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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898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流血政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多年。这一时期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呢？百年后的读者们恐怕不大清楚。根据确切的史料，当时康、梁已开始经营出版、报社、文化企业以及房地产，一句话：依靠在国外华侨区和上海租界等地创办实业。
1898年秋冬之交，康、梁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集资，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在海外遥控。仅1902—1903年，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当时一块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多元。这时，康有为遭到清政府雇用的杀手追杀，被迫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窘迫，很快得到他的弟子梁启超汇款1800银圆，约合今13万元。
康有为不久也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以保障活动经费。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轨道。康有为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以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得到10多万银圆（墨洋）的盈利。
这时，梁启超主持的“广智书局”却因经营不力而遭到亏损。于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又反过来资助这位得意门生，提供经济援助。他保证解决梁启超本人及亲属的生活费，写信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回信：每年费用3000银圆（合今20万元）。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他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圆，给梁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约合今35万元。
康、梁流亡国外，依靠海外华侨和日本友人的赞助，仍从事政治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康有为55岁时回国，由广东士绅邓华熙（1826—1917）等人联名请求，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抄没的康氏家产，又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15年损失的赔偿。
康有为晚年的生活非常富裕。一部分财源是海外的宪政党供给的，另一部分是用家产生息，买卖古董书画，来维持康家的高消费。
1914年康有为定居上海后，就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转眼上海地皮飞涨，康有为从中获利很多。
康有为平时还通过出售他的书法作品赚钱。
从现在找到的康有为三件“书法润格”，可以看出“卖文售字”成了他晚年的重要活动之一。第一件是设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和北京竹斜街两地的“长兴书局”在1917年《不忍》杂志上刊登的卖字文告；第二件是1919年设在上海三马路山东路口的北京厂甸海王村公园的长兴书局在图书《物质救国论》末页的卖字广告；第三件是康府于1924年自印的“康南海先生鬻书例”。
康有为的书法格调古朴高雅，或浑厚雄健，或潇洒奔放，或飘逸流动，或拙中见巧，多姿多彩，各有奇趣。他在宣纸上书写各种墨迹，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康有为在报刊上大登卖字润格广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放置“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杂体，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据说此项收入每月就在10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4万～5万元。
1914年6月，康有为租赁了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今新闸路1010号新亚药厂）并定居下来。这是一座似“大观园”式的住宅，占地颇广，曲桥楼阁，围以红墙，园主人原是锋太人辛溪，后来园主破产，落入盛宣怀家庭手中，但一般上海人仍然习惯称为“辛家花园”。康有为特意把里边两座宫殿式的二层楼房，题名为“游存楼”和“补读楼”，每月租金120银圆。一住就是八年。
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又在愚园路（当时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但是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馆”著称。这座康公馆的门牌原是地字34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就在这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
“康公馆”大院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楼上楼下共有十间房，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客厅。院子中间有一座民族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康有为根据《荀子·礼论》云：“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所以把供奉上帝、孔子、祖宗的地方称为“三本堂”。厅里还供奉着戊戌政变（1898年）从容就义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的遗像。
此外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竹屋”，里面是木结构，外用竹子搭盖，充满着自然情趣，是康有为招待朋友和休息的所在。还有一些附属建筑，用作厨房、仓库和雇员的住所。
院子里挖了一个曲折的大池塘，上架两处木桥，大池内可以划船。挖出来的泥土堆成一座假山，山腰有茅亭装点。各处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有桃花400株，还有稀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池边舍旁搭有爬满葡萄和紫藤的棚架，种了很多菊花和玫瑰。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猴子，一头驴子，500尾大金鱼。
康有为家中成员庞杂，除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以卷起来的白布包头，满脸络腮胡子。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作“养士”。
这么多的宾主成群，平均每四天要吃一担（160斤）上白大米。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男女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康有为还给女儿们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圆，儿子们每人2银圆。再加上应酬费，总开支每月不下1000银圆。康有为经常与外界联系，对国家大事表态，时常打电报，据说电报费可达上千银圆。
总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1.2万银圆，折合今日人民币50万～60万元。
康有为晚年不甘寂寞，喜欢在“天游学院”和“游存庐”中，与海内外学者名士交往，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女书法家刘缃、萧娴和后定居新加坡的李微尘，均是拜门弟子；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座上客。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这究竟是一种阿谀奉承还是嘲讽之词呢？那就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然而“游存庐”还“存”了三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这10亩地皮，改建为“弄堂式”的居民楼房40多栋，名为“愚园新村”，迄今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