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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红楼梦》的？后来反复重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有什么新的感受？
我和《红楼梦》的结缘，没有特别刻意，《红楼梦》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成长中，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之一。我小时候，因为祖母办幼儿园的关系，家里的书还比较多，尤其是连环画特别多。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哥哥姐姐一起看各种各样的连环画，很多文学名著都有成套的连环画，我了解宝黛的爱情故事就是通过一套《红楼梦》的连环画。连环画的好处就是可以选择表现最突出的情节和人物。《红楼梦》连环画中的红楼十二钗都是古代仕女的线描画，人物和场景画得非常精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比着连环画里的人物来临摹，连环画里的线描画是当时儿童学习中国画的摹本。这是我对《红楼梦》建立的最初印象。
我的表姐是个红迷，记得她在读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书，既有古典文学名著，也有文学刊物，四大名著中她非常喜欢《红楼梦》，所以我就跟着她读《红楼梦》，她看我也跟着看。当时越剧《红楼梦》在上海家喻户晓，徐玉兰和王文娟扮演的宝黛深入人心，“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唱段也特别流行，尤其是“葬花”“哭灵”这些场面直到今天还是感人肺腑。到了19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出的时候，我和姐姐早就对《红楼梦》里的人物比较熟悉了，我们对心目中的宝黛钗有着自己的想象。现在我们都觉得陈晓旭演得很好，也很为她的命运而惋惜，可是坦率地说，电视剧刚播放头几集的时候，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有不少负面的评论，我和姐姐刚开始觉得这些电视剧里的红楼人物和我们的理想并不完全一样。两年之后谢铁骊导演了《红楼梦》，我们就拿电影和电视剧的人物进行比较。可见当时我们对《红楼梦》的痴迷，每个读过《红楼梦》小说的读者，都有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和想象。
这些关于《红楼梦》的故事都发生在90年代以前。到了我读中学的时候，教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她很喜欢《红楼梦》，可以背诵《葬花吟》，她讲课过程中会讲中外经典，当然也会谈到《红楼梦》。我本来就喜欢语文课，老师讲课文之外的文学经典自然是我最乐意听的，所以印象深刻。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成长始终有《红楼梦》这本书的存在。
但是在读大学之前，我对《红楼梦》的理解应该说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兴趣，比较粗浅，真正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深入地研究，是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的那个时期。我师从叶朗教授学习中国美学，叶先生早年写过一本书——《中国小说美学》，他在长期研究中国美学的过程中发现以往对中国古典小说有偏见，研究也并不深入，他的小说美学研究开拓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当时他还给北大的本科生开设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课程，非常受欢迎。叶先生本人就非常推崇《红楼梦》这部小说，也写过相关的论文，比如《〈红楼梦〉的意蕴》《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等，所以我们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影响。而有了一定阅历之后再重读《红楼梦》的体会，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也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重读《红楼梦》。
重读《红楼梦》，结合从前的兴趣和研究的需要，我开始关注一些版本方面的问题，比如对于《红楼梦》不同版本的熟悉，为什么台湾用程乙本而大陆用庚辰本作为通行本的底本，两个版本有何不同，红学家们围绕这个问题有什么讨论。过去草草翻过的第一回和第五回，现在恨不得一字一句地去反复审读反复琢磨。叶先生倡导经典文本的细读，正是细读《红楼梦》，使我发现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全新的视角。我所从事的研究是戏剧学和电影学，戏剧方面主要研究戏剧史和戏剧美学，包括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过去没有注意到《红楼梦》和中国戏曲之间的关系，因为之前只是将它当成长篇小说去读，没有带着专业的角度去思考《红楼梦》的叙事特色。重读《红楼梦》，不仅从小说中读出了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生活、情感、经历的内在联系，还发现曹雪芹深谙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除了小说所展现的诗词、建筑、造园、礼仪、烹饪、服饰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外，作者对中国戏曲也非常熟悉。一个不精通曲学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小说的。就拿“红楼十二曲”来说，就能见出作者的曲学修养，有学者说能写出这样的十二支曲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此外，作者基本上把元明清最经典的戏曲全部编织到《红楼梦》里去了，可以说《红楼梦》里隐藏着一部元明清的经典戏曲史。通过《红楼梦》来研究戏曲，进而研究中国戏曲和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从跨学科的角度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红楼梦戏曲研究论稿》是我这些年在红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我这些年一直给博士研究生开设《红楼梦和中国戏曲》的课程。这个课程不仅是小说美学的课程，也是中国戏曲史和戏曲经典的研究课程，还是研究生阶段最好的学术训练的抓手，因为做《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可以全面地训练研究生的学术基本功。在这门课程的影响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也从最初对于《红楼梦》的兴趣慢慢转变为一种专业性的关注和思考，有的还发表了很有原创性的论文。这门课程给我的启发是，我们在做红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格外注重弘扬和教育，让红学作为学科得以传承和发展，而传承和发展的关键是后继有人。
2.您在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我在北京大学美学和美育研究中心负责“美学散步文化沙龙”的工作，这个学术沙龙每年会举办人文学的一些学术会议，主题设计了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有哲学、美学、博物学、艺术学、美术学、音乐学等等。2015年在做学术会议策划的时候，我们想组织一些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的学术研讨会，《红楼梦》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北大是新旧红学的发源地，我感到有必要策划举办一次《红楼梦》研讨会，这个想法得到了中心领导的认可与支持。2015年12月27日，印象中那天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北京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北大与红学”美学沙龙在北大燕南园56号举行。这次会议，我们把最知名的红学家都请到了北大，来自全国三十多家高校和学术科研机构的四十多位学者参与了此次学术盛会。叶朗先生主持了这次会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胡文彬、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启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四位红学学者作为主讲人，从不同角度对红学研究与北大、《红楼梦》与中国大学的教育、如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推进《红楼梦》的当代研究等红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做了主题发言。
“北大与红学”的研讨会开了整整一天，上午是红学家们做专题发言，下午由北大中文系的刘勇强教授和陈熙中教授在英杰交流中心做了两场报告。这次研讨会开完之后反响比较大，因为在此之前红学界较长时间没有这样广泛深入地探讨一些红学的关键问题了。现在我的书架上还放着当时的合影，这张照片非常珍贵，遗憾的是当时做主题发言的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前不久离开了我们。
红学的会议结束之后，我一直想怎样才能让红学研究和经典传播在北大发扬光大。早在2014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号召，美学教育是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素养与个体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紧密相关，互联网+、体验经济的时代，公民的审美能力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力。2015年初，在教育部体卫艺司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北京大学为理事长单位的东西部联盟与智慧树网合作，策划和建设了《艺术与审美》网络共享课程（MOOC）。由叶朗先生领衔，来自北大、清华、人大、中央美院等九所大学及校外近20位大师联袂主讲。那时网络慕课还是个新生事物，很多老师对这样的教学形式比较排斥，要走下课堂走进演播室录课，老师们一时无法适应。但是我们预感到网络慕课在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于是，在教育部的牵头下我们做了“艺术与审美”慕课系列，一共有五门课，第一门课是《艺术与审美》。紧接着做了一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就是《伟大的红楼梦》。《伟大的红楼梦》这门课在许多大学落地后反响很大，现在《伟大的红楼梦》和其他四门课程全部被评为教育部首批国家精品课程，现在依然每学期都开课。继《伟大的红楼梦》之后，我又在三联中读组织了名叫《永远的红楼梦》的精品课，现在也已经上线了。
2017年我和叶朗、刘勇强两位先生联合在北大开设了《红楼梦和中国文化》的课程，这是首次由艺术学院、哲学系和中文系三个院系联合起来开设的一门关于中国文化的公选课。与此同时，我还继续给研究生开设《红楼梦和中国戏曲》的课程。我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学生使用的工具书大多老旧且很不方便，于是就萌生了编一套工具书的想法，以便学生结合《红楼梦》的阅读查阅相关的资料。我把这个想法和叶朗、刘勇强两位先生做了交流，我说学生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也应该了解《红楼梦》的学术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编一套百年红学的论著集成。我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我们开了多次会议确定编辑体例。编辑这样一套大型工具书，版权是最大的难题。由于版权问题，很多书不能马上编入，恐难做成一套集成性质的书，于是只得把原来的书名改为《百年红学经典论著辑要》，准备有计划地逐步地推出红学研究的重要书籍。这项工作从2018年开始，到2021年年初完成了第一辑的编校工作。《百年红学经典论著辑要》第一辑共六卷，每一卷都请了一位红学家写了导言，便于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对该卷有一个总体性的认知。2021年正好是新红学100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非常精美，我想这是对新红学百年最好的纪念。
徐扶明先生的这一卷是由我主编并撰写的导言，因为他的研究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把徐扶明先生写于80年代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找出来进行了校对，徐先生的儿子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生平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徐扶明先生的红学研究很有帮助，我们也结合这些资料做了徐先生的年谱。现在我们想继续推进这项工作，把这套书的第二辑尽快编出来，虽然具体落实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只要是对红学的当代研究和传播有益，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总的来说，从2015年到2018年，因为与《红楼梦》有关的事情密集地发生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得以结识了许多红学家，还能够经常得到他们的指教，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我自己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仅是出于兴趣，而且有一种使命感。北大有研究《红楼梦》的传统，从蔡元培、胡适、俞平伯到现在，应该说不少院系都有研究《红楼梦》的学者，红学在北大的学术传统应该发扬下去。2017年北大设立曹雪芹美学和艺术研究中心，这个学术机构也是致力于《红楼梦》在北大继往开来的发展。从2015到2017年，一个会议，一门系列慕课，两个实体课程，一套大书，一个学术机构，短短的两年内我们实现了让当代红学研究走进大学的愿望。我今年刚刚申报了一个项目，就是编辑《红楼梦戏曲全编》，从《红楼梦》诞生以来，有很多曲家改编过这部小说，这些现存的剧本如果整理编辑出来，可以丰富读者对《红楼梦》的认识。现在编辑方案基本落实了，希望能够尽快出版以飨读者，能够为红学百年和北大做点事情是我的荣幸。
你问我有没有关于《红楼梦》印象深刻的故事，我想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就是我真实经历的生活，这些生活又与我的学术追求息息相关，不管是今天还是未来都是难忘的。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了不起的学者，虽然我们各自的研究方向不同，专业不同，各自有各自的专长。但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在《红楼梦》的轨道上，我们交会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希望把《红楼梦》的当代研究继续推进下去，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3.在您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您最喜欢的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或情节是什么？
这太多了，精彩的情节和人物比比皆是，不一而足。我撰写的《红楼梦戏曲研究论稿》，主要想从戏曲史和戏曲美学的角度，思考“戏曲”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红楼梦》的叙事美学，并且深入解读《红楼梦》中出现的“戏曲”对于小说本身的美学意义。所以我格外关注和戏曲有关的情节及人物描写。
比方说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这一回剧情是元宵节全家看戏，猜灯谜，恰逢宝钗生日，老太太发话凤姐张罗外请了戏班子，在院子里搭台唱戏。悟禅机这段跟一个戏有关联，就是“鲁智深醉打山门”，《醉打山门》里面有北【点绛唇】套曲，中间有一个曲牌叫做【寄生草】。贾宝玉本来一听说是要演《西游记》或者《醉打山门》，他觉得这一类戏可能很俗，但是宝钗对他说，你孤陋寡闻了，这里面有一个曲牌非常好。果然，当贾宝玉听到【寄生草】后，大喜过望，喜得拍膝画圈，称赏不已，连连赞叹宝钗无所不知。因为在此之前他在看《南华经》，听了【寄生草】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开悟了，回到怡红院后也填写了一支【寄生草】。这就引出第二天宝黛钗关于禅宗的一番讨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章回。这个曲牌的曲词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涉及曹雪芹为什么写这部小说的问题。《红楼梦》起于言情，终于言情，但不止于言情。他的根本是要借宝玉这个人物追问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醉打山门》中的鲁智深是一个叛逆者形象，他破的是佛门规矩，而贾宝玉是封建社会清规戒律的叛逆者。宝玉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曲文中似乎领悟了一些人生的真相。
还比如说第二十三回宝黛共读《西厢》，这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在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宝玉百无聊赖，茗烟就给他找来很多闲书，他偷偷揣了一本《会真记》（《西厢记》）来到沁芳闸桥畔。这时小说描写一阵风吹过来，树上的桃花簌簌地飘落下来，贾宝玉就用他的衣袂接着桃花，把桃花撒到水里去，他与前来葬花的黛玉不期而遇。黛玉问宝玉在看什么，宝玉就说自己在看四书五经，但事实上看的是《会真记》。书里面这一段描写特别精彩，我们本来觉得林黛玉对任何事情都很敏感，她看到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但书里面写，当林黛玉发现宝玉看的是《会真记》的时候，她放下花锄，大大方方地跟贾宝玉一起读这本书，而且一读就放不下来，一口气把十六回全部读完，自觉辞藻警人、满口余香。这是一个青春觉醒的时刻，是描写宝黛爱情非常动人的一笔。将《西厢记》里面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编织进《红楼梦》的小说里，与宝黛爱情交相辉映，增加了审美的余韵。
如果说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除了宝黛钗和凤姐之外，那就是贾母。《红楼梦》里面见识最广、品位最高的人是谁，我想应该是贾母。或许大家觉得贾母这个人最喜欢热闹，格调不高，但其实她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比如第五十四回写家里来了客人，薛姨妈、李纨寡婶等亲戚都在，贾母想让自己的家班出来亮个相，贾母就说，今天要叫他们几个女孩子出来，不用化妆，就是清唱。她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提琴至管箫合，笙笛一概不用。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清唱的《寻梦》、“吹箫合”的《楼会》，一律清冷哀婉，既烘托了月夜之清幽，又暗含一丝人生的凄怆，营造出一种超然世外的情调和意境。《寻梦》写的是杜丽娘次日寻梦，重游梦地，然而物是人非、梦境茫然，便生出无限的哀愁和情思。贾母提出只用箫来伴奏，可使得唱腔更加柔和动听，倘用笛，则唱者嗓音如不够，或许笛声反将肉声给掩盖了。《惠明下书》是王实甫的《北西厢》第二本楔子，这是一出音域高亢的净角阔口戏，要用“宽阔宏亮的真嗓”演唱，非常考验演员的功力。而这一回提到的《续琵琶》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这个传奇写了蔡邕托付蔡文姬续写《汉书》，蔡文姬颠沛流离，最后归汉的故事。现在唯一能够看到的是三十五出的残本。贾母所点的这几出戏除了反衬出贾母的不俗，曹雪芹在这几出戏中还别有一番深意。
4.《红楼梦》会改编成戏曲，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将很多戏曲融汇进去，《红楼梦》和戏曲其实是互相影响的，您可以展开讲一讲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吗？
《红楼梦》里面大概有40多个章回出现了和戏曲、传奇有关的内容，这些传奇剧目、典故和整个小说的结构、情节、人物、主旨都是有关系的，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红楼梦》研究的全新的思路。以前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相关的考察，最系统的是徐扶明先生做的研究，他的著作《〈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是1984年出版的，这是以往研究《红楼梦》小说和戏曲关系最具有原创性的一本书。
《红楼梦》里面出现的戏曲、传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就是各种生日宴会、家庭庆典，以及家班正式演出的一些传奇；还有一类是各类生日宴会、家庭庆典上演出的，但是并没有提到它的剧名；第三类就是诗句、对话、酒令、谜语，甚至是礼品里涉及的戏曲、传奇。
昆曲是《红楼梦》里出现最多的一个声腔。昆曲是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中国戏曲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声腔，清康熙时代弋阳腔作为一种南曲声腔已经失落了，但是在此之前一度出现过昆弋争胜的局面，最终昆曲将弋阳腔排挤出了大城市，成为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戏曲形式。小说还提到杂剧，《红楼梦》里出现的杂剧大多指的是元杂剧。也提到了南戏，南戏和北方的杂剧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南戏是北宋末到元末明初，也就是12世纪到14世纪这段时期比较重要的中国南方地区的戏曲。如果从现代戏剧的界定来看，当时的演出艺术中还有曲艺表演，比如女先生说书这样的曲艺表演；还有民间的娱乐形式，比如打十番；还有唱小曲儿、动物把戏等等，这些都是《红楼梦》里面出现的和戏曲、曲艺有关的内容。作者最为关注的戏曲形式还是杂剧、昆曲和弋阳腔，这是作者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最重要的戏剧样式。这些在我的几篇论文里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5.在重读《红楼梦》的过程中，除了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您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新的感受或者发现？
今年是新红学百年，在北大的历史上，《红楼梦》的研究源远流长，北京大学是新旧红学的发源地，也是20世纪红学传播和人才培养的一个摇篮。在《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北大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置身《红楼梦》当代的学术史和传播史当中，自然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和感受。我为什么要做《红楼梦》的研究？
《红楼梦》对我的生命发生作用的深度和程度是逐渐变化的。原本我也只是喜欢这本小说的普通读者，如果不做研究这本书和自己的生命好像也并没有产生特别深刻的关系。但重读的过程中，共鸣的地方越来越多，我好像全身心融入了《红楼梦》这本书，或者说这本书完全进入了我的学术生命。因为自己也从事文学工作，因而越发觉得这部小说的登峰造极，是一个小说写作的无尽藏，同时也感到或许可以为这本书做些什么。源于兴趣也好，出于学术的责任也好，总而言之我觉得，北大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红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发扬下去。
旧红学有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这是他1915年11月写成，1916年发表之后，商务印书馆在1917年刊印了这部书。新红学的代表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发表，次年俞平伯写了《红楼梦辨》，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蔡先生的研究被归为“索隐派”，胡适的研究被归为“考证派”。当年胡适做《红楼梦考证》的时候，他请顾颉刚和俞平伯来帮他的忙。顾颉刚对于胡适的研究有一句话的评论：“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确立。”胡适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方法，就是反对穿凿附会的想象式研究，并且直截了当批评了蔡元培的《红楼梦》研究，胡适是蔡元培引进北大的，胡适公开在此问题上批评蔡先生，而蔡先生不愠不怒地写了反批评，由此可见当时的学风是多么纯正。胡适提倡实证的方法，以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来对小说文本进行深入的阐释。现代研究方法介入传统经典文本的研究，对于《红楼梦》在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继承和发展新旧红学方面，北大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的学者，20世纪以来，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历史系、哲学系、物理系都有研究《红楼梦》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比如承继旧红学的钟云霄，她是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她认为《红楼梦》的出现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她的观点延续了蔡元培先生的研究理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红学发展的重要学者有在校老师也有毕业的学生，除了蔡元培、胡适、俞平伯，还有鲁迅、顾颉刚、王利器、周汝昌、吴世昌、吴晓玲、李辰冬、吴组缃、邓云乡、钟云霄等。50年代以来，比如说俞平伯先生曾经带的学生和助手王佩璋，还有梅杰、刘世德、陈熙中，包括北大哲学系叶朗教授、中文系刘勇强教授、李鹏飞教授都是当代红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北京大学的历史上还有过第一个学生组织发起的《红楼梦》研究小组。北京大学有着红学研究的传统，在大学执教的学者有专门做《红楼梦》研究或者是跨学科研究《红楼梦》的，还有许许多多热爱《红楼梦》的北大学生，他们对于这部小说以及中华优秀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百年新红学，北大是重镇，北大学者们的研究角度百花齐放，有的做文献整理，有的从小说史的角度、小说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也有人做考证、考据，版本校勘，还有的从事红楼诗词研究、民俗研究、风物研究等等。《红楼梦》的经典化的过程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红学的阐释者得以实现的，这些阐释开启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使《红楼梦》的研究不断深入，成为一个常谈常新的永恒命题。
我在叶朗先生的影响下进入红学研究的领域，我进入的方法就是文本细读和艺术阐释，细读《红楼梦》可以让我们真正发现研究《红楼梦》的独特角度，以便更加深入地认识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在重读《红楼梦》的过程中，阅读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之前读完一章就放一边了，但现在是念念不忘，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和许多经典小说进行对照和比较，无论做西方戏剧的研究，还是做美学的研究，只要看到《红楼梦》的书，就非常关切，就想把它买回来看，只要发现《红楼梦》有新的研究，就非常渴望能够了解它，随时随地都会关注这个话题。比如要我给外国人推荐一本可以最快了解中国文化的书，我就推荐《红楼梦》。比如我现在正在编写美育的教材，我就自然地把《红楼梦》的品赏放到美育教材里面去，作为高中阶段的课程内容。
6.在您的藏书和资料里，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有哪些？
我个人的藏书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身处一个互联网、高科技、电子媒介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纸质书籍，更多地可能依赖电子书籍，今天的学者可以充分共享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资料和数据库。我做《红楼梦》研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很丰富的《红楼梦》以及与之相关的藏书。去年新馆开馆的时候，还展出了有胡适题签的庚辰本底本，非常珍贵。此外，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会在西山植物园有一个很好的藏书楼，这个藏书楼的全部书籍都是和《红楼梦》有关的，这些资料当然可以随时借阅。此外，我也收藏并购买了一批书，都是不同时期买的，有的是从旧书市场淘来的。对于这些书我都看，也有不同程度的受益，其实每本书都有可取之处。不过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翻得最多的就是各种版本。徐扶明先生的这本《〈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我研究得最深入，我在他考证的三十六个戏的基础上，发现并增补了一些新的剧目。胡文彬先生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对我也比较有启发。在人物论当中，我喜欢蒋和森先生的书，他的文风在红学研究中独树一帜，激情澎湃且文字充满了诗意。还有俞平伯先生、周汝昌先生的著作，简练严谨的文风我很喜欢，还有余英时先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都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
7.您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在研究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了新发现，有了新发现就觉得很高兴。新的发现很多很多，比方说在后40回是续书还是补书的问题方面，我确实从戏曲的角度有一些发现，统计结果显示小说提到的戏曲绝大多数集中在前80回，后40回非常少，这当然也和家族衰败、演不了戏有关。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来说，他善用弦外之音的方法是不会轻易断裂的。
另外，我是南方人，在前80回我发现了许多只有南方人才懂的方言，但是后40回基本没有了南方方言。比如说“假撇清”是什么意思？北方人基本上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假撇清”在南方就是假装正经、体面的样子，而背地里却专干人所不齿的阴暗勾当。
此外，如果说有价值的发现，那就是对红楼梦叙事艺术的重新阐释。比如元妃省亲为什么要点四支曲子，原本小说里面就是一笔带过的，而我觉得作者写“省亲四曲”太重要了，我通过分析四个戏以及元妃省亲前后的过程阐释了元妃在宫中的真实状况，论证了相连带的贾府岌岌可危的处境，并由此深入探讨了元妃的心理是怎么通过四出戏被暗示出来的。脂批对这四出戏有评点，以往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但我始终觉得阐释得还不够，我自认为有了些新的发现，所以就写了《细读〈红楼梦〉省亲四曲》这篇论文。学术研究中新的发现和思考是自己最为高兴的。
再比如说王熙凤这个人物，大家都觉得她是霸王式的人物，杀伐决断，可是她也有真情和真意的一面。第十一回她去看望秦可卿的时候，就写了王熙凤的真情和真意，写了她不为人见的一面。《红楼梦》全书贯穿了一种“情之天下”的思想，哪怕是王熙凤这样的人物，她的身上也有一种真情和真意。此外，我的专著里面还着重阐释了第42回《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和小说的互文关系，还有85回《蕊珠记》的《冥升》和《琵琶记》的《吃糠》和小说之间的关系。再比如在清虚观打醮神前拈戏的三本戏，第一本是《白蛇记》，然后是《满床笏》，第三本是《南柯梦》。关于这三本戏在小说中出现的作用，我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释。
总之，每每细读就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发现。人的一生很短暂，倘若能够为自己所在的研究领域贡献哪怕微小的创造也是很有意义的。无数人的点滴创造最终可以汇集成一条学术的星河。
8.在《红楼梦》研究的领域，您最近关注的最新问题是什么？
有时候做研究就像种树，树种播下以后，它会慢慢生长出许多枝叶。除了戏曲的研究以外，我还做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艺术学理论、戏剧学和电影学是我一直关心的方向。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域中，目前主要专注于《红楼梦》戏曲和《红楼梦》香学的研究。香学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非常古老，中国人用香的文化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自古以来人们都要用香。曹雪芹出身贵族世家，不会不知道中国人用香的传统文化，香文化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之后，南方地区一直有用香的习惯。我对我小时候母亲攒香，在黄梅天气气候潮湿的时候焚烧茉莉线香的情景记忆犹新。《红楼梦》中频繁出现各类香品、香具，是香文化的重要文化载体。可以说《红楼梦》中包含香史、香料、香品、香识、香道等各方面关于中国香学的知识，《红楼梦》里潜藏了一部中国香学的历史。
其次是哲学和美学的研究，《红楼梦》里的生活美学是从生活美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一个尝试。《红楼梦》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那么这本书到底跟我们当下有什么样的关系？《红楼梦》里有许多对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极致描写，这样一种生活美学和我们当下的世界有什么关系？我曾在教育部给一些大学校长做过《红楼梦里的生活美学》的讲座，从题目来看，一般以为我要讲讲《红楼梦》里富贵优雅的生活，但是听了以后他们发现不是这样。在这些富贵优雅的生活背后，我要阐释的是《红楼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以及如何来证实和确认自我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问题，这是对《红楼梦》形而上的思考。我的思考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大观园之外固然是有污泥浊水的，是污浊甚至是丑陋的世界，但是也有大观园里这样一个纯洁而又美好的世界。曹雪芹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有限的人生中，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大观园？而这个大观园最后又走向了毁灭，我们从它的存在和毁灭，可以感悟到一些什么？我自己的感悟是，其实大观园不在别处，而在人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有形的大观园可以被毁灭，可是无形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大观园，是无法被摧毁的。我们品读《红楼梦》的生活美学，最终应该感悟的是，不要因为外在世界的世俗和丑陋而忘记甚至否定了理想和美好世界的存在，相反，我们更要为这样一个理想和美好的世界永驻人间，而尽到我们个体生命的责任。这就是我从生活美学解读《红楼梦》的自我感悟。
美好而理想的世界不是一个等待恩赐的或者外在的存在，而是需要我们的内心保有和培植，需要我们去创造和捍卫的当下和未来。对于美好的坚守和捍卫当然是比较艰难的，美和丑、真和假、正与邪的矛盾从来都存在，曹雪芹写《红楼梦》也有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但如果我们每个人心里保有一个美好的大观园，并且敢于为这样的美好尽到我们个体的责任，那么美好的“大观园”才会真正永驻人间。这是我对《红楼梦》的一点体悟。在我心里，《红楼梦》是一本洋溢着生活美学、充满美学智慧的一本书。
9.今天我们想要发扬光大红学的话，您觉得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红楼梦》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要抓住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学术层面，当代学者要把红学继续往前推进，就要做出有全局性影响的学术成果来。从某种方面来说，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大陆也好，海外汉学家也好，凡是世界上有《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群体，大家都处在一种无形的竞争当中。红学研究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了，还能做出什么样的创新研究？今天红学一定要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才能够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一个新的局面。
前人的研究虽然涉及了多个领域，但并不是说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地方就不能再进一步研究了，因为前人做研究的时代、历史情境、具体条件跟我们不同，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电子媒介时代，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和拥有的视野远远超过前人。所以我觉得在前人研究过的许多领域，我们可以继续沿着他们的足迹往前推进或深入。
另外，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是非常不足的，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过去就小说来研究小说，或者就文化来研究小说比较多，而哲学研究或美学研究是比较匮乏的，我就想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做一些探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红楼梦》与生活美学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来研究的原因。《红楼梦》的研究，百年来始终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作者问题、版本问题等等。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这些老问题会有向前推进的可能性。但首先是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才能真正把学问做好、做得扎实。
第二个层面就是普及和通识教育。一定要有大量的年轻人热爱这部小说，喜欢上《红楼梦》，红学才可能有源头活水。因此，我们今天的普及推广或者通识教育，对这部小说的弘扬发展很有好处，也十分必要。无论是《红楼梦》相关慕课的开设，还是在大学里面开设实体的课程，无非就是为了播下《红楼梦》的这一颗美好的种子，希望它将来能够在更多的人心里生根发芽。有些人觉得通识教育好像没什么学术性可言，可事实上通识教育也是一门学问和艺术，是学术土壤培植的基础工程。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给中学生讲《红楼梦》，要讲好其实很难，如何做到深入浅出，让中学生因为爱听而建立对《红楼梦》的强烈的兴趣，激发他们对《红楼梦》的热爱和钻研，这是需要教育者下功夫的。
还有《红楼梦》的翻译问题，现在《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比较多，法文比较少，西班牙文只有一个版本。但是《堂吉诃德》有多少个中文版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赵振江教授告诉我《堂吉诃德》大约有70多个中文版本。为什么《红楼梦》的译本这么少？因为《红楼梦》太难翻译，其中很多诗词是很难翻译出来的，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语言高度的作品往往是很难翻译的，所以未来也期待大翻译家的出现，使得这样一部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伟大小说，能够通过精良的译本产生更大的、更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像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有莎士比亚的戏剧，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知道中国有一部《红楼梦》。我衷心期望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欣欣向荣，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是一项永远也不会终止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往前推动。
10.您如何看待《红楼梦》改编的影视剧？
我觉得87版的《红楼梦》体现了一种非常严肃的对待古典小说的创作态度，因为围绕着87版《红楼梦》的拍摄，前期组织了很多红学专家作为顾问，这个剧组的构成中就有一个强大的学术顾问团队。在正式开机之前还将演员集中起来进行授课，每个人都要精读《红楼梦》，还要进行《红楼梦》的相关培训。这样的创作态度非常难能可贵。在那样一个电视作为最重要的媒介传播的时代，87版《红楼梦》所达到的影响力，也是后来所没有的。我相信87版《红楼梦》电视剧影响了许多电视观众去关注和喜欢《红楼梦》这部小说。人们从心里非常感激出演红楼人物的演员们，陈晓旭去世后中国的电视观众没有忘记她，大家依然关心着这些艺术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凡是对民族和国家有真正贡献的人和事业，人民就不会忘记。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文化事件，是永远留在中国电视观众心目当中的非常美好的文化记忆。
30年过去了，人们还在谈论这个作品，这很了不起。有多少作品是能够经历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淘洗，能够让老百姓记住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做到了，87版没有对不起《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尽管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完美的，尽管任何一本书都有不同程度的遗憾，但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它很了不起的地方。
11.演绎《红楼梦》的戏曲是什么样的状况？
演绎《红楼梦》的戏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准备出版的这套《红楼梦戏曲全编》，就是想把历史上《红楼梦》改编成戏曲的文本全部整理出来，希望复原《红楼梦》戏曲改编的历史，重现《红楼梦》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由于戏剧抒情的艺术特征，它需要人物形象非常饱满，所以剧作家往往会选取《红楼梦》里最重要的一些人物来写，比如林黛玉、晴雯等人。仲振奎的昆曲折子戏《葬花》为最早的“红楼戏”，“黛玉葬花”的场面是《红楼梦》中最诗意、最感人的、最脍炙人口，也是最适合戏曲表现的段落。《红楼梦》的戏曲改编从清末民初一直延续到今天。前几年江苏省昆剧院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演出了折子戏《红楼梦》，令人耳目一新。北方昆曲剧院也有《红楼梦》的舞台剧，后来还拍成了戏曲电影。围绕着《红楼梦》的文本，纯粹的学术研究，或是其他媒介的一种转换和呈现，共同构成了《红楼梦》的当代阐释史。
2021年新红学百年北京大学宣传部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