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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杜月笙在香港

沈立行

上海青帮大亨、黑社会头目杜月笙,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不仅是个大流氓,势力早就渗透到军、政、金融、黄色工会等各方面,远远超过了黄金荣和张啸林。杜的名字,也早已于1933年被列入《大英人名辞典》,称他为“著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了。尤其是杜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和戴笠亦为至交,所以,他是国民党控制上海的幕后人物之一。但“八一三”战火烧起后,杜月笙表面上和戴笠一起,全力抗战,实际上内心困惑不解,顾虑重重。眼看上海不保,杜月笙日夜思虑的是如何完整地保存上海黑社会的基础势力,这是他一切的根本。其次,就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必须妥帖把定。

上海解放后,我曾和杜月笙身边的红客,过去CC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有过短时期特殊工作上的接触。汪是杜月笙的心腹,对杜的一切活动,了如指掌;汪向我讲了不少抗战时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内幕。我后来证诸史料,汪所言可以信以为实。原来,杜月笙是万不得已,被迫到香港去的。杜不去武汉,也不去重庆,所以要去香港的目的,完全是静观风向,政治投机。杜月笙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保存在上海的黑社会实力。剥开杜在香港的行为来看,他的翻云覆雨、两面三刀的帮会头子面目,就昭然若揭了。

两手准备,先组武装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杜月笙就看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鹿死谁手,很难逆料。杜公馆几次秘密会议后,就决定了做两手准备的策略。首先是和戴笠合作,在上海郊县建立游击武装,必要时可做手下门徒的退路,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商量的结果,是在松江、青浦、太仓、昆山等六县,组织“抗日别动队”。除戴笠派人参加外,大部分是杜月笙控制的黄色邮务工会的骨干分子,如陆京士、水祥云、于松乔等,六个支队中有三个支队全是杜月笙的人马。后来,别动队改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杜月笙是三个常委之一。这支队伍,再后来就成了戴笠的臭名昭著的“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前三天,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曾化装到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路)杜公馆,秘密拜访杜月笙,满脸堆笑地说:“杜先生,上海不能没有你。我们打算成立‘上海市民协会’,请杜先生出来当会长。”杜月笙暗暗吃惊,但表面上只好答应考虑考虑。等土肥原走后,杜感到大祸临头,立即召开秘密高干会议。可惜杜的高级幕僚杨度死了;章士钊又不在,只能和他的“恒社”门客中的智囊人物陆京士、汪曼云、张克昌等商量。会上一致认为,杜月笙如马上下海当汉奸,不是明智的办法,故应离开上海,留一些人和日方保持关系。杜月笙当即决定去香港。据汪曼云对我说:“我就是留下和日伪周旋的一个,还有张克昌,这是杜月笙打的日本牌。所以,我很早就投向李士群,当了汉奸。”当时日本气势正盛,但杜万万不能贸然就当汉奸,要看它几年再说。所以,杜月笙去香港,除和重庆保持密切联系外,就是静观国内外局势的发展,进行政治投机,以定自己的进退。

于是,杜月笙避开日宪的监视,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半个月时,秘密乘法轮“阿拉米斯号”到香港去了。他只带了老婆姚玉兰和尚未正式成为小妾的名伶孟小冬。杜派浙江财阀的核心人物徐寄庼为高级代表在上海处理要务;一般在沪事务,统由心腹徐采丞、万墨林办理。

到了香港的杜月笙,立即和重庆戴笠联系。二人合作,用戴的飞机,大做黄金生意,赚来的钱就作为活动经费。当然,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不知道的。

杜月笙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脱离了上海,他就成了一棵无根的树木了。杜在香港,每天必到“告罗士打”酒店会客,和各种人物见面,以观风向。杜政治投机的主要目的,仍在于保存上海黑社会基础势力。

首先向汪精卫暗送秋波

汪精卫在1938年底,发表“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当时,除汪本人在越南河内外,其整个卖国集团人物,如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林柏生、高宗武、陶希圣等,均在香港活动,达一年多之久。所以,香港是汪集团最初的发源地。

那时由梅思平、高宗武负责,秘密往来于上海—东京—香港之间,和日本军方频频接触。汪精卫个人,并无万贯家财,日本人也还未向汪提供经济支持,故汪集团手头拮据,捉襟见肘,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生活和活动都十分困难。这些情况,杜月笙统统看在眼里。杜所以注意汪精卫,在于这场战争万一日本胜利,乘此机会雪中送炭,不失是个政治投机的大好机会。

浙江财阀集团的一些头面人物均在香港。杜月笙就和他们密商,准备接济汪精卫。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民族存亡关头,总是先要保存自身利益,浙江财阀就是如此,十分害怕中日在东南一带打仗。看到汪精卫甘当汉奸,可能会收拾残局,就和杜月笙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密商的结果,即决定拿出港币50万元,送给汪精卫作为活动经费。

1938年秋,由杜月笙出面,将50万港币,交给高宗武转交周佛海,表示暗中支持汪集团的“和平运动”。高宗武对周佛海说:“汪先生勤劳国事,杜月笙知需款甚殷,表示略输微忱,以致敬意。以后如需要,当再奉献。唯求保守秘密,不为外界所知。”

这笔巨款对汪精卫集团来说,无疑是一帖最大的兴奋剂。汪集团当即在香港成立秘密的汉奸组织。首先组成政治、财政、军事三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七人组成。从杜月笙处得来的巨款,每人先支取安家费港币五万元。其余的钱,就用来拉拢最早到港投汪的人,如军事上的叶篷、政治上的周化人等。杜月笙这笔钱,成了汪精卫集团开始卖国的最初活动资本。

后来,杜月笙又陆续支援汪集团近80万港币。当时,戴笠的军统特工,密布香港,但竟未发现杜月笙是个两面派,因杜和汪集团的来往是极度秘密的。

汪、杜之间的绝密联系渠道十分巧妙。汪集团当时在香港设有一家红极一时的“蔚蓝书店”,位于皇后大道华人行六楼,由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负责。书店编辑部的隔壁,就是浙江财阀集团“中国实业银行”驻港办事处。总经理傅沐波和林柏生极熟。所以,这是一处秘密联络据点。双方仅隔一层板壁,只要敲几下暗号,就可以约定洽谈,再由傅沐波转告杜月笙等人。这种活动,直到1939年5月汪精卫集团从香港移到上海,方告停止。

由上可知,杜月笙政治投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汪精卫。汪集团得以进行卖国活动,第一个出钱的就是杜月笙。这也是杜到港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勾搭“76号”,保存上海实力

杜月笙的势力基础在上海。他人在香港,心却在黄浦江畔。

还在1938年,日汪特工李士群就和杜月笙搭上关系了。当时,汪精卫集团还未到达上海,原国民党中统特务李士群已经投降日本,当了汉奸特务。在日特驻沪总领事清水董三的手下搞情报工作。李士群是青帮大流氓季玉卿的徒弟,深知杜月笙虽在香港,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上海的势力极大,故千方百计,总想和杜搭上关系。也叫无巧不成书,一天,清水董三把李士群叫去,交李一份很厚的材料,封面上写着“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这是杜的门徒张师石背杜投日后所写的,材料详细记载了杜的出身、经历和军政、金融方面的特殊关系,并开列了杜在上海徒子法孙的详细名单,注明特征和地址。如果日本人按图索骥,将这批人一一抓来,杜月笙在上海的社会基础,就会全部消灭。但日本人不想这样做,相反,倒要利用这股帮会势力,使其和李士群合作,得以统治上海。

当时,李士群尚未成立“76号”。清水董三有意培植李的特务机关,以待汪精卫集团的到来,就将张师石的材料交给李士群,命李借此和杜月笙搭上关系。清水对李说:“你把这份情报叫人到香港给杜月笙看一看,杜肯定万分感激。此后杜在上海的黑社会势力,即可为我所用。为了证明是张师石的笔迹,可将原件带去,但让杜抄后,一定要带回。”李士群一听,如获至宝,满心欢喜,拿了原件回去,就和已经落水的杜门红客汪曼云商量,要汪带了情报,备份厚礼,亲自去香港面见杜月笙,表示今后可以互相合作照顾,汪曼云自然同意。当时,汪投敌还是秘密的,他的官方身份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活动范围只在租界以内。

汪曼云藏好原件和厚礼,就乘英轮“伊丽莎白”号去香港了,这是1938年秋天的事。汪立即见到了杜月笙。汪拿上情报原件和礼品后,对杜说:“李士群对杜先生非常敬仰,故用尽心机,从日本人处取得张师石的亲笔原件,专门孝敬杜先生,盼望结为至交。但原件一定要带回,请立即命人赶抄。李士群说,‘名单上杜先生的这些人,我已和日本人说好,一律加以保护,绝对安全。’”杜月笙仔细看完情报,除痛骂张师石卖祖求荣外,对李士群从内心表示感激。当即命人将原件拍照,以便日后和逆徒算账。

汪曼云离港前,杜对他说:“人家这么重情义,我们也应有所表示。除转达我的谢意外,准备一份厚礼,回送李士群。以后可以多多来往,但要十分秘密,不能让戴笠知道。”汪曼云带了瑞士金表等许多名贵礼品,回到上海,将原件交还李士群。从此以后,杜月笙和“76号”特工机关搭上不可告人的关系,杜的政治投机生涯中,又在日汪方面下了一笔赌注。

以后,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子法孙,或明或暗都和“76号”有了关系,也得到了保护。汪精卫于1939年5月到上海,将李士群初创的特工机关改为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即正式的“76号”),成了汪集团的政治保卫机构,一度横行上海,人人谈虎色变,其中就有不少是杜月笙的门客。日本投降后,杜月笙回到上海,他的黑势力可谓原封未动,物归原主,可见杜月笙在香港的两面三刀手法,着实起了作用。

策划高宗武、陶希圣出逃

1940年初,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高宗武和陶希圣秘密逃往香港,公布日汪密约。这件轰动一时的大事,就是杜月笙在港一手策划的。杜月笙先和汪集团眉来眼去,往来频繁,但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竟马上掉转身来,在汪精卫的背上猛戳一刀。

高宗武是汪集团直接和日本军方接触的重要代表;陶希圣则一直是汪精卫的亲信心腹。1940年1月4日,高、陶带了汪亲笔签字的密约,乘汪伪集团忙着去青岛开会之机,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乘“胡佛总统”号轮船,逃往香港,在《大公报》上公布了密约全文,一时震惊中外,使日汪乱了手脚。

1939年汪精卫集团到上海后,立即带高宗武去东京举行高级谈判。高在此以前,已私自去过东京。高良心未泯,坚持不能在日军占领区内成立伪政府,故已遭到日方厌恶,甚至要伺机杀高。陶希圣则在上海日汪所谓“愚园路谈判”中,激烈反对日本在长江下游三角洲驻兵,也深遭日方之忌。高宗武和杜月笙并不很熟,也没有想到杜能救他出逃。高在日本时,就去长崎找到民国元老、父亲挚友黄溯初。黄想来想去,能在上海有办法又可直达蒋介石的人,只有杜月笙。高宗武一听,拍手叫好说:“我怎么没有想到!杜月笙如肯帮忙,那就太好了。”但黄说:“我不认识杜月笙,但和杜的高级代表徐寄庼很熟,又是同乡,此事可托徐。”于是,黄溯初专门到了上海,和徐寄庼密谈这件大事。徐知道后立即叫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徐采丞到香港去,面告杜月笙,并将徐寄庼的亲笔字条交上,字条写着:“高宗武决反正,速向渝洽。”杜听到高宗武一事,正是讨好蒋介石的好机会,就在1939年11月5日飞赴重庆,面见蒋介石,当即得到蒋的批准。杜月笙十分高兴地飞回香港,但在飞机上突然发生气喘病,因乘机遭到日本战斗机的拦截,上升到8000米,方告脱险。机中缺氧,杜立即发病。从此,杜月笙得了哮喘病,12年以后,也是在香港,此病终于要了他的命。那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

杜月笙在下飞机后,就躺在担架上,叫徐采丞立即打电报到上海,请黄溯初火速来港一谈。等黄来后,杜在病榻上和黄溯初细谈了一个通宵,主要是谈日汪密约的内容。黄早已详详细细写好一份报告,杜看后,觉得有立即给蒋介石过目的必要。杜请黄溯初在香港稍等几天,带病第二次飞赴重庆。这一次一路平安,还带回了蒋介石给高宗武的亲笔信。此时上海方面,杜的亲信徐采丞和万墨林,正尽力保护高宗武,暂时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汪集团的另一员大将陶希圣,也因得罪日本人而想出逃。高宗武决心救陶,经徐采丞请示杜月笙后,决定高、陶一起出走。

之所以要等到1月4日出逃,因为日汪密约要在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才亲笔签字。高宗武要取得密件,立即拍照,设法归还后,方可动身。一切妥当后,在徐采丞的帮助下,高宗武于1940年1月4日早晨,化装登上美轮“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到国际饭店,以访友为名,前门进,后门出,也钻进事先准备好的汽车,安全上了轮船。高宗武、陶希圣到港后,杜在家中设宴接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也早已等在那里。1月22日,日汪密约和高、陶的公开信,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此事轰动世界,影响极为深远。杜月笙的策划完全成功了。

杜月笙大捞政治资本,得到重庆蒋介石的表扬。蒋和戴笠哪里知道,“忠心耿耿”的杜月笙,却在经济上接济汪精卫并正和上海“76号”勾勾搭搭呢!显然,杜月笙如此出力,并不是为了爱国,而是他善观风色、政治投机的重要一招而已。

据汪曼云说,当汪精卫知道“高陶事件”是杜月笙一手策划后,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嗫嚅地反复说:“杜月笙不是对我们很好吗?怎么会做出这种翻云覆雨的事来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在沪渝特工战中做“老娘舅”

1940年初虽发生了“高陶事件”,但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中日谁胜谁败,仍在未定之中。所以,杜月笙在向蒋介石频送秋波时,仍要讨好汪精卫。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杜就派心腹张克昌参加,担任伪社会部次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委员会委员,和“76号”李士群保持密切联系。这是杜公馆智囊团早已决定了的人事对策,在汪精卫处打汪曼云、张克昌这两张牌;在蒋介石方面就推出陆京士。为了“高陶事件”,张克昌曾专门见了汪精卫,胡说是重庆硬逼杜月笙干的。张说:“杜先生实在没有办法,务必谅解。”

1941年1月,汪伪政府发行伪钞“中储券”(简称CRB),目的是要将重庆的法币,挤出沦陷区。这对蒋介石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就密令军统采取措施。戴笠当即电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采取武力暗杀的手段,企图遏制伪钞的发行。军统特工首先发难,汪伪“76号”立即还击,一时形成了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金融特工战。

先是戴笠的特工,频频刺杀汪伪中储银行的人员;接着就是“76号”的大规模报复。1941年1月31日深夜,大批“76号”特工闯入霞飞路(今淮海路)1411弄10号重庆“中国农民银行”驻沪机构的宿舍,疯狂枪杀无辜职工11人。然后立即洗劫了重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职工宿舍“中行别业”,逮捕100多人,关进“76号”,作为人质,声称重庆再杀“中储”一人,立即枪毙人质三名。“76号”又将重庆“中央银行”在上海两个办事处,一起炸上了天。这样一来,军统又接连暗杀汪伪银行人员,“76号”倒“恪遵诺言”,你杀一人,枪决人质三名。这场特工战,不仅死伤累累,震动上海,就连杀人魔王戴笠和李士群也感到有些寒心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力劝戴笠暂停暗杀,戴就想到,叫香港的杜月笙出面调解。事正凑巧,上海方面,周佛海和李士群也感到这样杀下去不是办法,竟和戴笠不谋而合,想到了杜月笙。虽然杜一手制造了“高陶事件”,好在表面上未撕破脸皮,此事非杜出场不可。当时,汪曼云已公开任伪农矿部次长,再去香港诸多不便。经再三商量,汪曼云去找徐采丞,决定由杜的另一个心腹高兰生,携带厚礼,专程去香港,请杜月笙出面,调解停战。

高兰生到港后见到杜月笙,说明原委。杜正因哮喘,卧病在床,对高说:“我帮了高宗武的忙,汪精卫不恨吗?”高说:“周佛海叫我告诉杜先生,事已过去,不必再提了,何况杜先生也肯定有难处。”杜月笙听后笑笑。暗忖:左右逢源,两不得罪,真是何乐而不为。

上海的金融血腥特工战,杜月笙当然是知道的。现在既然沪渝双方都瞩望他出面调停,又是一个讨好蒋、汪的机会。自己生病,不能去重庆。好在和戴笠是至交,就去电报将戴请到香港。杜月笙对戴笠说:“雨农兄只顾暗杀,但在上海,你怎么杀得过日本人和汉奸特工呢!我看还是暂时停战的好。”戴笠一直想收服李士群,就说:“月笙兄,我同意停战,但你能不能将李士群拉到我这面来?”杜听后叹了口气说:“我尽力而为吧。事情十分复杂,要下功夫才行啊!”于是,通过杜月笙,“76号”和戴笠达成口头协议,双方停战6个月,上海滩暂时平静下来了。杜月笙又做了一起政治投机生意。

高兰生回上海后,向李士群转达了杜月笙和戴笠的意见。李士群哈哈大笑说:“戴老板竟看中我了,天晓得!”李士群是知道戴笠心狠手辣的,哪里会跟戴走。不到6个月,在1941年11月,“76号”就将庞大的军统上海区全部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捕投敌。戴笠在上海的武力血本,被“76号”一扫而空,从此以后,要杀也杀不成了。

杜月笙隔山观虎斗,自然不管这些事。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杜月笙在香港这段时间,除金融特工战外,还调解过不少事情,几乎成了“76号”和戴笠间的一座桥梁。杜既做了两面风光的“老娘舅”,又讨好了双方。他仍然在看风云变幻,以此决定自己的一切。

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杜月笙知道日本将最终战败,就举家乘飞机去了重庆,不必再观风投机了。从此,和汪精卫集团的来往冷了下来,但和“76号”仍保持一定联系,目的是保存上海的实力。他本人则跟了戴笠,从一而终。 UnfFEp3k9Hc7Y7W1bIGDDTJJZwVNRD4ZYnu9yfSagRbeNMPFg1KMqFIYRTFD2o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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