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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以其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政治经验，抓紧时机，进占关中，一举完成了大唐创立的事业，并在七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统一全国和稳定政局的工作。在这些艰巨的工作中，他的几个儿子建成、世民、元吉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长子建成，性情宽简仁厚。李渊在山西期间，十七八岁的建成留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照顾家小。他能喝酒、爱打猎，与当地博徒大侠有密切的往来。李渊决定起兵后，建成被密召到太原，和世民共同带兵打下了西河郡，又与世民一起领兵进入关中。李渊称帝后，建成以嫡长子被立为太子。由于皇储的地位，他没有亲自率兵参加东征西讨统一全国的各次战役。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高祖安定后方，处理国事。当时，“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
。武德二年（619年），他曾带兵讨平“司竹群盗”，四年又击平稽胡，说明他也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武德五年（622年）末他带兵压平了刘黑闼的第二次起义，并在魏征的帮助下，迅速稳定了山东局势，更表现了他的政治家风度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为了寻求帮助他处理国政的助手，他到处搜罗人才。后来在贞观前期政治上起了主导作用的魏征、王珪等人，便是他的主要属官。
三子元霸早死，元吉是李渊的四子。太原起兵那年，他才十五岁，李渊让他留守太原，直到武德元年被刘武周打败，奔赴长安为止。李元吉从小好武，两年边境的生活，更使他的武艺大有长进。他善马术，虽然因为年轻寡谋，难当方面之任，但高强的武艺和骁勇的性格，却决定他成为一名勇猛的斗将。除了善避能夺的尉迟敬德，一般人还不是他的对手。武德四年平东都时，他设下埋伏，击破了王世充的进攻。元吉为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也曾立下汗马功劳。
李世民是高祖的第二子，少好弓矢。由于他年岁稍长，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便把十六岁的世民也带到了太原。在李渊身边，世民熟悉了战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获得了较多的军事知识和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他结交“群盗大侠”，对社会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他自己后来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
。
在唐初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立下了许多战功，声誉越来越盛，权势越来越大。特别是武德四年（621年）一举击败了窦建德，逼降了王世充，更成为一位威震四海、人心瞩目的人物。高祖以古官不足以加，命他为天策上将。而他本人更是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
他在洛阳，命萧瑀、窦轨封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以树私惠；继续收罗人物，做他的幕僚，结纳谋臣猛将，为他尽力。回到长安后，他又设立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号十八学士，在公事之暇，与他们讨论文籍。
虽然这些志在四方、谋图篡夺的活动还是在隐蔽地进行着，但是，他的权势和某些做法已经招致高祖的不满，并使太子建成感到了威胁。
李世民连年率兵在外作战，高祖又给他节度方面的权力，这便形成了他的教命与高祖的诏敕并行，甚至与之抗衡而使高祖诏敕不行的情况。平东都后，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李世民乃给田数十顷，恰好高祖也因婕妤张氏奏请将此地手诏给她父亲，李神通以教命在前，不肯将地交给张家。高祖知道此事后大怒，责备世民道：“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并对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高祖已感到他专权难制，不好驾驭，已不是过去听话的儿子了。因此，对他的猜忌越来越大，不再让他长期带兵在外。武德五年（622年）四月李世民击败刘黑闼后，高祖便急召其还朝。武德六年七月李世民屯兵并州以备突厥，未及时班师。十月，高祖诏世民引兵还，并亲自到华阴等候。
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太子李建成，由于李世民勋业日隆，中外归心，更感到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当刘黑闼再起于山东，建成的谋臣王珪和魏征便建议他亲自率兵征讨，以取功名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结纳山东豪杰，作为自己的支持力量。
建成此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打败了刘黑闼，而且在洺州和罗艺相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促使罗艺带兵入朝，使自己在关中有了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同时，他又通过魏征等人在河北、山东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许多州县官吏都成了建成、元吉的党羽。
此后，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之间的矛盾就表面化了。李世民即位以后便说到过，武德六年（623年）以后“不为兄弟所容”
。从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从各方面充实自己的力量。
建成山东之行后，接着就在长安“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蓄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
，建立起了一支与李世民的玄甲兵不相上下的精悍的卫队。
建成还与后宫嫔妃建立联系，作为自己的支援。高祖晚年多内宠。他的二十二个儿子中，除皇后窦氏所生建成、世民、元霸（早死）、元吉和万氏所生智云（已死）外，小王达十七人之多。这些小王的母亲竞相交结建成、世民和元吉，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求来日的照顾。建成、元吉与张婕妤、尹德妃都有往来，企图通过她们从高祖方面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世民也同样注意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武德六年他屯兵并州，便乘机在山西活动，高祖召他还师后，他还借口屯田问题，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于后宫，李世民也经常“遍见诸妃”，以大量的金宝来进行赂遗。
他的王妃长孙氏也“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
，希望得到嫔妃们的帮助。
武德七年（624年）三月，唐压平了辅公祏的反抗，清除了农民起义的余波，完成了国内统一事业。建成与世民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成令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即罗艺）处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又使庆州总管杨文幹募健儿送长安，积极扩大自己的力量。
这年六月，高祖到宜君（今属陕西）仁智宫避暑，建成留守长安，世民、元吉同行。正好这时，建成派去给杨文幹送甲的郎将尔朱焕等行至豳州，言称有急变，到仁智宫向高祖密告太子使杨文幹举兵，使内外相应。高祖听后大怒，托辞有事召建成。建成感到事态严重，惊惧不知所为。最后还是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仁智宫谢罪。高祖同时派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杨文幹，杨文幹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立即举兵反。
高祖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他怕事态扩大，赶忙派李世民去讨杨文幹，以避免建成在关中的势力起来响应。在盛怒和紧张中，他也没有细加考虑，便答应李世民，回来后立他为太子。经过元吉和封德彝等的劝解和分析，高祖也明白这完全是兄弟之间的争斗，不是针对他来的。于是他改变了更换太子的主意，仍派建成回京师留守。罪过落到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兵曹参军杜淹身上，把他们流放到嶲州。事态总算平息下来。
此后，双方进一步展开活动。而高祖对世民的嫌忌也越来越深，终于发展到要对他进行贬责。宰相陈叔达反对，理由是秦王有大功于天下。高祖也感到罪迹未见，无以为辞，只好听之任之，凭他们兄弟之间互相争斗了。
事至于此，双方都在考虑决一死战。
建成的计划是乘突厥进攻的时机，派元吉领兵出征，并借此夺取世民的精兵猛将，除去他的羽翼，然后让他束手就擒。这个计划被建成的一个部下密告世民。李世民和他的幕僚进行了紧张的谋划，最后决定先发制人。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三，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准备在高祖召他们入宫时谋杀他们。四日清晨，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九人入宫，并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事先虽已得到张婕妤的通知，知道高祖要他们廷辩，但他们不知道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已为世民收买。因此，他们将东宫和齐王府兵集中起来，严阵以待以后，就前往高祖处以探究竟。行至临湖殿，发现情况有异，想急转回去，世民伏兵冲出。元吉射世民不中，世民先射死了建成。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死。冯立、薛万彻等率东宫、齐府兵二千人来攻玄武门，薛万彻又扬言欲攻秦府，世民兵士气不振。尉迟敬德出示建成、元吉首级，宫府兵才失去了斗志。世民又调来数百骑，其妻舅高士廉也率吏卒释囚犯、授以兵甲，赶至芳林门与世民合势，才取得优势。
高祖知道事变后，问裴寂等怎么办，萧瑀、陈叔达建议立世民为太子，把国事交给世民。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李世民终于取得了军国大权。
玄武门事变前，李世民在长安的力量相对建成、元吉来说，是比较薄弱的。虽然他们都蓄养了一批精兵，但世民只有八百人，不及宫府兵二千人的一半。因此需要高士廉率吏卒囚徒前来作战。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世民采取阴谋伏兵、先发制人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由于玄武门守将为其收买，因而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而击杀建成，从而收到擒贼先擒王、攻心为上、瓦解对方的效果。建成在兵力上的优势也就失去了作用。
地方形势的有利，也是李世民敢于发动玄武门之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当时关中大部分地区，山西、河南、四川、江南的军将大多是倾向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后，除了河北州县和泾州（今甘肃泾川）的李艺以外，各地都很稳定。这样，就使得李世民没有外顾之忧，尽可以解决了长安的问题后，再去处理地方上的反对派。
李世民的身边有一批强有力的谋臣骁将，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李建成虽然想尽一切办法来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并且说动高祖把多谋善断的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世民最主要的谋臣逐出秦府，敕旨不让他们复事秦王，但由于李世民善于隐蔽，没有根本动摇他在长安的力量。玄武门之变前夕，他身边仍有长孙无忌、侯君集、高士廉和尉迟敬德等一批谋臣武将，程知节等也拖延没有离开长安。房玄龄、杜如晦也穿着道士服潜入了秦府。建成斫除世民手臂的计划完全落空。李世民的主要幕僚几乎全都参加了这次事变。建成虽然知人善任，王珪、韦挺、魏征始终都是忠于他的，但王、韦武德七年（624年）就被流放出去，魏征虽是经世之才，但对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一套东西，终不如房、杜等熟悉。比起世民来，建成的参谋部就显得薄弱了。
此外，在收买对方的工作上，建成也全盘失败，而且还有一些人被世民收买。除了秦府幕僚对世民的忠诚外，主要是收买对象的不同。建成曾想收买秦府骁将尉迟敬德，但遭到拒绝。李世民所收买的，则是在建成处地位不算很高，与建成关系不很密切，但又是能起作用的人物，如事变前夕向世民告密的太子率更丞王晊，官位只有从七品。而建成却没有收买到这样通风报信的人物。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立即赦免了为建成、元吉战斗到最后的死党薛万彻、谢叔方、冯立，认为他们是忠于所事的义士而不予问罪。同时，礼遇曾劝建成早除世民的魏征，引为詹事主簿，并将王珪和韦挺从嶲州召回，将三人皆任为谏议大夫。这几位建成主要幕僚的使用，对安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世民还派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驰镇洛阳，以防东方之变。又派崔敦礼驰驿至幽州（今北京市）召与建成关系密切的庐江王瑗。李瑗心不自安，囚崔敦礼，征兵，准备起兵。兵未发即为王君廓所杀。
这时，建成、元吉的党羽散在民间，还很不安心，也有些人争着告密以取赏。在王珪的建议下，李世民重申建成、元吉左右皆赦不问，下令不得相告，违者反坐。但河北州县素来与建成、元吉关系密切的仍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魏征建议，“不示至公，祸不可解”。
如果不采取宽大的措施，河北还可能闹出乱子来。于是，世民又派魏征宣慰河北，并听以便宜从事。魏征在磁州（今河北磁县）释放了州县解送京师的建成党羽、前太子千牛李安志和齐王护军李思行，从而解除了建成党羽的顾虑。
通过这些办法，河北和各地的形势很快安定下来。贞观元年（627年）李艺据泾州反，很快也被讨平。
八月甲子，李渊传位世民，李世民正式做了皇帝。这就是有名的唐太宗。
贞观元年（627年）六月，唐太宗与侍臣讨论为什么周的统治时间很长而秦的统治却很短。萧瑀回答道：“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唐太宗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不顺故也。”
得天下可以不择手段，不合道义，但守天下就必须符合统治规律。唐太宗杀兄逼父，皇位取之不顺，但皇位终究已经到手，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巩固这个统治。唐太宗说“守之不可不顺”，说明他知道，要巩固统治，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需要有一套治道政术。
在长年征战中，唐太宗逐步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武德九年（626年）他曾经说过：“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他不仅形成了这种具有朴素辩证法和运筹学观点的战术思想，而且能够从战争全局和战争各方的特点和相互关系考虑问题，成为一个具有虚怀若谷的政治风度和成熟的战略思想的军事家。
至于治道政术，在贞观十年（636年）的一次谈话中，唐太宗谈道：“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弓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
这种说法固然有掩盖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以前对皇位的野心的意味，但也并非谦谦之词，说的还是实情。因为最初几年是忙于打仗，后来是考虑怎样把皇位夺取到手，其他问题也就无暇多思了。
当然，经历了隋末的动乱，从隋的灭亡之中，对“所以安天下者”，唐太宗也有初步的认识。武德九年，他对公卿说：“朕思所以安天下者有二事，唯在朕与公辈耳。荒淫田猎，杀戮任情，人君之恶也。私树朋党，阿谀顺旨，人臣之恶也。宜各制其欲，则为治不难矣。”
在正常情况下，这两条确是保持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而在统治尚未稳定的唐初，这些就远远不够了。
唐太宗八月初九即位，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合兵十余万进到距长安城仅四十里的渭水便桥之北。对于这样严重的形势，他还是信心十足，处理得很有章法。他仔细观察了敌情，看到突厥人马虽多而队伍不整，分析突厥这次大军前来，无非是想乘唐的政局变动，进行勒索。他考虑到自己刚即位，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如果进行战争，不仅会造成很大损失，而且和突厥关系搞坏了，突厥会加紧战备，不利于将来消灭突厥，决定和平解决。他一面部署兵力，然后单独与颉利可汗在渭水上进行会谈。突厥与唐订盟约和而退。唐太宗能既着眼于将来突厥问题的解决，又解除了当时的战火威胁，虽然要拿出相当多的金帛送给突厥，仍算得上是大手笔。而面对内地复杂的形势，他就很有些茫然了。
当时国内的客观形势，一是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废，人口减少。洛阳到山东几百里路上长满了荒草，“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来往者必须带上足够的口粮。河北、山东和河南地区，直到贞观中，也才有七十万户，只及隋时政府控制的户口四百七十万户的七分之一。社会经济急需恢复。二是农民仍在继续进行斗争。农民被迫“为盗”的情况仍不断发生，还有一些农民“亡命山泽”。
封建秩序尚未安定下来。
怎样解决？朝廷里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唐太宗初即位，与群臣谈论自古以来政治得失时说道：“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
意思是农民战争后，不可能迅速致治，对于阶级矛盾能否迅速缓和，封建秩序能否很快稳定没有信心。对太宗的这个问题，魏征回答说：“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对于魏征的说法，太宗还有怀疑。魏征接着指出，关键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如果由圣哲来施行教化，百姓就会积极响应，在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到致治，也不是很难的。太宗颇以为然。封德彝反对魏征的意见，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老百姓越来越不老实，因此，秦用法律，汉杂霸道，都是欲治而不能，不是能治而不欲。如果听信了魏征的一套，国家必然败乱。主张对农民要实行高压。魏征举出历史上黄帝征蚩尤、汤放桀、武王伐纣后很快太平的历史事实来加以反驳，指出“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
。由于太宗亲自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并看到魏征解决刘黑闼问题的成功。事实告诉他，高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当魏征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人心思治，人心思定，指出对百姓应行“帝道”“王道”，即实行教化的方针时，他豁然开朗，深以为然，完全接受了魏征所提出来的方针。
这在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在贞观之治的局面刚刚形成时，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
贞观十年（636年），他谈得更加明确：“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唯魏征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我勉强从之，大觉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致今日安宁，并是魏征等之力，所以特加礼重，每事听从。”
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
贞观十二年九月甲寅，太宗在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时，也谈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魏征与我安天下”。
唐太宗在不同年代的这些言论，对于与他共取天下，历来被封建历史家艳称为贞观名相的房玄龄在佐成贞观之治的作用，无一言及之；而对于魏征，则一再肯定“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并认为魏征的最大功劳在于劝行“帝道”“王道”。唐太宗对于魏征的这些评价进一步说明，太宗掌权以后，思安天下，但是，大战之后能否迅速致治，他没有信心；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统治，他也没有把握。是在魏征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唐太宗所以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他不能准确地把握住当时的阶级动态。他虽然几次到过山东地区，但在打败窦建德，平东都后，对山东地区，高祖没有让他过问；镇压刘黑闼时，由于高祖对他已经发生疑虑，因此刚把起义军镇压下去，就被匆忙召回长安。打徐圆朗时，战事一结束，他也就立即班师，未敢久作停留。因此，在与建成斗争的过程中，他虽然已经感觉到“山东豪杰”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派张亮去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
但对于山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阶级动态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在李世民身边，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李守素、于志宁、薛收、薛元敬、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学士，多为文士和儒生。他们虽然都博通经史，对历代政治理论和隋末政治情况也有相当的了解，其中一些人如房、杜且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在行军作战和夺取皇位的斗争中，给李世民筹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除房玄龄、李玄道等少数人外，多非山东人，且多为士族或贵族出身，对民间情况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对南北朝以来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唐初山东士族已经衰落，一般地主正在兴起，广大农民要求致治，对这样的政治形势他们缺乏深刻的理解。秦叔宝、程知节、张亮等武将，其中秦叔宝原为隋将来护儿部下士卒，后从张须陀镇压起义军。程知节、张亮虽然都参加过李密起义军，但缺少经史知识和政治经验，也不能洞察当时形势。因此，他们都不能帮助李世民深入理解当时的形势。
而魏征，魏州曲城人，其父虽在北齐做过县令，但早死。《旧唐书·魏征传》说：“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在农民战争的年代里，他先后在瓦岗军和窦建德军中待过。因而他熟悉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政治形势，能帮助唐太宗认清当时的形势并制定恰当的方针。
在总的统治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继续探求治国安民，长治久安的方略。他特别重视历代统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学习。刚即位，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并命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爰自六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
。他还下令修成了《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等六部史书。太宗在与大臣讨论政事时，君臣经常是言必孔孟诸子，语必历代盛衰兴亡。这样，就使得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在学习历代统治理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隋朝兴亡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唐初的实际情况而不断得到发展。
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与群臣论止“盗”，他已经认识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他并且由现实而及于历史，认识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道理。并且由此而提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这从《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淮南子·主术训》：“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结合隋末唐初的情况，还是比较容易引申出来的。
到贞观二年（628年），太宗与大臣谈话时谈道：“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王珪接着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则在初则易，终之实难。”
这次谈话表明，贞观君臣的政治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是他们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衣食问题、生产问题，并从历史的对比中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不能竭泽而渔，剥削一定要保持在“人力不竭”的限度之内。也就是说，一定要保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以保证生产的持续进行，才能保持封建统治的稳定。这也就是王珪所说的“安人之道”。这样，唐太宗所说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也就有了更加具体的内容。这对于封建统治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二是明确指出了“祸难兴”的原因是“人力竭”。唐太宗在另一次谈话中谈到隋炀帝广造宫室，大修驰道时也指出：“人力不堪，相聚为贼。”
这说明贞观君臣都已经认识到剥削和奴役超过了一定限度，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农民是要起义反抗的。这样，“民”在贞观君臣的心目中就不再是一种任人宰割的、消极被动的力量，而是一种可以使封建王朝覆亡的巨大力量。
三是王珪提出了“亡隋之辙，殷鉴不远”，要求以隋亡为鉴。太宗始即位，忙于稳定封建秩序，制定统治方针，还来不及过多考虑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贞观二年（628年）后，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稳定，贞观君臣开始从各个方面来总结隋亡的教训。这对于唐太宗进一步认识人民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所说的“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就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尽管唐太宗的这句话是从《尚书·虞书》的“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引申出来的，但他在这里所说的“道”，即前述“为君之道”、“安人之道”，是有具体内容的；他这里所说的“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也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农民起义推翻隋王朝的活生生的现实。此后，贞观君臣反复引用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把君主比作船，把老百姓比作水，老百姓可以让你的统治继续下去，也可以把你推翻。这样，皇帝的权威，就不是来自上天，而是来自庶民，因而也就不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皇帝只有“有道”，老百姓才会拥戴你，“无道”就会抛弃你推翻你。贞观君臣既抛弃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就不再凭借上天来进行统治，因此，“诚可畏也”也就不是一句空话，而确是表达了唐初统治者对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畏惧心理。因此，可以说，唐太宗的这句话是从隋末唐初的社会现实出发，吸取了历代统治理论的精华，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而提出来的。它不仅是唐太宗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封建统治理论中，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唐太宗和大臣的议论中，君臣作用和君臣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他们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
唐太宗初即位，不少人上书太宗，说是“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
。要唐太宗实行独裁。而被太宗召见问以政道的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则对唐太宗说，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大小事都要自己做出决断。群臣恐惧，害怕得罪，只知道禀受奉行，照皇帝的旨意办理，而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如果是得失相半，错误也就很多了。这样，下面阿谀奉承，上面又不了解实情，怎么能不灭亡呢。他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
。皇帝要从繁琐的事务中摆脱出来，深入全面地了解情况，考查官吏的政迹，施以赏罚。太宗很同意他的意见。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和近臣谈论隋文帝。萧瑀认为，隋文帝能克制个人欲望，勤劳思政，每次坐朝与五品以上官员论事，往往要坐到日过正午，虽然性非仁明，也算得上是励精之主了，唐太宗不以为然。他认为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心不明，头脑不清醒，对情况就不能有全面而深切的了解；至察，心太细，则往往多疑。加之欺孤儿寡母以得天下，经常害怕群臣内心不服，因此，不肯信任百官，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于合理。而大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只是承顺而已。唐太宗表示：“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唐太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处理政务的基本原则：“千端万绪，须合变通。”政事的决断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考虑到情况的变化和差异。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而要进行处理的政事又是那样的多，因此，“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这样，唐太宗就鲜明地提出了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政治原则。
同时，唐太宗还指出，皇帝处理问题不可能完全正确，会有许多乖谬。这样，就揭开了君主神圣的面纱，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君主从神还原为人。
正是由于唐太宗认识到君主一人不能遍知天下之事，不能独断天下之务，因此，他提出要“广任贤良”，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一般的军国大事，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遇有重大的政事，唐太宗还要召集宰相和大臣讨论。他总是先让群臣充分发表意见，展开争论，最后他才总结归纳并做出决定。唐太宗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个人有什么远见卓识，提出了什么新的东西，而在于他能集思广益，接受群臣提出的正确意见，加以总结，并坚持实践。
在制诏起草的过程中，唐太宗规定中书舍人要各执所见，经过中书侍郎、中书令审定后，再送交门下省由给事中和黄门侍郎驳正。他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防止发生差错。他指出，各人的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都是为了公事。有的人护己之短，忌讳别人指出自己的失误；有的人为了避免私怨，顾惜颜面，明明知道是错的，也照样施行。这是顺一人之颜情，为万民之大弊，实在是亡国之政。他要求大臣“灭私徇公，坚守直道”，不要上下雷同。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申：“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他并且尖锐地指出：“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
如果只管在诏敕上签字署名，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又何必要选择你们来担任这些职务！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如果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太宗很同意他的意见。有一次，唐太宗对侍臣谈到自己看《隋炀帝集》，见他文辞奥博，也知道是尧、舜而非桀、纣，但他行事为什么正好相反呢？魏征答道：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应该虚心地接受臣下的意见。这样，智者就会献其谋，勇者就会竭其力。而隋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最后终至覆亡。太宗认为应该引以为戒：“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唐太宗懂得，要使自己“耳目外通，下无怨滞”，避免“下为百姓所怨”，就必须要有正人匡谏。他认识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结果是臣下杜口。唐太宗公开承认人主所行会有不当，自己的决定会有失误。贞观元年（627年），他就曾对侍臣说：“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由于大家“直言鲠议”，才致天下太平。因此，“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要求大臣“必须极言规谏”。
唐太宗经常注意广泛地听取臣下的意见，并鼓励大臣犯颜直谏。贞观四年（630年），太宗下令修复洛阳的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建议停止。在书中张玄素指出，“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看后问张玄素：“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对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意思是，如果你一定要修此殿的话，那么和桀纣也差不多。太宗听后叹道：“我不思量，遂至于此。”
于是停修此殿，并赐张玄素绢二百匹，以示鼓励。贞观六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
贞观时期的大臣，一般也都敢于进谏，尤其是魏征，更是敢于犯颜直谏。有一次魏征弄得太宗很生气，甚至说一定要杀掉这个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回答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立即换上朝服，站在院子里。太宗惊问其故。长孙皇后回答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
太宗才高兴起来。此后太宗对魏征的意见更加重视。魏征也经常提醒太宗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死后，唐太宗对他思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曾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因此，他要求一切定于法，而不要以皇帝的一时喜怒和片言只字作为根据。对于自己临朝决断有不合于律令的，他也要求大臣不要以为是小事，遂不执言。他指出，“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把是否坚守法令和社稷倾危联系起来。
他还要求官吏遵守法令。他对大臣说：“朕见隋炀帝都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唯虑有反叛者。朕则不然，但虑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滞。”
在贞观君臣论政过程中形成的这些政治原则，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唐太宗思安天下，急于致治，魏征及其他大臣也以安民治国为己任，因此皇帝能虚己受人，兼听广纳，避免独断；大臣能积极进谏，忠于职守，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君臣相遇，有同鱼水，上下一心，以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风气。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谈到，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统治时间长，“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黄门侍郎王珪对道：“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太宗道：“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意思是我连做梦都在想着贤才，正在为得不到贤才而苦恼。给事中杜正伦当即指出：“世必有才，随时所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
对于王珪、杜正伦的意见，通过一两年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执掌大权的勋贵和原秦王府幕僚无力处理当时农民逃亡、生产凋敝的复杂局面，唐太宗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对于用人的重要性和用人的原则做了全面的论述。
唐太宗一方面先后罢去高祖时重用的宇文士及和裴寂等腐朽无能的宰相，同时积极发掘人才。他不仅自己注意发现贤才，还要求群臣举贤。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久无所举，唐太宗问他为什么，封德彝答道：“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在这里唐太宗不仅发挥了杜正伦世必有才的思想，而且从孔子关于君子用人如器的思想出发，指出用人要各取所长，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来加以任用，而不要求全责备。
在选拔贤才时，唐太宗能做到“唯才是与”，而不问亲疏，不论贵贱。魏征、王珪、韦挺等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属官，魏征并曾劝建成及早除掉太宗。唐太宗认为这是忠于所事，不仅没有报复，而且随着对魏征了解的加深，而不断加以重用。由太子詹事主簿而谏议大夫，由谏议大夫而给事中。有一次，封德彝建议点十八岁以下中男壮大者为兵，太宗也同意，由中书省起草的敕文送到门下省，魏征坚持不肯署敕。太宗很生气，找他责问。魏征指出，这样做有悖于太宗提出的“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太宗听后高兴地说，原来看到你固执，以为你不达政事，现在听到你论国家大事，诚尽其精要。乃不点中男，并赐给魏征金瓮一个，不久，又破格把他擢升为尚书右丞，让他与戴胄共同主持尚书省的工作。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又以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做了宰相。马周，清河茌平（今属山东）人，少孤贫好学，尤精《诗经》，《左传》，原为中郎将常何门客，有一次，太宗看到他为常何所写的一个条陈，大为欣赏，立即召见。当时马周才二十九岁，太宗先让他任直门下省，后又让他担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直到十五年以后，才任命他为宰相。就这样，一批出身于山东一般地主家庭的士人，被提拔到各级政府部门。
对于自己任秦王时的幕僚，唐太宗也完全按照他们的才行，分别安排不同的官职。当房玄龄反映秦府旧僚未得官者有不满情绪时，太宗说，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并批评房玄龄“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邪！”
由于太宗充分认识到用人对致治的关键作用，积极地发现人才，认真地考察人才，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很快地就把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安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对他们大胆地加以使用，放手地让他们工作。这些人也各尽其能，从各方面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其中魏征、王珪在治国方针的确定和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上，起了主导作用；房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
他和杜如晦则在选用人才，审定法令，调整政府机构，制定典章制度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戴胄明习律令，尤晓文簿，贞观初以尚书左丞主持尚书省工作，处繁理剧，众务毕举，保证了政府机关的高度效能；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在攻灭东突厥，击破吐谷浑的战役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唐初荒地大量存在，大部分农民实际上都占有了相当数量的土地。依据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的田令、户令和赋役令，农民只要把自己占有的土地按照田令的有关规定，登记在政府的户籍簿上，政府就确认农民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则需要按丁向国家交纳租二石，绸绢二丈或布二丈五尺；每年服役二十天，不役时交庸绢每天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从外乡回来的农民，也可按规定申请一块耕地。
农民土地的产权问题虽然解决，但赋役繁重、官吏贪求的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仍然不能安下心来去从事生产。唐太宗即位后，确立了轻徭薄赋、不夺农时的方针，特别是对于河南、河北、山东等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从这里征发徭役。从其他地区征发徭役，也都在农闲时间进行。实在不得已而必须进行战争，如对突厥、吐谷浑的战争，也都在冬闲进行。对于贪官污吏，也严惩不贷。有枉法受贿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官有贪赃者，也据其所犯，置以重法。濮州刺史庞相寿原为秦王府幕僚，犯贪污罪当解任，太宗原想听还旧任，后经魏征提醒，太宗也认识到自己是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依法解除了他的职务。因此，官吏多自清谨。唐太宗还注意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使他们畏威屏迹，不敢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经过农民的艰苦劳动，社会经济很快就得到恢复。在战胜了连续几年的水、旱、蝗灾后，贞观四年（630年）取得了全国性的大丰收。此后几年，连年丰收，人民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贞观四年，突厥也被压平，颉利可汗被送到长安。北方四夷君长请求唐太宗为天可汗。东北奚、契丹、室韦等皆内附，伊吾（今新疆哈密）城主、高昌（今吐鲁番）国王麹文泰、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总管冯盎，先后入朝。新罗、林邑、倭国也派遣使臣来唐。面对天下乂安，家给人足，四夷宾服的大好形势，文武百官纷纷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以祭告天地，称述功德。太宗开始还不同意，后来也有些心动。魏征独以为不可。太宗问道：“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魏征回答说：“高矣！”“德未厚邪？”对道：“厚矣！”“华夏未安邪？”对道：“安矣！”“远夷未慕邪？”对道：“慕矣！”“符瑞未至邪？”对道：“至矣！”“年谷未登邪？”对道：“登矣！”太宗又问道：“然则何为不可封禅？”魏征接着回答说：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仓廪尚虚，百姓尚未充实。现在自洛以东，直到泰山、海滨，“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这是引戎狄示以虚弱，即使给百姓免除赋税，也不偿百姓之劳。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没有封禅。
贞观君臣继续励精图治，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终于出现了《贞观政要》所述的下列情景：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又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社会秩序安定，中原和山东农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荒地还很多，还需要继续垦辟，人口也才由武德初的二百万户左右增加到三百余万户，要赶上隋朝极盛时期并进一步繁荣，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但农村毕竟是开始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小康局面和热情好客的社会风气。这不仅是贞观君臣，也是历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追求的致治的境界。历来被人们艳称的“贞观之治”的局面终于出现。
贞观之治之所以出现，除了贞观君臣的不懈努力，还有其客观条件。这主要就是南北朝以来随着豪强士族的衰落，大量农民摆脱了地主的控制，而正在发展的一般地主还没有来得及把大部分土地和农民控制到自己手中，社会上存在大量的自耕农。因此，贞观年间虽然国家只控制了三百万户左右的户口，但由于大部分是自耕农，国家可以直接向他们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并征点他们从军，因此，国家有一个比较坚实的财政基础和军事基础，此其一。
其次，由于经济尚处在恢复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尚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土地兼并还没有发展，整个社会还未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因此，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加强，另方面则是农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虽然离《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还有很大距离，但也确实出现了“男有分，女有归”，男有职业，及时嫁娶，家给人足；“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社会安定的局面，这在封建社会确实是不可多见的。
最后，代替豪强士族而正在兴起的一般地主，要求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要求有一套适合他们需要的统治理论和统治方法。隋末农民战争推翻了一个既强且富的隋王朝，不仅使唐太宗亲自感受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使他对历代兴亡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锻炼出了一批关心国家命运，富有学识，熟悉政治形势，反映一般地主致治要求的士大夫。唐太宗提拔、重用这些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与他们朝夕相处，不断讨论和研究治道政术，总结出了为君之道，制定了安民的方针，并着力造成了一种君臣相得，上下一致，吏治清明的政治风气，有力地促进了政治局面的出现，也成为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内容。
唐太宗尽管提拔了一大批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帮助他制定统治方针，主持日常政务，但是这些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在最高统治机构中，还只是处在被重用而不是核心的地位。
唐太宗害怕隋取代北周和唐取代隋的重演，曾问萧瑀怎样才能“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萧瑀回答说：我看前代统治长久的，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后，罢诸侯设郡守，二代而亡；汉朝郡国并建，统治了四百多年；魏晋没有这么做，都不能长久，建议实行封建之法。
太宗接受了萧瑀的建议，下令以子弟荆王元景等二十一人，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十四人并为世袭刺史，想以此来屏藩皇室。由于太不合乎时代潮流，遭到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群臣的反对，从贞观五年（631年）一直拖到贞观十三年（639年），都未能实行。
唐太宗进而想扩大最高统治集团和统治核心的圈子，具体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修订氏族志，二是皇室与勋贵名臣联姻。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曾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刊定天下氏族，根据史籍进行对照，考订各个家族的真伪。结果，审定了三百九十八姓，为各郡郡姓，准许他们互通婚媾。
这一次定天下氏族，主要是审定旧的士族，剔除那些由贱入良，原是兵户、杂户或商贾的假冒牌，防止良贱为婚以及同姓为婚，亲戚间尊卑为婚等违律为婚
和非礼现象的发生，保持士族门阀的纯洁和尊严。
高士廉条举氏族的奏抄以敕旨颁行后，山东崔、卢、李、郑等第一等士族的后裔，虽然早已衰落，但“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
。而朝廷大臣也多送钱物，争相和他们结亲。这样，唐太宗原来审定氏族，让关陇贵族、山东士族、江南士族、代北虏姓，互通婚姻，将这些集团联结起来，共同拥戴皇室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使山东士族的社会影响更为扩大。因此，唐太宗决定修撰氏族志，根据唐朝情况，重定氏族及其等第。崔民幹由于出自山东第一等高门博陵崔氏，当时又担任黄门侍郎的要职，被列入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对参加编撰的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过去并没有嫌疑，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全无官宦，而至今犹以他们为重。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抑。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为什么还要以崔民幹为第一等呢，难道你们不看重我朝的官爵吗？最后，唐太宗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要求根据这个原则进行修改。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修成，共一百卷，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崔民幹根据他在唐朝的官品，被列入第三等。姓族也比刊定天下氏族时减少了一百零五姓。在唐代全无官宦的崔、卢、李、郑等山东士族被剔除出《氏族志》。
唐太宗重定族姓等级，以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其目的是要树立一个以李唐皇室为核心，当朝高官为骨干的新的门阀。但是，由于《氏族志》仍着意考辨士族的真伪，不叙新贵郡望，因此，新贵虽然被列入《氏族志》，但是，他们原来没有门第却也同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他们更加热衷于与山东士族后裔通谱联姻，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针对新官之辈，丰财之家与山东士族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买卖的情况，唐太宗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诏令禁止卖婚，但也没有什么效果。
与勋贵名臣联姻，是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另一重要措施。高祖、太宗的子女，即诸王、公主的王妃、主婿虽然皆取勋贵名臣家，但绝大部分取自关陇贵族或一些与关陇贵族关系密切，出自山东士族的名臣之家，还有一部分是武将子弟和归降的突厥首长，而唯独没有出自一般地主的大臣的子弟。
因此，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努力没有成功，统治核心的圈子并没有扩大多少，贞观时期处于整个统治核心的，还是关陇贵族原有的那些家族。这样，就造成了唐太宗时期用人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依靠力量和使用力量的分离，最高统治核心和决策办事大臣的分离。而由于门阀观念的影响，随着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巩固，唐太宗对于一般地主出身大臣信与用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了。
这时又发生了皇位继承问题。早在即位初，唐太宗即已立嫡长子承乾为太子，后来承乾患足疾，行动艰难，而四子魏王泰，从小就爱好文学，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宠爱，不仅特令在王府中设文学馆，任由他自己招引学士，而且每月物质上的供应，也都超过太子。随着父皇对自己宠爱的不断加深，魏王泰开始谋夺承乾的太子地位。看到“太宗微有废立之意”
，文武群臣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
。魏征从保持最高统治集团的稳定出发，极力维护承乾，并向太宗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为相，想通过这两位文臣武将掌握朝政，以达到稳定太子地位的目的。太宗也看到侯君集的杰出才能，在侯君集破高昌后，便以他在高昌私取珍宝，将士竞为盗窃为名，将他下狱，不久虽将他释放，但也不予重用，想以此来考验侯君集对自己是否忠诚。侯君集没有能经受这个考验，太宗也就把他搁在一边了。这样，宰相中就没有更多的人支持承乾。贞观十七年（643年）初，朝廷中关于废承乾，改立魏王泰的议论多了起来，连唐太宗也不得不公开向群臣表示，不准备以其他王子取代嫡长子承乾，开启窥窬之源。
就在太宗表示不废承乾后的第三天，魏征逝世，承乾在朝廷中失去了最后的依托。承乾出于保存自己太子地位的考虑，原来即与侯君集和杜如晦之子驸马都尉杜荷等联结，现在形势变得更加险恶，承乾便与他们积极策划，谋杀魏王泰。此事为承乾所养刺客纥干承基所告发。承乾终于被废。侯君集被处死，杜正伦被贬。魏征也被怀疑与杜正伦、侯君集阿党，唐太宗废除了魏征之子魏叔玉尚衡山公主的决定，并推倒了亲自撰文、书石的魏征碑。
承乾被废后，岑文本、刘洎和崔仁师建议立魏王泰为太子。长孙皇后弟长孙无忌则坚持要立太宗九子晋王李治。褚遂良支持长孙无忌的意见。承乾也申诉自己“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太宗考虑到，如果立魏王泰，则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会给后代留下一个恶劣的榜样，而且承乾和李治也都要被李泰害死。因此，接受长孙无忌的意见，立李治为太子。这是关陇贵族的一次重大胜利。
唐太宗很清楚，仅仅依靠长孙无忌等少数关陇贵族以及依附于关陇贵族的江南士人褚遂良等少数人，是无法治理日益繁杂的政务的，也不可能有力地辅佐未来的皇帝。因此，他继续重用马周、刘洎等一批出身一般地主的大臣，同时，为太子配备了一个既有关陇贵族于志宁又有一般地主出身的马周等人组成的太子属官班子。他还利用李勣生病，前往探视的机会，对这位在立太子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的一代功臣名将表示亲近，并在一次宴会上口头上向李勣托孤，对李勣说：朕求群臣可托孤幼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但是，由于门阀观念作怪，唐太宗对非关陇贵族出身，特别是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的疑忌也日益加深。曾想拥立李泰为太子的刘洎，出身寒素，与有佐命之功的张亮先后被借故杀掉。岑文本、马周相继病死。杜正伦已被放出，崔仁师也被借故贬出，中枢机构中来自一般地主和中下级官吏家庭的，只剩下了年事已高的张行成和威望不算很高的高季辅，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唐太宗临终前，还怕李勣将来不能效忠李治，把他黜为叠州都督。按照太宗事先的考虑，如果李勣接受任命后立即启程，李治即位后就招他回来担任仆射，以作为左膀右臂。如果李勣徘徊观望，就立即杀掉他，免得日后李治无法控制，用心真可谓良苦。机敏过人的李勣，又有侯君集、刘洎的先例，焉能不体会唐太宗的深意？受诏后，不至家而去，通过了这次生死考验。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十八日，出身关陇贵族，立有卓越战功的伟大军事家，韬晦终身才得以善终的李靖也死了。七天后，二十四日，唐太宗虽不无遗憾，但总算是放心地死去了。临终前，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内，对他们托付后事：“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