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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阴谋论，我最深刻的理解是，阴谋论者之所以相信某个阴谋，是因为这样能让他们感到更舒适。世界的真相就是它是杂乱无章的，既没有犹太银行阴谋，也没有小灰人，更没有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约3.7米长的外星爬虫。真实的状况其实更恐怖：世界不受任何人的掌控，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
——艾伦·摩尔，《艾伦·摩尔的精神世界》
（2003年）
根深蒂固的误信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每个因素都要为最终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认知偏见、性格特征和社会力量。然而，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亲身经历的一种感受，就是压力。要理解为什么压力能引发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我们需要短暂回顾一下近代史中压力尤其巨大的一段时期，还可以见见珍妮，一位自由职业者、单身妈妈和一个误信者预备队员。
还记得2020年5月吗？当持续了几个月的极端疫情封控措施结束后，日渐温暖的天气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也伴随着恐惧。或许疫情终于要结束了，也或许新一波浪潮正在酝酿。政府逐渐放松了管控，各行各业小心翼翼地恢复运营，人们从被困了几个月的家中试探性地走出去，就像冬眠后蠢蠢欲动的动物。有些地区的孩子开始回到学校，珍妮和其他父母一样，看着孩子们戴着口罩出门上学，心里混杂着解脱与担忧。
总体来说，珍妮还是很高兴看到儿子迈克能回归正常生活。她当然也在担心新冠病毒，但是儿子的情绪健康更令她担忧。过去的几个月对这个腼腆的四年级学生来说很难熬。被剥夺了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加上枯燥无味的网络课程，这些都让他变得更加沉默、阴郁。他的母亲也苦不堪言，既要为迈克居家学习创造条件，又要想方设法保住手头的这份自由职业的工作：为中小企业提供平面设计。客户的生意也是举步维艰，企业在削减经营成本的过程中最先采取的举措就是停止外包服务。自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来，她一度引以为傲的自由职业自豪感，渐渐变成了对有些人待在家中也能保持一份稳定收入的羡慕感。为了争取新客户，她需要时间和空间，但是迈克居家学习让这一切都难以实现。在开学第一天的早晨为孩子准备午餐时，她感到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
然而，只过了几个小时，迈克就哭哭啼啼地回到家中。珍妮赶忙问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课间休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把口罩弄丢了，于是他偷偷溜回教室，故意坐在最后一排，还用书挡住了脸庞，但是老师很快就发现了他。
“迈克，你的口罩哪儿去了？”
迈克结结巴巴地说找不到了。老师看看其余的学生，问谁有多余的口罩，但是大家都没有，那时候个人防护用品的供应毕竟不是很充足。尴尬的迈克只能被迫离开教室。当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拖着脚步走出教室的时候，他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听着儿子的叙述，同时感受着他的委屈，珍妮内心里的某些东西终于爆发了。她怒气冲冲地拿起电话打给老师，指责他们竟然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在朋友面前遭到羞辱。接电话的老师根本没有耐心听完珍妮的抱怨。珍妮说新冠病毒对孩子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有人说它甚至还比不上一次普通的感冒。但是老师不愿接受她的这套理论，他们收到了校方非常明确的指示：不戴口罩就不能上课，就是这么简单。所有学生都必须佩戴一个能遮住口鼻的面罩，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孩子。二人的争吵愈演愈烈，当挂断电话时，珍妮已经变得怒不可遏，似乎整个世界已经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她那早已被磨损殆尽的耐心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那天晚上，她安慰了一番迈克，把他哄上床睡觉。之后她坐在计算机前，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病毒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众所周知，病毒主要会传染老年人，为什么他们还要如此严格地限制孩子们？尽管新闻报道中的警告信息不绝于耳，但她从未听说身边人死于新冠病毒，也没有传出任何年轻人受到传染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不停地问自己，谁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这些问题令她寝食难安。
那天夜里，珍妮点击手中的鼠标，踏上了最终改变她一生的误信之路。这条路让她变成了一个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阴谋论的坚定支持者，进而成为一场反疫苗运动的领导人。她先在互联网上搜索反对佩戴口罩的视频，收获真的不小。她甚至找到了一些酷似学术论文的东西，称病毒很小，口罩根本不足以防止它进入人体。文章还提到，佩戴口罩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人类的氧气摄入量，对生长发育期的儿童会造成尤其严重的伤害。她很快就确信，儿子被强迫戴上的那块“破布”不但无法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还损害了他的健康。还有一些观点称，口罩经过长时间佩戴，会变成细菌的滋生地，加重青少年的粉刺。口罩还会导致呼出的气体向鼻子两边扩散，眼睛会变得更加干涩。
我就是在这时走进了她的生活。当一步步深陷互联网上与口罩相关的内容而无法自拔时，珍妮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是丹·艾瑞里的过错！让她得出这个结论的是与我相关的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有真凭实据，但拼凑起来就变成了一个谎言（也是误信最为常见的配方）。第一个事实是，我曾经为教育部提供咨询。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确给教育部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有关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知识在学校关闭的困难时期激励教师和学生。第二个事实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曾经主张，在劝说人们佩戴口罩时，“保护他人”是比“保护自己”更强有力的激励因素。这也是事实，我曾经在媒体上、在与政府官员的会议上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然而，谎言就是将两个事实无缘无故地拼凑在一起，推导出我就是那个说服教育部强迫孩子们在学校里佩戴口罩的人，从而导致了无数臆想中的健康危害。实际上，我从未跟教育部的人提起口罩的事情，即使我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一心想要为各国政府献计献策，我的实际影响力也微乎其微。
然而在珍妮看来，这两个事实能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印证她的结论。她认出了我的名字，了解到我与教育部打过交道，进而想到我还曾经建议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劝说人们佩戴口罩。而这一切都对她的孩子产生了负面影响，于是一切真相大白了：我是口罩事件的罪魁祸首。她阅读了越来越多的文章，观看了越来越多的视频，逐渐意识到实际情况比她想象的更严重。口罩的负面效果不是偶发的副作用，而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要把人变成温顺的羔羊，限制他们的氧气摄入量，遏制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久后，珍妮开始相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本身就是一个骗局，接下来就是一连串与疫苗相关的阴谋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又接纳了一些与疫苗无关的阴谋论。在她踏入误信陷阱的过程中，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卑鄙，我成了一个控制全球人口的邪恶阴谋的主要反面角色。
一个像珍妮这样的人——精明能干、尽职尽责的母亲，事业有成的创业者，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聪明人——怎么会变成一个误信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的故事包含了若干重要因素，能帮助我们了解开启误信过程的情绪条件。首先是普遍的压力，具体到这件事上，就是我们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的压力。其次，压力带来了一种对周围事物失去控制、受制于某种无法洞悉的力量的艰苦体验。再次，为了让身边的一切都归于理性而不顾一切地寻求答案，终将到达一个临界点，这导致人们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压力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谈到有关误信的问题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相信，压力并非决定一切的因素。仅仅体验过压力并不能让某人变成误信者，但它作为最重要的情绪因素之一，如果与其他因素结合，就能大大增加某人变成误信者的可能性。
即便不相信口罩政策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阴谋，你或许也会好奇为什么我要建议政府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应该强调保护他人，而非保护自己。社会科学研究揭示了三个根本原因，使得“佩戴口罩保护他人”是一个比“佩戴口罩保护自己”更有效的宣传策略。
第一，人类具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我们将其称为“社会效用”，简单来说就是关心他人的能力。研究显示，尽管自身利益能产生一定的驱动力，但社会效用的力量有时更强大。在佩戴口罩的问题上，提醒人们此举产生的社会效用往往能激发更大的动力。
第二，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年轻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更小，但完全有能力传播病毒。对这个特定的年龄群体来说，“保护他人”这句口号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年轻人其实并不怎么在意保护自己。当自身利益变得无关紧要时，社会效用自然就会凸显出来。
第三，我们都有一种从低概率事件中吸取错误教训的倾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以发短信和驾车为例吧，假设你认为开车时发短信导致交通事故的概率是3%（我随便说了一个数字，只为举例，真正的事故概率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有一天，你在驾车时听到手机响了，马上就有一股好奇的冲动，会是谁呢？你在一个小时前给心上人发送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对方一直没有回复——或许这时才回复？于是你拿起手机，查看这条消息。运气使然，你没有遭遇交通事故，这并不令你感到意外。不管怎么说，驾车时发短信导致交通事故的概率并不高。然而，这样的经历会让你产生反方向上的认知，你改变了原有的观点，或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不是3%，而是2.8%。于是下一次，你在驾车时更不介意查看手机上的消息了。再下一次，你的行为更加放肆。每次毫发无伤的经历都让你吸取到错误的教训，让你相信驾车时发送信息所带来的风险远低于你的想象。从这类低概率事件中，我们获取的经验往往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种学习方式出现在所有类型的低概率事件中，也包括我们预想中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概率。如果在危险的环境里待上几分钟，我们感染病毒的概率并不高。当偶一为之的不安全行为并未招致预期中糟糕的后果时，我们的观念就会发生改变，因为风险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于是越来越低的预期概率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行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侵蚀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动机。而社会效用与此截然相反，一说到关心他人，我们通常不会陷入错误的低概率教训循环，而且我们对他人的关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弱。我们佩戴口罩只是为了做正确的事，并不会根据我们从前感染或未感染新冠病毒的经历重新计算风险。
我们还是回到压力和误信的关系问题上来吧。
先让我们来澄清一下，所谓的“压力”究竟是什么。同样的两个字既可以表示令人头痛欲裂的工作量，也可以表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所以我们需要区分压力的两个广义类别：可预知压力和不可预知压力。可预知压力包括缴纳个人所得税、参加学校的考试、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工作、管束脾气乖戾的孩子、与家里的亲戚共度假期。这些事情并不有趣，但它们都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有效应对。当然，每当发现报税季即将结束，而我们手里还有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票据，甚至还要补缴税款时，我们肯定会心急如焚。每月定期提交的报告尚未完成，也会令我们寝食不安。我们有时后悔为人父母，因为孩子们调皮捣蛋的行为时常让我们情绪崩溃。当捧着一张南瓜馅饼走到父母家的大门前时，我们总要有意无意地放慢脚步，害怕领受一番居高临下的说教和训斥。但是，这些压力都不会让我们彻底失控（至少在老岳父倒满第三杯苏格兰威士忌开始抱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风日下之前还不会这样）。总而言之，即使出现这种类型的压力，我们也能做出理智的决定，能充分运用我们的认知能力。它毕竟不是把我们引入误信漏斗的那类压力。
然而，不可预知压力就像一头张牙舞爪的猛兽，它包括至亲突然亡故、出乎意料的诊断结果、自然灾害、突然失业、一场财务危机等等。当亲爱的姊妹在一场事故中丧生时，当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时，当一阵野火或一场飓风摧毁了家园、让我们流离失所时，当毫无征兆地丢掉一份工作时，我们就会经历一种与日常生活中可预见压力截然不同的压力。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强度高低，不可预知压力的来源还令人无法接受，因为它们是不可预见的。我们当然知道这类事情的确会发生，只是从未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当它真的发生，而且是接二连三地发生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无助感。总体来说，人们不大善于应对不可预知压力。
这个区别可以用我自己的故事来说明。当时我正在经历生命中最艰难、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十几岁时的一场变故让我全身70%的皮肤被烧伤，之后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三年时光，每天都要接受令人痛不欲生的各种治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唯一要应对的挑战就是受伤和后续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还有另一件事让我尤其难以忍受，那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总要替我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星期里我要接受哪些死去活来的治疗。他们甚至还要决定我在何时醒来，何时换绷带，何时进行药浴（格外痛苦又极其重要的治疗手段）。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和未来命运没有任何话语权，这让我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叠加在肉体伤痛和治疗痛苦之上的、难以言状的心理痛苦。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医院开始尝试“患者自控镇痛”，即让病人在一定限度内给自己注射止痛剂。事实证明，患者哪怕只拥有一点点控制权，也能极大地减轻自己的痛苦。而且，这项举措不仅有助于特定的行为（比如这个案例中的减轻疼痛），还能提升患者的总体幸福感。
像新冠病毒感染这样的全球流行病当然属于不可预知压力。我们或许听说过类似的事情，但从未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间，我们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办公室和学校纷纷关了门。正当我们想办法进一步认识新冠病毒时，各项政策和规定似乎每天都在推陈出新，而且往往是朝令夕改。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广播变成了司空见惯的死亡率播报，每过一个小时死亡人数都在更新。我们既担心自己感染病毒，也不知道该如何照料患病的亲人。有很多人在背负着如此巨大的压力的同时，还被动荡的经济形势、失业、企业破产等遭遇搞得焦头烂额。
社会隔离令某些人难以忍受，而被迫与室友和家人长时间亲密接触对有些人来说也绝非幸事。像珍妮这样的人承担着挣钱养家、为人父母和家庭教育的三重家庭责任。配偶们被困家中，等于在测试相互容忍度的极限，就连外出散步也变成了一种奢望。成千上万的人经历了丧亲、丧友之痛，却只能通过Zoom（多人手机云视频会议软件）来分享他们的悲伤。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高度焦虑、缺乏信任和政治两极分化的环境中。即便紧闭房门，有意给自己营造一个物理隔绝的环境，我们与繁忙的新闻网络和喧嚣的社交媒体间的联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当受制于不可控且不可预知的压力时，我们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对于这个问题，一项重要的见解来自马丁·塞利格曼和史蒂文·梅尔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他们想要了解，人们在遭受某种无法控制的压力时，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决策能力会发生哪些变化。由于无法直接针对人类进行实验，他们选择了一种四条腿的实验对象。警告：下面的内容或许会让热爱动物的人感到不适，毕竟这些研究发生在不那么开明的年代里。
塞利格曼和梅尔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让狗作为实验对象体验电击压力。你可以这样理解实验的过程，一条不幸的小型杂种犬，我们管它叫查理好了，在实验的第一阶段被放在一个吊床模样的笼子里，出入口均被封死。它的头部两侧各有一个面板。突然，查理感到后腿遭到一阵电击，在疼痛和困惑中，它在笼子里左冲右突，试图躲避电击。经过若干次电击和企图逃跑后，它无意中把鼻子按在一个面板上，电击立即停止了。下一次它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很快，查理（它是一只相当敏锐的狗）发现，它能自由控制不愉快的电击体验。
还有第二条狗，我们管它叫洛伦好了。洛伦也是一条不幸的小型杂种犬，同样被放在一个笼子里遭受电击。但是不管做什么，它都无法停止痛苦的过程，直到预先设定的电击时间结束。经过若干次尝试后，洛伦意识到它只能任凭电流摆布，自己无能为力。
24小时后，查理和洛伦被放置在一个新的容器里，叫作“穿梭箱”。箱子被分成两个格子，中间有一道低矮的栅栏。一边的底板能释放电流，另一边只是普通的底板。当感觉到电击时，它们只要越过栅栏跳到另一边，电击就会立即停止。查理首先被放入穿梭箱，电流被激活后，它很快就学会了躲避，成功地跳到箱子的另一边。然而轮到洛伦时，它虽然感受到电击的痛苦，但纹丝不动，最终呜咽着倒在箱子里。这是怎么回事？根据塞利格曼和梅尔的理论，二者的差异表现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叫作“习得性无助”的现象。在第一项实验中，查理（C，表示“控制”）发现它能控制电流，洛伦（L，表示“习得性无助”）的结论是束手无策。当进入穿梭箱后，查理积极寻找逃避电击的新方法；而洛伦干脆放弃了尝试，它完全有能力跳过栅栏，但以为此举毫无意义，它似乎失去了寻找解决方法的动力，尽管逃脱之道就在眼前。
在塞利格曼和梅尔的实验中，像洛伦那样在笼子里遭受电击且无处可逃的狗，进入穿梭箱后有三分之二不知如何躲避，表现出习得性无助的特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查理一样设法逃避电击的狗，也包括从未遭受过电击的狗，它们中的90%能在穿梭箱里找到躲避电击的方法。
研究人员后来对老鼠进行了类似的实验，结果相去不远。他们还采用一些不那么具有攻击性的方法测试了人类参与者，使用噪声和根本无法解开的谜题替代电击。根据实验的结果，他们认为，面对压力无计可施的经历会造成三种“缺陷”：动机的、认知的和情绪的。换句话说，当面对重复性的压力又束手无策时，我们就不大愿意采取任何行动，也更加难以找到解决方案，而内心的感觉越来越糟糕。出于这些原因，习得性无助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抑郁的风险。
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肆虐期间，你或许也发现自己的经历或周围人群的行为中出现了习得性无助的迹象。当时有很多人声称感觉到疲劳、沮丧、无助，缺乏动力，这种现象当属正常，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不可预知的压力之下，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掌控。由此而产生的动机、认知和情绪的缺陷，合力把一些人推进了误信漏斗。
似乎不可预知压力的破坏效应还不足以彰显其威力，压力还额外具有一些不那么招人喜欢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不相关领域中的压力可以累积。让我们来看看能揭示此类特征的一项绝妙研究。
当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阴谋论散播到全球各地时，一组研究人员对阴谋论为何会变得甚嚣尘上，尤其是压力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产生了好奇。疫情带来的压力随处可见，但我们无从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接受那些错误的、非理性的观点，而其他人能免受其害。研究人员需要检验另一种类型的压力，这种压力在疫情期间在不同人群中表现出不同的强度，进而探明压力的强度是否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阴谋论有关。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遭受新冠病毒侵袭的国家，21世纪20年代初，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无一幸免。你经历了上面描述的所有压力：健康的顾虑甚至患病后的不适、经济窘况和工作无着落、孤独、行动受限等等。假设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聪明的人，所以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自己会相信这种明显是阴谋论的阴谋论，比如病毒是一场骗局，或者疫苗里带有跟踪设备？我猜你应该不会相信这些事情。
现在，让我们给你想象中的场景添加一些元素。你所在的国家不仅遭到病毒的侵袭，还陷入暴力冲突，或许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或者与邻国爆发了边境战争。因此，除了要面对新冠病毒的压力，你还面临暴力冲突和家园毁灭的威胁。你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防空警报声，你把地下室变成临时的避难所，每天都把一只装满应急物资的行囊放在大门前。你在战争中失去了朋友和家人，你自己或许也曾受伤。你的亲人在前线浴血奋战，你每天都在担心噩耗传来。试着去共情一下如此复杂的经历，并想一想这些额外的压力是否会让你更容易相信新冠病毒的阴谋论？我猜你依然会给出否定的回答。毕竟，战争的威胁叠加了现实中的病毒，又有什么差别呢？当然，二者都给经历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也都令人极度不安，但它们毕竟是两起独立的事件。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
这就是希拉·赫布尔-塞拉和她的同事着手研究的问题。他们想知道，陷入冲突是否会让人们更有可能落入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误信漏斗。他们搜集了66个国家的数据，发现生活在高强度冲突地区的人们更容易相信新冠病毒阴谋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任何来源的压力，包括生活在冲突地区的不安全感，都会增加人们无力控制的感觉。压力让我们觉得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控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感觉令人极为不适，因此，人们自然要设法消除这种负面状态。
这些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来了解压力与误信之间的关系。压力是可以累积的，赫布尔-塞拉和她的同事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压力的来源不一定与误信的内容直接相关，因为它会改变一个人对相关内容的认知。换句话说，压力不一定来自疫情，因为它已经改变了一个人对疫情的认知。有趣的是，这项研究还表明，美国国内并不存在明显的暴力冲突，但人们对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依然较高。我个人猜测，原因就在于美国国内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两极分化，从压力的角度看，它们就等同于暴力冲突。
压力积累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并不擅长分析压力究竟来自哪里。实际上，从广义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识别出情绪都来自哪里。这种现象叫作“情绪错误归因”，是有史以来最具启发意义的一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即唐纳德·达顿和阿瑟·阿伦于1974年进行的一项实验。在实验中，男性参与者将遇到一名女性实验人员，并被要求回答一系列问题，还要根据一张女人的照片写出一篇带有戏剧色彩的小故事。当完成任务后，女实验员会撕下一张纸，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实验参与者，如果他们对研究结果感兴趣，可以稍后给她打电话。当然，没有人真的对研究结果感兴趣（整个实验被有意设计成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因此，根据这些人事后是否真的会打电话，就能判断出女性实验员对男性参与者有多大的吸引力。这项实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设计，作为对照组，女性实验员与男性参与者会面的地点是一座结构稳固的桥梁。而实验组的参与者要在一个古老的、令人头晕目眩的、约137米高的吊桥上与女性实验员会面。吊桥上的参与者必然更加紧张，达顿和阿伦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实验参与者是否会把他们的紧张情绪错误归因为某种性兴奋，这让他们写出的故事带有更多性幻想的情节，并且事后他们更有可能给女性实验员打电话。实验结果证明，他们的设想是正确的，吊桥上的参与者的确更容易感受到性兴奋，并且觉得女性实验员更具吸引力。
这项研究印证了一种现象，当浮现出某种感觉时，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种感觉的来源，于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会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来归结它的起因——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在这个例子中，实验表明，我们有可能会把某些负面的感觉（恐惧）解读为正面的感觉（性吸引）。
认识到情绪错误归因的倾向，能让我们在诸多方面受益。首先，我们能意识到，当感受到压力，尤其是多重因素累积而成的压力时，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归结为错误的原因，这导致我们在试图缓解压力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因此，敢于质疑我们自身的归因过程和结论就变得至关重要。其次，我们也可以充分利用情绪错误归因。比如，我们可以把负面的不可预知压力理解成不那么负面且可以预测的缘由。让我们回到珍妮的故事里，看看这种方法是如何得到具体应用的。她的压力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包括疫情、工作、孩子在学校里的遭遇等等。但她只需要关注那些相对可预知的因素，比如工作，然后认定压力的来源就是这些问题，或许她就能找回一些控制感。然而可惜的是，她的关注点是疫情的封控措施，她把一切罪责都推到它身上，直到落入误信的陷阱。
把某些负面因素理解成正面因素更具挑战性，但也绝非毫无可能。假设对未知的将来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我们就可以尝试把未来解读成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领域，把焦虑归因于兴奋。要知道，情绪错误归因往往发生在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新情况的时候。一旦认定了某种解读，我们就很难做出改变。例如，如果参与达顿和阿伦最初实验的那批人再次遇到同样的女性实验员，他们很可能延续上一次的解读，依然对她有怦然心动之感。这意味着，在新压力源出现的早期做出重新解读尤其重要。
你完全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尝试将情绪重新归因。当身边的人在误信边缘徘徊时，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与他们沟通。假如你的朋友蒂姆看起来忧心忡忡，他说自己的压力来自对整个世界灾难性的预期，你很担心他早晚会变成破坏性谎言的俘虏。查看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之后，你的担忧有增无减。你还知道蒂姆刚刚离婚，孩子们在外地读大学，他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因此在与他交谈时，你或许可以帮助他把压力归因于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而不是胡思乱想那些幽暗的力量和邪恶的阴谋。你甚至可以帮助他把生活中的变化理解成重获自由、发现自我的机会，而不是从天而降的噩耗。
研究人员很难设计出某项既能揭示压力的奥秘，又能避免让人类（或者天真无邪的犬类）遭受不愉快的经历的实验。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的很多研究都采取另一种方式，把那些经历过极大压力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比如上面提到的暴力冲突。研究人员较容易接触的另一类压力就是财务困境。还记得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稀缺心态”——贫穷对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吗？就让我们回到这项研究，深入探究它是如何为我们揭示出人们接纳非理性思维和阴谋论的。
为什么我要把稀缺心态和误信放在一起讨论？你或许以为我想要证明经济困境与错误的世界观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然而，尽管的确有一些迹象表明，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与相信阴谋论的行为之间有些许的关联，但那并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并非所有的误信者都穷困潦倒，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财务上的负担。但是对那些同时经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和暴力冲突的国家，研究显示，压力既有累积效应又相对更加普遍化，而这恰恰就是稀缺心态。稀缺最有趣的一项特征，也是与我们理解误信现象极为相关的特征，就是它作为另一种类型的压力，能削弱我们的推理、思考、计划，以及做出良好决策的能力。而研究这种类型的压力相对较为容易。
尽管许多关于稀缺的研究都在关注财政层面上的稀缺，这当然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数据，让我们有机会缓解贫穷之类的现象，但稀缺的破坏效应还源于时间、多任务处理、疼痛、食物、医疗等所面临的挑战。稀缺心态从本质上说就是可自由支配的心智资源大幅减少，因为这些资源在无意中被挪作他用。因此，深入研究稀缺心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持续性高度精神压力的状态下，我们是如何思考、如何做出决策的。
让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稀缺心态的研究成果，首先是阿南迪·马尼、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埃尔达·沙菲尔和赵佳英极具启发意义的研究。
稀缺心态研究团队最初采用的方法是小规模实验，他们在一家购物中心邀请了一批志愿参与者，试图了解资源稀缺如何降低了社会科学家所谓的“认知带宽”——个人可调用的总体思维能力。然而，他们并不满意实验的规模。在真实的环境里针对日常生活中正在经历资源稀缺的人群测试这项理论，总好过一两个小时的人工模拟环境。因此，他们需要找到一群生活在极度稀缺条件下的人。
他们还需要一个对照组，即可以进行衡量并与参加测试的极度稀缺群体做对比的群体。方法之一是让穷人与富人对比，但问题是，两个群体之间还有太多其他差异因素存在，穷人与富人的心态和思维差异往往就源于这些因素。鉴于如此多的差异，这种研究方法最终得出的有效结论恐怕极为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较为恰当的做法就是观察同一群体在不同时间体验不同生存状态时发生的变化。例如，一群人在某段时间里生活在极度稀缺的环境中，在另一段时间里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各类资源。这样的方法可以让研究人员观察到，同一个实验对象在资源稀缺和相对富足的环境中心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于是稀缺研究团队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并且在印度的甘蔗田里发现了他们想要的研究环境。蔗农与其他农民相似，在农作物种植的不同阶段能体验到经济条件的大起大落，有些月份手中的现金相对充足，有些月份相对拮据。因此，那里就成了一个理想的研究环境，同样的人群在相对富足和相对贫穷的时期，能充分展现出思考、行为和决策方式的差异。
研究团队利用两套简单的题目来衡量研究对象的两种核心认知能力，即“流体智力”和“执行控制”。他们分别在农作物收割之前和之后，也就是在蔗农手头相对紧张和相对宽裕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测试，结果令人震惊。“瑞文推理测验”是一项非语言类的测试，通常被用来衡量人的智力水平和抽象思维能力。收获之前蔗农在这项测试中的得分比收获之后低大约25%，他们的执行控制得分下降了10%，错误率提高了15%。这可是同一批人啊！他们的性格和智商在收获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变化！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与贫穷无关的其他压力环境下。你可曾被要求在限定时间之前完成一项任务，焦躁不安的心情让你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或者因为认为工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纰漏而在冲动之下做出糟糕的购买决定？无数的例子证明，压力能缩小我们的认知带宽，刺激短视思维，把我们引向快速、简单、不那么准确的答案。就我个人而言，被网民塑造成一个恶人的形象不仅不愉快，有时还很可怕。我明显意识到，自己的认知功能在持续不断的攻击下严重受损，我开始做出一些糟糕、短视的决定。当我写下这段话时，那段疯狂又怪异的经历已经过去两年了，现在很难准确描述当初感受到的压力和稀缺心态，正如我同样很难回忆起医院里痛苦的治疗过程（我对此感激涕零）。稀缺心态的深度和广度不是我们可以轻易理解的，除非我们当下就在遭受它的蹂躏。如同收获之后的农民一样，一旦摆脱了情绪负担，我们立刻就恢复了完整的认知功能，忘记了几个月前的感受。
说到痛苦和稀缺，有研究显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不仅会增加情绪压力，还会加重肉体上的疼痛。周艾琳、比丹·帕马和亚当·加林斯基的几项研究表明，当经济不安全感提升时（无论是失业等具体事件，还是一般化的担忧，比如对国家经济前景的不看好），肉体痛感会随之提升，这种迹象包括自我感受的报告和止痛药的消耗量。也就是说，压力的确具有伤害性。一旦遭到伤害，我们往往就会采取更不利于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稀缺心态引发的带宽超载（研究人士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消除或减少个人所承受的压力。但这个方法说易行难，在很多情况下近乎没有可能，尤其是当压力来自其他人或无法预知的全球性疫情等事件时。既然压力无法被消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方法之一是，让自己具备能承受压力和稀缺心态的力量。当我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某些人落入误信陷阱而其他人安然无恙时，韧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征脱颖而出。如果我们都在承受同样的压力，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能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压力？是什么因素导致某些人保持清晰的思路，着眼于未来，做出更理性的决策，而另一些人却为了应对压力和稀缺心态变得目光短浅，攀附上误信这棵大树？
韧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它所拥有的力量来自多种渠道。根据我们对韧性的了解，它就像一份防范压力的保险单，能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中的艰难时刻。
对韧性概念的根本性理解，基于一个心理学构想，叫作“安全型依恋”。让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解释其含义。假设你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我们叫她内塔好了。一天，你和内塔来到一个游乐场，你坐在场边的一条长凳上，因为毕竟你早已过了在游乐场里嬉笑玩耍的年纪。你对内塔说：“去荡秋千吧。”内塔向秋千跑去，玩了十五分钟，然后回到你身边。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你已经为孩子营造出安全型依恋的环境，祝贺你。现在我们来比较另一个孩子，我们叫他阿米特。你对阿米特说：“去荡秋千吧。”他向秋千走去，但是一步三回头，他想知道你是不是还在原地等着他。如果是这样，你就没有给孩子营造出安全型依恋的环境。当然，这两种反应都属于极端情形，其间还分布着不同程度的安全型依恋。
安全型依恋形成于幼年时期，它能让我们以相对无畏的姿态去迎接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发生糟糕的事情，有人会挺身而出保护我们免受伤害。我们不必时时刻刻四处张望，盼望着有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当拥有较高程度的安全型依恋时，我们就像拥有一种全方位的、值得信赖的保险计划。这是一种美妙、神奇的感觉，伴随着我们行走于世间，让我们有信心、有勇气去做一些缺乏安全型依恋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例如，如果知道事情进展不顺利总会有人保驾护航，我们或许就会去尝试创业，还会冒险与某个我们觉得高攀不起的人展开一段浪漫的恋情。我们或许愿意搬到一个新城市，从事一份新工作，诸如此类。简单来说，安全型依恋能让人专注于事物的积极面，无须过分担忧负面效果。
高水平的安全型依恋较为罕见，也很难被营造并保持，但是，任何有益的改进都有助于防止人们落入误信的陷阱。安全型依恋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即使它的规模出现小幅增长也能改进我们看待正面、负面、风险、潜力，以及采取行动的方式。安全型依恋的程度越高，我们越有韧性，也越不需要另一套理论来解释身边的世界。
安全型依恋形成于幼年时期。所以，如果你为人父母，且不想培养出一个误信者，它就是一件你可以馈赠给孩子的宝贵礼物，让他们感觉到你无处不在，感觉到你相信他们，他们就不会担心被抛弃。成年后，如果想要提升安全型依恋的等级，我们可以与他人建立并保持深厚的互信关系，以此作为面对压力时的缓冲。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人的缓冲，保护他人远离误信陷阱。
有关韧性最有趣也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是，应对改善稀缺心态所面临的挑战。乔恩·亚希莫维奇和他的同事想要了解，增加一些能提升韧性的因素，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认知带宽超载问题，让人们即使在稀缺状态持续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清晰的思维和良好的决策能力。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全世界约有10%的人生活在每天开销不足2美元的贫困线之下，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其中之一，每天你都要面对稀缺的挑战。你几乎无法让自己、让家人填饱肚子，除了维持生存，任何物品对你来说都遥不可及。假设有一天村子里出现了一个慷慨的人，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今天得到6美元，或者3个月后得到18美元。你会怎样选择？稍具数学常识的人都会认为，3个月后获取18美元的收入绝对更划算。然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人们往往倾向于唾手可得、金额较低的选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表明，稀缺状态严重破坏了我们的一项关键能力，即为了获取更大回报而忍受延迟满足。掠夺式贷款，比如发薪日贷款，就是稀缺状态给穷人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的一个例子。贫穷的压力迫使人们接受惩罚性高息贷款，虽然解了燃眉之急，却把自己推向债务的深渊。
现在你可以问问自己，面对以上的局面，怎样才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如果在故事中加入少许与韧性相关的因素，会有帮助吗？如果有一位邻居表示，愿意偶尔和你分享他的晚餐呢？或者村子里的一些人积极伸出援助之手给你提供生活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为了获取更丰厚的收入而延迟即时满足？这就是亚希莫维奇和他的同事想要搞清楚的问题。他们的假设很简单：能从周围环境中汲取信任和存在支持的人（群体中的一种安全型依恋），即使遭遇同样复杂的经济窘境，也不大可能受到稀缺心态的侵蚀，因此也不会做出很多绝望的决定。换句话说，群体能提供某种韧性，作为抵御压力负面效果的缓冲物。
为了验证这项假设，他们投入两年时间研究生活在孟加拉国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他们让一半居民与经过培训的志愿干预员接触，这些人能在他们需要时给予帮助，比如当他们向地方政府申请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时候。另一半居民则没有机会接触这类干预员。两年后，研究人员尝试比较两类人群的决策能力，依然使用上面提到的方法（今天的6美元和3个月后的18美元）。他们发现，那些接受过韧性干预因此产生了更多群体信任感的人，更倾向于放弃短期的小额收益，选择长期的大额收益。他们还在美国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发现对群体更信任的人申请发薪日贷款的可能性较低。
彻底消除压力难上加难，但适度减小压力并不复杂，而且相当重要，尤其是在人们落入误信漏斗的早期阶段，那时他们尚未彻底被天马行空般的歪理邪说蛊惑。为一个深陷巨大压力的人提供些许安慰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许无力根除压力的来源，但如果能让对方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还得到了一些支持，将有助于延缓他们一门心思追求某种答案的步伐。我们曾在杜克大学的实验室里测试过一个减少压力的具体方法，那就是让人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成功。我们发现，在这层光环的加持下，人们不大容易落入误信漏斗。人们发现自己在情绪上是安全的，既没有受到攻击也没有差劲的表现，因此能迅速平静下来。这种方法还能让人们不再整天想着揪出一个承担所有罪责的恶棍，也不需要一个能把所有问题都理顺的故事。我们在实验中主要采取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但即使在网络上，些许的安慰也能比我们的预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总体来说，人类普遍低估了情绪和心理支持的作用，也未能充分意识到小小的安慰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提供帮助、给予安慰看似是再简单不过的举动，但如果对方是一个宣扬极端思想、观念荒诞不经的误信者，事情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当自己处于压力之下时，我们多半要先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应了那句老话“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必须承认这是错误的做法。压力的早期阶段恰恰是我们有机会施展最大影响力的时候，因此我们要警惕压力的迹象，无论它出现在我们自己身上，还是出现在我们所爱之人的身上。某些人一旦落入误信漏斗的深处，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关系就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错误信念，再与之沟通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如果说群体凝聚力对保持韧性至关重要，那么有什么因素会侵蚀这种群体凝聚力，进而破坏人们的韧性呢？乔恩·亚希莫维奇和他的同事，包括几位参加过孟加拉国项目的研究人士，开始验证一项在他们看来或许会“磨损群体缓冲力”的重要因素：经济不平等。为什么经济不平等会产生这样的效应？或许是因为随着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人们会感到与群体渐行渐远，似乎是一个人在经济困境中苦苦挣扎。研究人员的假设是，当经济不平等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无论是出现在相对富有的社会还是相对贫穷的社会，这种不平等都会磨损群体的缓冲力。通过研究美国、澳大利亚和乌干达农村地区的社区群体，他们发现，高度的经济不平等的确降低了人们对社区支持的依赖性，也造成了更大的财务压力。
那么，不同的财富等级也会导致同样的现象吗？研究人员发现，无论富有程度如何，所有社会在面对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时都会遭受负面影响。但或许你也能猜到，不同的财富等级所遭受的影响大不相同。相对富有的社区中的居民（没错，最高端社区中的居民也存在明显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所遭受的不平等的负面影响还不算太糟，因为这些人在经济上较为安全，他们有足够的资源独立应对经济形势的跌宕起伏。然而，对那些相对贫穷的社区中的居民来说，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加上缺乏可以求助的社区渠道，这种影响是毁灭性的。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得出了明白无误的结论。首先，社区对建立韧性显然至关重要。其次，人们对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均诟病已久，但是除了公平因素，这些不平等现象还直接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例如降低了人们在社区中的归属感，进而削弱了他们的韧性。最后，位于较低财富等级的人往往更需要帮助，他们也是被收入不平等的社区伤害最深的人。
从现金流紧张的印度蔗农，到孟加拉国低收入村民，再到乌干达郊区，这些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误信者有跨世之遥。但是相关研究揭示出的关键信息能帮助我们理解，压力是如何影响人类的认知功能和决策能力，以及最终如何笼络住误信者的。总结下来，压力耗尽了我们的认知带宽，削弱了我们清晰思考和执行控制的能力。压力还损害了我们接受延迟满足、做出理智的长远决策的能力。一个能让我们感受到信任和支持的社区，就是一个能抵御稀缺心态负面效应的缓冲地带。然而，收入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的社区将会磨损我们的社会信任感。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些见解是如何被应用到我们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遭受的压力上的。疫情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压力角色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因为它不像一场自然灾害，也不像某个家庭或某个群体遭遇的悲剧，它带来的压力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病毒是一种普遍的威胁，让中国工人和英国女王、好莱坞一线明星和小镇里的教师具有了某种共性，产生了某种联系。危机给所有人都带来了不确定、疑惑和恐惧的感觉。无论身处何地，无论社会经济条件如何，那都是一段我们必须承受巨大压力的时期，尽管每个人的感受程度不同。
疫情还让很多人面临的群体信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些人在得到雇主、朋友、邻居、家人，甚至政府的支持后，体验到缓冲的感觉，另一些人则陷入深深的孤独，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如我在近年来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虽然都被围困在同一片暴风骤雨的海域，但我们并不在同一条船上。
当环顾四周，看到别人坐在更好的船里时，一些人自然而然会感到疫情带来的压力更加沉重，痛苦更加尖锐。同样，这也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有些时候，邻居的船更大、更豪华，但还有可能他们的船上有更多的水手，船体更坚固，有更好的装备来应对当前的灾难。人类的本性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做比较，说得直白一点儿，就是觊觎邻居的船。但是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比较轻易就能变成破坏性情绪——委屈感。他们不仅哀叹自己时运不济，还会觉得不公的命运唯独给他们施加了额外的艰难困苦，甚至是刻意迫害。
这种委屈感在我遇见的误信者中相当普遍，而且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常见的阴谋论或多或少都有“精英”的身影。如果你总觉得自己处于劣势，那么必然有人获取了（不公平的）优势。如果你正在经历异乎寻常的艰难时期，那么必然有人依旧逍遥自在。如果你缺乏对生活的控制，那么必然有人替你掌控了一切。这些影影绰绰的“精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发泄不满的对象。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众矢之的？如果说我们悲催的生活是人为导致的，那么始作俑者只能是他们。（还能是谁呢？）他们永远与我们这些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行住坐卧不为人所知。（有多少人是我们真正了解的精英？他们晚餐都吃什么？他们的关系网是怎样的？）同时，我们对这些人也颇为熟悉，多少掌握了一些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们知道一些人的名字或相貌，也了解他们的部分工作、生活细节）。所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精英”成为各类阴谋论理所当然的打击目标。
如果你曾经跟这些所谓的精英打过交道，或许很快你就能发现这套理论最大的漏洞就是，假设这些人控制了整个世界——实际上他们往往极度欠缺组织能力。我曾经多次受邀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那里可谓精英云集，也的确是众多阴谋论的焦点。我敢肯定，这样的经历让我在很多人心目中的恶人排行榜上又上升了几位。我参加这些会议的感受之一，就是这些人甚至无力组织一场内容丰富、话题有趣的会议，更不用说去策划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阴谋来欺骗并操纵数十亿人了。在一个问题上我和误信者站在同一立场，那就是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他们那奢侈、铺张的聚会，的确让人有委屈感。
说到委屈感，我不禁想起道格拉斯·亚当斯在他的系列作品《银河系漫游指南》中讲述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名叫罗布·麦克纳的卡车司机似乎永远躲不开雨天，无论他去哪里，当地的天空无时无刻不在下雨。他把自己糟糕的经历记录在行车日志中。无休止的雨天让他感到抑郁、痛苦，并油然而生一种委屈感——自己的人生被永远悬挂在头顶的积雨云破坏殆尽。他还不知道自己其实就是“雨神”，云朵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而围绕在他身边，并持续滋润着他。他的确是被针对了，但这种针对是出于爱意，不是恶意。最终，他发现自己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于是把雨神的身份变成了一项收益丰厚的职业，他让云朵远离度假胜地和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并为此收取报酬。
但我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让我们回到那个误信的单身妈妈珍妮身边，她的确感到不幸的积雨云就是在针对她，她的委屈感来自作为自由职业者所面临的特殊经济压力，以及儿子在学校里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和羞辱。所有这些因素让她产生一股强烈的欲望，渴望从困惑感和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
想象一下，如果生活在无法预测、难以控制的压力中，你感到筋疲力尽、孤独无助，就像穿梭箱里一只可怜的狗。你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改善自身的境况，这种感觉太糟糕了。但是等一下，问题还不止如此。请继续想象，在如此糟糕的经历中，你开始感觉到所有这些残酷的压力都只施加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是唯一一个无路可逃的人！当珍妮等人的心理状态崩溃时，他们的内心就是这种感觉。
起初是疫情带来的普遍性压力，经济拮据和孩子居家上课给她的工作带来的诸多不便使情况持续恶化，之后又掺入了迈克在学校里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和羞辱。所有这一切把珍妮推向崩溃的边缘，她开始寻找答案。当浏览互联网上一个又一个视频，解释都说她是一项蓄意策划、伤天害理的阴谋的受害者时，她更加确信自己的推断。根本没有什么病毒，这就是一个意图征服、支配全人类的骗局。口罩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阻断人类大脑的供氧，把人们变成待宰羔羊。所以她才会经常感到心慵意懒，打不起精神。还有，那些可怜的“羊人”（经常被误信者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根本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疫苗很快就要面世，到时候，那些享受着安稳工作、宽敞住宅和全方位社会福利的人就会像牲畜一样被赶进接种站，然后被植入能追踪他们一举一动的芯片。她越看越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被当前的体制、政府、学校，当然也被我这个她曾经尊重的人背叛了。
倾听并表示支持，不要争辩。当某些人向我们大吐苦水、劈头盖脸地指责旁人时，我们会觉得他们是在邀请我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并通过争论的方式进一步提炼他们的见解。也就是说，他们似乎是在探寻事实真相。如果表示出不赞成，或许我们就不得不做出反驳。然而实际上，他们需要的是被倾听、被关注、被肯定、被理解，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首先要搞清楚，关键问题并不是事实、指控和故事情节，而是情绪。即使不同意某些人对自己痛苦经历的解读，我们也可以表现得感同身受。承认他们苦恼的缘由，同情他们的处境，而不要试图纠正他们，这将大有帮助。之后即使发生争论，他们也会更理解我们的出发点。
乔舒亚·卡拉和戴维·布鲁克曼曾经测试了这些原则，他们使用了一种叫作“深度游说”的方法。深度游说的第一步是提出一些敏感的问题，并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作答，然后提出后续问题，以此开启一场讨论。为什么说这样的方法比较有效呢？因为根据传统的争论方式，甚至在对方还没有完整地阐述他们的观点之前，我们就会做出反驳（至少在脑海中会反驳，但有时也会脱口而出）。这显然不是一种富有成效的讨论方式。
“根本不想被说服的心态”根源就在于我们对站在正确一方的普遍需求，包括在自己与行事正派的群体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的需求。当感觉正确的立场遭遇挑战时，这会威胁到我们的身份特征，我们就会奋起反击，试图保护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的心态：正义感。
深度游说能帮助我们抵御类似的心态，因为它开始于情真意切的理解和开放态度。当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交换意见时，一些防御心理就会减少，双方在少许程度上（记住，是少许程度，不要期望点石成金的效果）都能变得更加开放。
2020年夏天，就在听说珍妮的故事之后不久，我遇到了另一个误信者伊夫。她的故事更具启发意义，能让我们看到当一个已经背负沉重压力的人开始有了委屈感时，究竟会发生什么。我最早结识伊夫是在两年前，她志愿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之后联系我，请我提供一些建议来更好地推广他们的理念。我们在一家咖啡厅碰面，我尽可能为她提供一些帮助，后来我们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下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当针对我的假消息开始大肆传播时，她打来电话。在简短的自我介绍让我想起她这个人之后，她直奔主题，列举了一长串人们耳熟能详的错误指控，而且她对这些指控都深信不疑。她并不打算认真倾听我的解释，我们的谈话几乎无法进行下去。最后，大失所望的她说：“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我们约个时间见面吧。”
那时疫情刚刚暴发，面对面交谈被认为有很大的风险。但我表示同意，条件是我们在户外就座，我甚至事先点好了午餐。她迟到了，一见面就提出了那一长串指控。我再次提醒她，那些消息都是假的。
“我的朋友警告我不要跟你谈话。”她说。
“为什么？”我问。
“他们说你会给我下咒。”
我现在明白了这套逻辑。如果谈话之后她依然相信我是个恶棍，一切就还讲得通，因为她成功地避开了我邪恶魔法的攻击。但是如果她改变了立场，那就是因为我给她下了咒。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我都是个恶棍。过了一会儿，我决定不再试图证明我是什么人、我参与了什么事。为了从这次会面中学到一些东西，我改变了话题，开始向她提出一些问题。我完全怀着好奇心，仅仅两年前，伊夫还是一个自信、善谈的活动人士，为了高尚的事业甘愿奉献。现在，她看起来内心充满恐惧、多疑，似乎被生活折磨得不成样子。从我们在咖啡厅见面到现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的变化远不止周围人群所表现出的那种由疫情而引发的压力和疲劳感。
慢慢地，伊夫开始给我讲述她的故事。她是一名艺术教师，但是和大多数教师不同，她从未加入教师联合会。她在一所学校里已经任教十多年，对学生认真负责，但她在教育体制内部的地位不像加入联合会的同事那样稳固。这本来也不是一个大问题，直到疫情暴发，伊夫失业了，从那以后她的生活一落千丈。失去了每月的固定收入，她付不起房租，变得无家可归。她说：“我每天都睡在车里！睡在车里！”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的境遇。我也不敢相信。她那种仿佛遭受了不公平迫害，难以理解为何唯独自己要经历这样的困苦和羞辱的感觉，再明显不过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伊夫起身准备离开。我问她：“现在你改变对我的看法了吗？”
“我不知道。”她说，然后和我挥手告别。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几个月后，她突然发来一封邮件，说她正在为筹集医疗费用举办一个众筹活动，请我捐助善款。我礼貌地回复，说我今年捐助的善款已经超过了预算。她显然被激怒了，她的回信既有无礼的谩骂，也有一种愁苦的味道，让人觉得她受了极大的委屈。她说她现在已经确信，我就是一个恶棍，人们口中有关我的一切说法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伊夫和珍妮一样，也受到多重情绪力量的无情摆布：常规压力、不可预知的压力、缺乏韧性、社区信任感的磨损、委屈感。这些问题不是这两个女人所独有的，甚至也不局限于我们所处的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因素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变得极其明显，也能看到它们是如何对某些人产生了极具破坏力的影响的。
当无法控制或影响周围环境中的压力时，当面对其他人或事件有无力感时，我们必然会另谋他途，以寻求情绪上的解脱。能减少无力控制不适感的相对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很明显：找到事件的成因，找个承担罪责的人。这些解释是否合理，甚至是否正确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不过是想寻求一种舒适感。下一章我们就来深入研究某些人寻求解脱之道的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