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评论】

本书对商纣王的评论：商纣王，在位三十载，因展才而有为，致文治武功皆有所成，使商朝步入巅峰，也因恃才而傲物，刚愎自用，以致误己误国，可谓“成也因才，败也因才”。商纣王，穷奢极欲，刚愎自用，骄狂拒谏，殷商因此而亡。但其平定东夷，开化东南，止屠奴虏，对中华历史亦有大功，其功过两分，均不应忽略。

第一，商纣王于文于武皆有才华。

《荀子·非相篇》载：“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群，百人之敌也”。《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纣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史记·卷二十五·律书第三》又载：“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就连最黑商纣王的明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也没有辱没他的武功，云：“殷纣王毕竟勇猛，众诸侯终欠调停。喝声：‘着！’将官落马；叫声：‘中！’翻下鞍轿。纣王刀摆似飞龙，砍将伤军如雪片，劈诸侯如同儿戏，斩大将鬼哭神惊。”“话说纣王被众诸侯围在垓心，全然不惧，使发了手中刀，一声响，将南伯侯一刀挥于马下。”古文献还有载，商纣王曾率大军御驾亲征东夷，大胜，俘虏众多，“告于大邑商”，可见纣王指挥能力也是十分强悍的。商朝毕竟不同于后来中央集权的秦汉等王朝，中央直接控制的区域很小，随时准备着同周边的方国、部落作战，个人武力值爆表、身先士卒、率军打仗是衡量一个君王最重要的指标。

第二，商纣王贪恋女色，穷奢极欲。

其一，《今文尚书》有权威记载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辨析，基本认为是可信的先秦文献。作为最早记录周武王伐纣战斗檄文的《今文尚书·周书·牧誓》载：“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就明确提出伐纣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只听信妇人的话。

其二，后人为商纣王好色翻案论据不足 。后世有人给商纣王好色翻案，依据主要有四：一是商纣王后宫极少，应该不超过四女，其子嗣仅两人；二是苏妲己乃有苏部落战败的牺牲品，无后台背景，难以影响商纣王决策；三是商纣王也是有决断之人，不可能让女人干政；四是苏妲己被塑造成狐狸精，是因为其出身的有苏部落的图腾是一只狐狸，所以后世以讹传讹。本书以为以上推断不足为据，春秋时期吴国君主夫差与此极为类似，最终也是因为美女西施误国。

其三，后人为商纣王酗酒翻案论据不足。 后世有人对商纣王酗酒行为不以为然，依据主要有四：一是对酒池肉林的真实性质疑，认为这是始于战国韩非子《韩非子·说林》的主观臆断；二是酒池肉林不过就是人工湖里灌酒，树上挂肉，就国君而言谈不上多奢侈；三是史书中关于汉朝接待外国来使也有过酒池肉林的描述，同比纣王，认为并不为过；四是以史料判断商人后期饮酒成风，作为商主的纣王，酗酒并不为过。本书以为：一是得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早期酒乃粮食酿造，商朝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资储备十分有限，酿酒浪费粮食，危害甚大，不能依后世标准来评判；二是不能以人云亦云，法不责众的理由来为错误行为开脱，清朝末年吸食鸦片蔚然成风，也不能因为大家都吸食，就否认吸食鸦片的错误性。周灭商后，周公旦发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酒诰》（《今文尚书·周书·酒诰》），要求“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可见负面影响之巨。

此外，类似修建鹿台、莺歌燕舞等行为，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不算什么，但以商朝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中央控制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也是对统治十分不利的行为。

第三，商纣王实非残暴之人。

其一，从对待奴隶和战俘看，商纣王并非残暴之人。纣王即位之前，历来对奴隶的处理是很残酷的。祭祀天地要杀奴隶，祭祀祖先要杀奴隶，奴隶主死亡要用奴隶殉葬，建筑宫殿家庙也要用奴隶奠基，奴隶可以任意宰杀和活埋。但是到了纣王时期，纣王反对杀害奴隶，取消了残害奴隶的殉葬制，不让再杀害奴隶和战俘，而是让奴隶和俘虏从事生产劳动，对有才能的奴隶还授以官职。近代文学家、历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千古之谜：帝王篇》诗曰：“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先驱。”

其二，从囚文王看，商纣王并非残暴之人。 虽然关于周文王怎么被囚的，《史记》本身，与《金楼子》，与《吕氏春秋》的记述都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周文王被囚期间怎么样却是较为统一的，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说明文王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并未遭到太大的折磨，否则，他也不可能有机会静下心来推演《周易》。而且周人也没有宣传文王在被囚期间如何受虐待，如果文王真的受虐待，周人是不会放弃这个攻击纣王的机会的。

其三，从商人自评看，商纣王并非残暴之人。 古文献中，商人皆称纣王为尊称帝辛，也未发现有说他残暴的。说纣王残暴的是周人，而且是在伐纣宣传时说的。那时候，周仅相当于商下属的一个邦国（“方国”），相对独立，纣王是商人之王，自己国家的国民没说王暴虐，周人远在西方，却说人家残暴，这显然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从淇县（古称朝歌）地名和民间故事看，至今已超过三千年，当地还留存着许多纣王的遗迹，流传着许多纣王的故事。纣王留下遗迹有整整一个系列，如纣王城、纣王墓、纣王殿、摘星楼、鹿台、钜桥、朝歌寨、鹰犬城、社稷坛、交卸、纣饮马池等等；纣王的传说也不少，如《犯凉水的故事》《哑叭庄的故事》《无核枣的故事》《金牛岭的故事》等等，还形成两个朝歌特有的歇后语，形容某种东西坚固，就会说“帝辛的江山，铁铜一般。”以及“帝辛的儿子，别子（或死别）”。一个在位仅三十余年，还致亡国，死后又被骂了三千余年的君主，却留下了诸多遗迹和传说，当地人不以其为耻，反以其为荣，常常对其津津乐道，而同样在朝歌建都四百年的卫国（春秋及战国），甚至还出了两位贤君（卫康叔和卫武公），却没给当地人留下什么印象，可见，纣王还是有恩泽于当地的。

其四，从放纵微子看，商纣王亦非残暴之人 。《今本竹书纪年》云：“王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比干、箕子、微子可以视为纣王施政的反对派，这里纣王也只杀了比干，如果说纣王残暴不仁，那么干脆都杀了就完了，也就没有后来的微子里通外国了。另外，《论语·微子》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也只是说：“比干谏而死！”并没有说什么要验什么七窍玲珑心这种无稽之谈。最多也就是因为政见不和，导致的杀比干，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今天不知道，史书中没有详载。

第四，商纣王不拘一格用人，确实起到了成效，但其刚愎自用，不听臣言，也确实终致误国。

其一，武王指控纣王之语，实有立场局限性 。武王伐纣时指控纣王之过，其中就有“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今文尚书·周书·牧誓》），说的是纣王轻蔑废弃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却崇敬、提拔、信任、重用四方逃亡而来的卑微奴隶。这话十分直白，就是站在维护旧官僚阶层的利益上说的。当代专长于甲骨学及先秦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镇豪主笔的《商代史论纲·殷遗与殷鉴》指出：“商王朝实行世官制度”，“重要职位基本固定于某些大族”，“商王在用人的支配权上还受到很大限制。实际上的用人权，依然以‘旧有位人’为主。这种世官世族的用人方式，成为商王施行权力的障碍”，“由于基层过于依赖族组织，势力巨大的部族具有相对独立的力量，对集权的国家体制构成阻碍”，“商纣王疏远旧贵族，任用自己的亲信为官”，“出现了重用小臣集团的现象。小臣是商王身边附属团体，人员构成复杂，但大多数是地位较低的人”。本书以为即使不言纣王是解放奴隶的第一人，单说他敢于打破出身界限，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是毫不为过的。

其二，商纣王继位初期，知人善任，使商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国力 强盛。 《今文尚书·周书·召诰》载：“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纣王前期的统治连周都不得不称善。尤其是纣王从亡虏逃臣中简拔健步如飞、勇搏熊虎的勇士飞廉、恶来父子为将，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载：“蜚廉（飞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虽然正史中关于飞廉、恶来的记载较少，但从中可以看出飞廉、恶来都是有才能的武士，且皆为商之忠臣，为商战斗至死。再延伸一点，飞廉、恶来皆为秦之祖先。

其三，商纣王治国先明后庸，实亡国之祸。 就如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前期“开元盛世”，后期“安史之乱”一样，商纣王在位后期居功自傲，刚愎自用，致使商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最终导致亡国之危。周文王征伐周边的时候，商臣曾提醒纣王要加以防范，《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商纣王刚愎自用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春秋左丘明《左传·宣公》载：“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说的就是纣王依仗自己的才能和强大的力量，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认为谁也奈何不了他，所以灭亡了。

第五，商纣王既信神，又不信神，实质就是自我神化，其形式和内涵均不被诸侯所接受，也影响了社会风气，导致祸患无穷。

其一，这受到了神权与王权冲突的影响。纵观人类发展进程，神权与王权的冲突一直是世界史，尤其是古代史的主要冲突之一。在西方，政教矛盾和冲突贯穿了整个西欧中世纪，对西欧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开始，罗马教皇和神职人员总是从属于世俗的君主或领主的。但到十一世纪末，其地位大大改观。五至八世纪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王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九到十三世纪教权高涨，与政权形成对垒之势，期间教权达到巅峰状态，随后便开始由盛转衰，直至王权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期间，教会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厮拼而有力的增强了经济和政治力量，希求确立对整个欧洲的统治。不过世俗的皇帝和君主们是不甘心充当教会走卒的，一旦他们感到教会势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便要采取断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在古印度，有着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即印度种姓制度。这一制度将人分为 4 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第一等级婆罗门就是拥有神权的僧侣贵族，而拥有王权的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不过是第二等级刹帝利。古印度神权与王权之争倒是较为隐性，不过佛教与婆罗门教（即后来的印度教）之争就是其中的代表。佛教并非真对一切种姓一视同仁，但它当然首先反对婆罗门。在婆罗门教的经典里，四姓的顺序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在佛教的经典里则是：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释迦牟尼更自称是刹帝利。《长阿含经·阿摩昼经》就是一个例子。古埃及和伊斯兰世界之所以没有出现较为激烈的神权与王权的冲突，与他们神权王权合一（即政教合一）且神权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不无关系。而中国没出现过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思想洗礼，最终实用主义占了上风；二是自秦而始的大一统的历史主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权控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控制，没有神权存在、生长、壮大的土壤和空间。而在这之前的商，还是有国王和祭司的。早期甲骨文显示，商人的至上神被称作帝、上帝。当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张荣明在《殷周政治与宗教》中阐述道：“（商）的宗教思想是一元多神的信仰体系。一方面，它沿袭了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另一方面，它创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至上神崇拜。”所谓“一元”，是指信仰中的世界是至上神上帝的一统天下，上帝是中心，它不但是自然万物（包括人类）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秩序的主宰者。所谓“多神”，是指虽然上帝是全能的至上神，但它并未排除其他神灵的共存：祖先神，自然神，等等。如同现实世界中“王——诸侯——大夫”的关系一样。商王是一身二任的君主，但他虽是宗教领袖，却并不是专门的祭司，还要有一批专门人员担任祭司职务。春秋左丘明《左传·成公十三年》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军事）。”儒家七十子后学《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商人崇拜神权，几乎每事都要问卜，求助神灵预测吉凶。商朝负责“祀与戎”的人已经形成阶层，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社会的权贵，其中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巫教），权力尤其膨胀。《今文尚书·周书·君奭》又载：“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其所列举的权臣皆是“格于上帝”的祭司，神权构成对王权的主要威胁。乃至商第 23 任君主武丁提出：“黩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伪古文尚书·商书·说命中》）表面是抱怨礼神烦琐，其实质是谴责祭司的干涉。于是开始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权掌握到商王手中。但斗争总会出现反复。商第 25 任君主祖甲创造了“周祭”之法，使商人的祭祀系统更为严密规范，因此盛行于商代后半期，并逐渐达到最高峰。商第 27 任君主康丁（甲骨文也作庚丁），晚年信巫教，使祭司势力大增，危及王权，至商第28 任君主武乙时，祭司势力经常假借天意钳制商王的行动，武乙便想方设法打击神权。有一次，他命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状貌威严，冠服齐整，称作天神。他约天神和他对垒，又命令一个臣子代替木偶，臣子怕武乙，步步退让，以大输而告终。武乙推局指着木偶大笑说：“你既然是天神，怎么会输给我，如此不灵验，不配称天神。”还命令左右痛打木偶。又有一次，武乙命人制作了一只皮袋，盛满兽血，挂在树枝上，他亲自挽弓仰射，射破皮袋，兽血喷出，武乙掷弓大笑说：“今天，天被我射了一个窟窿。”经过种种斗争，终于使神权（祭司势力）大为降落，王权大为上升。此事《史记》亦有记载，虽然记录角度不同。《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缪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在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转变过程中起到表率作用。可见神权与王权的冲突在商由来已久。

其二，商纣王继位初期的文治武功使其过度自我膨胀，开始自我神化，将 自己与上帝等齐。 这里，第一个前提是商的宗教思想是商王死后封神。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殷墟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曾言：“殷人以为帝有全能，尊严至上，同他接近，只有人王才有可能。商代主要的先王，像高祖太乙、太宗太甲、中宗祖乙等死后都能升天，可以配帝。因而上帝称帝，人王死后也可以称帝。从武丁到帝乙，殷王对于死了的生父都以帝称。”可以说，商人的信仰体系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系统，上帝不仅主宰着天地自然、人间祸福，还统辖着一个由祖先诸神和自然界诸神以及使者组成的帝廷。人的世界商王若对帝有所祈求，从不直接祭祀于上帝，而往往把帝廷作为祭祀的媒介。他要向自己的先祖祈祷，先祖“宾”于上帝，再转达人王之所求。在商人的观念里，去世的祖先将直接到达神界，人间、神界虽两相隔离，但人凭其与祖先的血缘连接再通过一定的仪式就可以实现与至上神的交通。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有求于某行政长官，因碍于情面、底气不足等原因就委托一位既与自己熟悉同时又与这位长官关系密切的人帮助自己疏通一样。第二个前提是商的祖先与诸方国祖先共同封神，但商的祖先权力更大。商并不像后来的秦汉等大一统的王朝，它是由许多方国组成的联盟，应该是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商即为盟主。而商人的信仰体系，就是对这种地上王权的观念化和神化。据当代著名先秦史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晁福林考证，在商统治阶层曾经十分活跃的“贞人”（进行占卜活动的人），实际上就是诸“方国”部族势力在商朝中的代表。他们多数为各自部族的首领，有自己的属地和经济力量。如卜辞中有不少贞人的人名同时又是地名、部族名。由卜辞可知，商前期，这些贞人并不是商王所属的唯命是从的官吏，他们的地位往往很高，可以通过占卜表达自己的意志。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要想维护殷商的盟主地位，单靠把祖先崇拜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有一个与统治者有特殊关系，而又凌驾于祖先神之上的神灵来作为人间统治的天上依据，才能更好地维系“方国”联盟式的政治统治。上帝则是很好的神选，于是它便被建构成了世界的操纵者，人间社会政治生活的隐摄者，而商的祖先神就相当于上帝的联络组组长，其他“方国”的祖先神则相当于联络组成员。如《今文尚书·商书·盘庚》云：“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乃崇降弗祥。”这是商王盘庚在迁殷时告诫王族以外的诸族民众的话，大意是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和你们的祖辈父辈共同辛劳，你们现在都是我的善良的民众。如果你们有作恶的念头在心中出现，我们先王就会告诉你们的祖辈父辈，你们的祖辈父辈就会抛弃你们，不挽救你们于死亡之灾。现在那些乱政的大臣，执掌权柄，只知道聚敛财货，他们的先祖先父便竭力要求我们的先王说：“快些用严厉的刑法给我的子孙吧！”从而引导先王，把不祥降给他们。从中不难看出，即使同为祖先神，在神界权力体制中也是有高低之别的。而到了商第 31 任君主帝辛（纣王），则由于即位前期文治武功的卓越成就，使得自己飘飘然起来，自认为已超越历代先祖，而成为活在人间的神祇。一是纣王不祭先祖。从考古发掘上看，虽然后世学者对殷墟甲骨卜辞（占卜）中有无纣王时期的卜辞尚存争议，但至少纣王时期是很少祭祀先祖的，尤其是后期就没有发现。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运用“二重证据法”根据之前历代的有关记载及出土的甲骨文对殷商的先公先王作了考证，指出：“有商一代二十九帝，未见卜辞者有八帝，卜辞出于殷墟，是自盘庚到帝乙时所刻辞，自当无八帝最后之帝乙、帝辛之名。”表明卜辞中没有帝乙之名，也就是说帝乙（纣王之父）没有人祭祀的。民国那时发掘的殷墟卜辞数量尚不多，今天发掘的殷墟卜辞虽然数量大增，但情况仍是如此。虽然后世学者对殷墟“黄组”卜辞，尤其是“十祀征人方”卜辞是否为纣王时期的卜辞产生了激烈争论，加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在《商周金文录遗》中根据商朝青铜器“二祀其白”外底铸铭文：“在正月，遘于妣丙，彤日，太乙（音是）。唯王二祀。”（意指商纣王二年正月丙辰日，举行彤祭，祭祀太乙的配偶妣丙）等金文记载，指出纣王即位初年还是祭祀先王先妣的。但不管是卜辞还是金文，大家对纣王后期就没有祭祀父祖母妣的记载是没有异议的。二是纣王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直接祭祀上帝。后世考古研究认为商纣王实际上是将西土元素引入进原有祭祀仪式之中，非不敬神。对此，近代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发布的著名长篇甲骨文《小臣墙刻辞》就有记载。这是一个名为墙的小臣现场记录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纣王夜宴西伯昌（周文王）。《小臣墙刻辞》里记载：纣王某年，周人征伐了芮国、莘国、奚国，俘虏了战俘 570 人、奚族美女 160 人、莘族美女 24 人，其他战利品无算。紧接着，纣王邀请多个方伯诸侯（文王也在），在天乙（汤）、祖丁二王的宗庙里举行了一个仪式。在仪式上，纣王杀了一只文鹿劝酒（侑），方伯一人一个奚国、莘国美女，然后（此处 18 禁）……纣王说：周！赐你甲胄。这件事的背景其实就是周文王被囚禁于美里，大臣闳夭之徒想方设法解救的故事。闳夭之徒包括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著名贤臣。他们为了解救文王，于是征伐了有莘氏、骊戎、有熊氏，取得了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文马、有熊氏的豪华马车，进献纣王之后，纣王大喜，释放西伯昌，又正式策命西伯昌为诸侯。《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美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此“文马”就是纣王杀的“文鹿”，“侑”就是劝酒、佐酒。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线索：“用帷中”，帷中就是一种西土胡人的靡靡之音。即《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所说的：“（纣）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世记载无论是史记的《殷本纪》《周本纪》还是其他文献，都提到纣王宫中有男女裸体奔逐。其实这是后世的误解，纣王的后宫并不是夜总会，他实际上是引入了西土的歌舞。他引入胡风文化的目的，是为政治改革营造社会氛围。《甲骨文合集·630》载：“癸酉卜，贞，多妣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这些小臣小妾就是俘虏而来的西土战俘，纣王把他们组织起来表演歌舞，代替原先的祭祀仪式。据考古学家研究，这种裸体祭祀盛行于上古中亚地区，中土文献记载为“株离之舞”，东汉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曾说“西方之舞曰株离”。当时殷商的西部敌人之中有吐火罗人、白狄、义渠、犬戎等等就是来自中亚的。在纣王之前的卜辞中，这些战俘一般用来做殉葬，而纣王改革了这种制度。纣王这项改革从人性角度看确实是一大进步，但从神学角度看，纣王已经自认为可以超过诸先祖神而直接祭祀上帝，当然也不排除纣王以此法祭祀先祖的可能性，但这至少表明纣王存在擅自改变自古以来的宗教祭祀行为，这就说明了纣王以其功高而自我膨胀。而且这项胡风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风气大变，商民嗜酒淫祀成风，所以《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云：“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另外，按照商原有的宗教思想认为，一个国都是有天命的，灭其国，但一定存其祀，使之绵绵不绝，自然消失于历史长河。商初期也封了夏人后裔两个国，一个为杞、一个为缯，让他们继续祭祀祖先社稷。而纣王改革了祭祀制度，又灭国多个，当然就不可能存其祀了，于是天下诸侯就感到特别恐慌，这也为后来诸侯联合反商埋下了伏笔。

第六，商纣王平定东夷，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对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定功劳，但其长年对外用兵也空耗了国力。

其一，商纣王讨伐东夷，保卫了国家的安全。 商实际上源于东夷，不过后来入主中原，独立成国。两者早期和睦，后有粗龋，成为世敌。商与秦汉等中央集权的王朝不同，属于典型的部落制国家，直接实际控制的面积很有限。王朝除了自己的直接领土外还控制着很多其他部落建立的“方国”。这些方国在王朝强大时臣服于中央王朝，在王朝势力衰弱时则与王朝对抗，属于“时战时和”。商自建立伊始就处于周边各部落、民族的包围中，经常与这些周边势力发生战争，并被迫 5 次迁都。商纣王之前，多位商王都曾攻打东夷，但都没有取胜，这也足以证明东夷的确实力不凡。后世出土的诸多青铜器铭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商朝末年，居住在江淮之间的夷人逐渐强盛，在武乙时代，就不断向中原地带扩张，直接威胁商朝的后方。多代商王曾经几次对东夷用兵，虽然也获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击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冒犯。纣王即位时，商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入侵，纣王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击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近代郭沫若在《中国史稿·第一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指出：“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

其二，把华夏文化传播到东南，对中国社会发展是个重大的贡献。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商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尤其是青铜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如安阳殷墟的铸铅作坊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能铸造一两吨重的大铜鼎，并使用铜贝作货币。尤其到了商朝末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原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到了东南沿海地区，而东南沿海一带的海贝、龟甲、鲸鱼骨也交换到中原地区，既可当装饰品，又能做货币用，商人善于开展物品交接，这也是后世以“商人”定义生意人的由来。最主要的是商有了中国成熟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对祭祀、占卜、写作、信息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世界的文明史上都有着大的影响。纣王克夷，经营东南之后，让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无疑对当地生产、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东南和中原的统一。近代郭沫若在《中国史稿·第一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指出：“纣王对东夷的经营，让中原文化发展到了东南亚，对我国发展有一定的贡献。”郭沫若还赋诗《观圆形殉葬坑》赞曰：“但缘东夷己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毛泽东也曾指出：“（商纣王）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其三，解放大批奴隶，促进了商的生产和社会变化 。前文已表，纣王即位之前，历来对奴隶的处理十分残酷，奴隶是可以任意宰杀和活埋的。仅河南安阳发现的几个屠杀遗址中，被杀奴隶就达五千人以上。但是到了商纣王时代，这种情况大有改变，一般不再屠杀奴隶，即使是抓来的俘虏，也不杀害。一方面让他们从事田间劳动，进行集体生产，另一方面让他们参加军队，用俘虏补充兵源，履行征战和守卫之责。从人性角度看，这不失为商纣王的一大功德。近代郭沫若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观看殷墟圆形殉葬坑后，写诗道：“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五余，全躯十三髑髅四，纵横狼藉如羊猪。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铜白铜鼎铜戈兵，有丝成线粟已枯。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主要意思是说，这么大规模的残害奴隶，都是在商纣王之前，说商纣王太暴虐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倒是奴隶解放的前驱。由于大量奴隶（战俘）转成为劳动力，也大大促进了商朝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商人的生活水平。

其四，商纣王促进了中华版图的形成和中华各民族的融合 。西汉刘安及其门客《淮南子·泰族训》云：“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说明商朝的疆域在商纣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东边到达了东海。这是很关键的一次疆域扩张，缘于商纣王的征东夷，地方大概从山海关到北京到天津再到连云港一直到上海。商朝也从原来的黄河流域的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了沿海国家，开始有了自己的海岸线。这些地方，在春秋时期诞生了经济大国齐国、文明大国鲁国以及一度称雄的吴国跟越国，可以说是同时期中国历史文明的重要标识。直到今日，这些地方也是中国最富裕的区域。近代郭沫若言：“殷纣王开拓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功垂千古。今天中国有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浙闽、广州等领海之域，是帝辛开辟的。”（叶雨蒙《殷人东渡美洲》）在《中国史稿·第一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再言：“对东南的经营，使以后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我国现在江苏西北部和长江流域的最初开发，帝辛是有过功绩的。”这么广袤的地方可以说是今天中国的一个雏形。西汉刘安及其门客《淮南子·主术训》又云：“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可见纣王统治时期，尽管还有方国存在，但总的方向趋于统一，趋于中央集权。

不过，商朝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常年的战争也耗竭了商朝国力，所以春秋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言：“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昭公十一年》又言：“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战争使商朝的实力消耗极大，激化了商朝内部的矛盾，导致了亡国危机。

第七，武王伐纣实乃国战，与正义无关；商纣王对周战略存在致命失误。

其一，武王伐纣实与正义无关。后世以为商纣王暴政，导致众叛亲离，其实不然。一是从周武王立纣王之子武庚管理商朝遗民看，商人对武王并不感恩戴德。时商都朝歌系中原地区最发达的城市，如果商人皆感激武王伐纣，带他们脱离苦海的话，那么武王直接占据朝歌而震慑四方不是更好。即使不占据朝歌，也不应该让不放心的人占其地，统其民呀。然而，武王在立武庚管理商朝遗民后，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商都朝歌周围的卫、廓、揶三国，监督商朝遗民以防其造反，史称“三监”。这就充分说明武王并不放心纣王之子。而历史上，西楚霸王项羽进入秦都咸阳（关中要塞）后，未占据关中地区成就王霸之业已经可以说是重大战略败笔。但即使是项羽这种恃勇无谋之人也知道不能把要害之地封给不放心的人，项羽最终把不放心的刘邦封到了交通闭塞的汉中地区，而将关中之地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三位降将章邯、董翳和司马欣，这就是史称的“三秦”，以扼制刘邦。可见把要害之地交给不放心之人实不是智者所为，而项羽向以鲁莽著称，而武王则富有智慧，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虽然当时受到“灭国不绝祀”的传统规则影响，但也有可以放心的人选可以选择，那就是微子。微子是纣王的大哥，又屈服于武王，《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曰：“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可见任用微子要比武庚放心的多，更何况武庚复国失败被杀后，周王到底还是封国于微子以奉祀商。综上所述，怎么看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地都是不智的，那么为什么武王，再加上智传千古的姜子牙的谋划，还要这么做呢？本书以为这说明了三点：一是就如同秦末关中地区一样，商朝虽亡，但商人势力还很大，必须给予重视。二是就如同项羽因为坑杀秦降卒 20 万而不得关中人心，所以不据关中一样，商人也不支持周王。三是商人实乃心向纣王，所以要封纣王之子以安商人之心，而封纣王之兄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对此，毛泽东也曾指出：“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二是从武庚之乱看，周王也难言得天下之心。《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商兵）心欲武王亟入……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武王亦答拜。”很难想象此时视周为“救星”的商人仅在两三年后就背叛了，这只能说明周并不得商人之心。而且，随同武庚反周的还有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按常理东夷人是商纣王新开拓的疆土，东夷不留恋商而屈从于周是十分正常的，但东夷人却随纣王之子造反，说明周亦不得东夷人之心。另外从周公平叛后，将商遗民大量外迁看，周对商遗民十分忌惮，也从侧面反映出商人并不支持周。从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看，商遗民除迁往成周（即西周都城洛阳）、陕西、甘肃外，还大量分散在微子的“宋”国和康叔的“卫”国，如此迁徙，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三是从商征东夷大军所踪看，商军并不信服于周。武王伐纣一战功成，此时商在外征扶东夷的十数万大军就成了无根之木，如果他们信服于周，直接投降就好了，但他们却历尽艰险东渡去了美洲拓荒，可见其并不信服。关于商人东渡美洲虽然没有直接史料记载，但自 19 世纪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一说，1761 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提出，迈克尔·科（美）、安东尼奥·莫雷诺·维亚弗兰卡（委内瑞拉）及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等诸多中外知名学者结合中国《山海经》《诗经》《尚书》《史记》《梁书》等文史资料、中美洲有印第安文明之母之称的奥尔梅克文明及商人最早开发古朝鲜半岛等情况研判分析，目前已经成为较为主流的观点。

其二，武王伐纣实乃国战，商纣王对周战略存在致命失误。 一是商纣王内忧外患，给了周机会。前文有表，商纣王内部有以祭司为代表的神权势力和以箕子、比干、微子为代表的失势的反动派势力，外部有实力强大的世敌东夷，严重损耗了商的国力，使得商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境地。二是周智慧应对，蒙蔽了纣王。商周之间素有旧怨，周自武王太祖父古公亶父开始卑事于商纣王太祖父武乙，武王祖父季历与商贵族通婚，得到商朝支持，征伐周边，国力开始强盛，至商纣王祖父文丁时被封为西方诸侯之长“方伯”，后因权重遭忌，被文丁囚杀。周人非常愤怒，武王之父文王于是挥师伐商，只是后来失败了。《古本竹书纪年·帝乙》载：“二年，周人伐商。”1979 年春，陕西省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考古“周原卜骨”用“用踝商”表述了此战结果，即战败投降。这次失败也使文王清醒认识到了周商两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并重新谋划了周对商战略。首先，忍辱负重，甚至装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讨好商王，以降低商对自己的戒心。文王先是采用和亲的办法来缓和商周矛盾，稳定全局，这就是著名的“帝乙归妹”事件。此事周文王《周易》有载，《周易·泰卦》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周易·归妹卦》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皆说明了此事乃大吉。《诗经》也有载，《诗经·大雅·大明》云：“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溪。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这里记载的实质是文王的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与“在洽之阳”太姒的婚姻，“天作之合”表明此次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第二次是与“大邦有子”帝乙之妹的婚姻，“视”有间谍、暗探的意思，说明“妹”有监周之嫌，表明此次婚姻是一场政治婚姻。政治妥协也确实收到了成效，《今本竹书纪年·帝乙》载：“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南仲系周将，从商王任命周将到朔方筑城“拘昆夷”看，商周关系已经十分缓和，甚至亲善了。到商纣王继位，已经尝到甜头的文王于是采取了更加卑微的态度已换取更大的政治实惠。战国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载：“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说明商纣王对周文王十分满意，封其为“西伯”，也就是西方诸侯之长。其次，注重练内功，积蓄力量。《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于是，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贤人纷纷归附，更拜姜子牙为“太师”，周的实力开始慢慢强盛起来。再次，贿赂商纣王，懈其戒，借机扩充势力。文王的潜心发展终究引来了商的关注，于是又将其囚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美里。”周属臣于是以美女宝物贿赂商纣王，商纣王因此大悦，赦免文王，并授予其征伐之权。周因此而得到了大力扩张发展的大好机遇。《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文王得到征伐之权后，《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那。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乃至《论语·泰伯》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上三点举措与春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行美人计颇为类似。最后，广邀盟友，增强实力。周武王继位后，以文王的名义会盟诸侯，《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四年》言：“周武有孟津之誓廪。”东汉班固《汉书·王莽传》云：“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诸侯。”《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载：“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说明周武王是有意识地联合反纣势力的，孟津会盟的结果就是武王成为了反纣王联盟的首领。这种此消彼长到牧野之战达到了巅峰，于是周取商而代之。

第八，牧野之战商纣王失败确实是咎由自取，但绝非失人心、将士无心恋战所致。

不同于后世王朝更迭的宏大战略对抗，周代商就是典型的毕其功于一役。商之所以一战崩盘，原因有三。

其一，主力在外。 前文有表，商与东夷之战牵扯了大量军力，武力伐纣时，商军十多万精兵正在外征服东夷，这就造成了国内空虚，使周军有了可乘之机。这与春秋越王勾践借吴王率军北上中原争霸之机，挥师伐吴也颇为类似，越王勾践当年可能还真仔细研究过商周之争。

其二，朝中有叛徒，军中有奸细 。这里出现了一个商周之争规避不了的人物，那就是商纣王的长兄微子启。最早关于纣王与微子启明确身份关系的记载见于战国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载：“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表明微子与纣王系同父同母所生，区别就是其母生兄长的时候身份是妾，生弟弟的时候身份是妻。微子仅仅因为出生的不是正当时就失去了继承大统的机会确实很难理解，于是他愤而通敌卖国也是符合逻辑的。还有一人就是胶鬲。战国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季冬纪·诚廉》载：“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汗也，亦犹此也。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在。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这是一篇论述“诚廉”这方面道德的文章，文章通过伯夷、叔齐与微子、胶鬲行为的对比来阐述什么是“诚廉”。周与微子的盟约是“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与胶鬲的盟约是“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微子、胶鬲二人的行为表现虽然史料上表述得较为隐晦，但细究之下也可窥见一斑。从关于牧野之战的诸多史料中找到相互间没有矛盾，可以相互补充的部分描述，可以发现在牧野之战前、战中和战后，商人主动与周人有过四次接触：第一次，牧野之战前，“殷（商）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也载：“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关于之后武王的行军，战国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言：“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说明武王遇到了“天雨，日夜不休”“卒病”两种不利情况；春秋墨子《墨子·明鬼》又言：“武王以择车百两，虎贲之卒四百人，先庶国节窥戎，与殷人战牧之野。”战国荀子《荀子·儒效篇》再言：“（武王）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说明武王采取了“择车”“选马”两项举措。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武王仍然采取了精兵急进的方式来到牧野，说明武王知道战机难得，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武王已经知道了商内部的空虚和不稳，而这一切都是商之大师、少师奔周之后才出现的，说明商之大师、少师泄了商之密，给武王带来了战机。第二次，武王伐纣行军途中。“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战国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商使者胶鬲在鲔水等候武王，目的是什么，《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已有解说：“朝要甲子之期”，即胶鬲朝见武王，以甲子之期为约，即双方确定了“作战”的时间、地点（原文前段有表）。《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又载：“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说明武王依约到了商都郊外，也就是牧野。到了牧野，与商军开战前武王前是进行了战前动员，即牧誓。《今文尚书·周书·牧誓》载：“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意即对前来投降的殷军不要杀死，要让他们为我们服务。这不就是说武王已经提前知道会有人向他们投降了吗。从战斗进程来看，也确实印证了武王战前所述。《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所以，战国荀子《荀子·儒效篇》言：“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认为灭商的不是周人，而是商人自己。第三次，“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战国荀子《荀子·成相》）。商前军倒戈之后，微子来了，武王待之很友善。说明武王和微子很有默契，两人之间极有可能存在密谋。第四次，战争结束之后，“周武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这就是微子代表商向周武王卑微的表示臣服了。以上四次商人与周人接触贯穿于牧野之战的出兵、行军、战场和战后全过程，从中不难看出其在武王伐纣过程中的重要性。另外，还有一些侧面的佐证。一是反纣联盟势力强大时不伐纣，势力弱小时反而伐纣。孟津会盟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武王认为伐纣时机不对，“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而至牧野之战时却仅八个诸侯，“我有国冢君，……及庸、蜀、羌、鬃、微、繡、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造成八百诸侯与八个诸侯如此夸张差距的原因就是时机，那么这个时机是什么，应该就是周武王掌握到了商内部空虚和不稳的准确信息。二是武王联军一路行军，到达距朝歌七十里的地方时，商纣王才得到消息。近代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说：（武王联军）距纣都朝歌只差七十里了，到这时商王宫廷才得到消息。这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战国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载：“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既然双方都约定好了以甲子期在牧野开战，那周武王到的时候，商纣王怎么可能还不知道呢？这说明胶鬲这个“殷”使代表的不是商纣王，而是“殷”方面的其他高层，实为奸细。其次，武王联军浩浩荡荡向东走了千里，直到“至殷”，朝歌的纣王竟然毫无知觉，这说明不是武王联军绕开了纣王军的防御体系和预警体系，就是有人蒙蔽了纣王的视听。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了商内部高层有奸细。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的国家还近同于原始的部落时期，没有专门的防御和预警机制。本书以为不妥，在中枢位置长期固定的国家如果防御如此儿戏的话，那他早就应该被灭亡了，可能存其一代都是长的。再次，战国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载：“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又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联军都兵临城下了，纣王才得到消息，结果纣王刚得到消息就能集结兵力，列好阵式，等待与武王联军决战，更夸张的是一集结还集结了七十万！即使是正规军都很难如此大规模的集结起来，更何况是仓促组织起来的奴隶！实难想象纣王会有如此的动员能力。由此也说明这“殷郊”列阵的商军根本就不是纣王集结的。三是大量商军有组织的阵前倒戈。《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载：“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这里也有几个问题。首先，前文已表当武王联军到达牧野的时候，商军已经列阵。那就说明商军也是有准备的。《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又载：“（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联军不过四万八千人，纣王军却有七十万人，纣王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云：“文王伐崇，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战国儒家代表人物、亚圣孟子《孟子·滕文公》又云：“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周军伐纣前，连一个小小的崇国都不能一下子拿下来，伐纣后，伐小国奄也要三年，这说明周军的战斗力并不强。以战斗力并不强的极弱势兵力主动挑衅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敌军，还是平原对战，实难想象。项羽彭城之战以三万之师击溃刘邦五十六万之众，东晋淝水之战仅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前秦军，皆是趁敌立足未稳，以快打慢，方能出奇制胜。更主要的是项羽也好，东晋也罢，都是背水一战，不得不为。而武王却是主动挑衅在前，后又允许敌军列阵候战，本身却是“疾行不辍”的疲惫之军，如果不是知道有内应实在想象不出是谁给他如此逆天的勇气！其次，商军虽是奴隶军乌合之众，但集体倒戈也是很难想象的。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士兵想加入共军，那都是逃离原部队或者战败后才加入的，集体倒戈的那都是国军高级将领自上而下组织的起义。底层士兵引起的溃败还有可能，造成集体倒戈，没有领军将领的参与实难想象！并且《今文尚书·周书·多士》还记录了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对商遗民的话，他说：“我不尔动，自乃邑。”意思就是我们周人并没有动你们商人，动乱是从你们的封邑开始的，更白话地解读：灭商的可不是我们周人，而是你们商人自己。这就充分说明了商军高层将领有奸细。四是微子实现了前文表过的“盟约”诉求。《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又载：“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这也实现了周与微子“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战国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季冬纪·诚廉》）的盟约，至于并不是武王伐纣后就立即册封的原因，主要在于三点：商人势力还很大，商人实乃心向纣王，微子在商人心中威信不足。对此，毛泽东 1959 年同吴芝圃等人谈话时曾明确指出：“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五是古金文对微子投周也有记载。微子遣其族人入周还见于陕西扶风庄白村一号青铜窖藏出土的铜器铭文，其中的史墙盘铭云：“青（静）幽高祖，才（在）微灵处。雩武王既殷，微史（使）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卑处。”当代古文字学者赵诚在《墙盘铭文补释》中指出，微氏“高祖早在文王时代就已暗地归周，所以生前‘在微灵处’，死后尊为‘静幽’，以示安安静静地待着，像五体投地那样地臣服于周。不仅没有以军队助纣反周，还可能有过保卫文王或周国的业绩，建立过功勋，所以称得上是周王朝的得力辅助，上帝赐给文王的大屏。从这种意义上才能理解‘静幽高祖’是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当然值得称道”。六是古人论胶鬲之功也印证了其内间的行为。战国儒家代表人物、亚圣孟子《孟子·告子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里舜乃上古名帝，实际上也是另一位上古名帝尧的贤臣，傅说乃辅佐商王武丁开创武丁盛世的贤臣，管夷吾（管仲）乃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的贤臣，孙叔敖乃辅佐楚庄王独霸南方的贤臣，百里奚乃辅佐秦穆公称霸西戎的贤臣，与这五人相比胶鬲算什么？使商亡的臣子？显然不对，那就应该是兴周的臣子了。明彭大翼《山堂肆考·饮食·举胶鬲》又载：“胶鬲，遭纣之乱，隠居卖盐为业，文王闻其贤，举以为相，故孟子曰：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这就说明了胶鬲乃是周文王举荐任用的，不是后来周以存恩为线邀其投诚，就是其名商实周打入敌人内部，说到底都是实实在在的商之内间。对于微子、胶鬲古人早有评论，春秋左丘明《国语·晋语·武公伐翼止栾共子无死》言：“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西汉桓宽《盐铁论·相刺》言：“纣之时，内有微、箕二子，外有胶鬲、棘子，故其不能存。”唐柳宗元也在《箕子庙碑》中指责微子“委身以存祀”。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徽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不过，历史上对微子的评价反差很大，关键在于《论语·微子》言：“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孔子将微子定性为三仁之一。而自西汉武帝开始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之言被奉为金科玉律，也由此奠定了西汉武帝之后学界对微子评价的主基调。三仁中，比干，《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载：“（比干）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西汉刘向《说苑·立节》评：“比干将死而谏逾忠，”不究其方法得当与否，敢于冒死犯颜直谏，绝对是大忠臣，这样的人称“仁”正符实；箕子，《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载：“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又载：“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虽不认同，且谏而无用，但也不在私底下说坏话，即使老领导已经死了，新领导询问，仍然不说坏话，这样的人称“仁”也合理；而微子，《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载：“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屡谏而无用，则去之，这对不对，本书难以评论，但如前文所表，投敌卖国那可就是绝对不对的行为了。这样的人怎能称“仁”？当然了，武王伐纣之后，特别是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商遗民不仅没有被灭种，反而繁衍成后世近二百个庞大的姓氏群，并且以宋续商文化也得以传承，微子“跪着生”方得以“抱器以存宗祀”，从这点上看，商遗民尊其为“仁”好似也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再反过来看，如果没有微子投敌卖国，商很可能还得以强盛延续，再称“仁”就实在难以苟同了。本书以为，孔子之所以称微子为“仁”，倒不是出于以上原因，而是源于儒家的核心理念。儒家思想里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亲亲相隐，《论语·子路》中孔子明确表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中国历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例如汉宣帝时期规定，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后来的律法多以此为蓝本，以《唐律疏议》最为典型。它认为血缘关系是亲属相为隐的基础，同时在较大范围内承认人情的合理性。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减轻处罚。可见“亲亲相隐”影响至深。而孔子源于春秋宋国，微子正是他的先祖，作为“亲亲相隐”的发起人，孔子在此问题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孔子不仅将微子纳入“三仁”之中，更是将其列为“三仁”之首。可见，圣人亦有妄语，当正视之。

其三，商纣王的军事战略存在致命缺陷。 一是纣王时期商的国家军事战略存在问题。冷兵器时代，筑城是防卫所不可缺之大事。考古发掘中，在被称为夏都城的河南二里头找到了城墙，而商都城城区面积达二十四平方公里，却没有筑墙，只有一条灌水的壕沟。这说明商纣王由于多次征伐其他部落大有斩获而自恃强大，便将安全寄托于单纯攻势之上。确实地讲，当时中原地广人稀，统治者还没有大面积的疆土意识，自然也无边防守卫。但战争中攻防互为依存，相当于矛与盾缺一不可。纣王重攻轻防，确为统帅大忌！西周以后各期，都重视修筑坚城，这既说明了商纣王给周人留下了极大的鉴戒，也说明了中国古代兵学也是靠战争的感性知识而逐步积累和发展。二是牧野之战商的应对战略存在问题。即使商都城没有城墙，纣王仓促组织起来的奴隶军也不应该放弃都城固有的地利优势，而到野外平原地区与来犯之敌对决。首先，武王联军奔赴八百里远的地方作战，粮草装备等供应不足，这是劳师远袭，利在速战，不可持久。其次，纣王奴隶军仓促成军，军事素养低，益稳不益动，而留在熟悉的地域防御是最为稳妥的方式。再次，纣王军身后就是商都，粮草充足，利在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静制动，以守待攻方为上策。最后，商军尚有精锐主力在东夷，闻讯可立即回援，此时固守待援是最好的办法。当然，如前文所表，如果纣王军不是纣王集结起来的，而是微子、胶鬲等内间集结起来的，那自然不会采取有利于纣王的作战行为，那纣王军决战的战略失策，乃至阵前倒戈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九，对商纣王历史上“恶”到极致的差评要有一个辩证的看待。

其一，商纣王的罪状是“千年积毁”“层累地选成”的结果。 春秋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就曾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意思是，商纣王的不善，不如传说的那样严重。因此，君子非常憎恶居于下流，一旦居于下流，天下的一切坏事（坏名）都会归到他的头。战国荀况《荀子·非相》言：“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西汉刘安及门客《淮南子·缪称训》也言：“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近代中国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在《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对纣王七十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排谱，指出周人《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纵观商纣王的罪状，不难发现三个特点：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状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远，罪状就越具体、翔实。三是商纣王的罪状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状是如此相似，几乎如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南宋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宋英泽《故都圣贤：殷·受辛》）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纣都有，而桀没有的，纣亦有。因而，商纣王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其二，商纣王的罪状是文人为反映自己论点而虚设的结果 。一是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更显得真实。俗语讲：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也曾言：“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于是就杜撰出一些所谓的“事实”，这在今天已经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忽悠”手段了。这事儿，北宋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就干过，他在参加全国贡举考试时就杜撰了皋陶杀人、帝尧救人的典故，此时任考官的大文豪欧阳修还特意请教过。今天，“编句名言，安个人头”可能还源于此。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为了赢得当政者支持，伸张思想主张，往往也会如此。举例子当然得棱角清晰、好坏分明。当时，极好的好人是尧、舜、禹、汤；极坏的坏人是桀、纣、盗跖，所以战国时有一句成语，叫作“誉尧非桀”（这句话的本义原是誉尧舜而非桀纣，因为要句子短一点，便单举了尧、桀。实际上，誉舜非纣的更要多）一个人天天给人家称誉，自然要好到三十三天的顶上去了；一个人天天给人家非薄，十八层地狱的末一层也就按定他跌进去了。商纣王就被赋予了反面典型的“历史责任”。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商纣王残害忠良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商纣王“斯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商纣王“为象箸”等等。反正商纣王的名声已是极坏了，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二是为了借古喻今，影射当代。鲁迅《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言：“‘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许多文人都是借以文艺形式的杜撰来吸引读者，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北宋大文豪苏轼所相仿的三国孔融就是这么干的。曹操将掳获的袁绍之儿媳赐于其子曹丕，孔融甚为不满，于是就杜撰了武王掳妲己赐其弟周公的典故以劝诫曹操。明朝的许多文艺作品，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金瓶梅》《西游记》等皆是如此。《东周列国》明说周幽王、卫宜公荒淫无道，就是暗示揭露明朝统治阶段的腐朽和罪恶；《金瓶梅》明写宋朝，实指明朝，借西门庆揭示明代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西游记》通过孙悟空，揭示明朝的社会弊病，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封神演义》则是针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借商纣王揭露明朝统治者的罪恶，也是暗示明朝统治者要引为鉴戒。这些作品均系借题发挥，意有所指。

其三，儒家思想的深层次影响，乃至古文史料都出现了造假的伪文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首先孔子是春秋鲁国人，当时“周礼尽在鲁矣”，其次微子是孔子的先祖，孔子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那么，孔子在武王伐纣，也就是周代商这个历史事件上所持的立场也就显而易见了。儒家思想，本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至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西汉武帝之前“百家争鸣”，许多文学作品并不符合儒家理念，于是后世一些人就捏造、篡改史实，以使其更符合儒家的价值观。最为典型的有两个：一是《尚书》真伪之争。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云：“《尚书》原有 100 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 28 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 16 篇。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古文尚书》。自唐起，即有人怀疑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真伪，宋吴械正式提出了考辨，以后递经明梅驚、清阎若據、惠栋等人进行了严密考证，最后判定这部书是“伪古文尚书”，具体真伪情况包括《今文尚书》33 篇（梅赜从原先的 28 篇中析出 5 篇）、伪《古文尚书》25 篇。2008 年 7 月，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的数量一共约有 2500 枚（包括少数残断简）。竹简（简称“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但与《古文尚书》相较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本书以为，孔子编纂《尚书》时也是存在倾向性立场的，而后世又杜撰了伪文更是将这种倾向性立场推向了极致。关于商纣王的罪状，《今文尚书》仅有六点，《今文尚书·周书·牧誓》载：“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而到了《古文尚书》就罄竹难书了，《伪古文尚书·周书·泰誓上》云：“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伪古文尚书·周书·泰誓中》又云：“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伪古文尚书·周书·泰誓下》还进一步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二是《竹书纪年》真伪之争。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竹书纪年》是由西晋武帝时期于汲郡（今河南汲县）一座战国古墓（魏襄王或曰魏安螯王）中出土的大量竹简整理而成之书，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共 13 篇，其诸多记载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西晋文史官员通过对竹简的研究注释，将《纪年》13 篇注解为初释本和考正本。西晋永嘉之乱，《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传世。至宋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散佚无存。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其春秋战国部分以周王室纪年记事，与初释本、考正本不同，这就是今本《竹书纪年》。清之后学者为恢复其原貌，从宋代以前古籍中辑录出断语残篇，形成古本《竹书纪年》。“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 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前 296），有较为完整的体例。围绕“今本”的真伪，学界产生了巨大的争论，但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今本”是否具有史料价值，对“今本”系经后世改变、增补而纂辑成书这点还是有共识的。本书以为这种改变、增补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首先，《竹书纪年》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儒学成为国学，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纪年》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悟，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由此，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就在宋亡佚了。其次，“今本”对中国古史的风格、态度与“古本”差别巨大。对中国古史的态度，战国法家传统“视古圣先王为阴险狡猾、夺利争权之人”，而后世的儒家传统体现着对古圣先王近乎完美的描述，体现着一种迷信态度。当代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学术史、古典学和文献学研究的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指出，“古本”类似诸子之书，而“今本”则曲意回护儒家正统观点。如对周初谥法的分析。“从文献记载看，周初诸元勋如周公、太公生时和死后的称谓并无区别”，“‘今本’《竹书纪年》重编者……从儒家意识形态出发，以为称周公不符合后世正名之说，遂改称周公为周文公。”又如，“古本”说“舜篡尧位，尧为舜所囚”，类似诸子说，“今本”对此无明确记载，却说“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三年，舜即天子之位”，是正统儒家禅让说；“古本”说“益干启位，启杀之”，“今本”回护说“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古本”说“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桐，杀伊尹”，“今本”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但加了“约按：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以此调和矛盾，有意掩饰；“今本”对“文丁”抑或“文王”“杀季历”的曲意回护，加“附注”说“王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柜，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季历”。关于商纣王的疑似罪状，“古本”仅载：“殷纣作琼室，立玉门。”而“今本”就丰富多了，载：“作炮烙之刑。……作琼室，立玉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四十七年，内史向挚出奔周。……王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其四，世人对商纣王也有正面的评价 。关于商纣王即位初期的政绩，战国儒家代表人物、亚圣孟子《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云：“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南宋理学家、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也云：“民苦虐政之甚，异于纣之犹有善政。”近代郭沫若《千古之谜：帝王篇》诗曰：“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先驱。”在《今昔蒲剑》中言：“中华民族之能向南发展，是纣王的功劳。”在《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言：“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更在赋诗《访安阳殷墟》中言：“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肇此人。”就是称赞商纣王是最早统一华夏的人。毛泽东明确表示：“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诚然，商纣王刚愎自用和穷奢极欲是造成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军事、政治战略上的短板和昏招更是致命的。但他也促进了中华版图的形成和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也应给予公正的评价。 EQryqxiK+OPpxaY2RNM7QIoABmmE04AriAEUhrDmF5Td7XBKQHvCwXTMvZU8Az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