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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反映的不是现实空间，而是人们对空间的想象。如同历史反映的不是过去，而是人们对过去的解释。人创造了地图，也被地图所控制，因此也成为地图的囚徒 [1] 。
当瓦尔德泽米勒出版了他著名的1507年世界地图时，他也知道自己所展现的世界图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相当惊世骇俗的。于是在地图的右下角，他用拉丁文写了一段话，奉劝那些未经学习的读者（所谓“粗鲁人”），不要因为眼前的景象显得陌生而横加指责：“因为等他们将来理解了（宇宙志），这无疑对他们是更有价值的。”制图师确信：这张地图提供了人们理解世界的钥匙，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是在未来。
很多谈地图学的人都喜欢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一则短篇故事《论科学之精确》。它讲述帝国的制图师们制作了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图与现实严格对应，分毫不差。但后世终于发现这种精确性毫无用处，于是地图被废弃。把这个故事用在历史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是把过去的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发生的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记录必然毫无头绪，凌乱不堪。
博尔赫斯的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若不经过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提炼、组织、整理，并抽象成解释，就没法传达出特定的信息。大多数时候，并不单单是现实决定了意识，人们也同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了“现实”。这个过程永远是双向的。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地图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流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主以社会文化视角，反思地图中展现的话语权力，批判传统的科学主义导向。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普及，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新的成果层出不穷 [2] 。今天广义的地图学者基本同意：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在引导的同时也会误导。所以一些畅销书会干脆把地图说成是“说谎的” [3] 。
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
比方说，我曾让学生随堂画一幅地图，内容是“你是怎么从家来到教室的”。住在学校宿舍里的同学，会画上林荫道、食堂、教学楼等校园地标；而住在校外的同学，则会用公路、社区乃至市镇来标示两点间的相对位置。为了让指示更清楚，很多学生还配上建筑或自然景观的图画。在《会说谎的地图》（
How to Lie with Maps
）一书中，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马克·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告诉我们，地图有三个基本要素：比例尺、投影和地图符号
。可是在我学生的地图中，这三个要素一样也不具备，甚至这些图都不一定是上北下南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地图是好地图：因为并不需要严格的比例尺、投影、统一的符号甚至一致的方位来传达“从家到学校”这样一条信息。相反，他们随手涂鸦的、看着很不科学的图画，倒是更有效的内容。
再比如，我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上面往往有用笔直的线条、环形线或网格串联起来的站点图。这种主题性示意图（diagram）既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站点在城市中的真实方位，也不能告诉我们站点间的实际距离。但是对乘客而言，它们是绝对方便的，因为其中剔除了所有虽“科学”却对使用者无用的信息。
以一种统一的科学标准去评判形式、功能各异的地图，往往会失去地图最原初的意义。对此最尖锐的讽刺，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爱丽丝漫游仙境》（ Alice ’ 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写过一首无厘头长诗（nonsense poem）《猎鲨记》（ The Hunting of the Snark ），讲述一位叫贝尔曼的船长带着一群奇奇怪怪的船员去捕猎传说中的海怪——蛇鲨。贝尔曼拿出一张“世界上最完美的”海洋地图（a large map representing the sea），引得船员们啧啧称赞，结果地图是长这个样子的（图7）：
除了标注着方位（上北左西右东）、比例尺以及“经度”“纬度”等文字外，图上一片空白！想想看，如果我们来到一片茫茫无际的海域，既没有岛屿也没有礁石，那按照“标准”的现代地图，可不就是长成这样吗？ [4]
无厘头诗歌是为了搞笑，那么在浩瀚无垠的南太平洋地区，依海为生的岛民们又是怎么表达海洋空间的呢？在马绍尔群岛，当地原住民使用一种“木条海图”（stick chart）来传授航海知识。他们用细木条编织成“地图”，有的图中还会用贝壳等表示特定岛屿。重点是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是告诉学习者长波浪的走向（也有论者认为是风向），因为在行船过程中，海浪或者风——这些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为紧要的影响因素
。（图8）
图7：漫画家亨利·豪乐迪为卡罗尔《猎鲨记》配画的“海图”。
说起来，人们使用的“地图”真的是千差万别，恐怕很难归结出某种共通的性质。前面的例子已经表明，地图很可能无关“地”——因为人的空间感受包括大地、海洋、天空乃至宇宙，甚至因为古人的空间感往往和宗教宇宙观相关，一些“地图”可以是有关纯虚构空间的。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地图仅仅是“图”——因为除了视觉图像，我们还必须考虑图像上或者图像以外的文字信息。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量的地理图像是出现在书籍（地理或历史著作、方志等）中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在早期近代欧洲，几部最著名的“地图集”中，对各地的文字介绍所占篇幅要远多于图像，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时空融为一体。
也因此，著名的地图史家马修·艾德尼（Matthew Edney）提出，所谓批判性的地图研究，其批判的对象并不是
地图
（
map
）本身——因为地图形态太多元了，本就不具备共性。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认为所有地图必定符合一套标准、共享一套功能的
制图法（
car
tography
）理念
[5]
。除了假定天下所有地图都要用一种语言（比例尺、投影、符号）说话，这种理念最顽固的误解，是觉得地图一定应该是对现实客观、准确的反映，而且随着人类智力与能力的进步，它也一定朝着某种理想的方向迈进
。艾德尼断言，制图法理念是19世纪的西方产物，它既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图8：马绍尔群岛的航海图，收藏于美国伯克利艺术博物馆与太平洋影像档案馆。
如果这样说太过抽象或者激进，那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问：“中国是什么形状的？”我们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呢？大概多数人会回答“像一只雄鸡”。这是我们在标准地图上看到的，由边界线和单一色彩构成的“图标地图”（logo map）。
这种对国家形状的认知，不可能来自亲身感受，而只可能是被一套制图学语言所框定的。我们对空间形状的感知，最多是身边的小范围（比如社区、学校、村庄）。对于目力不及、直接生活区域之外的世界，比如整个城市、省份、国家、大洲……我们既“看”不到形状，也不觉得这形状对生活有特别的影响。哪怕我们跑遍了中国的所有角落，我们也只能通过地图“学”到中国的形状。画这个地图的前提假定是：国家的形态是由它的领土决定的，领土内部是均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由排他性的边界分隔，不存在两不相属的所谓缓冲地带，也不存在两者共有的主权叠加地带。
但是如果我们去过边境就知道，这条分隔线并不像地图表现的那样绝对。不论边境地带是荒无人烟还是人潮涌动，那条边界线通常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国家的轮廓画在地图上，却未必显示于实地。
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一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
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一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
假如我们觉得所有的国家地图都必然朝着边界日益清晰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定形成一个边缘完整、内部同质的形状，而古代地图之所以没有画出这种形状，是因为不够科学和准确，那就是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概念当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套用一切情况了。这种思路的问题是，古代的地图绘制者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和空间的。
不同的地图，运用不同的制图法则和规范，法则和规范的背后则是特定的地理思维模式。当社会条件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化了，制图法则与规范也就随之改变了。因此很难说地图有某种特定的“进化”方向。地图当然都有工具性的一面，绘制者也都要体现某种准确性和实用性，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前面举出的学生地图、交通示意图或者马绍尔群岛木条海图那样，它们的准确性并不一定非要以是否符合比例尺、是否有投影以及是否使用了标准符号来衡量。
我们应该做的，是回溯不同时代的语境，尝试探讨当时人们是怎样构想世界的，想象的背后又揭示出什么样的地理观念。
英文“map”作为动词，兼有“绘制地图”及“探索、构想、安排、规划”之意。今天讨论地图，特别是古地图，要超越固定的 制图法 （ cartography ）观念，把作为精神产品的 地图 （ maps ）放回到其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理解人们对于世界的 探索、想象和安排 （ mapping ）。正是通过这个mapping——想象到制图——的过程，“空间”（space）被赋予实体的意义，成了被人们理解、占有和利用的“地方”（place）。
再次回到“亚洲”这个话题。不论从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族群等哪个方面看，亚洲都过于多元，没法作为一个自足的概念成立，它只能作为一个相当勉强的空间概念
。但如前所述，“亚洲”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又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欧洲的殖民现代性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它被清楚地投射到地图以及文明认知中了。想象亚洲轮廓的过程，也就成了安排世界的过程。
所以本书想问的是：从古到今，亚洲这个“空间”是如何被构建的？它是如何被赋予“地方”的实体意义的？我们能够怎么言说这个概念？能不能用这个本源上缺乏普遍性的概念，作为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方法？
如果要把亚洲和地图，或者说地图中的亚洲，作为理解“现代”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就先得看一看，在“现代”到来之前，所谓“亚洲”在地图中是什么样子的。
作为词语的“亚细亚”是欧洲制造的，并通过全球的制图学家固定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不过，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该地域在当地知识中特别是在东亚知识中的形象。下一章的叙述重点在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舆图传统。需要解释的是，聚焦东亚，并非有意忽略其他地域的地图文化，而是因为：第一，受学力所限，我仅对东亚世界的舆图有一点点浅尝辄止的学习；第二，这三地的古地图遗存相对丰富，16世纪之后与欧洲地图学的交流融合也更多，因此具备相当的典型性。
让我们从中国开始。
[1] J. B.哈雷指出：“地图通过其内在权力和逻辑也控制我们。我们是其空间矩阵中的囚徒。”见J. B. Harley.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the Cartographical Illus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15, No.1 (1989)：85.
[2] 主导这一新研究潮流的，是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多卷本《地图学史》（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系列的几代主编和作者为代表的学者群，包括J.B.Harley，David Woodward，James Akerman，余定国，Matthew Edney等等。在英语学界，最为集中出版此类著作的，便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3] 比如美国最流行的地图学教科书就叫 How to Lie with Maps （《如何用地图说谎》，作者是Mark Monmonier），本书的中译本把标题改为《会说谎的地图》（黄义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日本地图学者若林芳树的《地图进化论》一书在翻译成中文时，标题也被改为《地图会说谎》（陈娴若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20年）。
[4] 这段讽刺故事引自Matthew Edney. Cartography：the Ideal and Its Histor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5-17.若林芳树的《地图会说谎：AI世代一定要了解的地图判读与空间认知能力》也引述了这个故事，见第17页。
[5] Edney. Cartography: the Ideal and Its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