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5年7月1日，北平发生了一件轰动文化学术界的大事，一个名叫福开森的美国人将其毕生收藏的巨量中国文物赠予中国，并在故宫文华殿公开展出。由于媒体广为报道，一时传为佳话。藏品共千余件，分为七类：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绘画、墨迹、碑帖。据专业人士估计，市值达四五百万银圆。当时的《大公报》称：如此慷慨捐赠大批文物的，在我国堪称空前之举；故都文化教育界及一般市民，皆倍感兴奋。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在清末及民国年间，即已跻身学界名流。在教育界，他创办了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参与创办了上海交通大学；在新闻界，他曾经是清末民初上海《新闻报》《新晚报》的老板；在文物界，他是著名的收藏家、文物鉴定家。他曾先后担任两江总督端方、刘坤一和张之洞的顾问，与洋务派重臣盛宣怀过从甚密，曾被聘请担任历届北洋政府的顾问。他成立华洋义赈会，1910年中原大旱，他以其影响力募得赈灾金约100万美元。为酬劳福开森，清廷封赐给他二品顶戴。他参与中国红十字会建设并使之与国际接轨。福开森在华前后计57年，对中国社会颇具影响。
随着在中国居住时间的延长，福开森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文物兴趣渐浓，他能说一口极流利的南京话。自1906年随盛宣怀北上北平后，又学会说一口流利的京腔。他不仅有中国名福开森，还学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样子，取字茂生。他先（1906年）住顺治门（今宣武门）内松树胡同西口未央胡同路东。后（1919年）定居东城区喜鹊胡同3号。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开始专心研究中国文化，特别热衷鉴别与收藏中国古董字画。据文物市场的老人回忆，福开森是北平琉璃厂古董商的常客。他去的时候，或穿靴帽袍套、马蹄袖，俨然像个清廷官员；或穿长袍马褂，套布袜，蹬千层底布鞋，悠然如一位中国绅士。遇有所好，往往不惜重金收购。所获金石书画瓷器古玩甚丰。据说，在其东城喜鹊胡同3号大宅，历代中国文物琳琅满目，不啻为一小型博物馆。
福开森捐献文物的意向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据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回忆，20年代末，每年福开森到南京来参加校董会，就住在陈校长家。在闲谈时，陈校长问起福开森要留个什么给金陵大学作纪念，福开森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有些古玩。又一次，福开森问陈校长，他自己的古玩是捐献好？还是拍卖好？陈校长建议说，你是汇文书院的创办人，又是金陵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一贯致力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将古物赠送给金陵大学是最好的纪念。从1930年陈校长赴北平接洽福开森捐献文物来看，福开森此时已决定将自己的收藏捐赠给金陵大学。
1934年，《大公报》在得知福开森捐赠文物的消息后这样报道：“美人福开森氏旅华数十年，对我国教育文化事业颇多赞助。福氏对于金石书画研究，颇感兴味，收藏名贵古物达千余件。福氏以其尽属中国珍品，雅不愿携之返美，更不欲长此秘藏，作私人财产，遂于去岁决定完全捐赠金陵大学。因该校现无适当保存地点，特商由北平古物陈列所先行代为保管，并公开展览，以便中外人士之研究。该所接受福氏古物后，已在文华殿特设福氏古物馆。”
由于接收方金陵大学不具备展览条件，所以福开森与北平古物陈列所协商，由其先行代为保管，并公开展览。
福开森在展览会开幕前对《大公报》记者说：“本人醉心中国文化，以此为至乐而至有兴趣之事，因金陵大学乃余所手创，故多日前即决定以所藏中国古物千余种，捐赠该校，以垂永久。嗣因该校无适当房屋，于是乃商得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氏之同意，将该项古物暂寄存该馆陈列，以公诸大众，至金陵大学房屋落成为止。此项古物在古物陈列所内，将于文华殿内陈列，盖文华殿乃前时中国文化上至尊至高之地方。”
福开森捐赠文物一事，早在半年前的1934年12月就引起媒体关注。12月14日《大公报》在国内新闻版刊载一篇《北平通信》，报道的标题为：福开森博士所藏中国古物寄存古物陈列所，副标题为：原为捐赠金陵大学之物最古者为夏商时代陶器。
报道称，昨日该报记者，驰电致贺福开森对中国的好意，以及我国民众对他日益增加的景仰。随即被召前往，旁听他与古物陈列所代表的会商，并且说，从自家宅邸向古物陈列所搬运古物，定于明日（12月14日）开始。记者应召前往时，古物陈列所的两位科长及一位科员已先在座。福氏首先将盖有内政部大印的契约展示给记者，然后又展示了千余种古物的总目录，并对记者谈及捐赠原委、契约及赠品类别。记者当即提问：外传古物共有2000余件，并传福氏行将返美，故有此举，是吗？福开森回答：只有1000余件。至于说到返美，完全是无稽之谈。
《北京晚报》同一天也报道：福开森所有古物慨然赠予金大，得诸中国，还诸中国，暂寄存古物陈列所，赠予草约已签订，明春公开展览。报道称：美国人福开森博士，旅华多年，收藏古物概属珍品，现因年事日高，明年即将七旬大庆，本着“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心理，将40年来需费300万元购置的千余件古物，赠予南京金陵大学。但是，因为该校现无适当建筑用以存放，故经福开森与内政部古物陈列所主任委员钱桐商洽，将先在该所陈列。经钱桐请示内政部，内政部表示十二分欢迎，同时，拟对福开森慷慨捐赠无价古物予以褒奖。记者于今晨往访古物陈列所主任委员钱桐，承其接见，并获得福开森与金陵大学以及古物陈列所签订的“赠予及寄托草约”，准备近期披露。
1935年6月30日，即展出前一天，《大公报》的北平通信报道：福开森古物明日开馆展览，定今日招待各界参观，文华殿中极优美文雅。报道内容则主要涉及展出的珍品以及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的谈话。
据钱桐说：故宫博物院与本所古物南迁后，北平方面已无一件铜器可供陈列，本所只有瓷器可供研究，很不完备。现有福氏古物参加陈列，可以说，铜器字画无一不备。武英殿原已堂皇富丽，现文华殿又因福氏赠品而优美文雅。福氏古物中，《王齐翰挑耳图》与宋拓《王右军大观帖》，的确为最有价值文物，是研究字画者必拜的宗师，这两件文物的价值，至少可值百万元。福氏全部古物系数十年心血结晶，购买用去一百五六十万元，现在估计值四五百万元。甚望国人对于有价值的古物，万勿私有，唯有捐献给公共机构，才能永久保存。福开森此举，非常值得效法。福开森古物共千余件，现在陈列者约五百件，其余以后随时更换陈列。
展出当天（7月1日），《大公报》又报道了6月30日下午预展的情形：4时许，福开森博士与钱桐所长等亲临现场招待，各界名流学者及来宾约300人陆续进馆。外交界有美国大使詹森夫妇、日本使馆参事官若彬、参赞清水及程锡庚等，学术界有马衡、沈兼士、梅贻琦、李麟玉、吴贯因、顾颉刚、洪煨莲、李书华、容庚、郭葆昌、刘衍准等，政界有谭秉训、周起凤等，名流有江朝宗、周秉详及妇女界王子文夫人、康同璧女士等，金陵大学特派金仲藩代表参加。福开森周旋于来宾之间，侃侃叙述收集经过，兴致勃勃，毫无倦容。梅贻琦、若彬等，在《王齐翰挑耳图》陈列处参观最久。马衡说，王右军的大观帖故宫虽有，但确实不如福氏所藏。来宾在殿内各处参观后，在集义殿用茶点，至6时许方散。
展览期间，《大公报》曾两次辟专版介绍福开森捐赠的文物，对福开森的捐赠行为进行评价。刊于周末副刊《艺术周刊》，题为“福开森博士藏品赠华纪念特辑”。分上、下两期刊出，即占用了两次周末版。当时《大公报》幅面与今天的大报一样，是对开的，每天共12版或16版，而福开森的特辑每次都占两个整版，两次即用了四个整版。这样的规模恐怕在《大公报》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特辑内容包括：
福开森博士传略
略书福开森博士设立古物馆之意义钱桐
赠予及寄托草约美籍福开森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内政部古物陈列所主任委员 钱桐
得周尺记 美籍福开森
文华殿福氏古物参观记略 平凡
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 中舒
福氏赠华国画选述及感想 秦宜夫
记福氏古物中之至宝 马衡
大观帖第六卷榷场残本考 玉风
福开森对于每一器物皆有四项登录：一、原物均有拍照；二、可拓的均有拓片；三、有文字描述，如玉质、铜质、长、高及形态、颜色等；四、有考证，每一器物多曾经过海内知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以及收藏家的研究，福氏再对其年代、出处等做最后判断。此外福氏还对各器物的既往收藏者，在可能范围内给予记载。同时，各器物均有英文说明。
当时的文物专家认为，福氏这种收藏方法，实在可以说是井井有条，相对我国老式收藏家的随意摆放和茫无秩序，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国外各大博物馆院，著名的如伦敦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所用方法也不如福开森缜密。文物专家建议，我国保管古物的机关，尤应于短期内，全依福氏方法将所有古物加以详细登录。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谈得上永久保存。近年来古物舞弊及失落案所以层出不穷，即因为保管方法不善。因此，舞弊等就不易发觉，即使发觉也不易查清。若按福氏所用方法登录，则可望根除舞弊失落等祸患。
这次展览的布置由福开森亲自设计，采用欧美博物馆最新陈列方法，光线合度，古朴淡雅，所以比武英殿另有一种气象。
福开森捐赠的最重要的文物有：
殷墟甲骨。系福开森得自刘鹗的藏品。刘鹗是清末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同时也是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大家。他著有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福开森捐赠的殷墟甲骨（据说有几十片）还曾由金陵大学的商承祚教授研究，并著有《福氏所藏甲骨文字》一书。
《王齐翰挑耳图》，又名《勘书图》。此画的画面上钤有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之印”，并有宋徽宗赵佶的题字。画后还有北宋文学家和书画家苏东坡、苏子由兄弟和王晋卿四人题跋，为当代画卷绝品。此画流传有序。清末由两江总督端方收藏，辛亥革命后转入福开森之手。
《王右军大观帖》。此帖为北宋大观年间，以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摩勒上石后的原拓本。此石刻毁于宋金战乱，故原拓本流传极少。后经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长期揣摩考证、清末状元张謇等题跋，故为传世碑帖中的精品。
小克鼎。小克鼎是福开森捐赠品中最为珍贵的一件西周青铜器。克鼎原为一套，计有大鼎1件、小鼎7件，是西周孝王时期的青铜礼器，因其规格上的差别，便分别被称作“大克鼎”和“小克鼎”。大克鼎与其中一件小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而南大的这件小克鼎，带有铭文70余字，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堪称南大博物馆中最具分量的一件西周青铜器。
周尺。1933年洛阳金村周墓中曾出土一铜尺，被福开森购得。福开森撰《得周尺记》云：“其形如西域所出之木简，一端有孔，可以系组，分寸刻于其侧，惟第一寸有分，其余寸无之，当五寸之处，并刻交午线。”
《大公报》对福开森的举动予以高度评价：此举乃福氏对中国文化无上之好意，而亦为我国文化史上从来未有之事也。吾人之钦佩福氏道德学问，此后益将有增无已。假若艺术是艺人人格的表现，从一个收藏家的收藏，我们也可以看见他那个人。在一个收藏家把他的收藏公诸社会，以作其为人之最高表现时，他的杰作是完成了。他这常和艺术品混在一起的生命自身，也就是最可珍的艺术品。这样的人，咱们中国似乎还没有。
在中国，这样的人必得有，若是中国的文明还有继续下去的希望的话，必得继续光大下去的话。
《大公报》社评：
以此等大批古物慨然输捐者，在我国堪称空前之举。
再次，福氏慨然以大批古物捐与我国，对中外人士均可做一个好榜样。我国人除极少数之知名学者如梁任公（梁启超）等曾以图书捐赠社会外，依惯例概均将收藏悉数遗诸后人。此种方法实最坏。子弟本不必为不肖，而过丰之收藏反足以诱之使然。子弟既落败，则多年之收藏可以沦于一旦。中国社会上不知有多少名门望族、卓著的收藏家，全系由此道颓败。福氏个人即能列举自晚清至今日一时之友好家庭如此穷落者至十数起之多，其脱手物且多有被彼收购者。吾人认为，此种循环剧之续演，各望门固自吃亏，即对社会亦系一大损失。因古物无定价，每有买卖，辄必容奸商渔利，且每因转移搬弄或收藏不当，使原物受损碰污毁。然若以古物视为一种社会遗产，而不当作一家之遗资看，则上述各弊均可避免。
末了，我们愿与今天参观展览的人们，共同谢谢福开森博士！这千余件古物的金钱价格如何，还是较小的问题，其搜集、审定、收藏，经多少年的努力，成功这样一个伟大的积蓄，真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收藏由嗜好而来，一生嗜好之物，全部撒手，归诸公众，这尤其是常人所难。更可感者，福开森博士将其一生心血智慧的结晶，不传给子孙，不带回美国，而仍然留在中国，教中国青年们，得以永远借着福开森博士考古审美的智识，来欣赏他们祖国的文化。福开森博士这样的胸襟，一方面为收藏家树立一个很好的模范，一方面则因此证明福开森博士，真能爱中国文化，爱中国，爱中国人！从今天起，在北平参观展览的中外人士一定会一致赞扬福开森博士这种光风霁月的襟度，而在北平今日得看见这种展览，恐怕更能令人发生几许不可名状的感情。
对于福开森捐赠文物，民国政府根据当时的法规，给予奖状：
行政院呈据外交教育两部会呈，为私立金陵大学校董美国人福开森捐助该校古物千余种，价值数百万元，核与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第五条之规定相符；请予嘉奖一案。转呈鉴核施行等情。福开森热心教育，慨捐巨资，洵堪嘉尚，应予明令褒奖，以昭激劝。此令。
抗战开始以后，福开森捐赠的文物似乎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值得庆幸的是，它没有丢失。唯一遗憾的是，它沉睡的时间太长了。
1947年8月，古物陈列所归并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即将取消，关于福开森捐赠的文物应怎样处置，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金陵大学和福开森的女儿福梅龄女士，共同进行了磋商。故宫博物院经过核查，实际已经暂行接收代管了这批文物，但对于是否继续在文华殿陈列，则未予同意。而且博物院认为，它没有义务履行以前古物陈列所订立的合同。也正因为如此，故宫博物院一直催促金陵大学运走这批文物，尽管金陵大学一直没有条件接收。这一耽搁，福开森捐赠的文物又沉寂了两年，一直到1949年10月。
据李小缘先生（原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之子回忆：“1949年10月，父亲等一行四人到北京正式接收古物。运回南京后办理了清点手续，由文学院几个系各派一名教授参加，一一清点对账，并作了一次公开展览。”
此后，它就开始沉寂在南京大学北园一幢老教学楼的顶层。多少年来，这间房子只是作为南大考古专业的教研室，从未对外开放过。因此，许多南京大学的师生并不知道铁门里紧闭着的秘密，甚至考古专业的学生，也难以一睹其风采，更何况一般公众。就这样，它一直沉睡到2002年，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2002年，是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福开森捐赠的一件件尘封已久的文物，终于开始苏醒，告别狭小拥挤的“仓库”，部分搬进了南大北园新建的田家炳楼四楼中的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与其他文物一起展览。一扇封闭多年的大门，逐步向世人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