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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20世纪20年代进入《新闻报》从事新闻摄影始，至今已有60余个春秋。由于职业关系，在旧上海，我曾接触过一些达官贵人、豪富巨贾、海上闻人、大亨名士等。曾经横行“十里洋场”，势力超过黄金荣、称霸上海滩，名震中外的大亨杜月笙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是上海浦东人。早在青少年时代，便从长辈们的口中知道了杜月笙这个名字；再几经社会上小市民的口头渲染，更给杜月笙添上了传奇的色彩，从而也使我对其增加了神秘感。但是，自从杜月笙成了《新闻报》的董事，我与之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之后，我的神秘感也就不攻即破、自行消失了。
杜月笙年少失学，胸无点墨。自从他跻身上海黑社会头子，成了举足轻重的闻人大亨之后，便拉拢新闻界人士，为自己大造声势和舆论。各家报馆都希望这位大亨能作为自己的靠山，因而竞相为其吹嘘。
创办于1893年的《新闻报》，其发行量当时居全国各报之首。自从杜月笙发迹后，《新闻报》便一再刊登文章，为杜月笙发起举办的各类慈善事业进行鼓吹，将杜说成是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闻人，极尽歌功颂德、美化粉饰之能事。精明干练、老谋深算、附庸风雅的杜月笙摇身一变，竟也成了《新闻报》的董事之一。
除了杜月笙外，《新闻报》的董事还有：金融界的巨擘虞洽卿，以及王晓籁、钱新之、秦润卿、史赓、汪伯奇、汪仲韦等人。其中汪伯奇是《新闻报》第二代总经理，其弟汪仲韦任协理（副总经理）；史赓是报业托拉斯掌握者之一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子。从1929年起，当《新闻报》转入中国资本家手中后，史量才曾一度取得该报70%以上的股票。
《新闻报》召开的董事会，是一年一度的例会。这样，杜月笙照例每年都要来新闻报馆开会。他每次都是乘坐英国的“别克”轿车前来。当轿车疾驰至报馆门前戛然停下后，随身的保镖便一手紧扣左轮手枪的扳机，一手迅速地拉开车门。杜月笙尾随保镖，敏捷地猫腰钻出轿车。他右手攥根“司的克”，左手提起长袍，疾步走进报馆大门。汪伯奇总经理等人忙迎上前去，陪同杜月笙登上二楼，来到董事长室。
这间董事长室估计30平方米左右。室中央放置一张椭圆形的台子，周围排着一圈座椅。杜月笙一走进去，便与等候在那里的诸位董事拱一拱手，接着就寒暄起来。那些董事对杜月笙笑容可掬，还有少数人甚至显得诚惶诚恐。他们张口闭口，一口一声“镛老”。杜月笙也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淡淡地说上几句，然后莞尔一笑，算是答礼。
记得第一次见到杜月笙时，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便仔细地打量了他：40有余年纪，中等身材，佝偻着背脊，平顶头，双颊瘦削，颧骨隆起，面庞清癯而猥琐，眉头颦蹙，目光锐利，身着长袍马褂。唯有当他沾沾自喜或与人答礼时，那漠无表情的脸上才露出一点笑意。
通过第一次接触，杜月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瘦骨嶙峋，谈吐平平，其貌不扬，好似手无缚鸡之力，一个典型的凡夫俗子式的人物。
每逢召开董事会，新闻报馆门前那条狭小的马路，便被“别克”“福特”等各类轿车挤得水泄不通。一俟董事会结束，总经理照例又要设便宴招待诸位董事及与会者。就这样，每年一度的董事会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杜月笙出走香港才告休会。
抗战爆发之前，我除了在《新闻报》每年召开的董事年会上与杜月笙晤面聊天，在其他若干场合也与其有所接触。
1931年，杜月笙为了光宗耀祖，炫耀杜家门楣，宣扬其煊赫一时的发迹史，显示其身居上海滩争雄称霸、一呼百应的权威，以及为日后在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大造声势，他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在浦东高桥的杜家花园及周围几十亩面积的土地上大兴土木，兴建“宗祠”。在这以前，由于职业关系，我曾参观过一些省的各种式样的祠堂，但在这众多的祠堂中，没有一座能与豪华的杜家祠堂相比。
是年6月，在杜家祠堂竣工后，杜月笙举行了盛大的入祠典礼。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就出发去杜家祠堂了。首先我乘车来到金利源码头，只见码头上临时搭起了一座彩牌楼，估计有五六丈高。码头上人头攒动，人潮如流。我挤在人群中向前奔涌，急急忙忙地乘上了摆渡船。这时船上已挤满了人，而且连渡船后拖的小舢板上也已人满为患。摆渡船横渡浦江，不到一个时辰，船即靠近浦东的高桥码头。
从高桥码头到杜家祠堂约10里路远，于是我又雇了一辆人力车去祠堂。由于路面铺修一新，因此人力车在这平坦道路上疾驰如飞。一路之上，但见彩旗招展，而且每隔半里左右矗立着一座鲜花牌坊。人力车在离祠堂尚有半里路的地方停下后，便又踅回码头去迎接宾客了。
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急匆匆地赶到祠堂。甫临祠堂门前，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足有五层楼高的大彩楼。彩楼前空旷的场地上有用芦席搭成的食棚。食棚外侧，有一座用木头搭成的简易戏台；食棚内摆放了大约200桌左右的酒席，还搭有一座较精致的戏台。
由于宾客云集，因此只要圆台面一旦坐满，便立即开饭用膳。至于杜月笙的至亲好友、门生徒弟则在另一辟出的食堂里就餐。他们彼此都熟稔，所以一见面便亲热寒暄，赞美恭维之言不绝于耳。我观察了一下，发现食堂里的菜肴要远比食棚里的更丰盛，且中西餐齐备。
宴毕，我和其他前来道贺的各界人士，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祠堂。这座祠堂是五开间三进。大门口有一对五尺高的石狮。第一进屋是轿马厅，第二进是大厅，第三进是“享堂”。祠堂旁边是一幢两层楼的藏书楼附学塾。
这一天下来，我不但饱吃了三顿，而且还欣赏了荟萃南北著名京剧演员的会演，算是大开眼界。除此，我和其他前来的道贺者还分得了三种纪念品，即纸扇一把，徽章一枚，以及“杜祠落成典礼”的信封信纸。
1933年左右，上海濬浦局局长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出面邀请达官贵人、豪富巨贾、上海闻人名士等，如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上海市商会会长虞洽卿，以及闻人大亨杜月笙、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一同乘船前往吴淞口，观摩从德国引进的一艘挖泥船的操作表演。当时《新闻报》委派我和一位同人应邀前往。
我们两人来到预先通知的地点，登上了一艘船，在一位侍从的指引下，径直朝内舱走去。内舱中已放置好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两旁是两排座椅，每排15人，两排则可容纳30人就座。局长宋子良做东，坐于首席。
我走进内舱，对姓名入座后，便一眼瞥见，坐在我身旁靠近上首席位的正是杜月笙，他神情严肃，正襟危坐。由于我与杜月笙相互熟识，而又都是同乡，遂操着乡音与他寒暄起来。当宋子良宣布宴请开始后，与席者彼此客套了几句，就纷纷提起刀叉，品尝起厨师为我们准备好的西餐。我们边吃边观摩挖泥船在长江中下游的吴淞口所进行的精彩表演。
表演开始，当挖泥船拟抛锚泊位时，蒸汽机发动起来，卷扬机跟着放松了链条……此时，噪声大作，不绝于耳。我们的视线紧盯着挖泥船上的抓斗，只见它慢慢地伸入了江中。当卷扬机绞紧链条，抓斗则将抓拢的淤泥从江中吊出，卸入驳船之中。
由于我们对挖泥船是只闻其名，从未“谋面”，因此这一天能亲自饱享眼福，真是深感幸甚。观摩者的心情无不为之振奋，并对挖泥船的功能和绝招大为赞叹。
沿着水路，挖泥船径直朝吴淞口外驰去，在江中表演了两三个小时之久。
两年后，我又在上海航空大楼的奠基仪式上见到了杜月笙。那年，航空大楼的奠基仪式在上海江湾五角场举行。这幢大楼造型别致，独具匠心。倘若你乘飞机从空中向下俯瞰，一幢呈飞机式样的大楼便尽收眼底。
当时出席奠基仪式的有国民党军政界要人、社会闻人大亨、各阶层著名人士，以及一些报馆的记者。我是作为《新闻报》记者应邀出席的。一走进大门，便使人产生一种肃穆、森严的感觉。大门的石阶下，排列着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和一名腰挎手枪的军官。他们一个个似泥塑木雕一般，荷枪实弹，昂首挺胸地肃立着。每当载着入场者的轿车、吉普车驰进大门时，那个军官便喊一声“立正”，四名警卫人员立即提起步枪肃立着行注目礼。入场临近尾声时，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才姗姗来迟。
仪式上，杜月笙成为我和其他记者特别关注的人物之一。因为他不但是国民政府的“少将参议”，而且还挂着一个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头衔。由此，杜月笙在仪式上愈加趾高气扬、顾盼自雄，俨然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概。奠基仪式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杜月笙在上海除了拥有华格臬路上的杜公馆外，而且还拥有杜美路上的一幢豪华的住宅，以及慕尔敏路锦江饭店附近的一幢十八层大楼上的一套居室。这其中，我曾目睹杜美路住宅的建造。
日本投降时，杜月笙在杜美电影院附近选中了一块地皮，大兴土木，建造起一幢精致漂亮的四层楼小洋房。凡是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幢小洋房与其说是杜氏营造，倒不如说是其门生徒弟、帮会流氓趋炎附势，谀媚奉承而“孝敬”他的。就连房内那一应俱全的中西式家具，杜月笙也未曾破费分文。
这幢洋房造好后，我曾前往采访。从大门进去，登上台阶，经过大厅，便可见到两间大房间。一间陈列摆设的全是中（国）式传统家具，古色古香，诱人萌发思古之幽情；另一间则全是西（洋）式家具，洋味十足，令人耳目一新。
接到佣仆报讯后，杜月笙手提“司的克”，踱着方步，在客厅里接见我。他照例穿着长袍，佝偻着背脊，颦蹙双眉，绷紧面庞。乍一看上去，他好像浑身显得不舒坦。待坐定后，他便与我交谈起来。由于事隔多年，谈话的内容均已忘却。
当我告辞杜月笙，行将跨出杜宅大门之前，瞅准机会，与一名佣仆聊起天来。从他的口中，我得知杜月笙嗜毒成瘾。杜每天起床之前，总要横卧床上抽上几口鸦片烟，然后强打起精神，慢吞吞地下床漱洗。佣仆告诉我说，杜月笙不管是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四季在家从不穿短打或西装，衣着始终保持着传统的民族特色——整整齐齐的一身长袍；倘若出门，便再套上一件马褂，以尽量让衣袖遮盖臂上那蓝色的小铁锚刺花。佣仆还告诉我一条杜月笙给他手下的弟兄门徒、三教九流、帮会流氓定的规矩，即穿短打的一律不准进杜宅大门。
不久，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到上海，杜月笙随即将杜美路上的这座四层楼洋房让给戴笠，作为其驻沪的办事处。以后，戴记办事处从这座杜氏住宅撤出，杜月笙便又将这幢洋房以40多万美元的价钱出售给美国领事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急匆匆地包了一艘荷兰轮船，将一家老小，其中包括尚未与之正式结婚的一名女京剧演员孟小冬，以及自己的门徒亲信等安置妥当以后，于4月27日乘船离开上海赴香港定居。1951年，杜月笙因病死于香港，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