。这一条作为会约订立下来。
1946年6月，《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文章，攻击王汝钧做事偏袒中国人；他不过是高岛屋一个厨子，现在竟大张声势，欺侮南区地主云云。王汝钧见到报纸后，偕南华公会会员到《每日新闻》社声明：他是由高岛屋介绍出面管事的，其他事务从不过问；更没有欺侮他人的动机。在事实面前，负责这条新闻的记者不得不承认错误，第二天专门在报上更正、道歉。从那以后，公会逐渐不再处理华侨琐事，转向专理侨商税务。直至王汝钧不任会长，继任会长们在更迭去留时都向他做礼节性汇报、请示，新旧交替，历久不衰，对他极为信赖。
王汝钧见到在大阪的山东籍侨胞虽系乡邻，却因没有团体组织，老死不相往来，有事不能照应，深以为憾。为发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和睦乡邻，经他多年奔走呼吁，终于使大阪山东同乡会于1982年组成。当时入会登记的有120多人。中国驻大阪领事杨苏，大阪华侨总会会长张富源、副会长金□，大阪中华北帮公所理事长李义安等知名人士出席了大会。
12月20日，山东同乡会在若松本店召开预备会，指定王汝钧为首席顾问，徐仁绪为会长。会址暂借若松本店二楼。从此，旅居大阪的山东华侨有了自己的组织，增强了团结。
大阪本田町中华北帮会所内设立的振华学校于1945年被战火焚毁。第二年春，侨胞刘德云租用本田国民学校部分校舍，成立了关西中华国文学校。与沈容校长合作，以小学教育为主，兼设华语、英语两个专修科，侨童260余名，六年小学编制。后改校名为“大阪中华学校”。
王汝钧觉得华侨学校租用校舍终非长久之计。1953年3月下旬，在中国银行行长梁永恩、神户大学教授张无为等的支持下，发起筹建校舍的倡议。广大华侨积极响应，组成建校委员会，王汝钧被推举为委员长。
王汝钧东奔西跑寻找校址极为艰辛。因王汝钧为人讲信用，重然诺，素行高洁，南海电铁小原社长终将一块地皮以低价转卖给他们。嗣后委员会邀集80余名华侨在若松本店聚会募捐，当日即签捐4000万日元。
1955年7月18日举行校址地镇祭，破土动工。施工期间，恰逢日本经济紧缩时期，收捐滞涩。王汝钧只好将若松店押与中国银行借债，支付建筑费。后来幸亏在江浙委员中较有威信的陈德湖及与学生家长较熟稔的校长梁浩东协助收捐，收进3500余万日元。
王汝钧等去收捐，可以说尝尽辛苦。有时来到捐主家，进门后主人只倒一杯茶，不给同去的陈德湖、梁浩东上茶，王汝钧不好独饮，只得忍着；中午没有时间吃饭，只能在车上啃面包。有一次梁校长抽空去吃了碗面条，因为多耗了时间，被王汝钧批评得很难为情——收捐要抢在捐主在家中吃饭的空间，错过了要白跑一次。这样一直奔波了三年，总算把大部捐款收了上来。否则，王汝钧押出去的若松本店即有被银行没收的危险。
1955年12月23日，校舍竣工。这是座水泥钢筋的三层楼，合计1400多平方米。1956年1月10日启用。1月8日大阪市政府发给中华学校设立认可证书，学生270多人。
学校自设立起，围绕人事权的争斗一直未中断。教职员成分复杂，学校公产被有政治背景的人强行把持，对此种局面，当日参与建校活动的人士均扼腕唏嘘，徒唤奈何，而祖国又鞭长莫及，难以借助解除困扰。对学校的去向和华侨子弟的前途，人们无时不在深切关注，惦念担忧。
1965年12月，经王汝钧等力争，将建校纪念碑树立起来。由孔德成先生题写碑文，将92位为建校捐资的人名镌刻在碑石上。
王汝钧律己、治家甚严。他为在日本的两个女儿定下的择婿标准是：中国籍。对国内几个孙女的婚事，他也有一定要求：“会不会喝酒？会不会抽烟？不会？好。我同意！”
为给故乡的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振兴故乡的教育事业，他禁烟戒酒不置车，克勤克俭，有余即蓄，立下一个为桑梓办学聊尽绵薄的宏愿。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王汝钧便将存款寄回故乡，申请地方政府允许他在桑岛建校舍。由于种种原因延搁了多年没能实现。不得已，又于1971年以70岁高龄远渡重洋回到阔别31年的故乡，亲自向当地政府殷殷恳请，终得允准。随即，于1972年再一次亲自回国筹划校址，捐资13万元人民币，购置建材，在乡亲们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在第二年建成一座“六配套”的乡村中学。
桑岛物阜民丰，唯饮水匮乏，由来已久。30余年来人们先后凿井20余眼，井水非咸即涩，难以下咽。1983年7月，王汝钧回国探亲，返回日本之前，对接待他的副省长说：“桑岛乡亲一天吃不上甜水，我这块心病一天不去。请政府支持我打井，钱用多用少一概由我支付。”
省府负责同志被他的真情打动了，当即答复先派技术人员进行勘测，搞到准确水文依据即行开钻。经过勘测，结果尚可；只是开钻后钻出来的水仍是咸的。
1984年4月，日本大阪山东同乡会组织侨胞回国观光，王汝钧任顾问。他无心领略曲阜名胜，泰山风光，一心惦记着第二眼水井的开凿。把观光事宜安排妥当后，长途驱车，风尘仆仆地赶回桑岛。半个月观光时间，他几乎天天待在钻机旁等候出水消息。
终于见到出水了。水是甜的，但量太少，难尽人意。数年奔波，功败垂成。
王汝钧回大阪后，并没气馁，立即写信给省府负责同志：“两次打井，功亏一篑。给地方添了麻烦，实在抱愧。请让我再打一次——三次为满！”1986年4月15日，第三次开钻，终于成功。王汝钧双手捧起尚未澄清的地下水尝了一口，呵，好甜！几十年盼水夙愿得偿，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桑岛钻出甜水来了！”举岛上下欢声雷动。1800名男女老少眼望着喷涌如注、清澈甘甜的井水奔走相告：吃咸水、苦水和不洁净的地表水的历史结束了！饮水思源，人们纷纷提议为王汝钧树碑存照，垂范后世，铭记他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义举。
古人有“狐死首丘，骅骝北向；代马依风，怀恋故土”的说法。王汝钧年届耄耋，侨居扶桑，无时不为祖国的富强、故乡的昌盛而牵心。青年时代他白手起家，历尽坎坷，只恨力不从心。经过数十年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已在大阪创办了南区难波若松本店和南岛屋、地底室、南海、淀桥屋五处餐馆及心斋桥若松皮包店，在东京和米子创办了两处若松餐馆，共有店员、社员160多名。实论起来在华侨中他算不上多么殷实富有，但他不遗余力，竭尽炎黄子孙天职，不断解囊创办教育、文化事业，捐资、捐物总额不下百万元。凡属开发智力，兴办福利，为国分忧的公益义举，他争先恐后，当仁不让。
王汝钧重情谊，讲道德。他的事业，他的爱国爱乡行动是与日本友人的鼎助和深明大义的日籍妻子王松年真诚支持分不开的。对此，他念念不忘。
“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王汝钧先生于1994年3月20日在大阪病逝，终年91岁。弥留之际，仍把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悬挂心上，殷殷嘱示后代：树高千丈不忘根，一定要为故国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