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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值得你耐心读完的前言，尽管你通常喜欢略过一本书的前言部分
永远不要把自己想象得和别人心目中的你不一样，因为无论你过去怎样或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在别人的心中，你永远都是另外一个样子。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丹，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变成了这样的人。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贪得无厌？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认出了这封邮件的发件人——莎伦。几年前这个人请我帮忙为一家公司筹备一场研讨会，我当时花了足足三个小时，给她的演示文件添加了大量的素材，而且分文未取。研讨会结束后，她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之后我们再无交集——直到2020年7月，我突然收到了这封奇怪又费解的邮件。
我立刻回复：“你究竟在说什么？”
她在回信中附上了几个网页链接，我点开这些链接，发现自己的整个人生在困惑、恐慌和陶醉中被彻底颠覆了。我仿佛来到了已知世界的边缘，拉开厚重的帷幕之后，我看到一个平行宇宙，其中有一个相貌、声音和姓名都跟我一模一样的人，他在做一些倒行逆施、十恶不赦、威胁全人类生存的事情——而且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这种感觉就像一部科幻小说的开篇场景。莎伦发给我的链接来自几个网站，它们无一例外都把我描绘成“新冠病毒骗局”的“首席意识形态策划师”，和所谓的“21世纪议程”的领袖。在这个平行宇宙里，我和身边的“光照派”朋友与比尔·盖茨串通一气，酝酿出残忍的计划，给女人注射某种能导致她们不育的疫苗，以此来控制全世界的人口。我们还谋划出一个国际疫苗通行证制度，让当权者（据说是包括比尔和我在内的光照派成员）能跟踪全世界每个人的行动轨迹。有不少网民尽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称我曾与多国政府合谋，监控、操纵该国的公民。
对此我不知该做何感想。看着网站上的内容，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毕竟是无比荒唐的指控，为了打消你可能存在的疑虑，我必须声明，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与比尔·盖茨唯一的交集是我在多年前曾短暂地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合作，关注非洲儿童的早期营养不良问题。我从未加入什么光照派（即使我真的想加入，也不知道该去找谁）。当时还没有任何新冠疫苗被批准上市，我也从未参与疫苗研发工作。至于为政府谏言，我的确做了一些，但我的建议仅限于鼓励民众遵守政府的各项限制政策，坚持佩戴口罩，提高发放救援物资的效率，提高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积极性，设法减少家庭暴力事件。长久以来，我对自己的要求都是成为一个不懈追求更好结果的人，然而，在这些网站上，我竟然被比作约瑟夫·戈培尔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忠实爪牙，还有人说我是纳粹首席宣传官。这会不会是一个有点儿过分的玩笑？又或者是一场匪夷所思的误会？肯定不会有人把这些东西当真吧。
然而，当浏览了网上林林总总的信息后，我发现很多人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任何一篇帖子只要提到我的名字，就会引来数千条评论。我的那位“邪恶分身”出现在粗制滥造的视频中，有时还身着纳粹军装，干着不可见人的勾当。网络会议小组就我的性格缺陷和邪恶动机等问题争论不休，还有人叫嚣着要把我送上“纽伦堡2.0法庭”，并判处我被公开处决。
在浏览了这些文章和视频几个小时后，我的幽默感和耐心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痛苦和困惑，尤其是当我得知陷入谎言无法自拔的人中不但有陌生人，还有曾经研究并推崇我作品的人，甚至还有与我私交多年的好友。他们怎么会产生如此错误的想法？当然，我想，如果我有机会与他们交谈一番，他们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一切疯狂的想法将会烟消云散，或许他们还会向我道歉。
我看到一个讨论小组的负责人萨拉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她主张把我送上法庭接受审判的，并且她有十足的把握认定，在我的反人类罪行被公之于众后，我将成为第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观众的欢呼庆祝声中被枭首示众的家伙。我决定给她打个电话，澄清事实，这么做总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然而的确出乱子了，而且乱子还不小。简单来说，我们的沟通不大顺利，至于背后的原因，只要曾经尝试用一通出其不意的电话去说服对方改变立场，你就不会感到陌生。可惜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早已气急败坏，情绪近乎歇斯底里。我首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我想澄清一些事实，并告诉她可以随意向我提出任何问题。她的第一轮问题就令我措手不及。她问我对当前事件的看法，于是我谈起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但她马上就打断了我。
“不，不，不，有关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与‘21世纪议程’和全球主义者的诉求不谋而合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21世纪议程’，”我说，“也不清楚你所谓的全球主义者究竟是谁。”
“别装蒜了，”她说，“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接下来她转换了话题，让我交代与各国政府合作的项目详情。当时我正和以色列政府紧密合作几个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有关的项目，还跟英国、荷兰和巴西政府保持接触。面对萨拉咄咄逼人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正在接受检察官质询的被告。我告诉她，我的主要工作方向是尝试说服当地警方使用奖励而不是惩罚的方式鼓励民众养成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生活习惯。我还在研究如何有效地开展远程教学活动，以及政府该向被迫停止经营活动的企业提供什么样的资金支持。
萨拉对这套说辞丝毫不买账。“阻止孙子孙女跟他们的祖父母见面，活生生拆散一家人是怎么回事？隔离后产生的孤独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导致更多人死亡，你怎么解释？还有强迫儿童佩戴口罩，最终导致他们大脑缺氧呢？”
擦着额头上的冷汗，我软弱无力地尝试否认所有这些指控，但毫无效果。
“你怎么解释为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收取的数百万美元？”她义正词严地问道。天真的我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到目前为止，所有扣在我头上的罪名都过于荒诞不经，我都不知道该从何处来反驳。有一句希伯来语谚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大致是“如果你连一个妹妹都没有，你怎么能证明你的妹妹不是妓女”。但是收钱？我当然可以反驳。我为很多国家的政府提供过咨询服务，我认为这是自己的一项学术使命，所以从未收过一分钱。而且，和所有遵纪守法的美国公民一样，我每年都会如实报税，我所有的收入项目都列在纳税申报表上。
“我可以把我的纳税申报表给你看看，”我提议，“你能看到根本没有来自任何政府组织的收入，这样你该相信我了吧？”
她咕哝了几句，然后突然问我，是否可以把我们谈话的录音上传到互联网上。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根本没想到她竟然会在我们谈话时录音。（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他们这个“行当”的人会让一切行为都留下记录。）
“不行。”我说。
“你在隐瞒什么吗？”她的语气中带有一丝挑衅。
“不，我什么都没隐瞒，”我说，“但是如果我知道这是一次面对公众的谈话，我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准备了。”我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们的对话似乎陷入了僵局。最后，又经过几次话不投机的交锋，我说：“很遗憾我们无法达成共识。”然后挂掉了电话。
仅过了几分钟，萨拉在脸书上发文，说丹·艾瑞里教授——她现在管我叫“教授”——给她打来电话，试图洗脱自己的罪名。但是别担心，她安慰众粉丝，她绝对不会让教授的花招儿得逞，也不会被他的谎言欺骗。她还说，这次谈话表明，如果政府真的聘请教授这样的人，其目的只是给民众洗脑。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的的确确面临流行病的威胁，政府为什么还需要教授这样的人呢？她总结自己的分析得出结论：“教授坚称他从来没有为这类服务收取过费用，但是他反复强调这件事反而让我起了疑心，或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只有在他接受公开审判的那一天才能浮出水面。”
跟萨拉的谈话显然没什么成效。你如果认识一些执迷不悟的人，那也把我算上吧，因为我在遭遇了这次挫折之后依然不打算收手。接下来我一头扎进了即时通信软件Telegram——我的诋毁者最钟爱的社交媒体平台。俄罗斯人专门为那些没有安全感和信任度的人开发出这项应用，他们公开了源代码，让用户一眼就能看到没有任何后台操作。这项应用的特点是，能方便地录制并发送长达一分钟的短视频。我一口气发布了一连串视频，逐一回应我被栽赃的那些罪名：强制隔离检疫是我的主意；强迫人们戴口罩，导致大脑因缺氧而受损也是我的主意；我剥夺了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权，还要为制造恐慌、拆散家庭、让孩子们与祖父母不能相见承担责任；甚至让全人类陷入孤独也是我难逃的罪责。
我用尽量理智的方式逐项澄清我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究竟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减少家庭暴力？是。隔离检疫？否。鼓励儿童远程学习？是。贩卖恐慌情绪？否。我还找到了一些证据，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人们对口罩的顾虑。如果说口罩能阻碍大脑供氧，那么外科医生和牙医难道不会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出现很久之前就表现出认知能力退化的迹象吗？对人们感受到的孤独和居家隔离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我表达了充分的同情。我还提到，我并不赞同政府的所有行为，但是在很多问题上，权衡利弊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我发布的每一段视频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攻击，还引来了更多的、包含了数十项新指控的视频。这些东西在我的屏幕前飞过，就像一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愤怒的蜂群。我无暇逐一回复，甚至都来不及逐一阅读。我感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想与我对话，他们扭曲了我的每一句话，将其变成能进一步支持他们观点的新证据。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丢出一项又一项指控，令我应接不暇。终于，我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在为那些毫无道德底线的编辑提供视频素材。我决定放弃，删除了所有视频，而这项举动又被解读成我已经承认自己道德品质低下，并且认罪服法。当注销了Telegram账户之后，我才想明白，根本不可能与一心只愿相信他们早已认定之事的人论是非曲直，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而与仇恨之人对话绝非良策。
很快，平行宇宙里的负面信息侵入我的现实世界。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下挤满了带有仇恨色彩的评论。有人声称要焚烧我的作品，他们给我的商业伙伴打电话，满口污言秽语，甚至还牵扯到我的家人。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死亡威胁。
如果你经历过任何形式的仇恨——网络中的也好，现实中的也好，或者曾经被人冤枉，或许你就能体会到我的感觉：时而无助、时而恼怒、时而恐惧，内心充满了委屈。同时我也很好奇，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就变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是比尔·盖茨，我倒是能想得通，不管怎么说，他富可敌国、声名显赫，名下还有一个专门关注公共事务问题的基金会。当然，这些并不能证明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幕后主谋，但你毕竟能猜到他被众人针对的原因。安东尼·福奇博士呢？他是电视屏幕上的常客，张口闭口就是佩戴口罩、封闭管理等不那么受欢迎的话题。当然，这样的行为也不能让他成为恶棍头目，但你同样能想到他为什么会招致骂名。光照派呢，如果这些人真的存在？虽然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但这些家伙听起来就很可疑，所以，或许也可以被当成某些阴谋论的始作俑者。但是，当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性情温和、写过几本有关人类非理性行为的书，且广为人知的社会科学家的身上呢？我搞不懂自己究竟是怎样“沦落”为光照派的。
我开始更加仔细地寻找导致如此多的人对我恨之入骨的“证据”。传播最广泛的一项证据，似乎是我在一个视频中建议，为了削减医疗成本，我们应当让救护车更迟一些抵达救助现场，还应当鼓励吸烟，并增加全体人口的综合精神压力值。视频中的那个人的确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留着我的半边胡须（如果你搞不懂为什么我会有半边胡须，我马上就会解释）。他的话也的确出自我之口，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做过这样的演讲。但是我从未做过“这个”演讲。这是怎么回事？为了把这件事讲清楚，先让我们回到1729年的爱尔兰。
乔纳森·斯威夫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格列佛游记》，他还写过一篇不那么知名，但同样精彩绝伦的讽刺文章，标题是《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如果列出这篇文章完整的标题，其内容基本上就一览无余了：《一个温和的建议：防止穷人家的孩子成为父母或国家的负担，并让他们造福公众》。斯威夫特在文章中建议，贫穷的爱尔兰人或许有机会缓解他们的经济困境，方法就是把他们的孩子当作食物卖给富有的绅士和淑女。不仅如此，斯威夫特还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诸多细节：“一个年轻健康、营养良好的孩子在一岁的时候是最美味、最营养、最有益健康的食品，焖、烤、焙、煮皆可，而我也确信无论是做成原汁肉块还是蔬菜炖肉，他们都一样美味可口。”这篇文章如今经常被奉为讽刺艺术的代表作，而在当时，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社会对穷人所持有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态度。
你或许会想，这篇文章跟我们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的，我在2017年也决定提出一个温和的建议。我受邀在一个医学大会上发言，讲述有关未来药品的问题。当然，我不是执业医师，所以我的主要任务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医疗健康事业所面临的挑战。“当代医药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我说，“显然是供需关系的矛盾。人们希望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而我们的医疗体系服务能力极为有限。面对这样的问题，大部分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想方设法改进医疗制度，使其能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而我想另辟蹊径，也就是降低人们的需求，这显然是一个更廉价、更便捷的能弥合供需之间差距的方法。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减少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呢？”接下来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尽量让自己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我提到降低救护车行驶速度或许可以缓解人们对昂贵的住院治疗服务的需求，还可以鼓励吸烟，增加人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实际上，如果纯粹从财政角度看，吸烟和精神压力能让患者更早离世，从总体上的确降低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唯恐有人听不懂这个笑话，我在最后抖出了故事的包袱：“但是等一下，我们已经在做这些事了呀。”
我的用意明显是要强调一个事实，即我们的医疗体制在人们走进其大门之前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健康福祉（在我的故事里，这道大门就是救护车），我们从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性措施，比如抵制吸烟和减少精神压力。我在演讲的过程中努力保持严肃，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你应该能发现我不时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优兔恰如其分地把这段视频标记为幽默演讲，观众也不时爆发出欢笑和掌声。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背景信息在视频编辑的手中一点儿都没被保留下来，他们篡改了我的演讲，将其作为我邪恶动机的证据。他们给语音片段配上纳粹集中营的画面，还添加了一些不怀好意的笑声。视频的结尾处是一个阴森森的画外音：“这就是为我们国家制定政策的人。”下方的文字说明似乎是想要表明，制作人凭借超人的智慧成功地揭露了我的真实面目，足以成为《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中的一条重磅消息。
另一份广为流传的“证据”，是我曾经参加一次电视节目录制留下的视频片段。我似乎当众声称，我曾与比尔·盖茨合作解决新冠疫苗的问题。但是如果仔细检视这段视频，你就会发觉我的声音有一丝不连贯，那是因为视频的编辑者截取并删除了我的一整句话。我当时说，我与盖茨基金会合作的项目是解决非洲饥荒和儿童早期营养不良的问题。但是这段内容完全消失了，前面的半句话接上了另一段与疫情有关的谈话。于是，丹·艾瑞里教授公开承认他正在与比尔·盖茨合作研制疫苗。
另一段以重磅消息的方式呈现的视频，开场画面是十几岁的我在全身70%的皮肤被烧伤后住院治疗（这倒是真事）。视频里有我烧伤的面部的特写，和全身缠满绷带的画面。然而，其表述的内容令人猝不及防。画外音说，我在遭受毁容的痛苦折磨之后，把愤怒和仇恨转嫁给健康的人，我想让所有人都承受和我一样的痛苦。但事实上，伤痛的经历让我发生了相反的转变：我变成了一个更富有同情心的人，毕生致力于减轻人世间的痛苦。这段视频同样以一句极富戏剧性的画外音收尾，即我在毁灭全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行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还有很多很多的“证据”，有的是视频，有的是文字。人们在评论中纷纷嘲笑我的伤疤，有人说我当时就应该被烧死，还有人说我的半边胡须看起来就像魔鬼。
蓄意篡改视频证据、抹除重要背景信息，用子虚乌有之事诬陷，你或许觉得肯定有人在幕后栽赃陷害。然而，尽管我的脑海中的确曾经浮现出一个恶毒敌人的形象，但我很快就丢下了这个念头。首先，视频的编辑手法明显不够高明。其次，为什么会有人想找我麻烦？我并非没有自尊心，只是很难相信我这个人竟然如此重要，甚至值得某些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只为让我身败名裂。据我猜测，视频背后的人多半是好心办了坏事，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想的。有人在偶然间发现了一些原始的、未经篡改的信息，于是顺藤摸瓜，用奇思妙想把各类事件联系在一起，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对这些结论深信不疑，为了让众人也认清事实真相，他们把杂乱无章的信息编辑在一起广为传播。当然，社交媒体上激增的点赞和评论数量既是对他们努力的奖赏，也是刺激他们继续工作的动力。
尤其令我痛心疾首的是，有人说要烧掉我的书（甚至还有人声称要上传烧书的视频）。这些人或许曾经购买、阅读过我的作品，因此很可能非常了解我的个人历史、行为动机、思维方式和我的研究成果。他们怎么能转眼间就抛弃了这一切而拜服在一个三分钟视频的脚下呢？即使觉得视频中的“证据”值得深入思考，他们又怎么能因这些东西而把对我的所有认知一笔勾销，带着仇恨和愤怒决然离开呢？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自己做研究”的声明，并呼吁其他人也这样做。但很明显，除了观看一些经过大量编辑的视频，只看表面，然后匆忙得出结论，没有人真正做过任何研究。我不禁想到一句经常被人引用（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的话，“人们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可以做任何事”，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就是这种说法的真实写照。
我依然搞不懂自己究竟是怎样被妖魔化到这种地步的，但我觉得很可能是多重因素产生的复合效应：我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太多信息、一种特立独行的幽默感、怪异的伤疤和半边胡须、与各国政府的密切交往。当然还有单纯的走霉运：有人试图用负面眼光审视我，顺手制作了一些视频，不巧引发了误传误报的雪崩，仇恨的情绪由此而生。这样的答案或许不太令人满意，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答案了。现在我要开始讨论更重要的问题，你或许也准备好洗耳恭听了。但是在此之前，请允许我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有半边胡须。
简单来说，我那不同寻常的面部毛发分布，是因为烧伤的疤痕导致我右侧面颊上的毛囊坏死了。当然，我可以把另一边的胡须刮干净，让面部看起来对称一些，许多年前我的确是这么做的。然而，半边胡须的故事没那么简单。最初是因为我在五十岁时曾外出徒步旅行了一个月，其间我一直没有剃须，也很少留意自己的样貌。旅途结束后，半边脸上的胡须让我觉得很别扭，所以我打算把它刮干净，但因为它总能让我时不时想起那次美妙的旅行，于是我决定等一两个月再说。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陆续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上的私信，人们纷纷对我的半边胡须表示感谢。这些人也曾遭受过身体的创伤，我对疤痕丝毫不做掩饰，让他们也鼓起勇气展示自己过往的经历。他们发来的信息唤醒了我的记忆，许多年前我因面部创伤遭到社会的排斥。人们对我指指点点、掩口窃笑，大人经常告诫他们的孩子：“你要是敢玩火就是这个下场。”这种感觉实在太糟糕了。
于是，我决定留下我的半边胡须。有越来越多的人用颇为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孩子们经常爆发出阵阵笑声。但是我觉得剃掉胡须反而是在隐藏创伤，而不是坦诚地接受现实。
之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怪异的半边胡须让我用宽容的心态接受了自己。不仅是面部的疤痕，那次创伤还给我的身体造成了诸多不对称之处。不知为何，半边胡须帮助我改变了对自己身体的认知，甚至让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己。它只是忠实地记录了曾经发生在我生命中的那个篇章。
这种崭新的自我接纳心态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每天对着镜子剃须的过程，那本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对我来说，这样的举动不仅仅是剃须，也是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怪异，并刻意隐藏面部的创伤。这种日常的自我欺骗行为对我思考自身、思考身上的伤疤产生了什么影响？回想起来，我发现剃须也好，隐藏也好，都在某种程度上阻挠我接受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现在，我停止了这些行为，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
作为一名本应洞悉人类本性的社会科学家，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半边胡须带来的收益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我根本没想到蓄须竟然能呈现出如此显著的正面效果。（我当然也没有想到自己在互联网阴暗的角落里被冠以哈利·波特式的绰号——“半须教授”。）或许，这也警示我们，直觉的作用相对有限，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尝试各种类型的改变，即使我们最初并未打算从这些尝试中获得任何收益。
当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网上的评论，观看我在平行世界中的视频时，我感觉自己失去了对大脑的控制。这并非夸张，我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大脑完全被仇恨的情绪填满，可以用来从事日常工作的脑力已经所剩无几，就像一台满负荷运转的计算机。然而，与计算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运转的速度越来越慢，要想恢复到原来的性能，恐怕重新启动一次还远远不够。我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对自己的决定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些失实的消息侵蚀了我的智力吗？为什么我对这部分大脑失去了控制？为什么我会在这些不实的消息中越陷越深，控制不住地在脑海中反复驳斥对方的观点？
意识到自身的思维惰性，我开始重新关注一项我长久以来兴味盎然却从未充分理解的课题：稀缺心态（scarcity mindset）。相关研究显示，与手头有少许闲钱的境况（比如已经收获并卖出粮食的农民）相比，参与者在相对贫穷的状态下（比如尚未收割庄稼的农民）智力测验的分数更低。当面对金钱的压力时，他们在心智能力（“流体智力”和“执行控制”）方面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差异。我遭遇的危机并不是金钱意义上的，但这些挥之不去的烦恼所产生的效果与贫穷类似。于是，我阅读了很多研究稀缺心态的文献——贫穷通过侵占大脑有限的资源来削弱人类的认知能力，我逐渐在深层次上理解其产生的效果，并对文献中所描述的那些人寄予深切的同情。没日没夜地被烦恼困扰，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少许的烦恼可能是好事，因为它能让我们集中注意力，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无休止的烦恼和压力将消耗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思考力，必然有害无益。
认识到我逐渐萎缩的脑力，认识到它与稀缺心态的相似性，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收获。但是在自我与科学之间建立起朴素的联系，最终改变了我的心理状态。我那黑暗的无助感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团微弱的光亮，那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好奇心。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名社会科学家，我一生都致力于揭示人类那美妙的非理性行为的动机，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往往就是我个人的经历。或许我永远无法与这群人理论，更不用说让他们闭嘴了，但是我可以努力去理解他们，探寻他们杜撰、诽谤行为背后的动机。如此一来，我或许还能稍许扭转极为被动的处境，同时让自己变成一名更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于是，我下定决心一探究竟。
母亲听到我的想法，立刻开始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她让我先去咨询一些社交媒体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我也老老实实地照办了。不出所料，这些人给我的建议如出一辙：坐视不理。在我们这个误导信息无处不在、两极化趋势愈演愈烈、怒火与仇恨一触即发、媒体极端民主化的时代，这的确是个标准答案：别管它，别轻易上钩！（顺便说一句，这是个好建议。如果我的心理构造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或许会听从这些人的建议。）一位专家甚至告诉我，那些否认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人把我跟比尔·盖茨和光照派扯上关系，或许还能提振我在业界的声誉。
我的确在尽量远离诽谤我的人。白天我忙于手头的研究工作，还要参与各类项目来控制疫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所以我可以轻易摆脱社交媒体，专心工作。但是到了晚上，一个又一个噩梦就会接踵而至。我在梦中被人追杀，狼奔豕突无处可逃。我还经常梦到自己环游世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一个没有仇恨和愤怒的角落给家人打电话。如此这般几个星期后，我意识到这终非长久之计。我的好奇心理在伤痛与困惑中顽强地滋长着。我的选择性应对机制让我试图理解身边的这些现象，让我试图利用我所掌握的一切社会科学知识搞清楚我究竟在经历什么。我从未想过自己竟会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但这样的事情毕竟发生了，似乎只有把它搞个水落石出，我才能真正恢复理智，于是这样一本书就产生了。
这本书的创作始于我的个人经历，但它很快就演变成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现象。它引领我一头扎进崭新的研究领域，比如性格理论、临床心理学、人类学。阴谋论的传播和错误信息的戕害并非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甚至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和任何一本书所能传授的知识。科技、政治、经济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推动和加速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和蔓延。随着ChatGPT和它的姊妹软件等尖端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也随着一切事物迅速两极分化，我们很难从社会性和结构性的角度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最令我着迷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机会推动正向变化的契机，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人们如此容易受骗。为什么我们会相信，甚至还会主动寻找、传播错误信息？一个看似理性的人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开始痴迷、接受，然后去捍卫非理性的信念？用同理心而不是妄下定论、嘲弄奚落的态度解决这些问题，既有启发性，又令人不安。
在本书中，我将会使用“误信”（misbelief）这个词来描述我们尝试去探索的现象。误信就像一种扭曲事物的透镜，人们透过它来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并向他人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误信也是一个过程，如同一只漏斗，把人们引向黑洞的深处。本书就是要阐明，为什么一个人一旦接触某种满足条件的环境，就会不自觉地钻入误信的漏斗。我们当然可以把这本书当成对他人的口诛笔伐，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保证独善其身。它是有关我们形成信念、巩固信念、捍卫信念、传播信念的方式。我的希望是，比起环顾四周，然后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这些人真是疯了”，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甚至是感同身受）导致我们所有人秉持自我信念的情感需求、心理状态和社会力量。
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工具，来了解推动这一过程的多种元素，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中断或改变这个过程。我在书中提到的大部分研究项目都并非新鲜事物，我发现自己在探寻导致人们落入误信陷阱的情绪、认知、性格和社会因素时，逐渐回归这门学科的根基。我并不感到意外，不管怎么说，误信属于人类的天性。
从很多角度来看，本书也基于我从前的很多作品，尤其是我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研究结果。毕竟，还有什么能比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套毫无证据的信念更加非理性、更能体现人类的本性呢？即使这些信念让我们众叛亲离，让我们生活在猜忌和疑心的痛苦之中，我们也很难完全避免。
然而，换个角度看，本书与我以前的作品又有所不同。首先，它更具个人色彩。促使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场经历是一次精神和情绪的挑战，而从事相关研究意味着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回顾那场经历，其间的痛苦与烦躁自不必细说。其次，本书所探讨的现象更加复杂，也比我从前研究的课题更具多面性。以往，我书中阐述的研究内容都是具体的现象，比如拖延、工作动机、在线约会，以及我们对金钱等事物的误解。我的假设相当精确（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希望研究结果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具有一定的趣味性。而本书探讨的问题有多个来源，包含许多相互交织的元素。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可能存在一个简单的答案。然而，我依然希望能构建起一个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框架，并据此来理解人们从信仰者到误信者的一般转化过程。
出于不得已的选择，我的创作方式结合了个人反思、对话、人类学研究和广泛的社会科学文献，以便从多个层面阐释主题。在本书的叙事部分，我主要依赖于个人对某些事件的记忆，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会增补一些研究调查和他人的反馈。鉴于我的亲身经历，我花费了数千个小时研究各种来源的信息，无论其真实与否，我收听有时也会参与在线讨论，阅读学术文献，进行我自己的研究（我所谓的“研究”绝对不是观看优兔视频）。
与之前的做法完全不同的是，我还与误信者——就是那些在互联网上散播对我个人仇恨的人保持来往，甚至结成了亲密的私人关系。你在书中也会遇到这些人。他们从原本的仇敌变成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他们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我试着去了解他们，与他们共情，搞清楚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落入误信的漏斗，然后用社会科学的透镜将我获取的见解推而广之。我更改了其中某些人的名字和身份信息，包括外貌、国籍、职业，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又不致损害故事内容的真实性。我根据文字记录、邮件往来和社交媒体上的评论（有些是汇总的，有些是翻译的），尽我所能还原真实的对话内容。当然，我并没有一字不落地使用原始对话记录，而是采用一种能引起情感共鸣，并能准确表达对话主旨和语气态度的方式进行复述。
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和反思，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并积极讨论我们站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角度，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这类问题似乎正在无休止地蔓延，从人的因素着手——让自己和他人了解并主动拒绝误信行为——或许是最有希望推动变革的途径。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我们毕竟有机会采取很多小小的行动来避免落入误信的陷阱，告诫身边的人不要相信错误的言论，延缓或逆转我们挚爱之人屈服于误信的过程。在本书中，我把建议采取的措施放在“希望能有所帮助”栏目里。它们包括社会科学理论的各类工具和见解，或许能帮助我们驶出这片危机四伏的海域。我真诚地希望这些建议能有所帮助，同时我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了解，这样才能最终冲破那张束缚着我们公开言论和私人意见的误信之网。
对我们来说，或许最理想的出发点是理解和共情。的确，我们见识过各式各样的错误信息，可笑的、光怪陆离的、荒诞不经的、令人反感的，甚至危险的。有些内容的确应该被毫不客气地贴上“阴谋论”的标签，但总会有人被这些内容吸引，其背后的原因或许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简单。我试着用真诚的好奇心与这些误信者接触，因为我知道，对所持见解与事实不符的那些人来说，忽视、嘲弄、否定的方法无济于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使用“误信者”这个词，而不是带有强烈主观评判色彩的“阴谋论者”。我希望，这样的方法能帮助所有人更好地理解生活中那些抱着看似不可理喻的信念的人。或许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获得机会质疑自己的一些信念，以及形成这些信念的原因。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看，我们都是误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