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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敦煌艺术遗产包括敦煌石窟壁画、雕塑、建筑，藏经洞的文书以及艺术品。我认为这些敦煌莫高窟以及藏经洞的出土文物，是有形的遗产，还有另一种无形的遗产，那就是蕴含在敦煌艺术遗产中，需要我们加以感悟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心灵世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开拓耕耘，我们对于有形的敦煌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贡献卓著，对于无形的精神遗产的研究和阐释尚待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如果说敦煌的有形遗产作为历代工匠的创造物，它们当初的诞生主要服务于宗教和开窟者的世俗追求，那么无形的敦煌遗产是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心灵的创造物，这一心灵的创造物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密切相关。
关于敦煌艺术遗产的问题，段文杰先生在《漫谈敦煌艺术和学习敦煌艺术遗产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学习敦煌艺术，不是信手从壁画里拿出点什么就行了，要解答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问题，那就是如何批判性地继承民族艺术遗产；二是实践问题，那就是在创造社会主义新艺术中，如何体现民族艺术优秀传统。”他说在敦煌艺术中学点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是从根本上理解敦煌艺术”
。我们如何从根本上理解敦煌艺术？一百多年来，伴随着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发展和弘扬的过程，几代学者不断地试图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
敦煌，是一座绵延千年的石窟艺术圣地，在历史上处于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四大文明交汇之地。敦煌艺术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前后的变化，在这变化中什么是不变的？可以呈现出中国艺术最本质的美学特征呢？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和文化往来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和西域文明难以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和交融，又是什么在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使中华文化显示出如此强大的稳定性和包容性？这些是理解敦煌艺术必须要思考的美学问题。
正如史苇湘先生在《敦煌佛教艺术的再认识》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几十年来，我们入窟面壁临摹，出窟埋头经史，从形象到义理，反复认识，仅仅探索了492座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画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画的，什么人和社会集团建造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画’这个今人最需要了解的问题，我们却涉及得很少。因此，让敦煌佛教艺术研究进入文化史、美学史、艺术学的领域，应该是时候了。”
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敦煌艺术遗产包含着极为重要和丰富的美学资源。敦煌艺术遗产在各个方面均蕴含着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密码，敦煌艺术遗产也见证着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的交相辉映和相互融通，蕴含着中华民族以和为贵、海纳百川、天下一家的思想传统，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价值。因此，研究敦煌艺术遗产中包含的中国美学精神，就是研究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化的独一无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探讨这一问题的目标是从美学的角度把蕴含在敦煌艺术遗产中重要的美学意义萃取出来，从而让敦煌学这一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这是研究《敦煌艺术遗产和中国美学精神》的思想和学术出发点。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精神？如何运用好考古发现的成果，进行有价值的当代阐释？如何让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给我们提出了重要的时代命题。要回答这一问题，意味着我们要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对统一的多样性文化，对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绵延发展的文化根源，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所包含的中国人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做出正确回答。也意味着我们要从形而上的角度，从中国美学的深层找到支撑和确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内在基因。
以往对于敦煌艺术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有三个方面：一、敦煌美术史研究；二、敦煌图像学研究；三、其他敦煌艺术专题研究。目前已经出版有《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0卷、敦煌石窟的专题分类《敦煌石窟全集》26卷、以研究单个精华洞窟为特点的《敦煌石窟艺术》22卷，以及中日合作撰写的《敦煌莫高窟》（五卷本）和《榆林窟》等等一系列的出版物。敦煌研究院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美术史的研究，为敦煌艺术遗产的当代研究贡献丰硕的成果。海外的敦煌学研究、敦煌文献的研究等方面也涌现出一大批学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研究还远未开发完，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去探索，敦煌学还要继续发展。
相较于敦煌学的基础性、综合性研究，虽然敦煌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但还是涌现出不少原创性的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常书鸿《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谈敦煌图案》；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漫谈敦煌艺术和学习敦煌艺术遗产问题》；史苇湘《信仰与审美》《形象思维与法性》《论敦煌佛教艺术的世俗性》《敦煌佛教艺术审美与敦煌文学的关系》《论敦煌佛教艺术的想象力》《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吴作人《谈敦煌艺术》、李泽厚《神的世间风貌》；关友惠《敦煌北朝石窟中的南朝艺术之风》；李浴《简谈敦煌壁画的艺术本质及现实意义》《敦煌莫高窟艺术杂感》；赵声良《敦煌写卷书法》《敦煌艺术与大唐气象》《从敦煌壁画看唐代青绿山水》《中国传统艺术的两大系统》《敦煌早期彩塑的犍陀罗影响》《敦煌早期山水画与南北朝山水画风貌》等；杨雄《敦煌艺术与以形写神》《再论敦煌壁画的透视》；郑汝中《唐代书法艺术与敦煌写卷》《行草书法与敦煌写卷》；谢成水《敦煌艺术美学巡礼》《唐代佛教造像艺术理想美的形成》；胡同庆《论悲惨与悲壮之差异》《试探敦煌北朝时期供养人画像的美学意义》《敦煌壁画中的于对称中求不对称美学特征》《莫高窟第275窟外道人物及相关画面的艺术特色与美学特征》，以及胡朝阳、胡同庆《敦煌壁画艺术的美学特征》；汪泛舟《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孙宜生《意象激荡的浪花——试论敦煌美学》等。
这些研究涉及了敦煌艺术的源流、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外来艺术的影响、宗教和艺术的关系、儒释道文化在艺术中的呈现、壁画技法中的中国艺术精神、壁画叙事的传奇性、佛教艺术的民族特色等诸多方面，但还是留下了许多可供继续研究和探索的空间。比如：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和佛教传道的关系、意识形态和审美理想的演变、多神共处的文化基础、儒释道交融的美学风貌、如何从审美角度理解佛教艺术、空间中时间的展开问题、壁画技法的演变、形象与义理的关系、图像和文化如何互为表里、艺术和国家气象、僧尼和工匠群体关系的研究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我感到除了传统的考古、图像学、探索历史源流、艺术风格的分析之外还需要拓展一些新的研究面。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敦煌学研究中，经过国内外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敦煌石窟中绝大部分壁画的佛教题材已经得到解读，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脉络也已基本理出。以往的石窟研究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为什么”的问题，即这些石窟内容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信仰、审美意识、文化心理以及诸多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推进，这是未来敦煌艺术研究面临的重点和难点。
我在莫高窟的几次考察中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敦煌艺术遗产的研究需要把石窟艺术的研究和历史学、哲学、美学、艺术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结合起来，拓宽敦煌艺术研究的空间，多角度、多层次地对敦煌艺术作出新的阐释。特别要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有所创新，要突破以往就石窟而石窟、就图像而图像、就佛教而佛教的单一研究思路和格局，要综合利用其他人文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抓住美学的关键问题，从中国美学史、美学范畴两个方面与敦煌艺术的互动关系，从个案阐释和横向的综合研究两个方面下功夫，力争在敦煌艺术遗产的美学研究方面探索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方法。
《敦煌艺术遗产和中华美学精神》可以集中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一、这种审美意识与中国美学史的美学思想、美学观念和美学范畴的互渗交融；二、这种审美意识背后的美学观念和命题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三、这种审美意识在敦煌艺术遗产中的直观呈现；四、这种审美意识在漫长的东西方文化相遇和碰撞中稳定的存现方式。由此深入挖掘和阐明敦煌艺术遗产的意义，使之成为当代文化创新发展的思想资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国民道德素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极作用。
敦煌莫高窟以及藏经洞文物中蕴含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作为心灵的创造物，敦煌艺术遗产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密切相关。敦煌艺术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美学的角度，综合利用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史学、文化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抓住美学的关键问题，把握中国美学史、美学范畴两个方面与敦煌艺术的互动关系，把蕴含在敦煌艺术遗产中重要的美学意义萃取出来，从而让敦煌学这一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当代价值。《敦煌艺术遗产和中国美学精神》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其研究的价值在于：第一，从美学角度深入诠释敦煌艺术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精神追求。第二，敦煌艺术遗产也是中国美学独特的载体，从美学角度发现并确证敦煌艺术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同样也是对中国美学的当代贡献。第三，借此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强国的精神力量。第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促进中外文化和思想的理解与交流，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