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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尽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这段激情满怀的《金缕曲·留别祖国》，正是津门才子李叔同别离祖国，东渡日本探索人生、探索艺术之时，所抒发的爱国之情、救国之感！
在日本东京上野美术学校，李叔同改名李息霜，作为第一位学习美术的中国留学生登入日本的学籍。在早浴、和服、长火钵的异国他乡，李息霜一面主攻西洋绘画，一面抽时间兼学音乐。鉴于李息霜在天津对绘画、音乐、戏曲、诗词、书法、篆刻的多种艺术爱好，初到日本便独自编辑了《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
明治初年，日本的新派剧颇为兴盛，日本川上音二郎演出的“浪人戏”，对李叔同很富有吸引力。李叔同1901年在天津时，曾在《黄天霸》《蜡庙》《白水滩》等京剧传统剧目中，登台扮演了黄天霸、褚彪等戏剧人物。最初的戏剧舞台实践，使李叔同切身感受到那种“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几许”的独特意境。因此，话剧与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截然不同的舞台布景、写实的演剧内容、耳目一新的舞台效果，都使他在心中油然产生一种从事新剧实践的欲望。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有一位能唱二黄、又与日本“新派剧”名流藤泽浅次郎是朋友的曾延年（曾孝谷），与李叔同爱好相同，共有所感，于是李叔同和曾延年在日本发起成立“春柳社”，专门从事诗文、绘画、音乐、演艺（戏剧）的研究，并探求艺术的发展规律。
1907年1月12日，日本各界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大阪《每日新闻》报道得更为醒目：“根据美国驻清领事的通电，清国内部（江苏省水灾）的饥荒惨状极为严重，如不迅速设法救济，每周必将发生数千饿殍。”春柳社成员们一听到国内这条令人心痛的消息，连夜在日本神区骏河台铃术町十八番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最后作出举行赈灾游艺会，演出话剧《茶花女》，为国尽责、为民尽义的决定。
二十几天以后，春柳社在藤泽浅次郎的帮助指导下，李息霜饰玛格丽特、唐肯饰亚猛、曾孝谷饰亚猛的父亲、孙宗文饰配唐，在东京孟玛德剧场成功地演出了该剧里亚猛的父亲访问临终的茶花女一幕戏。
由李息霜男扮女装饰演的茶花女，忍痛剃去心爱的小胡子，头上戴着长卷发的假头套，身穿银白色上衣，乳白色的百褶裙拖到地面，一条裙带紧束腰身……在舞台上他两手托头稍向右倾，眉峰紧皱，眼波斜睇着，完全再现了茶花女自伤薄命的妩媚神态。
日本老戏剧家松居松翁根据《茶花女》的演出，在《艺居》杂志上曾发表文章说：“中国的俳优（演员）使我最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时他在日本时，曾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东京上演《椿姬》（《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茶花女）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我当时看过以后，顿时又想到孟玛德小剧场所见裘菲列表演的椿姬，不觉感到十分兴奋，竟跑到后台和李君握手为礼了……李叔同君确是为中国放了新剧最初的烽火……”
《茶花女》连演数场，所获纯利润千百余元全部寄回祖国捐助了灾区人民，春柳社的全体同人备受鼓舞。初次话剧演出在舞台上的艺术实践，所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使大家领悟到“戏剧原来是采用这样一个绝妙的好办法”的诀窍，越发激起大家演话剧的积极热情。大家决心充分利用戏剧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演话剧的形式，抨击不公平的社会，反对压迫、反对侵略，探索人生，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之道。
春柳社的成员们，于是大胆地选择了林纾、魏易根据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这部风靡一时的小说佳作，如果改编成舞台剧，大家深信作品中对迫害黑奴所给予的无情揭露，足能引起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们联想到帝国主义惨无人道地迫害华工的现实，必将引起公众舆论的支持和同情。
当春柳社再次排演话剧的消息一传开，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欧阳予倩、吴我尊、谢抗日等许多人踊跃参加，外国留学生罗奥等不同国籍的学生积极要求扮演角色，一时春柳社人员增加到80人之多。李息霜主动承担了舞台美术的全部设计工作；曾孝谷承担了小说到剧本的改编工作；藤泽浅次郎担任了导演工作。30多名不同国籍的中外留学生，业余时间在庄石涛馆宿舍反复排演，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与舞台合成，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李息霜为了扮演爱米柳夫人和醉客这两个角色，身穿用百余元订购的一套粉红色女式西装，头戴假发套，一个人在房子里一边做动作，一边照镜子，仔细观察自己将在舞台上表演的每个动作和表情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李息霜这种认真严肃的态度，使大家深深佩服。与此同时，李息霜用工笔重彩精心绘制出来的《黑奴吁天录》戏报，更是引人注目。
戏报立意新颖，构图精巧，寓意深刻，它的独特的大幅画面，形象生动地高度概括了《黑奴吁天录》的全部剧情。在这一幅大图画的四周，李息霜布局完整、层次清晰地用大中小三种字体，端正地写明《黑奴吁天录》剧名；剧本著作主任和布景艺匠主任的姓名；“春柳社丁未演艺大会”的名称；演员及演员扮演的角色名单；五幕剧的分幕剧情；导演的姓名；演出的时间地点。
当《黑奴吁天录》戏报一贴出，就以极大的吸引力，促使日本各界报纸及时地报道了春柳社的剧讯。戏报所起的宣传作用，不但为春柳社赢得了更高的信誉，更为剧目公演争得了更多的观众。
丁未年（1907年）六月初一、初二两日，是春柳社在东京本乡座剧场公演《黑奴吁天录》的日子。人们一吃过午饭就兴致勃勃地向剧场赶来。日本观众怀着对中国留学生演剧的好奇心，中国留学生们怀着赞助之心及欣赏的要求，每人手里拿着五角钱一张的票，找到指定的座位静等观看。不到一小时，剧场的3000多个座位已全部客满。尽管胸前佩戴粉红色徽章的中国留学生招待员已把“谢绝入场”的牌子悬挂场外，门口依旧挤满恳求入场的观众。招待员们只好在包厢的空地和座位的两廊，给那些无座的观众安排站立之地……
演出开始了，演员们怀着拯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怀着对黑人兄弟惨遭迫害的悲痛之感，深入剧情，进入角色……扮演解尔培之妻——爱米柳夫人的李息霜，身穿粉红色西装，自肩至颈边窈窕地动作着，“那种令人生爱的身段非常巧妙”，“体形和台步的姿势几乎完全成了西洋妇女”。大家在演出过程中表情丰富，感情真切，语言流畅，剧情的发展一环扣一环，演员的表演神态感人肺腑，动人心弦，全场观众的情绪随着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时而啼哭，时而微笑；全场观众的感情都随着剧中人物的命运，时而起伏，时而跌宕。
“汤姆门前的月色”这一幕，李息霜扮演“狂歌有醉汉，迷途有少女”中的跛醉客很有独创性；他设计的舞台布景和音响效果也极有独特风格。在凄凉的原野上，树木丛生，树丛旁边的栅栏小门便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弯明月悬挂在片片淡蓝色的云雾之中。暮色降临，舞台上四名醉汉正拿着酒瓶饮酒，醉态百出。当他们偶然发现有一位提琴乐师从前面走来，其中的跛醉汉立即上前揪住琴师的衣领强令奏乐。于是，跛醉客随着乐师弹奏的曲调，蹲着唱了一首中国的歌曲。此时，在舞台的深处隐隐传来伴随醉汉合唱的声音，阵阵狼犬的嚎叫之声也传入观众的耳中，演员的精彩演技，绝妙的音响效果，布景的溶溶月色，歌曲的委婉之声融为一体。使观众触景生情，倍生凄凉之感……每当剧情进行到绝妙之处，那些被好奇心驱使前来的日本各界观众，都身不由己地正襟危坐，对中国留学生的高超演剧水平顿生敬意，深表钦佩。而观众席上的中国留学生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他们情不自禁地为本国学生的演出艺术水平拍手叫绝，又为自己在日本看到用民族语言演出的戏剧而自豪。
全剧从解尔培之邸宅、工厂纪念会、生离与死别、汤姆门前的月色、雪崖之抗争等五幕剧的演出，大家一气呵成，形象地再现了17世纪美国实行种族歧视的悲剧，深刻揭示出黑奴在白人毫无人性的迫害之下，是怎样地觉醒，怎样地团结一致，如何起来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最终杀死奴隶贩子而取得斗争胜利的全过程。全剧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令人回味无穷……
《黑奴吁天录》演出的第二天，东京各界报纸（《每日新闻》《万朝报》《报知新闻》《都新闻》《朝日新闻》）都异口同声地发表了赞扬文章。它们对中国留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在舞台布景的设计、剧本的改编、舞台的调度、演员的表演等所达到的完美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土肥春曙在《戏剧记》一文中诚恳地说：“……本人对票友的演技，起初总有些蔑视的心理。这是戏剧的常情；假如演技比预想的略胜一筹，往往会过分赞扬，而且愿意称赞也是自然的情感。我对各位先生的戏剧所以骤然深感敬佩的，也许有不少原因是出乎我预料之外。再者，各报纸的评论家们都齐笔称赞，也可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总之，各位先生这次的成绩，当然可以说是我国的票友戏所不能同日而语的。同时，不但远远超过了高田、藤泽、伊井、河合等那些新派剧的价值，其技术方面可以说也远胜于他们，这并不是过分的美言。”
《黑奴吁天录》在日本东京以“春柳社”的名义再次获得了演出成功。这是中国话剧史上自1899年11月上海基督教约翰书院至1906年天津南开学校演剧以来，在艺术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作为春柳社的组织者李息霜、曾孝谷不仅大胆地领导中国留学生将庞大的五幕话剧搬上戏剧舞台，并且调动了印度和日本的外国学生参加演出（扮演日本男女宾客、印度侯爵这类配角）。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一剧，从思想性、艺术性、革命性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国内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启迪被压迫民族起来反抗争取自由所起的社会作用，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辛亥革命即将爆发的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惶惑不安，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春柳社在中国驻日公使馆极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公演了《新蝶梦》《生相怜》《画家与其妹》《鸣不平》《热泪》《不如归》《金色起义》等独幕剧和多幕剧。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剧活动，在欧阳予倩等人以“申酉会”名义演出《热血》以后，遭到清廷驻日公使馆关于“谁参加演戏就取消谁的留学宿费”的禁令，才彻底终止。春柳社的寿命虽不长，但它在日本获得的赞誉，对国内话剧运动所起的巨大影响，将永远载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史册。
李息霜作为春柳社的组织者之一，深受同辈的崇敬。当时春柳社成员中年龄最小的欧阳予倩，在回忆日本这段演剧过程时，总是深有感触地说：“老实说，那时候对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