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在中国

王俊彦

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中国的25万白俄，除少数人追随中国封建军阀打内战、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侵华帮凶和打手、特务外，大部分白俄在哈尔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寓居谋生，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对中国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建筑风格也有一定的影响。

流浪到中国各地的白俄当初大都手中无钱，为在异国他乡谋生，他们只好抛弃对过去作为俄罗斯官僚富翁的尊贵地位的幻想，与哥萨克军官的尚武特权告别，首先经历痛苦的思想巨变，千方百计适应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难民地位。1936年8月25日《申报》刊载的雅非的文章《幽美的霞飞路之夜》相当生动地描写了白俄难民的苦难历程。

“许多白俄都有一个美好的过去，所以很依恋于往事。在寂寞的午夜，他们只有带着一腔幽怨，带着一腔抑郁与苦闷，约上几个同伴，走进日益热闹的俄国菜馆或酒吧间里，去喝着劣等的麦酒，直至酩酊大醉，才带跌带跑地走出去。也有些白俄，喜欢独自坐在阴暗的角落里，一声不响地喝着咖啡，追想着沙皇时代的‘光荣’历史和眼前的沦落。他们高兴时也会和侍女调笑，难过时便痛哭一场。内心的追怀、悲哀和痛恨，使他们常常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浪漫悲剧。”

白俄中的一些“大人物”，抵沪之初还下意识地尽量保持自己往日“高贵”的生活方式，如要仆人或朋友称他为“将军”“公爵”或“大人”；在一些适当的时候，去“谒见”同样流亡在沪的“上司”；甚至在寓所中穿上他缀满勋章的沙皇时代的大礼服；常以将军发布命令的口气去指使仆人；即使在喝冷水、啃白面包时，还勉强保持着王孙公子的气度。然而时过境迁，这种中国阿Q式的精神终会粉碎在铁的现实之前。所以，当生活的尖刺挑破那些历史的残梦时，他们便会把一切自大狂和自尊心都抛弃了。“公主”和“伯爵夫人”开始倚门卖笑；“贵族”中居然也有人参加了“三只手”集团；20世纪40年代初，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口还有一个沿门托碟的“将军”，专收拾人们的残羹冷饭。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1.6万至2.1万名白俄中，除了最豪富和最贫困者外，其他人中70%总有一些能够糊口的固定职业。当然，这中间差别很大：从卖假宝石或羊毛毯的小贩到大公司经理，从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到为人不齿的娼妓，从最兴奋的舞场乐师到最颓丧的午夜更夫。至于其他30%的白俄，则主要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即自由职业者和以非法手段谋生者。

为谋求生路，白俄难民们以特有的吃苦耐劳和开拓精神，开始艰难的经济活动。

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白俄在中国这块异邦土地上建立了独特的“俄国社会”，他们组织起俄侨协会，开办白俄医院、学校、养老院、幼儿园、孤儿院，修建东正教教堂过着宗教生活，建立了白俄报馆、印字馆、广告社、图书馆、书店等，开办了秋林商店、酿酒厂、服装店、鞋帽店、洗染房、理发馆、美容馆、电影院、俄侨俱乐部，也开有白俄妓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白俄返回苏联，也有少数人留下来。几十年来，大部分白俄在中国辛勤劳动，并在工作及与中国人民的相处中建立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