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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年轻的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
1936年夏，斯诺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访问陕北苏区回到北平之后，在城东南古城墙拐角，离箭楼和古观象台不远的盔甲厂13号寓所里，夜以继日地坐在打字机前，奋力写作《红星照耀中国》；同时，撰写了大量文章向国际上报道他的苏区见闻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他多次举行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向在北平的外国人士，燕京、清华、东北等大学的爱国师生介绍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和中共关于抗日救国的主张、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当时“基本上不了解情况的外界大为惊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铁摩尔曾指出：“斯诺在全世界面临战争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
当时，在北平的驻华英国使馆高级官员阿斯普兰德，是一向坚持反共态度的顽固分子。听了斯诺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所作题为“红党与西北”的演讲（同年2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了这个演说的讲稿）之后，他声言，“如他们（指中共）真如听讲行事，则对他而言，红党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北平”。
在访问陕北苏区回到北平后，斯诺同毛泽东保持着联系。毛泽东通过党的秘密交通送信给斯诺。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给斯诺的信中写道：“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毛泽东与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37年3月1日的谈话材料，反映了中共中央为巩固“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和平形势，打击汉奸、亲日派的挑拨离间，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于1937年2月10日致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内容。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为抗日救国、不谋党派一己之私利的精神和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深为感动。他立即编写成一条消息，迅速地向国际上报道出去，宣播了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和政策，在海外引起巨大的反响。
1937年初，斯诺还同一些同情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在北平的外国人士共同创办了一个名为“民主”（Democracy）的英文刊物，并担任主编。他将中共秘密交通送来的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和后来的《新中华报》等报纸上的材料，翻译摘编成英文，并亲自撰写文章，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创刊号上，刊登了斯诺写的《苏维埃巨人》，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生涯；第2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的论文《我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的节录，以“关于国民大会”（On the People's Congress）为题译载，斯诺并加上编者按语，对国民党的假民主花招进行揭露批评，对中共为中国人民争取政治民主表示赞赏；第3期上，发表了斯诺悼念鲁迅的文章《向鲁迅致敬》，文章中反映了苏区军民哀悼鲁迅逝世和对鲁迅的爱戴之情；第4期上，刊登了斯诺写的《人生自五十始》，记述了革命老人徐特立半百之年，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毅然投身革命的感人事迹。这本刊物成了斯诺传播中共抗战呼声的一块阵地。可惜，在出版第5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最后一期被日本人从印刷机上夺走了。
1937年7月初，斯诺刚刚写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章。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7月8日一大早，斯诺迎着北平西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驱车赶到永定河边观察采访。他发现日军占领了卢沟桥车站，与据守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中国二十九军正在激烈地交火。两军相持十多天，斯诺在战地奔走采访，目睹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开端。
在日军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日军头目诡称，在演习中“失踪”了一名士兵，他们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所以才发起攻击。斯诺以驻华美国记者的身份当面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演习？你们是否真有士兵‘失踪’？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武力？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回兵营，反而要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头目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能用“无可奉告”等外交辞令搪塞，并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
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这些人纷纷来找斯诺寻求帮助。当时，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免遭日军捕杀。他的寓所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据仍然健在的王福时老先生告诉笔者，当时他的父亲王卓然是东北大学的代理校长，就逃到斯诺家中居住了好些天，才转移出去。斯诺还帮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出北平。有些人趁黑夜翻越斯诺家花园后面的城墙逃出去。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西山参加抗日游击队。
斯诺家中还存放了一些中国人寄存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和玉器。有一次，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派了一位联络员来找斯诺，请他帮助变卖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珠宝、黄金，以解决游击队急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并提出给斯诺高额的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里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
游击队认为这些意大利修道士是日本的“法西斯同盟者”，由于缺钱缺武器，而向他们的修道院索取赎金。
斯诺想起他到陕北苏区访问时，周恩来对他谈到红军如何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采取团结的政策和毛泽东所说的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他对游击队的来人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
“你这样喜欢天主教徒吗？”游击队来人不解地问。
“我是为中国着想。”斯诺说，“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过多。”
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找到了肯帮忙的人帮助游击队把珠宝、黄金变卖了出去。
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东北流亡的抗日分子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而奔忙。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领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人士还没有敢公然侵犯。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1937年8月初的一天，斯诺收到居住在北平城郊的东北大学教授徐冰夫人张晓梅女士托人送来的信，说是请斯诺去她家赴宴。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怎么会有这般闲情逸致呢？斯诺知道徐冰教授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他去陕北苏区访问的介绍信就是徐冰转交给他的。斯诺意识到肯定有重要的事情，立即赶到徐冰教授家中。
在客厅里，斯诺看见一位身穿蓝色绸旗袍、戴一副深色墨镜的女士端坐在沙发上。徐冰夫人介绍说：“这位是李知凡太太。”
“李知凡太太？”斯诺对这个姓名很陌生，但见这位太太的举止神态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斯诺先生，你认不出我了吧？”李知凡太太爽朗地笑道，并摘下了墨镜。
“嗨！原来是邓颖超女士。”斯诺万万没有料到，一年前，在陕北保安的欢迎会上，领唱《渔光曲》欢迎他的红军女干部、周恩来的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竟会出现在被日本人刚刚侵占的北平。他惊讶地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一年前，斯诺在保安认识邓颖超时，她正患着严重的肺结核病。她身体瘦弱，天天发烧、咳嗽。当时，陕北苏区根本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营养条件又差。同斯诺一起到苏区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大夫，为邓颖超仔细地检查了病情，想了一个土办法，是每天在户外院子里支一张床躺上两小时，沐浴阳光。邓颖超按照马海德的建议，躺在一张门板上晒太阳，坚持了好几个月，结果体温降了下来，初步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
邓颖超告诉斯诺说，“西安事变”后，中央批准她到西安疗养。1937年5月，又由地下党护送来到北平。为避人耳目，邓颖超化名“李知凡太太”，住在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休养。在这里，她得到了较好的饮食和充分的休息，加上药物治疗，病情大为好转。
“你现在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日本人……”斯诺担心地问。
“是的，我要尽快离开北平，返回陕北。”邓颖超说，“你能同我搭火车去天津吗？”
“当然可以。”斯诺毫不犹豫地说。他认为帮助中国的革命者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当时，由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刚刚恢复，日军严密盘查过往旅客，搜捕抗日分子，对稍有怀疑的人立即扣留。像邓颖超这样的人物更加危险。但日本人对在北平的西方人尚不敢冒犯。
斯诺说：“我陪你去天津，你装扮成我家的女仆，也许可以安全通过。”
斯诺把邓颖超接到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陪同她来到前门火车站，买了两张去天津的车票。
平日不修边幅的斯诺，今日西服革履，头戴礼帽，打扮得衣冠楚楚，故意摆出一副气轩昂然的派头走在前面。邓颖超装扮成一个女用人的模样，提着一个草编行李袋紧跟在斯诺的身后。
前门火车站进口，日军岗哨林立，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旅客。斯诺大摇大摆地走进检票口，日军没有拦他，跟在后面的邓颖超却被拦住了。日本兵正要盘查，斯诺连忙回转身子说：“我是美国人，她是我家佣人，跟我到天津去的。”日本兵只好放行。
斯诺陪邓颖超登上列车。一节节车厢里挤满了愁眉苦脸、闷不作声的难民。斯诺好不容易在一节车厢的一个旯旮里找到一个位置，让邓颖超挤坐下去。数不清的头颅、胳臂和大腿立刻淹没了邓颖超的身影。车厢里通道上拥挤得一点缝隙都没有了，人们休想移动一下。斯诺觉得，这样对邓颖超可能是最安全的，因为日本兵不可能在这拥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来回走动，盘查旅客。
斯诺自己在最后一节车厢里找到一个立足点，把制动器当成他的座位，在焦虑中等待了好几个小时，火车才鸣叫着悲怆的汽笛声，缓缓地驶离了北平。
旅途中，斯诺发现车厢里有一些日本兵。新闻记者的职业本能，驱使他禁不住挤过去用中英语和日本兵攀谈。起先，日本兵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斯诺不搭理他。当斯诺掏出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款待他们时，日本兵变得对他友好起来。日本兵贪婪地吸着斯诺的香烟，朝斯诺点头微笑，并伸出大拇指怪声怪调地说：“米（美）国的烟，顶好！”
斯诺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辛辣的幽默感：没有比日本人更痛恨日本对于烟草的统制了；爱国主义到了这种地步便不中用了。假如中国有大量的美国香烟，它真可以把全部日本军队收买过来。
日本兵们抽着香烟时，流露出一副懈怠的模样，斯诺觉得提问题的时机到了，便问：“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作战？”
“我们日本人是爱和平的，但中国人向我们不断地捣乱。”一个日本兵说。
“下流的中国人在通州杀害我们的同胞。”另一个日本兵瞪起仇恨的眼睛说。
斯诺知道，他指的是不久前的7月28日，设在通州（今北京通县）由日本人扶植的傀儡“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士兵，因目睹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遭到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杀害，他们愤怒地把在通州的日军“特务团”和日本军政人员400余人全部消灭的事件。
“我们要从共产党手中把中国拯救出来。”第三个日本兵说，“意大利和德国了解日本，但美国和英国不了解。”
斯诺看见一个农家子弟模样的年轻日本兵坐在一旁沉默不语，便故意问他：“你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呢？”
年轻的日本兵犹豫着回答说：“我是被召来为天皇服务的，我不了解战争的原因。”
一个挂着中士军衔领章的日本兵狠狠地瞪了年轻日本兵一眼，然后对斯诺说：“中国人都是下流胚！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他那说话的神气，很像斯诺曾经采访过的驻华北日本侵略军的香月清司司令官。
“你们美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和平的中国人会突然打中你的头！你永远不能信任他们……”日军中士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在东北与抗日义勇军作战的经历。其他的日本兵却咧着大嘴听。
火车开进天津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
斯诺陪同邓颖超走出车厢，来到出站口，日本兵正挨个儿盘查出站的旅客。由于斯诺把邓颖超说成是他家的佣人，得以顺利出站。然后，斯诺送她到英法租界区找到他的朋友合众社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欣然接受斯诺的委托，亲自护送邓颖超乘轮船由天津去山东烟台，辗转乘火车赴西安，返回陕北苏区。
斯诺亲自送邓颖超上了船。临别时，邓颖超含着眼泪对他说：“斯诺先生，谢谢你的大力帮助。你别回北平了，在那里待久了不安全。”
“不用担心，我会很快再去陕北的。你见到我妻子海伦时，请你告诉她。”此时，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正在延安访问。
斯诺站在码头上不断地向邓颖超挥手，直到轮船驶入茫茫的大海远去。
1938年7月，在汉口，斯诺会见周恩来时又和邓颖超重逢。周恩来一再向斯诺表示感谢，设家宴招待斯诺，并与邓颖超一起同斯诺合影留念。
当时，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斯诺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十分担心。他曾访问过蒋介石。
斯诺问蒋介石：“假如武汉失陷了会怎么样？”
自诩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回答说：“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的所在与抗战的中心。战争的结果决定于领袖如何指挥民众抗战，而非决定于两三城市的得失。”
斯诺又问：“究竟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可以战胜日本？”
蒋介石似是而非地说：“日本已经受了精神上的失败，军事行动没有必有的精神的基础，便不能成功，因为日本的精神观念是不正的，所以日本不能获胜。”
对蒋介石的采访，没有使斯诺得到满意的回答。斯诺向周恩来请教对于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把毛泽东于1938年五六月间在延安所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文章送给斯诺。
斯诺连夜阅读了《论持久战》。毛泽东对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的精辟分析，对“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等错误思想的有力批驳，对抗日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的科学预见，使斯诺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
斯诺到香港后，同在那里协助宋庆龄工作的爱泼斯坦一起，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在外国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平津之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上海。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的抗击，开始了“八一三”淞沪抗战。
按照伦敦《每日先驱报》的要求，斯诺在送走邓颖超后奔赴上海，采访了上海中后期的战事。他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城市和工业基地进行疯狂的破坏，贪婪地掠夺财物和残酷地杀害中国人的种种暴行。
斯诺同他在1929年赴内蒙古萨拉齐途中相识的好友、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总稽查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一起来到被日军轰炸的工业区。他看到，许多工厂都变成了一片废墟。在一间被炸毁的厂房里，艾黎指着一台被扭曲得不成样子的机器痛心地说：“那是不久前我指导工人装置的一台蒸汽锅炉。”
又走了不远，斯诺和艾黎看到一群中国战俘被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押着，往停泊在吴淞口外的日本轮船上搬运工厂里还没有毁坏的各种机器和废铁，这是要运回日本去卖给日本资本家的。一些仓库、货栈中的货物也被抢掠一空，连一颗螺丝钉也不留。
他们又来到公共租界西面和苏州河南面的市郊。这里被日本人大规模地纵火焚烧达一个星期之久，村庄都变成了一片焦土。在这里，他们看到日本人仍在灰烬中寻找金银财宝，强迫中国人为他们搬走最后一块钢铁，包括锅釜、窗框、门轴、犁耙、车轴绞链，甚至铁钉。
目睹这番情景，斯诺想起了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说过的一句话：“日军除开增进中国大陆的繁荣以外，绝对没有别的企图。”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和破坏，更加激起了斯诺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他认为自己不应只是一个中立的美国记者，一个旁观者，他要为支持中国抗战做更多的事情。他曾写道：“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我并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
斯诺和路易·艾黎面对中国的工业在战争中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和数以万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的悲惨情况，眼看着中国的东北、华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80%以上的工业经济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他们开始考虑应该帮助中国人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内地建立某种工业以支持中国的抗战。他们和在延安访问、后来到上海的海伦·斯诺女士一起议论交谈。
斯诺想起，1936年访问陕北苏区时，他看到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共产党组织当地人民举办生产消费合作社，以缓解军民日常生活中的物资匮乏问题。他认为，可以在远离前线的后方组织工业合作社，给失业工人提供就业，给抗战提供物资帮助，也给工人提供管理自己组织的机会。
艾黎曾在中国内地做过调查，知道哪些地方有可供利用的资源。他打开一张地图指给斯诺和海伦看，说道：“这里出煤出铁，那里有陶土，西北有很多羊毛，制成毛毯可以满足抗战军队御寒的需要。可是大凡有资源的地方，却没有熟练工人。”“而上海的工人，有的流落街头，有的在自己经营的小手工作坊里过着贫困的生活。这样下去，他们都只好替日本侵略者去干活了。”艾黎认为，可以招募这些工人到内地开办工业合作社，以发展中国的战时经济。
斯诺听了艾黎的意见又想起来，1936年他在陕北吴起镇的苏区工厂里就发现，有从上海去的工程师和工人老师傅，他表示完全赞成艾黎的主意。
海伦·斯诺还补充说：“在这种合作社里，劳动者自己拥有工厂，自己管理工厂，通过合作社雇用工人从事生产。这是北欧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她还认为，应当“提倡在中国搞难民生产合作社，不要搞施粥所和非生产性的难民营”。
然后，斯诺他们三人一起去找宋庆龄商量发起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事。宋庆龄立即表示赞成和支持，并介绍她的弟弟宋子文给他们做朋友。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以个人身份答应给予财政援助。
斯诺和艾黎共同起草了一个建立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书，邀请上海租界里的一些中外人士在斯诺夫妇的寓所里开会。与会者赞同他们的计划，并决定成立一个“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举艾黎为负责人。
后来，斯诺还撰写了一本题为“人民的反击——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经历”的宣传材料连同发展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书及几张被日军炸毁的上海工厂的照片交给美国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由斯诺和艾黎出钱，印刷成中英文版的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争取支持。不久，上海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组织促进会成立。
斯诺还把英文本计划书送给英国驻华大使阿·克·卡尔爵士。这位大使风趣地说：“上次我见到你时，你是一位新闻记者，现在，你成了工业家了。”他对斯诺的计划表示赞赏，但认为这个计划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卡尔爵士到武汉时亲自向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介绍了“工合”计划。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938年夏，斯诺经香港到武汉。他同艾黎多方奔走，几经周折，国民政府才勉强同意支持“工合”计划。为筹集“工合”的资金，斯诺夫妇把他们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慷慨地捐献出来。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艾黎被任命为技术顾问，还请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为理事长。
“工合”成立后，斯诺不遗余力地为其发展四处奔走，被艾黎称为“工合”的旗手。自1938年到1942年，“工合”在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