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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们都在寻找新的信仰。
有人皈依天主教，也有人信奉树木之道。
在一个具有高度文学性且迄今为止对宗教漠不关心的犹太人心中，
上帝犹如一台猛烈运转的基因发生器，
古式、酮式、区域式、南海滩式、波旁式，
如此极端的养生之道让她与机器融为一体。
一个男人娶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女人，
一顿早午餐中两次使用verdant（不老练）这个词；
另一人如铁拳般好斗的心逐渐消融，
历经十年财政假戏真做和逗弄取笑，患上痴呆，
如同海边之鹬，
决定赴死。
祭司与野兽，忧郁与快乐，
高傲的放弃与下流的爱好，
冷静、餍足、对存在本质的朝圣……
我的朋友们都在寻找新的信仰。
我发现越来越难以追寻
新神和新爱，
还有旧神和旧爱，
日如匕首，镜如动机，
地球在黑暗中越转越快，
还有我的夜晚、我的疑惑、我的朋友，
我那美丽、可信的朋友们。
——克里斯蒂安·威曼《我的朋友们都在寻找新的信仰》
2001年9月11日，当第二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惊恐万状的人们在电视直播中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人间悲剧拉开大幕。居住在新西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布拉德也是见证者之一。夜不能寐的他步履蹒跚地走到楼下，打开电视机，屏幕上的场景令他大惊失色，他仿佛依旧在噩梦中。在之后的几天、几个星期里，他不停地回想电视转播的画面：小小的人影从烈焰熊熊的高楼中一跃而下；灰头土脸的人们在曼哈顿的街头四处奔跑；绝望的家人不顾一切地打探失踪亲人的下落。他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浮现飞机撞击大厦的瞬间：一团火球绽放在清晨湛蓝的天空下，世贸大厦如慢动作般倒塌的过程。作为一个情绪敏感、心思缜密的人，他冥思苦想事件背后的原因，情绪已近崩溃。
几年后，布拉德来到美国工作，依然没有放弃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执念。远离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在一个陌生国家居住了几个月，他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和阅读。他无意中看到几份文件，内容是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官方报告的质疑，并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论，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于是他开始寻找更多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相关的各类理论，并热情地跟身边的人分享这些信息。之后他结识了英国足球运动员、社交媒体名人大卫·艾克，这个人发布过无数疯狂的言论，比如他认为地球已经被一个邪恶的爬行动物种群控制。布拉德很快就对这些理论深信不疑，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等故事也令他沉醉其中。多年后的今天，他最坚定的信念是世界由一个邪恶的恋童癖集团统治，“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政府一手策划的。除了他的那份房地产经纪人工作和陪伴妻子及两个孩子，他把所有时间都投入独立的“研究工作”，试图启迪世人看清世界上“真正”发生的那些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早已深深陷入误信漏斗。他在探索网络信息的过程中结识了一群新朋友，并与从前亲近之人断绝了联系。
误信漏斗是一个神奇而复杂的现象。人们抱定一些初始的观点和信念，在进入漏斗之后，形成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信念。家人和朋友为此困惑不已，始终无法搞懂为什么身边的人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在我看来，误信漏斗可以被分为情绪、认知、性格和社会四个因素（见图2.1）。我在本书中使用“因素”这个词，是因为它能体现误信漏斗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中的每个因素都在结构搭建过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当然，误信漏斗各因素之间的差别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其过程也不是线性的，比如A + B + C + D就等于误信。它们不是某一过程中的四个阶段，有些因素在漏斗的早期发挥了更突出的作用，另一些因素在后期才变得更加重要。同样，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必然性过程。你可以把我谈到的所有因素都组合在一起，也不一定能保证某人必然会变成一个误信者，但它的确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图2.1 误信漏斗和它的构成因素（情绪、认知、性格、社会）
我们的探索之旅从情绪因素开始（重点关注紧张），情绪往往为落入误信漏斗创造了条件。旅程的终点是社会因素，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因素的出现表明误信已经根深蒂固。当检验每个因素时，我们都会观察它在误信漏斗的早期和晚期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在与受误信蛊惑的人打交道时，这样的研究方式尤其重要。例如，如果紧张、恐惧等情绪因素在人们的行为表现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很有可能他们正处于误信漏斗的早期阶段，我们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方式与他们互动，延缓甚至逆转误信的进程。
然而，如果社会因素凸显，比如有迫切的欲望证明自己，或者开始在误信者群体中争取身份和地位，这个人就很有可能已经落入漏斗的深处。解救这个阶段的人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因为他们已经深深扎根于误信者群体，而且与从前的社会交往体系断绝了联系，但成功解救也并非绝无可能。
这样看来，情绪、认知、性格和社会因素在整个误信过程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可以想象，四种颜色的液体在同一时间通过一个漏斗时形成旋涡，偶尔会相互混合，这大致就是四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形。我们将深入探讨每个因素。我把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作为自然的分界线，因为每一部分都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当你读完每一章时，我建议你先停一停，回想、消化其中的内容，之后再读下一章。你或许还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事情是否发生在你所熟知的某个人身上，抑或发生在你身上。下面就是对这四个因素的简要介绍。
情绪因素： 人类是感性的生物，无数的科学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往往出现在信念之前。情绪常常是我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正如乔纳森·海特掷地有声的论断：“直觉为先，理性为后。”换句话说，我们最先做出的反应通常都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之后才利用客观的认知加以佐证。在误信漏斗中，情绪因素围绕着人们所面对的压力，以及为了管理这些压力而采取的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为其他因素的亮相铺平了道路。
认知因素： 人类的大脑具备卓越的推理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总能保持理性。当我们预先倾向于某个观点时，证真偏差就开始发挥它的影响力，引导我们主动寻求能印证它的信息，无论其是否正确。接下来问题还会变得更复杂：我们构建出主观上的情节，来印证我们想要的结论。因此，把我们引向漏斗深处的不仅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思考自身思维方式的方式也让我们逐渐远离事实真相，终于迷途难返。
性格因素： 每个人遭受误信侵袭的可能性都不相同。个体差异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导致有些人会轻易落入误信漏斗，有些人则不会。事实证明，某些性格特征的确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具有这类性格特征的人更倾向于接受错误的观点，但同时，这些性格特征也不能保证某人百分之百变成误信者，只不过增加了可能性。
社会因素： 误信并非诞生于真空，也无法在真空中生存。强大的社会力量牵引着人们改变思想，走上某些特定的道路，让他们与身边的误信者打成一片，甚至把他们的信念快速推向极端。如果人们感觉被孤立、被主流社会排斥，群体感和归属感自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当他们遭到从前的家庭和朋友圈子的排斥时。这在误信者群体中非常普遍。社交网络助长了信息泡沫，而相当于社交货币的点赞和回复能让群体中的成员产生一种价值感和贡献感。在误信漏斗中，社会因素最终让误信变得根深蒂固，让人们极难逃脱。
本书会把落入误信漏斗的心理过程当成一种个人经历，无论经历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其动力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但是如果退后一步，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来检视这个经历，我们的眼前就会展现出一幅更令人忧心的景象。人们落入误信漏斗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全社会向误信坠落的过程。无论政治立场如何，也无论身在何处（或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个例外），你都很难逃脱我们的社会信任度屡创新低的现实，这一后果令人担忧。
通过信任的透镜观察误信的过程，能清晰地看到人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深陷他们抱定的错误信念的（例如，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遭到篡改，或者约翰·F.肯尼迪被暗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它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一项错误信念能带来更多的错误信念，即使它们看似毫无关联。为什么那些拥有一项错误信念的人很容易就会接受其他的错误信念？就是误信使然！错误信念的累积效应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信任的流失必然造成误信的泛滥。一旦开始误信一项制度，我们就很容易误信另一项制度。因此，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假设，或许所有的制度和机构早已同流合污，无一例外地腐败、贪婪、邪恶。如果制药企业想让我们疾病缠身，甚至置我们于死地，那么负责管理这些企业的政府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他们很可能就是一丘之貉，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如果政府对制药企业的倒行逆施不闻不问，或许他们自己的双手也已沾满了鲜血。为了证明自己是伊拉克战争中正义的一方，他们难道不会攻击自己国家的公民吗？一个把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战争贩子政府，难道不可能暗中谋划刺杀肯尼迪总统吗？以此类推，A带来了B，B带来了C，新冠病毒阴谋论带来了“9·11”恐怖袭击事件阴谋论，又引出了约翰·F.肯尼迪阴谋论，其中的共同点就是不信任。
怀疑导致了更多的怀疑，这就是为什么错误信息网络会拥有如此众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连接点。在误信漏斗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匿名者Q的平行宇宙，它把大量的误信线索编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挂毯。来自政治光谱各个层面的人汇集于匿名者Q，他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达成误信的共识：政府、医疗、非营利组织、媒体、社会精英。
尽管错误信息和误信漏斗仅仅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信任感遭受侵蚀的表象之一，但它们依然是这出悲剧的核心主题。如果想在整个社会层面上重新树立信任感，我们就必须了解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就让我们开始这一段探索旅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