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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初，位于北京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开始准备搬迁新址了。在收拾整理馆藏图书的过程中，管理人员发现了大批珍贵的老照片，尽管已沉睡了半个世纪以上，但影像依旧十分清晰。在众多的景物和人物照片中，有一个外国人的影像最为突出，他是谁？人们通过与照片相关的文字，很快发现，他的中文名字叫福开森。福开森，何许人也？
约翰·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城。其父为一教会牧师，大约生下福开森不久即举家移居美国。1886年，20岁的福开森从波士顿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与一女子结婚，而后，即踏上前往中国传教的征程。关于福开森来华前的情况，人们知道的仅此而已。
福开森之所以会来中国传教，应该与美国当时的教会现状有关。1870—1920年，美国的基督教新教兴起了一种所谓“社会福音”（The Social Gospel）的自由主义神学主张。信奉“社会福音”的人认为，只讲个人得救的福音是不够的，还需传扬改造社会的福音；需将《圣经》所教导的“爱”和“公义”的道理贯彻于社会生活中；赞成改良主义，提倡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政治改革。或许，福开森就是在这种自由主义神学的感召下“出使”中国的。1886—1943年，福开森在华近60年，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中国度过的。追踪福开森在中国近60年的足迹，似乎时刻都与这种使命感相关联。
1886年，新婚宴尔的福开森携夫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先在镇江学习汉语，第二年到南京。起初，为了传教方便，就在自己家中开课。据说，其居所在今南京估衣廊一带，附近有基督教美以美会教堂。学生仅数人，传授课程以《圣经》为主，英语、数学、国文为辅。主要由福开森夫妇授课，另聘中国教师讲授国文。虽然规模很小，称不上学校，但与当时教会学校讲授的功课几无差别。
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傅罗（Flower）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诚邀福开森合作并推荐福开森为院长。从1888年至1897年，福开森担任汇文书院院长时间长达九年，对该院的创立和发展贡献颇多，为中国社会培养出一些人才。
汇文书院是南京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至今已116年。当年书院的办学目的是：“教授高级科学课程，以便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一席之地。”书院内设博物院（文理科）、医学馆（医科）、圣道馆（神学），并设有附属中学、附属医院等。
汇文书院第一幢建筑为一座三层楼洋房，又称钟楼，由福开森亲自设计督造。时值清朝末年，南京房屋建筑均为单层平房，这座鹤立鸡群的楼房被市民视为奇观。又因系洋人所建，故时人称之为“三层楼洋行”。如叫马车或人力车去汇文书院，车夫未必清楚，但说去“三层楼洋行”，则无论远近，无人不晓。以后数年内，书院又陆续添建了礼拜堂、青年会堂、教室、宿舍等，主要建筑增至六座。南京大学存有一张110多年前画面已泛黄的老照片，留下了当时书院建筑群的缩影。
汇文书院的地址在南京干河沿，今南京金陵中学校址为其所在地，而金陵中学也以汇文书院为其前身。110多年过去了，所幸的是，钟楼和青年会堂尚存。钟楼曾于1920年发生火灾，扑灭后进行过改建，故外观与初建时有些不同。现为金陵中学校史陈列馆，青年会堂现为学校图书馆。
汇文书院创立之时，中国的科举制度尚未终结。书院的创办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生、发展，对培养新型高级人才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汇文书院为后来的金陵大学奠定了基础。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扩充为金陵大学，而金陵大学即今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
1896年，李鸿章幕下重臣盛宣怀拟在上海创建南洋公学（后改称南洋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敦聘福开森出任南洋公学监院之职，参与创建工作。于是，福开森辞去南京汇文书院院长之职，于翌年转赴上海就任。
1897年至1902年，福开森担任南洋公学监院计有五年之久，所谓监院，英文为president，即主席或院长，当年主要负责校舍的建设、设备的选定、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用等。福开森亲手设计了中院和上院——学院最早的两幢建筑物。
南洋公学与汇文书院不同，它是中国人自办的学校，故聘用了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任职任教，如吴稚晖、钮永建、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等。借此，福开森扩展了与中国学人与士绅的交往。
盛宣怀赏识福开森的博学多才，除公学事务外，其他新政事务也常相咨询。1901年，盛宣怀委派福开森赴美，交涉有关铁路事务；1902年至1903年，福开森曾奉派参与修订中国对日对美条约。
因其学识与声望，福开森于1898年还曾受聘为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顾问；1900年起又兼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
福开森离开南洋公学后，在1903年至1906年，曾被盛宣怀聘为督办铁路公所的洋顾问（在上海）。盛宣怀出任清廷邮传部大臣赴北京上任后，福开森又应聘为邮传部顾问，遂转至北京，住北京顺治门内松树胡同西口，未央胡同路东，直至1911年盛宣怀被贬黜时为止。
1910年，中原大旱，任华洋义赈会会长的福开森以其影响力募得赈灾金约100万美元。为酬劳福开森，清廷封赐给他二品顶戴。
民国初年，福开森曾历任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总统府、总理府的政治顾问。先后担任过亚洲文会会长、华洋义赈会会长等职。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有关中国问题甚为重要。福开森奉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顾问参与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
1899年11月4日，福开森路过英国领事公堂，看见英商《新闻报》推盘拍卖的广告。《新闻报》是英国人丹福士创办的华文报纸，始创于1893年。由于经营不善，六年后被迫拍卖，以偿还债务。福开森经竞拍以廉价买下《新闻报》的全部产权，《新闻报》由此进入福开森时代。
此时的福开森在华已逾10年，虽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毕竟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企业界的真实情况，依然有隔膜。不过，福开森有他的用人之道，他选中两名华人负责报社工作。原南洋公学总务汪汉溪，因办事谨慎、勤勉，在财务上一丝不苟，深得福开森信任，被任命为总管，后又提升为总经理。金煦生原为福开森的学生，文笔极佳，被任命为总主笔，负责编辑。
汪汉溪为报答福开森的知遇之恩，对发展《新闻报》殚精竭虑，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上海最大最有影响的报纸是《申报》，《新闻报》则相形见绌。1893年以后，丹福士的《新闻报》虽然打破了《申报》的垄断地位，但并不能与《申报》抗衡。1899年以后，福开森主办下的《新闻报》为与《申报》争夺读者，将新闻的重点放在经济方面，在市场动态、商品行情的报道上不惜笔墨，不吝费用。很快在商界和市民中赢得了青睐，发行量扶摇直上，在上海埠内终于超过《申报》，在国内也成为与《申报》齐名、颇具影响的大报。
福开森接办《新闻报》之初为独资经营。后来，为结交上海商界人士，借力扩张声势，招揽广告，就将报社改组成股份制。但实际上他仍占大股，其他股东所占份额只有30%。
从1899年至1929年，福开森主宰《新闻报》长达30年。1928年底，该报资产已达70万元，成为当时在中国经营管理最好的一家报纸。
因福开森在上海的声望和影响，一条马路被命名为福开森路（现武康路）。
福开森来华后先在南京居住多年，能说一口极流利的南京话，且对中国文化兴趣浓烈。后因出任邮传部顾问而移居北京（平），自此更专心研究中国文化，特别热衷鉴别与收藏中国古董字画，且著书立说，专论中国艺术品和古代文物。福开森对中国文物研究之深，使他成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唯一一位洋委员。
福开森也是北京（平）琉璃厂古玩店的常客。遇有所好，往往不惜重金收购。所获金石、书画、瓷器等古玩甚丰。在其东城喜鹊胡同3号大宅，历代中国文物琳琅满目。
1934年，福开森做了一件足以让世人改变对他收藏中国文物看法的、令中国人永远怀念的大好事，他无偿地将自己个人家中数十年的收藏全部捐赠给了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金陵大学（汇文书院的后身），总数计有上千件之多，其中多为名贵文物，包括商周青铜器、殷墟甲骨、古陶瓷和古书画等。这批文物曾一度保存在故宫博物院，20世纪50年代初交回金陵大学的后身南京大学。回到南京大学后，这批文物或长期尘封在仓库，或仅在考古教研室小范围陈列，从未对外开放过。即使南京大学的师生也难睹其风采。值得庆幸的是，2002年，在筹备建校100周年庆典的过程中，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立了，福开森的赠品终于获得正式展出。尽管没有具体标明哪些展品是福开森赠送的，但展品中70%以上均为福开森所赠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幅南唐画家王齐翰（晋卿）的《挑耳图》，价值连城，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福开森的部分收藏品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他也是该馆的名誉委员。
福开森绝不仅仅是喜欢收藏古玩而已，他对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的造诣之深，不仅在西洋人中是佼佼者，而且绝不亚于他的中国同行。
福开森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即文化基金会资助，聘请多位中国文物专家共同编纂了《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1931年）、《历代著录画目》（1933年）、《西清续鉴乙编》《历代著录吉金目》（1938年）、《艺术综览》《紫窑出土记》《得周尺记》等专著。这些专著既为研究中国文物提供方便，也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物提供导向。福开森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福开森夫妇生有五男四女。1914年，他曾举家返美，并在马萨诸塞州（麻省）波士顿购得一处住宅，当时为子女就学计，似拟久居，但他本人仍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
1919年，福开森又偕夫人与女儿玛丽回到北平，自此，长期居住在东城喜鹊胡同3号。玛丽后入协和医院供事。其他儿女仍留居美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福开森夫妇与女儿仍蛰居北平，但夫人身体状况日下，于1938年10月病故。
日军占领北平后，爱国将领张自忠成为日军追捕的目标。他先躲进德国医院，但发现许多人都认识他，并不安全。这时，张自忠想到了福开森。他派手下到东城喜鹊胡同3号与福开森接洽，福开森慨然允诺。次日，张自忠即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提防被人认出，福开森特意将张自忠化装了一番，让他身穿长袍，扮成学者模样。9月3日，为逃离北平，福开森又将张自忠打扮成工人模样，乔装司机副手，乘美国人“甘先生”的私人轿车，安然逃出北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尽管在华美籍人士处境骤变，但福开森父女并未离开私邸。1943年5月，日本原拟将在华美侨统统送往山东潍县集中营，但因福开森年事已高，获准与其他老弱留居北平英国大使馆。同年9月，日美开始交换侨民。12月，福开森父女乘美国接俘船返美。所有北平故居一切财产、积年所藏书籍，乃至个人记述文字等，全部未能带出。想福开森高年受此打击，必时时牵挂于北平故居。回美两年后，他于1945年去世，终年79岁。从首都图书馆发现福开森大批照片和书信来看，其家中遗物似未曾散失殆尽。但这些遗物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坎坷，现已难以考证。
福开森在华前后计57年，对中国社会颇具影响。客观地说，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新闻事业、中美文化交流，均有一定贡献。他集教育家、报业大亨、政治顾问、文物专家、慈善家等多种头衔于一身，享誉颇高，被收入《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洋人》一书。
如今，矗立于南京金陵中学校园内福开森亲手设计的“钟楼”、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福开森亲手设计的教学楼（中院），已逾百年沧桑；福开森捐赠的文物已突破尘封，向世人展示，这都是对福开森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