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个人为什么会相信一件事

我知道大多数人，即使是那些被公认为聪明的人，甚至是那些聪明到能够理解最艰深的科学、数学或哲学问题的人，也未必能完全准确地辨别最简单、最显而易见的真理。如果要他们承认自己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更是几乎不可能。他们为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感到自豪，并致力于把这些结论传授给更多的人，甚至以此为生。

——列夫·托尔斯泰，《何为艺术？》
（ What Is Art? ），1897年

“我们只能讨论天气。”一位朋友给我讲述她跟婆家人的关系，脸上挂着一丝尴尬的笑容。谈论其他大部分话题——工作、健康、政治，甚至孩子——都存在风险，很有可能暴露她与那些曾经敞开怀抱欢迎她进入这个家庭的人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

如今，我们似乎早已习惯在与生活中的朋友、家人或同事交谈时保持谨慎。他们或许只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泛泛之交，也可能是与我们极为亲近之人。我敢打赌，所有读到这里的人都能想到在过去几年里对健康、媒体、政府、制药行业等社会热点问题态度发生巨大转变的人。他们可能不会突然相信地球是平的（不过的确有不少人这么认为），但他们会断然否认新冠病毒的真实性，或者觉得那是一种生化武器。他们也可能拒绝承认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合法性，抑或认为冲击国会大厦行动的策划者是“反法西斯行动”组织。他们还有可能煞有介事地给你讲述刺杀约翰·F.肯尼迪的幕后阴谋，就连气候变化、“9·11”恐怖袭击事件，甚至戴安娜王妃之死也存在不可告人的隐情。有些人信誓旦旦地宣称所有疫苗都是毒药，另一些人认为反疫苗人士其实都是蜥蜴人，他们策划了一个绝妙的阴谋来毁灭全人类。（实际上，后者是“科学拯救世界”运动策划者杜撰出来的故事，其目的是提高疫苗接种率。但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有时候，虚假消息和错误信念已经极度泛滥，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和家庭能幸免。抛开蜥蜴人的玩笑，这已不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当听到“阴谋论”这个词时，你首先想到的或许不是锡纸帽或小绿人，而是一些更严肃、离我们更近的东西。只要提起这件事，我就常常能看到对方痛苦的表情。人们无奈地摇摇头，开始给我讲述他们的朋友、表亲、父母、姻亲、孩子的故事。他们不敢邀请这些人来参加家庭聚会或派对，甚至无法跟这些人沟通。他们实在无法理解至爱之人怎么会相信那些事情。

我对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了。在平行宇宙的经历中，最令我难以释怀的一件事是我与一位女士的对话。在她八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一直把她当成家人。然而，她不仅把新冠病毒视为一场世界性阴谋，目的是扩散有毒疫苗，杀死全人类，还认为我就是始作俑者。我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被她抛在脑后，无论我怎样劝说，她都不愿改变自己的立场。

如此亲近的人与你突然出现了一道误信的鸿沟，这种感觉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沮丧，甚至让人有些痛苦。你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本应该与你志同道合的人怎么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原本看起来通情达理、循规蹈矩的人，怎么会对现实世界形成如此非理性而又错误的认知？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时代？

我总在想，误信现象是否有愈演愈烈之势。就传言来看，这样的迹象颇为明显。在互联网技术、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政治两极分化，以及近期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各种阴谋论的传播速度呈指数级增长。它们已经不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边缘，也不局限于粗制滥造、过分夸张的自制视频和私人聊天室。它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当选政客、知名人士和新闻主播信心十足的发言中。它们以大军压城之势，借助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以及误信驱使下的仇恨犯罪等事件，蔓延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只有时间和深入的研究才能揭示它们究竟泛滥到什么程度，抑或仅仅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我们都知道，误信并非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也不会消失。为了给韧劲十足的误信增添一点儿历史感，这里有几个现成的例子：公元68年，臭名昭著的尼禄皇帝被传出死讯，但一些古罗马人认为他并没有死，认为他还在想方设法夺回王权。之后的几年里，罗马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冒名顶替者，他们都自称皇帝回归。类似的情况还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有人认为她幼年时期就已夭折，并被一个男孩秘密顶替（否则女王怎么一辈子都不结婚，还总是戴着假发？）。说到顶替，保罗·麦卡特尼（在本书创作时已八十一岁高龄）曾在20世纪60年代不厌其烦地向他的歌迷解释，他并没有去世，也没有被一个面目相似的人顶替。你或许听说过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但你知道还有一些人相信地球是空的吗？接下来就是各类阴谋论，人们声称大量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马丁·路德·金遭暗杀，到人类登月、“9·11”恐怖袭击事件和桑迪胡克小学惨案。甚至还有一套阴谋论对“阴谋论”这个词的来源进行了独特的解读。（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用这个词诋毁质疑刺杀肯尼迪事件官方报告的人。）

我们同样很难判断一项阴谋论在何时结束，另一项阴谋论在何时开始。阴谋论的一种常见形式就是乱点鸳鸯谱——隐藏的因果关系、不为人知的联系、为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结成的同盟。难怪这些阴谋论本身往往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正如有人相信新冠疫苗里夹杂了一个5G芯片：这一件事就包含了两个阴谋论！）围绕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涌现出的阴谋论涉及人们在很久之前从未听说这个病毒时就已经形成的某些观念，尽管这次登场的是新一代的恶棍（福奇博士、比尔·盖茨和我），当然，还有一些老面孔（光照派、深层政府、神秘的精英阶层）。新老情节相辅相成。

眼前就有一个例子，我在写作本书期间曾经飞往多伦多，无论是去程还是回程，这条航线都要经停丹佛国际机场。我并不介意在那儿转机，丹佛机场非常不错，只要你计算好到达的时间，尽量避开夏季午后常见的雷暴天气。机场周围有连绵起伏的山峦，景色很美，我还在机场里找到了一家非常好的餐厅。然而，倘若我的那些网络诋毁者知道这件事，他们或许会认为我途经这个机场绝非巧合，我形迹可疑，甚至心怀鬼胎。你知道，有不少人相信丹佛国际机场其实是光照派的秘密大本营。据说，这个古老兄弟会组织的当代追随者定期在机场航站楼的地下隧道里聚会。我敢保证，肯定会有人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并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我专程去参加光照派兄弟们的秘密会议，商讨利用疫苗削减世界人口的计划。于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丹佛国际机场投入使用时就出现的阴谋论，与新近发生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说到丹佛国际机场，有关它的阴谋论可不仅仅是光照派。有人声称那里的地下隧道是一群蜥蜴人的老巢（或许就是那群鼓动反疫苗运动的蜥蜴人？），还有可能生活着外星人。也有人认为，隧道其实是一个避难所，当世界陷入一片火海时它能保护部分精英人士。甚至还说“新世界秩序”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完整的地下城。如果你对这些说法心存疑虑，他们会提醒你去看看机场内各类艺术品中隐藏的线索。其中包括一个丑陋的鬼怪石像和一匹雄伟的红眼蓝色种马，据说后者是世界末日降临的魔鬼化身。还是不相信？那为什么制作这匹马的雕塑艺术家会在工作中意外身亡？（这一点倒是事实，马的一个部件无意中掉落，割断了雕刻家路易斯·吉梅内斯的一条大动脉，导致他死亡。他的几个儿子不得不接手，继续完成已经逾期的雕刻作品。）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无论你恰好前往什么地方，人们都能找到一些与之相关的阴谋论。尽管我在本书中分享的故事大多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误信有关，但正如我的亲身经历，我的目的不仅限于此，我要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分析误信现象的心理构成要素。

将新冠病毒作为本书关注点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受疫情影响形成的当时较为极端的社会环境，能帮助我们了解误信现象的一些规律。我们什么时候还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压力和恐惧，社会隔离和体制决策系统失灵，各类信息相互矛盾，机构的公信力不复存在，政治两极分化，个人享有大量的上网时间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相当多的人在较短的时间里对世界形成了崭新且错误的认知。

如此大规模的戏剧性转变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实际上，如果说有一件事能让众多社会科学家取得共识，那就是改变人们的信仰和观念极其困难。你可以尝试去证明这件事，下一次当你出席一个无聊透顶的晚宴时，你可以请周围的人讲讲他们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之前所坚持的某些立场现在是否发生了转变。我猜你可能会遭遇冷场。绝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至少给不出一个有趣的答案。诚实一点儿，你打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想想你认识的人，他们有多少转而支持另一支橄榄球队（或者其他球队）？有多少成年人转换了政治派别？研究显示，即使是政党领导层的轮换和章程的更新，对大多数人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这些现象都凸显了一个事实，有非常多的人在21世纪20年代初的几年里观念和信仰发生了变化，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件事。有多少人呢？具体人数难以统计，但坊间的证据表明，如果把那些不再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和认为“大重启”已经全面启动之类的人都计算在内，那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想想你身边的人，我觉得应该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每个人都认识一些在这几年里落入误信陷阱的人。

在这段时间里，诸多因素合力营造出这样一种环境，促使许多人改变了他们的信念。这样的环境是历史上那个时刻特有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这些因素是否具有广泛传播和相伴而生的特点？的确如此。因此，对这一时期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当然希望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类似的事件能像尼禄皇帝那样，永远消失，但是不管怎样，探寻表象之下的成因，了解那些导致如此巨大观念转变的心理学基本构成要素，依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可否认，人类的观念和信仰也可以发生永久性的转变，但我们在这一时期所看到的，是一大批人迅速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从而降低了对他人、对社会、对科学、对制度的信任。

近距离观察误信概念

如果要给“误信”下个简单的定义，或许可以将它等同于接受某一特定事实的虚假陈述。但是，我们在本书中并没有采纳这个意义上的误信概念，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观点或心态，就像一个畸变透镜，人们透过它来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向他人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而且，我们会将误信当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来研究。

我们将在第2章讨论形成误信的过程，它其实可以被想象成一个漏斗。一个人在刚刚落入漏斗时，或许只是对众所周知的事实、举世公认的科学、健康、政治、媒体等消息来源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疑问。而在漏斗的另一端，所有“主流”消息源都被抛在脑后，人们开始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套完整的另类事实，也可以说是阴谋论。当然，其中必然经过很多步骤。

当谈到误信时，我们不仅仅是在随口说起某人相信各类稀奇古怪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或多或少都具备一些误信者的特征。我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完全相信制药公司宣扬的理论，我们也经常在传统医学之外寻找偏方。很多人会质疑政府和公共健康官员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手段，并对他们的某些决策表达不同的意见。还有很多人深信，媒体网络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不可告人的潜规则，尽管这并非完全出于恶意。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接触的信息大多来自政府机关、科研机构或主流媒体，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真实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去核实、确认这些消息。怀疑是一种健康的态度，提出问题，甚至独立查验消息的真实性都是明智的，尤其是在一个假消息泛滥成灾的年代里。

然而，在漏斗中不断掉落时，人们会抵达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从健康的质疑演化成反射性的猜忌，认为一切“主流”言论皆不可信，再开明的思想也会堕落成机能失调的怀疑。有那么一个临界点，人们在那里不再单纯地质疑既有观点，而是转身接受并拥护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一整套新理论。于是，他们开始通过一个带有自动怀疑和猜忌功能的透镜，来看待政府、科研机构和媒体发布的所有消息。他们会刻意寻找这些消息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纰漏，因为那些深陷误信难以自拔的人已经确信这是邪恶阴谋的一部分——一个由心怀鬼胎的精英阶层酝酿的恶毒阴谋。从这个意义上说，误信既是一个人所持有的错误观念的数量，也是一种普遍的怀疑和猜忌心态。

如果要做一个恰当的类比，你或许可以把误信想象成一种自身免疫病。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会帮助我们防御疾病的侵害，抵挡能威胁身体安全的病毒。但有时，我们的免疫机制也会反应过度，这可能是受到了某种误导，进而开始攻击它本应保护的身体。当自身免疫病成为慢性病时，它会影响身体的多个系统，并从根本上损害我们在社会中的正常活动功能。慢性误信与此类似，我们原本具有的质疑权威和独立思考等健康本能反应过度，开始以自我削弱、自我毁灭的方式反噬自身。

误信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我们或许会横加指责，把提供假消息的责任推给与我们政治立场相左的人，同时下意识地觉得，与我们持相同政治观点的战友均为实事求是之人。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误信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人本身的问题。

研究显示，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会相信并传播假消息，或许只是程度稍有差别，而且两派中的极端分子尤其容易受蛊惑。有趣的是，如果不断深挖两批误信极端人士的思想，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最终殊途同归，甚至组建一些莫名其妙的同盟，比如，当今的反疫苗运动和“匿名者Q”，很难想象，回避当代医药理论的极端进步主义嬉皮士竟然与拒不相信大政府的极端保守派结盟了。尽管误信的具体内容因政治倾向的不同而稍有变化（如图1.1所示），但误信现象本身其实是一个人类固有的难题，不因自由派或保守派的立场而有差别。

误信者大杂烩

我们应该承认，假消息竞技场上活跃着一大批形形色色的玩家，从穷凶极恶之徒到天真无邪之辈。站在穷凶极恶之徒一边的是一些外国势力，假消息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打击对手的战略武器。例如，2016年俄罗斯情报部门就曾在一位俄罗斯裔德国女孩失踪二十四小时的事件上大做文章，称她遭到阿拉伯移民强奸，并以此谴责德国政府隐瞒移民危机早已失控的真相。女孩后来承认故事情节均为杜撰，但假消息已经引发了反移民示威游行，加剧了德国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种族紧张关系，以及俄罗斯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

还有人利用假消息来实现个人政治目的。2017年，美国自由派人士大肆传播一条消息，称警方突袭并烧毁了立岩保留区的一个抗议者营地。后来，这条消息被证实纯属捏造，就连附带的照片也与该事件无关。然而，此事加剧了左翼民众的恐惧心理，尤其是那些相信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国家将陷入暴力独裁主义的人。当然，对方党派也做了同样的事。实例之一是，共和党人曾散布选民欺诈的虚假消息，试图在候选人失利时破坏民众对选举进程的信心。有时候，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2022年，一名袭击者在右翼阴谋论的蛊惑下闯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家，用锤子袭击了她的丈夫保罗·佩洛西，右翼立法委员和权威人士在几个小时后就开始散布谣言，称袭击者是同性恋卖淫者或危机演员。

还有相对来说不那么穷凶极恶的玩家，他们散布假消息只是为了从中获利。比如，有些人坚信制药企业给出的任何建议都是要置他们于死地，于是就有一些公共健康领域的专家向这些人兜售保健品，赚得盆满钵满。

最常见的类型还是既无政治目的也无金钱欲望，只对消息本身感兴趣的无辜民众。这些人并不打算煽动仇恨、引发混乱，也不想夺取政治权力，并且把钱财当成身外之物，他们只是单纯地想更好地了解周围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落入误信的漏斗，从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一旦进入这样的状态，他们就总有一种冲动去分享自己对现实世界的崭新见解。乍一看，我们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对假消息趋之若鹜，更不知道此举对他们有何益处。

我们总会想当然地把这些人称作“他们”，但实际上他们与我们并无差别。我们都会消费信息，试图利用这些信息来理解周围的世界。有时我们会遇到岔路口，无意中走错了道路，迷失了方向。如果不想让自己、让身边所爱之人遭遇如此多舛的命运，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样的事情的确会发生，之后要以同理心去理解那条错误的道路，理解误入歧途者的内心世界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 yiA0Tm0UQAsmd+swvVhfXZb8foqHWe+gkNrvK55L5KcX/6mKoMWDJ44PLOZvD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