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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贾似道的评论：贾似道，执掌宋廷二十载，尤不能挽宋之颓势，对南宋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实乃误国误民之权相。贾似道，党同伐异，排除异己，腐化堕落，不务正业，是宋亡的主因；公田法、打算法初心虽好，然策略方法不当，致众叛亲离，是宋亡的重要因素。但其尚有为国之心，所施之策也是公大于私，这部分功绩不应被抹杀。
第一，贾似道确实存在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华腐化等一系列罪过，对加速南宋消亡具有不可推脱的历史职责，怎么“差评”也不为过。
如公众评论所表，贾似道的私德肯定谈不上高尚，其用人多在于党同伐异，以其用将为例，既有奋战不屈殉国的李庭芝、张钰，又有虽严重战略失误但毕生抗敌至死的吕文德，还有苦战经年却艰难唯一死、晚节不保的吕文焕，更有丁家洲之战临战溃退，上坑国家下坑似道的夏贵和孙虎臣。贾似道，人称“贾虫”，精于斗蟋蟀，著有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虽说南宋是我国斗蟋蟀史上最著名的时代，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研奇巧之小技而不悟救国之大策，绝不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做的事，后人讥刺其为“蟋蟀宰相”，毫不冤枉。
第二，贾似道或因其姊贾贵妃而仕途亨通，但执掌宋廷更多靠的是自己。
其一，贾贵妃命短。 贾贵妃死时贾似道不过知州之职（南宋州的长官），距离当朝宰相还远着呢。
其二，宋皇后来的宠妃反与贾似道敌对。 贾贵妃之后的阎贵妃，在宋理宗的宠爱下恃宠弄权，与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内外勾结，结党营私，与贾似道明争暗斗，可见这时的贾似道再没有其姊的余荫照拂。
其三，提拔贾似道的人乃是宋末名将孟珙 。孟珙其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南宋最后的擎天战将，其歼灭金国最后的希望十万兵力的武仙军团，血战蔡州，联蒙灭金，完成了岳飞等前辈的夙愿；宋蒙战争爆发后，孟珙屡败蒙古，收复襄阳、樊城等地，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被后世军史家称之“机动防御大师”，是南宋的旗帜性大将。他临终前向宋理宗力荐贾似道，可见贾似道绝不是徒有虚名，至于贾似道后来的功过是非那是后话，但至少表明在当时贾似道还是确有其才，确有其功的。
第三，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初衷是挽救社会危机，也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执行贯彻却并不理想，致使朝野离心，最终众叛亲离，招致祸患。
其一，公田法有其推行的必要性。 南宋末年，纸币贬值，物价攀升，军费短缺，加之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国家财政税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公田法的设想是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楮币（纸币）、物价等问题。
其二，公田法的推行也是经过认真考量的。 从地区上看，公田法选择的是盛产粮食、当时已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的浙西六郡作为试点，而不是一哄而上；从对象上看，公田法最初的对象是官户（官僚地主），回买逾限之田的起点并不低，标准是一品限田 50 顷（5000 亩），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即使后来降到百亩，仍限于中、小地主之家，对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基本上没有影响；从举措上看，公田法也有一整套管理办法和奖惩制度，并适当地考虑到了租种公田农民的利益，所定租额远较私田为轻。就公田法政策本身而言，既有利于国家，又没有增加广大农民的负担，是利大于弊的。
其三，公田法的推进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公田法前后共推行了12 年，具体成效史书几乎全无明确记载，但纵观相关文史资料，仍不难看到它的积极作用。如景定四年（1263 年）七月，公田法推行不久，都省即奏言：“中外支用粗足，已行减造会子。今置公田，免来本，又合减造。”宋理宗随即下诏：“每日更减五万。”（宋元之际佚名《宋史全文·卷三十六·宋理宗六》）次年七月，宋理宗劝贾似道不要因有人反对公田法而辞去相位时，也明确地提到了公田法的成效，他说：“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说不可，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济，所以决意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议，如国计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一百七十七》）咸淳元年（1265 年），鉴于国家已有了较多的粮食储备，又下旨：“丰储仓拨公田米五十万石付平来仓，遇米贵平价出粜。”（《宋史·卷一百七十八·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另外，《四库全书·咸淳临安志·卷九》又载：“昔在先帝（宋理宗），既再造我区夏，斯民欣若更生。平旦视朝，深念异时岁下郡国来官，辨于楮与吏并缘为奸，日载其怨。每与魏公（贾似道）共论兹事，以为泉源之浑浑，丘山之暴暴，也是惟仿佛周官法度之遗焉其可。由是买浙水西六州公田，蠲和来，停造楮。时人始而愕，中而疑，久而厌然以服。呜呼！难与虑始者民也，不能什利者法也。今岁不来，楮不造，民不加赋，皆得以自有其有，而粟之积于毂下者已六百万斛矣，外司农者不与焉。”即使基本不说贾似道好话的《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贾似道》，关于宋理宗劝贾似道不要因有人反对公田法而辞去相位时，记载的仍是：“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于此。使因人言而罢之，虽足以快一时之议，如国计何！’”由此可见，公田法的推行，不仅保障了军饷供给，而且对减少和来（强制收购民间粮食）数量，减少楮币发行，平抑粮价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四，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整体看还是公心为上。由于公田法触及官僚地主利益，宋理宗顾忌重重，难下决心，是贾似道以辞官相要挟才使其同意；而后贾似道又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田作为官田，堵住了一众反对者之口，方使公田法得以推行。这里不去深究贾似道这一万亩田是否为贪墨所得，仅视其行就不是一心谋私之举，公正地说还是公心为上的。
其五，公田法触及官僚地主核心利益，必将导致其疯狂反对和破坏，为贾 似道倒台埋下了祸根。 实行公田法，一要合并诡名挟户（虚立名户假报户籍） 的土地，二要回买逾限之田，这两者都严重地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切身利 益，从 始至终都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秘书郎文及肩指责公田法“奉行太过，限田之名，一变而为并户，又变而为换田，耕夫失业以流离，田主无辜而拘系，此妖彗之所以小变也”。三学和临安府学生也纷纷上书表示反对，其中唐棣、杨坦等学生述公田法“强买民田，贻祸浙右，自今天下无稔岁，浙路无富家矣”（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还有上表的当时正奉祠在家的秘书监高斯得之言等等。这些反对者虽然给公田法安上了诸多罪状，但其核心还是将“田主”“富家”“大家”的土地强买走了，代表的还是官僚地主的利益。由此可见，公田法对于南宋整个官僚地主层面而言，不啻是洪水猛兽，他们反对公田法势头之猛烈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乃至德祐元年（1275 年）二月，鲁港战败（丁家洲之战），贾似道罢官，三月朝廷就下诏说：公田最为害民，其田当还业主。贾似道个人的垮台并不是军事失利，大部分倒是他的公田法触犯了众怒。尤其是朝中的大臣特别是江南地主阶级，在公田法推行后纷纷离贾似道而去，使他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蒙古南下，江南的地主纷纷投降，与此不无关系，故清王夫之《宋论·卷十·高宗》以为：“垂至于贾似道，而立限以夺民田为公田，行经界以尽地力而增正赋，怨讀交起，宋社以墟，盖亦门此启之也。”
其六，公田法立意虽善，但执行中确实出现了诸多弊端，扩大了矛盾面。由于宋末官僚政体的腐朽，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形，违背了设计初衷，下层官僚借机巧立名目，肥私利己，平民百姓亦深受其害，纷纷破产，因此民怨四起，也令贾似道人心渐失。
综上述六点，应当承认，贾似道推行公田法的目的还是以挽救社会危机为上，并非只顾个人谋利，他本人也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外，南宋灭亡后，这些公田倒给元朝拣了个大便宜，成为元朝江南官田的重要来源，当时忽必烈饷军、漕粮和给功臣的赐田，主要来自于此。
第四，贾似道实行打算法，本意是在蒙古退军，形势暂时缓解的情况下，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目的是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然而急于求治，往往事与愿违，反而暴露出更深层次的矛盾和固有症结，埋下了军队不稳定的隐患。
南宋后期，自开禧北伐后，中央财政就开始逐步恶化，端平入洛后宋蒙交恶，军费开支更是急剧膨胀，至实行打算法之前宋蒙战争已进行 20 多年，南宋财政已趋于崩溃了，淳祐六年（1246 年），大臣高斯得就指出：“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甚于迩年。闻主计之臣，岁人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凿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南宋高斯《轮对奏札·卷一》）。财政支出赤字已达岁入一倍以上。与此同时，南宋敛财之术、财赋来源亦皆告乏，“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止渴也。”（南宋高斯《轮对奏札·卷一》）财政危机已是积重难返。而南宋的军事财政制度规定，军队统帅对财务的开支没有自主权，所有的军事给养都是中央财政统一支配。地方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主权，中央调拨的钱物不能随意处置，而地方军务的复杂性产生出来的需要，中央不能一一满足，在使用和调拨之间产生矛盾，导致地方往往违反规定，自由行事，从而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如果军费开支在中央承受范围之内的时候，这种矛盾还不是很突出。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中央财力耗竭的时候，财政危机便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形式爆发出来，景定年间的打算法可谓是这种矛盾的产物。贾似道推行打算法有没有清除异己的想法，现在已不得而知，单就财务审计而言，应该说打算法本身并无过错。但此貌似正确的法度却忽略了南宋军制痼疾和对蒙战争的实际，成了加速南宋灭亡的昏招，并且也没有恢复南宋中央财政的财力。
其一，“打算法”的实行过程中，南宋大批军事将领被追责，部分将领 被刑责下狱，直接导致南宋的军事能力每况愈下 。元刘一清《钱塘轶事·卷四》载：“浙阃史岩之、徐敏子，淮阃杜庶广帅、李曾伯皆受监钱之苦。史亦纳钱而妻子下狱，徐、李、杜并下狱，杜死而追钱犹未已也。”《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贾似道》载：“以核诸兵费，世雄、士璧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打算法的实行虽不排除贾似道谋利之嫌，但根本上还是南宋军制本身的痼疾。南宋秉承北宋的法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依然采取收权和分权的模式。地方上由于负责保疆御敌，对兵力的需求旺盛，而中央由于财政困难，则往往加以限制。地方上在面临复杂的事态时，需要随机应变，而朝廷出于掌控的需要，对下拨的钱物则做出种种规定。而这种矛盾状态的背后，则反映了南宋的驭将政策和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模式。追本溯源还在于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即所谓“重文教，抑武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其前后周太祖郭威亦以此法登位，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统治者于是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也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贯穿整个宋代。此国策虽然有效地防止了将领的拥兵自重，巩固了中央集权，但也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力量。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消极作用尚不明显，也使得大宋得以诛灭南方军力较弱的诸国，完成统一大业。但在对辽作战已经显露端倪，宋太宗战前对将领赐阵图，不信任他们。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对于他们进行限制、牵制，最终导致高粱河、双歧沟战役的失败。将领越是功高兵盛，朝廷越是猜忌。北宋名将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抑郁而终。南宋岳飞、韩世忠等人自募岳家军、韩家军，虽抗金有功，宋帝也是肆意猜忌。最冤莫过于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打算法的实行也是此国策的产物。不过，不管打算法的实行是基于什么原因，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果之一可以与后世的苏联肃反运动相提并论。斯大林于 1934 年发起的苏联肃反运动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使得苏联在战争前期兵力和装备均优于德军的情况下，领土大量沦丧，有生力量被大规模歼灭，开战 1 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 1100 万人。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 4000 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而南宋却没有苏联的优势，其结局也只能是自取灭亡。
其二，打算法完全忽略了南宋财权虽在中央，但军权已经旁落到地方的实际，致使二者矛盾激化，最终军权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结果就是刘整的叛变 。对于刘整叛宋的原因，《宋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度宗》有记载：“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可见，南宋将刘整叛宋的原因归咎于范文虎、俞兴父子个人的人品官德。而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四·刘整叛北》又载：“先是郑兴守嘉定，被兵，整自泸州赴援，兴不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馈之。整怒，杖吏百而去。及兴为蜀帅，而泸州乃其属郡，兴遣吏打算军前钱粮，整赂以金瓶，兴不受。复至江陵，求兴母书嘱之，亦不纳，整惧。又似道杀潜、杀士璧，整益不安，乃以泸州降。”俞兴执行打算法，而刘整反复疏通行贿的行为，也说明了刘整很可能有违规的行为。从中不难看出，刘整叛宋，打算法的实行仅是导火索，溯其根源还在于南宋将领的官德、刘整与上级将领的关系以及刘整本身很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刘整投元不但使南宋失去了泸州这一军事要地，还促使蒙古坚定了进攻南宋的决心。《新元史·卷一百七十七·列传第七十四·刘整》有记载：“（刘整）入朝，建言：‘宋主暗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廷议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由于元宪宗蒙哥大举猛攻的失败，使元朝一度丧失了吞灭南宋的信心。在刘整的力劝下，才最终坚定了信心。更为关键的是刘整还帮助蒙古制定了攻宋的战略构想，一是攻襄阳，襄阳失陷后，南宋门户大开，形势由此巨变；二是练水军，蒙古原本善骑不善水，是刘整为蒙古编练的水军，《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列传第四十八·刘整》载：“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从而弥补了蒙古水战的不足，蒙古攻占襄阳后，水陆并进，南宋水军连战皆败，最终临安不战而降。最为重要的是之后崖山海战，刘整编练的这支水军在此战胜张世杰率领南宋水军，陆秀夫被迫背着南宋小皇帝投海，南宋由此而亡，历史上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华”，正在于此。
综上述两点，可以看出，贾似道实行打算法整体上推行的还是宋一贯之国策，法令本身也没有什么极大的过错，但方法时宜极为不当，反倒成了打破宋蒙战争平衡的关键点，自掘坟墓，倒真是荒唐可笑之极。
第五，所谓“鄂州议和”，实属子虚乌有，鄂州大战，贾似道实功勋卓著。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 年）秋冬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关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主要战役，蒙古最高统帅是时任蒙古可汗蒙哥之弟、后来的元朝开国皇帝的忽必烈，而直接领导鄂州保卫战的是南宋枢密使贾似道。两军在此展开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剧烈战斗，两边“逝世枕藉”。后来因为多种因素，蒙古被迫于当年闰十一月上旬撤围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卫战的成功。但是后人不但不承认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功劳，反而以为恰是他在这次战役中与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即“鄂州和议”，后来又隐秘本相，才引起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消亡，是有罪无功。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公允。
其一，史书有证，功不可没。 此战，蒙古采用各种手段全力攻城，为防止蒙人掘洞穴而入，贾似道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仅一夜时间，环城木栅全部竣工。忽必烈知道后，感慨道：“吾安得如（贾）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三·廉希宪》）蒙古攻城不力，“诸将归罪士人”，忽必烈闻言大怒，说：“曰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贾似道），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四·郝经》）关于“鄂州和议”，当代台州文史翘楚丁及在《略谈贾似道》一文中曾言：“然考《元史·世祖记》，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可以试想，假设贾似道真如“鄂州和议”所言“割江”“称臣”，为蒙古开出了如此优惠的条件，那么蒙古撤军后理应遣使求兑，或者在后来侵宋时大肆渲染，但是史书却不见相关记载。一方面，南宋视贾似道为奸臣，《宋史》对“鄂州和议”无具体记载不够合理；另一方面，蒙古作为利益的应该获取方，《元史》对“鄂州和议”也无具体记载那就更不合情理了。
其二，各方人士对此也多有好评。 南宋爱国诗词家、宋末文坛领袖之一的刘克庄云：蒙古军大举南侵之际，“朝野失邑，凛冽有被发之忧”，贾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汽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宋元时期大儒、“北山四先生”之一的王柏赋《鲁斋集·卷一·寿秋壑》诗云：“义概包世界，智略吞群英。五行相互制，自昔谁去兵？代马饮江水，舄赤司专征。”“肃肃荆楚净，汤汤江汉清。东西亘万里，齐民竞春耕。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就连被贾似道排挤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被俘关押于元大都（今北京）时，还曾评价贾似道“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衰也”（南宋文天祥《集杜诗·鲁港之遁第十四》），客观地指出了贾似道在鄂州之战时的勇敢表现。
其三，有“鄂州议和”，而无“鄂州和议” 。鄂州之役，贾似道与忽必烈不过是议和而已，并没有所谓“割江”“称臣”的“鄂州和议”，双方也并未签订具有实质性的和约。关于史书无具体记载前述已表。宋朝历来有议和传统，贾似道象征性地提出岁币只是权宜之计，至于有人质疑贾似道为何不乘胜追击？南宋守城已是苦苦支撑，蒙古虽退也是主力尚存，加之宋蒙军队野战战力的巨大差距，贾似道一个“士人”怎敢冒此风险！南宋年间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南宋灭亡后隐居于泽山的学者黄震，在贾似道倒台后曾言：“方贾似道事急之际，尝约议和。已而往来鄂州与共守战，尝获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议不言而自诡再造之功。”（南宋黄震《古今纪要逸编》）宋末爱国诗人、画家，自视大宋遗民的郑思肖《大义叙略》也认为贾似道是“殆许岁币”，而蒙古“以许岁币为诚语”“遣郝经入使索其物”，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的乃至投降的行径，而是贾似道为促成忽必烈退兵、争取时间的一个权宜之针。当代台州文史翘楚丁及在《略谈贾似道》中也曾言：“当时蒙哥新死，似道已知，遣使约和之日，正忽必烈决定退兵之时，哪有称臣之理！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当代在宋朝历史学方面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屈超立《简析宋蒙鄂州之战与“鄂州和议”》也指出：“鄂州之役时，宋蒙之间曾就议和进行使节接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蒙古方称贾似道提出以称臣和‘割江焉界，且岁奉银、绢二十万’的条件退军，却是颇值得怀疑的。”并进一步否定有所谓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认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为攻宋翻旧账，寻找口实、制造舆论；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离间之计，混淆事实，以此制造宋廷内部的混乱；三是蒙古军全力攻打鄂州却无功而返，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古军开脱。
综上述三点，应当说，贾似道后来虽弄权庸政误国，但鄂州大战的卓著功勋还是不应被抹杀的。
第六，襄阳之战，贾似道并没有蒙蔽皇帝，也竭力救援襄阳，但其对襄阳的失守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和指导责任。
《宋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度宗》有记载：“咸淳五年：八月戊寅，诏郡县收民田租，毋巧计取赢，毋厚直折纳，转运司申严按劾。诏襄、樊将士战御宣力，以钱二百万犒师，趣上其立功姓名补转官资。十二月甲申，以钱二百万命京湖帅臣给犒襄、郢等处水陆戍士。咸淳五年：冬十月丁丑，遣范文虎总统殿司、两淮诸军，往襄、樊会合备御，赐钱百五十万犒师。十二月……己亥，诏：唐全、张兴祖等赍蜡书入襄阳，往复甚艰，各补转三官，赐钱二千缗。咸淳六年：六月庚辰，子宪薨。庚寅诏以襄、郢水陆屯戍将士隆署露处，出钱二百万，命京湖制司给赐。十一月庚辰，诏襄、郢屯戍将士隆寒可闵，其赐钱二百万犒师。咸淳七年：秋七月辛未，枢密院言吴信、周旺赍蜡书入襄城，往复效劳，诏各补官三转。八月……甲午，以钱三百万，遣京湖制置李庭芝诣郢州调遣犒师。丁未，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会合策应，以钱二百万随军给用。咸淳八年：五月己巳，元兵久围襄、樊，援兵厄关险不克进，诏荆、襄将帅移驻新郢，遣部辖张顺、张贵将死士三千人自上流夜半轻舟转战。比明达襄城，收军阅视，失张顺。六月丁酉以钱千万命京湖制司来米百万石，转输襄阳府积贮。咸淳九年：二月甲申，诏：鄂州左水军统制张顺，没身战阵，赠宁远军承宣使，官其二子承信郎，立庙京湖，赐额曰忠显。夏四月壬辰，诏：‘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今年乾会节其免集英殿宴，以钱六十万给沿江制置赵溍江防捍御。’”首先，救援襄阳的兵力包括四川制置司、沿江制置司、荆湖制置司，还有两淮水师、广东水师，可以说基本上把能调集的部队都调来了，尤其是还有殿前司这样的中央直辖部队。其次，襄阳城下六年血战中，南宋中枢所花费军资超过两千万，宋度宗数次下达相关诏书。从中不难看出襄阳大战期间，宋廷一直在正常地处理和运作襄樊地区的防务、人事，并不存在被蒙蔽和不救援的情况。贾似道虽然没有蒙蔽皇帝，也没有不救援襄阳，但他仍然对襄阳之战的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是第一责任。
其一，战略判断和应对严重错误。 作为宋廷襄阳作战大战略的全局统帅，贾似道对蒙古改以西路四川为主战场的传统战略为自中路襄阳突破的战略判断不准，根本就未认识到襄阳之战的重要性，战略应对不力。以贾似道为代表的“守江派”宋臣认为襄阳“孤垒绵远，无关屏障”（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襄阳始末》），守襄阳是“虚根本而事远略”（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六》），主张宋军的布防应以防止蒙古渡江为首要考量，以重兵防守江北诸城会导致外重内轻，根本动摇。即使后来贾似道主政后一改过去的主张，也非认识到了襄阳战略地位的重要，而是认为襄阳既已经营，若自动弃守，则蒙古反而可以利用原来的建设对宋进攻，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襄阳始末》有载：“似道再奏云云：‘……因念畴昔分阃荆、湖，先帝必欲宠臣以枢管，命臣复襄。臣回奏不敢轻易后继，臣为阃者，徒奉将相，意慕复襄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以实之，江面单露，卒成己未之祸（指鄂州大战）。先帝每记臣言，必欲弃襄以全鄂。臣则以为不可，非故自相矛盾，盖襄既复，则城池、米粟、甲兵，委难以资虏。臣在军极力留劲兵以守襄，襄幸以全。’”因此可知，贾似道虽然重视襄阳的防守，但不认为襄阳的得失会导致整个防线的瓦解。即使后来襄阳失守，贾似道，及宋理宗也不认为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襄阳始末》又载：“三月，贾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连日书，乃知襄帅吕文焕为虏诱胁，竟以城降。臣一闻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容臣自劾，以报国恩。’御笔则决于不许，旋降御笔批别置机速房，亦建督于京之意。继而学校纷纷上书，皆澜翻不急之语，……继而宰执奏事上前，平章复陈行边之请，上曰：‘断是不可。’上又曰：‘诸生之书，只得留中，如下诏求言，亦有未可。’贾奏云：‘端平荆、襄之失，继以诸郡，是时皆不曾降诏，惟开庆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讨论以闻。’上曰：‘且镇以静，不须得行。’”从宋理宗与贾似道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两人面对朝野的“纷纷上书”，并没有接纳之意，依然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回避态度，还认为与端平三年（1236年）襄阳第一次失守时相比，边防形势并不算严重，战败追责也不重，仅撤换了李庭芝。
其二，整体战术统筹指挥更是不堪。 血战六年，调兵虽重，但统筹不力，都是分散来援，这是典型的“添油”战术，没能形成合力，战术应对更是不对。
其三，错误用人也是此战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宋廷此战的一线主将是贾似道的亲信吕文德，而恰恰就在于此将私德和指挥的不堪方导致战局失控。吕文德犯了两个严重的战略错误，景定四年（1263 年）七月，刘整向忽必烈献计，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以掩护其军事行动。刘整还指出，宋将吕文德“可以利诱”。蒙古向吕文德行贿玉带，吕文德竟同意建榷场。蒙古人又借口“南人无信”，要求建筑城墙以保护其货物。吕文德见蒙古人得寸进尺，感到很不爽，没有同意，此时又有人建议说：“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于是吕文德转变态度，奏请宋廷开设榷场。蒙古人借机筑土墙于鹿门山（今湖北襄阳东南），外通“互市”，内筑堡壁，以阻宋南、北之援，吕文焕早就识破这是蒙古的阴谋，两次捎信向吕文德说明，但被吕文德的亲吏陈文彬藏匿起来。其后蒙古又在白鹤城增筑第二堡，吕文焕再次向吕文德申诉才被得知，吕文德深悔，叹曰：“误国家者，我也！”第二次失误是在咸淳四年（1268 年），此时蒙古卷土重来，大举入侵南宋，已围困襄樊。当负责守城的吕文焕派人向吕文德报告蒙军修筑鹿门、白河等寨、襄樊被重重围困时，吕文德却不以为然，反而斥责吕文焕道：“汝妄言邀功。设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令吕六（即吕文焕）坚守。果（刘）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这种轻敌的思想加剧了南宋守护襄樊的困难，因此“识者窃笑之”。另外，蒙古“攻襄阳，练水军”攻宋战略的总设计者刘整之所以叛宋投蒙也与吕文德的官德不堪、驭人不公有极大关系。
综上所述，襄阳之战，贾似道虽未昏庸致蒙蔽皇帝，不救襄阳，但在作战统筹指挥和用人上均有致命的失误，对致战局恶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七，丁家洲之战，贾似道葬送了南宋最后的希望。
其一，贾似道统帅力弱是战败的根源。 从战场进程上看，虽然是由于宋将孙虎臣和夏贵的先后临战溃退才导致战局的急剧恶化，但一是两将皆是贾似道信任之将，二是贾似道毕竟是主帅，此战无论是战术错误，或者是将领怯懦，各怀异志，身为主帅的贾似道都难辞其咎。
其二，贾似道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也是招致惨败的关键因素。 贾似道战前非但不积极部署御敌，反而先遣返元军战俘，并向伯颜乞和，这是未战先怯；开战后，又为自己留了后路。在鸣金收兵的同时，自己乘坐一艘小船，顺流逃往依然有重兵防御的扬州。蒙古甚至一口气追杀了 150 多里，彻底打散了宋军重新组织起来的希望。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集杜诗·鲁港之遁第十四》言：“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指丁家洲之战）之遁何哀也！”充分说明了此时的贾似道已经不再是鄂州大战时的贾似道了。
第八，贾似道实际上是忠于宋廷的，称其误国也好，罪臣也罢，皆不为过，说其是奸臣就有些过了。
其一，鲁港战前率军出征，贾似道还下令准备出海船只，供皇室逃亡海上，以图将来兴复。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施行韩震》有载：“临行，与殿帅韩震、京尹曾渊子约曰：‘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且留其二子于震家，使仓卒可以随驾。……会似道以蜡书至韩，趣为迁避，其间有云：‘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震得之，即具申状，亲携蜡书白堂、白台，陈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宫中为之震动。时都民、戚里、官府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摇，目之为贼。宜中本为似道所引，至是与编修官潘希圣谋，一反贾政，专以图守为说。震不察其意，乃坚持迁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会议于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增级顾信等数人以拟之，及震至，门阖，即以铁挝击其首。韩曰：‘相公不当如此。’陈答曰：‘此奉圣旨。’韩犹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胫而毙之。遂自后门舉出，揭其首于朝天门。”
第二，谓贾似道“奸”的人多各有其利，言不足信 。众所周知，元（蒙古）统一中国后所修辽、宋、金三史，自有其好恶倾向。修《宋史》的班子，是蒙古人和为蒙古人服务的汉文人混搭班子。元朝史官有管制监督的责任，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的记载，因此，宋朝的宰相多为奸臣，也许就并不足怪了。而到明驱逐蒙古后编撰的《元史》中，便删除了“鄂州之战，贾似道向忽必烈称臣割地”等说辞，显然是表达了对《宋史》的质疑。当然，这里确实有贾似道本身结党弄权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文官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层，贾似道施政，尤其是公田法严重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尤其是江南地主阶级，这些人恨之入骨“谓之奸”，此情况上文已表。另一方面是武官，尤其是降元（蒙古）武官。《元史·卷九·本纪第九·世祖六》有载：“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这些武将把投降的原因归罪于贾似道一人，连忽必然都讥笑他们，可见其可信度何其低。当代台州文史翘楚丁级《略谈贾似道》曾分析道：“吕文焕、范文虎、夏贵等都富贵已极，他们不愿打仗，处处拥兵自重。这种积弊原是宋朝‘祖宗御将之法’造成的，贾似道亲出‘督师’，已是孤注一掷，历史上大概也没有这样的‘奸臣’。”并认为，这批降将所说投敌理由，反被敌人所讥笑，很值得玩味。并且，即使如此，这些降将也只说贾似道重文士轻武人，并没有其他“误国欺君”的指责。
其三，世人对贾似道也有正面的评价。 南宋理宗的皇后谢道清就曾言：“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贾似道》）当代著名宋史专家虞云国《细说宋朝》曾参考了一些这方面的史料，他说：“蟋蟀宰相是后世民间对贾似道最深刻的印象，似乎他除此之外一无所长，这至少有点漫画化，贾似道历任沿江、京湖、两淮制帅，贾贵妃的裙带关系虽起作用，但他也在这些军政长官的任上为抗蒙作出过一些成绩。”（《细说宋朝·八十五·贾似道》）当代知名学者、《台州四库》的编辑召集人郑鸣谦也认为：“《宋史》列贾似道于《奸臣传》，其内容不少来自野史小说，且出于反对者之口，遇事不问是非，均加贬抑。”（《末世强臣：贾似道大传·前言》）
诚然，贾似道腐朽和专权是造成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诸如公田法、打算法等措施初衷虽善，但皆成昏招，对于宋亡其罪甚大，尤其是“崖山之后无中华”，其罪尤甚。但他也为挽救南宋危亡做出了一定努力，尚存为国之心，也应给予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