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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初五，隋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向长安进发。
李渊出生在一个关陇贵族高门的家庭。他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初追封唐国公。其父李昞，北周时位至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其母独孤氏是西魏开国功臣、与李虎并为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之女，与北周明帝皇后和隋文帝皇后是亲姐妹。李渊生于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幼年丧父，七岁袭爵唐国公，少年时读过书，并养成了倜傥豁达，任情真率，宽仁容众的性格。隋取代北周后，十五岁的李渊被任命为隋文帝的贴身侍卫官千牛备身，在姨母文帝独孤皇后的关照下，很快出任刺史，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隋炀帝时，李渊先后任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第二次征辽东，李渊督运于怀远镇。六月，在黎阳督运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以“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为辞，
起兵反隋。炀帝急调李渊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负责长安以西的防务。这时农民起义已经爆发了近两年，炀帝两次征辽东，天下骚扰，民怨沸腾，迫使更多的农民走上了起义的道路。关陇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激化，杨玄感的起兵就是一次公开的爆发。李渊的妻兄窦抗也劝李渊乘机反隋。李渊看到时机尚不成熟，对他说：“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
要他不要乱说，以免招致杀身之祸。
随着隋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炀帝对关陇贵族集团内部门望高，有可能取其而代之的家族的疑忌也日益加深。特别对隋的开国功臣李穆之子李浑，门族强盛，更是放心不下。方士安伽陀迎合说，“李氏当为天子”
，劝炀帝尽杀海内李姓者。大业十一年（615年）五月，炀帝以谋反罪名杀李浑及宗族三十二人。这件事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四月，炀帝以李渊为河东抚慰大使。副使夏侯端就以此劝说李渊及早起兵反隋。他对李渊道：“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忌，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
作为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又是皇亲国戚的李渊，门望不下于李浑，且久蓄反隋之心，故对夏侯端的分析深以为然。但是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也看到，这时隋炀帝已停止了对高丽的战争，辽东的精兵已经调回，驻屯在涿郡（今北京市）；长安、洛阳也驻有重兵。隋王朝的军事力量还很强大。如果马上起兵，隋炀帝就会立即调重兵前来镇压。他还不敢贸然起事。
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受命北御突厥，不久为太原留守。炀帝对这位比他大两岁的表兄虽委以镇守方面的重任，但又很不放心，派亲信王威、高君雅为副留守，对他进行监视。年底，农民起义军甄翟儿攻太原，李渊领兵南下镇压。突厥乘机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马邑太守王仁恭和太原副留守高君雅为突厥所败。隋炀帝非常震怒，派使臣囚捕李渊和王仁恭，准备送到炀帝所在的江都治罪，不久又遣使释放了他们。在此之前，许世绪、唐俭等地主官僚一再敦促李渊起兵，李渊也明确表示：“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
说明自己正在考虑此事。因此，被释后立即开始了起兵的具体准备工作。
起兵首先要有兵。李渊被囚时，其二子李世民曾想利用结纳的“死士”举兵，因李渊不同意而未行。李渊很清楚，凭这一点“死士”，搞一次暴动，把自己救出来，然后如李世民所建议的那样亡命山泽，“以观时变”是可以的，但要起兵反隋，则要有一支相当规模的真正的军队。隋朝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有事则征集作战，无事则兵归于农，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发兵。因此，李渊虽身为太原留守，手中却无兵。只有碰到紧急军情，来不及奏报皇帝，他才能发兵、募兵。因此，要起兵就要想办法造成一种形势，使李渊可以发兵、募兵。
大业十二年（616年）底或十三年初，李渊与手下密谋，先由晋阳令刘文静伪造隋炀帝的敕书，内容是发太原、西河、马邑、雁门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岁末集涿郡，击高丽。这一伪造的敕书传开后，就引起了今山西北边诸郡反隋情绪的高涨。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马邑校尉刘武周乘机在马邑杀太守王仁恭起兵，三月十七日进据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围雁门。仅在马邑杀王仁恭，还不能构成征募军队的借口，而到刘武周南下据汾阳宫，临时发兵就有充分的理由了。李渊召集将佐，对他们说：“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不能守卫离宫的罪名，王威虽为炀帝亲信，但也担当不起，便请李渊拿主意。李渊进一步对他们说：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阻，复有他贼据之。如果往来请示，敌兵前来进攻，连太原也保不住。王威等不得已，只好同意李渊“然则先当集兵”的意见，这样，就以备御刘武周为名，取得了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的同意，开始招募军队。李渊一面让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负责募兵，同时派人密招在河东（今山西永济）照顾家小的长子李建成和三子李元吉。五月十五日，又先发制人，以“潜引突厥入寇”的罪名，杀掉王威、高君雅，除去了在太原起兵的主要障碍。
当时太原还面临着刘武周的威胁，而刘武周又是受突厥支持的。隋末北方各武装力量，从窦建德到薛举，俱北面称臣于突厥，以取得突厥的支持，突厥则给予他们可汗等称号，并授以狼头纛。刘武周亦被立为定杨可汗。李渊为取得突厥的支持，也只有向突厥称臣。他亲自写信，派刘文静带了厚礼去见突厥始毕可汗。始毕以李渊自为天子，公开打出反隋旗号为条件，答应支持李渊。李渊为了争取隋的官僚们的支持，决定尊炀帝为太上皇，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同时改易旗帜，改隋的红旗为红白旗，向突厥表明自己是准备取代隋朝的。突厥派柱国康鞘利来到太原，并送来马千匹。李渊以臣礼接受了始毕可汗的书信，买下了五百匹战马，同时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突厥派少量军队以为声势。
在完成了以上的准备工作以后，最后还有一个起兵的时机问题。大业十三年（617年）五六月间，各路起义军已经把隋的势力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长安到江都的道路二月以后就已经不通了，边远地区的一些地主官僚也纷纷起来割据一方。其中占据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的薛举离关中最近，又有强大的骑兵，已开始准备向东发展。李密在四月发布的《移郡县书》中也已经号召地主豪强纠率子弟，若萧何之奉刘邦，做起了改朝换代的美梦。再不起兵，就可能鹿入他人之手。而此时，关中兵力相对较弱，李密又“顾恋仓粟，未遑远略”
；特别是到七月，隋炀帝调集各路兵马讨伐李密，李密与隋军相持于洛阳城下，更不可能西进。
李渊抓住这个时机，从太原起兵南下。由于李密在洛阳牵制了大量隋军，大大减轻了李渊进军的阻力。
李渊是大贵族，在关中有势力，在地主官僚中有影响。因此，他从太原起兵后，“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强兄弟，老幼相携，来者如市”
。地主、官僚和贵族都像丧家犬重新找到了主人，纷纷投奔李渊。在进军的过程中，李渊收编了关中最强的孙华起义军；他的女儿李氏、从弟李神通、女婿段纶也收编了关中一带的几支武装力量。他并且采取“接待人伦，不限贵贱”
，“卜祝庸保，量能使用”，
对作战有功的部曲、奴隶同样授给勋赏等办法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九月十二日渡过黄河后，二十四进屯冯翊（今陕西大荔）。十月初，进围长安。十一月九日，攻占长安城。
李渊立炀帝孙代王侑为皇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自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唐王，执掌一切大权。
李渊占领长安后，河南大部分地区为瓦岗军所控制，窦建德也在河北建立了政权。隋炀帝看到西归无望，想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市），保据江南，再来一次南北朝。隋炀帝带到江都的禁军多是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炀帝无意西归，多谋叛归。郎将窦贤帅所部西走，被炀帝派骑兵追斩，而逃亡仍不稍止。禁军将领的家属大都留在关中，他们中如果有人参加了反隋武装，禁军将领就要受到牵连。禁军士兵叛逃，将领也要被治罪。因此，他们利用士兵思归谋叛的情绪，推宇文化及为首领，于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掉隋炀帝，率兵西进。
宇文化及军在成皋、洛口一带受到李密军的阻击，北走，一部分投降了窦建德。李密军也受到重大损失，骁将锐卒多死，加以内部贵族官僚势力与老瓦岗军将士的矛盾，被洛阳王世充打败，李密归唐。
五月，李渊正式建立了唐朝，改元武德。当时，还存在着地主割据势力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两种势力。比起这些武装集团，李渊有以下几个有利因素。
首先，李渊出身关陇贵族高门，在隋朝已官至刺史、留守，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比各武装集团的首领要高得多，加上他又控制了全国政治中心长安，因此，许多地主官僚虽然身在各个武装集团，但早已把重建统一政权的希望寄托在李渊身上。在以后李渊消灭各个武装集团的战争中，他们实际上起了内应的作用。
其次，李渊进据关中后，不久又取得了富饶的巴蜀。进入长安后，李渊与民约法十二章，宣布废除隋的苛禁，规定只有杀人、劫盗、叛军的罪犯处死。以后又定出减轻田租的法令，由三石减为二石，并规定额外不得征收。这样，他就有了一个除窦建德以外，远较其他集团广大而稳定的后方。
第三，关中所受隋末战乱影响较小，隋的府兵系统没有受到很大破坏，加以局势稳定，训练士兵，提高军队素质，都有较好的条件。李渊又掌握了永丰仓（在陕西华阴东渭水入黄河处）、长安府库和同州（今陕西大荔）牧监，粮食、布帛和战马都不成问题。而其他势力有的有库无仓，如王世充，有的仓、库均无，战马也无法补充。这样，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上，李渊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武装集团。
武德元年（618年），李世民率军消灭了割据陇右的薛举之子薛仁杲。武德二年（619年），唐派安兴贵回到凉州（今甘肃武威），暗结诸胡袭击李轨，把李轨执送长安，河西也归入唐的统治。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在山西击败勾连突厥的刘武周，占有山西全境。四年（621年），唐军攻打洛阳，窦建德应王世充之请率兵来援，李世民围城打援，击败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河南、河北都成为唐的统治区。李靖包围江陵，萧铣也开城出降。五年（622年），全国基本上重归统一。
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自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河，一举击溃窦建德，王世充被迫投降。窦建德虽然兵败被俘，但其所率兵乃新收孟海公、徐圆朗之众，原有的力量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但当其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还至洺州（今河北永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众欲征兵以拒唐，齐善行却说：“隋末丧乱，故吾属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为擒，易如反掌，岂非天命有所属，非人力所能争邪！”
极力主张降唐。立即为大家所接受，并于三天之内解散了全部军队。窦建德在虎牢一次战役性的失败，却导致了夏政权的顷刻瓦解。这中间齐善行、裴矩等固然起了作用，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当时暴隋已亡，人心思定。唐朝政府如果采取恰当的政策和措施，山东、河北地区的形势是可以很快稳定下来的。
可是，唐王朝在重建这个地区的统治时，不是依靠和起义军有过一定联系的一般地主士人，而是派将军秦武通等将兵屯洺州，欲使分镇东方诸州；同时以山东士族郑善果为慰抚大使，就洺州选任山东州县官，也就是依靠武力和山东士族来重建山东地区的统治。山东士族已经衰落，山东、河北地区广大农村已不再控制在他们手中，而是控制在新起的一般地主手中。而在农民起义中，他们又是农民首要的斗争目标，因而他们对农民怀有刻骨的仇恨和深刻的恐惧。因此，唐王朝在山东刚刚任命了州县官，把政权的架子搭起来，就开始迫害参加起义军的农民，追捕、流放起义军的将领。高祖李渊在《平窦建德赦》中所说的“皆赦其罪”
被抛到九霄云外。这就迫使农民重新拿起了反对过隋王朝的武器。
七月初九，李世民身披黄金甲，由李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簇拥，率铁骑万匹，在军乐声中，凯旋归长安。十二日，李渊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免除赋税一年。一个统一、安定的新时期似乎开始了。可是，没有几天，十七日窦建德旧将刘黑闼就在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起兵了。
刘黑闼起义后，李世民率兵前来镇压。李世民虽然打败了刘黑闼，但继续采取残酷镇压的办法来对待起义军及其家属。当时太子李建成曾问魏征：“山东其定乎？”魏征回答说：黑闼虽败，杀伤太众。其首领皆缺席处死，妻子也都抓了起来，想要投降也没有办法。虽然有赦免的诏令，但俘获者仍必加杀戮。恐怕还会聚集起来，民未可安。果然，李世民回到长安第九天，刘黑闼又起。最后，还是李建成采纳魏征的建议，用政治分化的办法，瓦解了起义军，解决了这次历时一年半的起义。刘黑闼刚平，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辅公祏又起于淮南，直到武德七年（624年）三月底，才镇压下去。李渊从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到镇压了窦建德，削平了王世充，一共用了五年的时间。而解决这两支力量，却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刘黑闼、辅公祏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山东河北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农民逃亡、“为盗”的情况继续存在。这是高祖统治时期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突厥问题在高祖统治时期也没有解决。
在隋末农民战争年代里，突厥支持北方的各个反隋力量。太原起兵前，李渊对突厥称臣，唐朝建立后，对突厥仍然维持称臣奉币的关系。但到武德三年（620年）初，突厥又支持陕西北部的梁师都和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南下骚扰了。恰巧突厥始毕可汗去世，李渊听到消息后，便命令前往突厥奉币的使臣高静将所送物资送交所在地的府库存放。突厥闻知后大怒，准备发兵南下。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总管张长逊赶紧让使臣把东西送去，才把事态平息下来。梁师都、刘武周继续南下。六月，刘武周使宋金刚将兵三万寇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并攻陷介州（今山西介休），就在这个时候，突厥遣使来告始毕之丧。李渊举哀于长乐门，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舍吊其使者。又派人前往突厥吊处罗可汗，并送去帛三万段。礼仪是相当隆重的，唐还不敢得罪突厥。
刘武周南下后，突厥与唐的关系又有一些变化。武德二年（619年）九月刘武周攻占太原后，李渊派李世民讨刘武周。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助唐，由支持刘武周变为以兵助李世民。这固然与李世民曾与处罗侄突利结为兄弟有关，而主要还是有力量和物质利益的背景。李渊以国内未宁，对突厥的奉献一直是很丰厚的。助唐比支持刘武周，突厥所能得到的物质利益，要大得多。武德三年（620年）十一月处罗可汗死，颉利可汗继位，对唐仍然是时战时和，乘机勒索。
武德七年（624年），唐削平了北方大部分群雄，只剩下苑君漳等小股势力。突厥与唐直接接触，几次向关中一带的原州、陇州、泾州（今宁夏固原、甘肃陇县、甘肃泾川北）进攻，威胁长安。这和过去在河北、山西支持个别的力量，借机向唐多要一些东西可不一样了。因此，在朝廷中掀起了一场迁都之争。有人对李渊说：“突厥所以屡寇关中，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
李渊和不少大臣都以为然。太子李建成害怕李世民因御突厥而总兵权，也赞成此议。李世民及萧瑀等大臣则坚决反对。正当双方争持不下之际，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举国南下，进至邠州（今陕西彬县）城西，与唐兵隔渭水相望。李世民不费一兵一卒，未与交战，只是带领百余骑在阵前与颉利可汗谈了一次话，又派人与突利可汗重申香火之盟，就退了突厥。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即位不久，颉利可汗又率兵十余万进至距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水便桥之北。这一次仍然是未交一战，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密谈后，突厥就退了兵。这两次唐在军事上固然都做了准备，使突厥无机可乘，而从李世民与颉利可汗的腹心执失思力所说：“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遗赠金帛，前后无算。”
可知唐为此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总而言之，终高祖统治时期，直到贞观初年，突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李渊即皇帝位后，五月令裴寂、刘文静等修定了律令。六月初一，任命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窦威、萧瑀为内史令，陈叔达、崔民幹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并任命了六部尚书。唐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最高统治机构初步建立起来。
六月二十八日窦威去世后，又以窦抗兼纳言，陈叔达判纳言。八月，刘文静被除名；十月，窦抗亦罢去相职。三年（620年）三月，以封德彝兼中书令。此后五年中，政事就集中在裴寂、萧瑀、陈叔达和封德彝四人手中，直到武德七年（624年）十二月以后，宰相中才又增加了裴矩和宇文士及。
裴寂是北周贵裔。他的祖父是北周司木大夫。他的父亲裴孝瑜是北周绛州刺史、仪同大将军，品列九命，相当于唐的从一品，地位是很高的。
裴寂与李渊有旧。李渊做太原留守时，裴寂也正在这里做晋阳宫副监，二人过从很密。在李渊决定起兵的过程中，他曾赞助此事，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为起兵提供了物质基础。进入长安后，他又帮助李渊安排受禅即位。因此，“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
对于这样一位出身于关中郡姓的“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和李渊同属关陇集团，私交甚笃，又有劝进之功的佐命元勋，李渊自然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除赐良田千顷，拜为尚书右仆射，“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
刘文静也是北周贵裔，世居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他的祖父刘懿是北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死，赠从四品的上仪同三司，地位不算很高。
隋末刘文静为晋阳令，他和李渊非亲非故，通过裴寂和李渊相识，并和李世民有很深的关系。由于他有谋略，有眼光，又有做晋阳令行事方便的条件，他参加了起兵前的谋议准备工作。特别是由于刘在晋阳“为令数年，知其豪杰”，
因此在募兵集众时，他起了很大作用。后来，他又出使突厥，请来援兵和马匹。进入关中后，他又立下了一系列战功。在大唐创业过程中，他的功绩和裴寂是不相上下的。对于这样一位佐命元勋，高祖虽也任命他做宰相，可不久就因打薛举失败而被除名。武德二年（619年），终被高祖以谋反罪杀掉。
对于裴寂和刘文静这两位佐命元勋，高祖对他们的厚薄是如此悬殊，这主要是由当时形势和刘文静本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唐朝建立后，虽然征服了许多地方，但反者不少。许多地方割据势力都是慑于兵威，一时屈服，他们还想乘机而起，而东方的王世充和窦建德仍然是唐强大的对手。就是一些投向唐的乃至太原从义之士也和其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就使得唐初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显得特别复杂。高祖既要笼络、团结和利用这些来自各方，有着不同背景的人物，又要处处防范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曾与李密联姻，做过晋阳令的刘文静，与高祖既非亲非故，在关陇集团中又地位不高，而其本人又“有器干，倜傥多权略”，文武双全，才智过人，高祖对他是忌讳甚深的，因此，“素疏忌之”。武德二年九月刘文静因口出怨言，被妾兄上告。虽然萧瑀、李纲皆明其不反，李世民也为之求情，而裴寂一句话就送了他的命。裴寂在分析了刘文静的特点后，对高祖说：“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高祖听后，立即将文静兄弟处死。这说明，高祖当时还无法驾驭整个统治集团，对那些对他有威胁的人，只有一杀了之。
其他的宰相对他当然不构成这种威胁。窦威、窦抗、裴寂、萧瑀、陈叔达，他们是勋旧贵族，地位虽高，但无兵权，是靠门第、靠皇帝的信赖来维持他们的政治地位的。他们和皇帝是相互依靠、相依为命的。同时，都是贵族出身，气味相投，自然成为高祖的心腹力量。
窦威，他的先世在西魏、北周均为第一等高门。他的父亲窦炽是北周太保，曾做过上柱国，入隋后拜为太傅。他的三伯父之子窦毅，娶周武帝姐襄阳长公主为妻，他们的女儿便是高祖的皇后，建成、世民、元吉的母亲。
窦氏家族是关陇贵族中一个典型的家族。窦威的兄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他担任秘书郎十余年，博览群书，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仍职掌闲散，名位未达。高祖入关后，召威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唐朝建立后，当时军旅草创，典章不全，窦威既精通文籍，又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禅代的文书，也曾参预起草。高祖常对裴寂说：“叔孙通不能加也。”
对于这样一位家世勋贵，世为帝戚，又是自己叔岳的人，自然是李渊理想中的统治核心人物。而其文才，也是关陇贵族中少有的。因此，高祖即位后不久，就拜他为内史令，参掌机密，对他倍加亲重。可是，他只做了二十八天宰相，就去世了。
正因为窦氏的这种勋贵地位，因此窦威死后高祖立即又任命他的从兄子窦抗做纳言。窦抗与高祖少年时很要好，杨玄感起兵时又曾劝高祖夺取天下，担任宰相后，高祖听朝时他或升御座，退朝后高祖把他延入卧内，舍去君臣礼仪，纵酒谈谑。有时侍宴太晚了，就留宿宫内，高祖每呼为兄而不名，宫内都称他为舅。窦抗在隋虽少入太学，略涉书史，但列位宰相，纯以外戚勋旧，并无经世之才，不能参知政务，只能陪侍游宴。所以只做了四个月宰相，便罢为左武侯大将军。
萧瑀，是南朝梁的后裔，梁武帝是他的高祖。他又是北周藩属后梁的嫡支，后梁宣帝是他的祖父，明帝是他的父亲。他的宗族和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很早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入隋后，他的姐姐做了炀帝的皇后。他自己又是西魏八柱国独孤氏之婿，与高祖也有姻亲关系。早在隋代，他就已成为关陇集团中一个重要人物，曾经做过内史侍郎。
萧瑀家世既与各统治集团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又在隋内史省日久，谙习故事，因此，高祖任他为内史令，“委以心腹，凡诸政务，莫不关掌”，“国典朝仪，亦责成于瑀”，
对于唐初政治制度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陈叔达，他是南朝陈宣帝第十六子，隋炀帝时曾为内史舍人，后为绛郡（今山西新绛）通守。李渊兵至绛郡，他举郡归降。由于他“颇有才学”，授丞相府主簿，与温大雅同掌机密，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出自其手笔。窦威死，他与窦抗同时被任命为纳言。窦抗不问政务，原任纳言的刘文静正领兵出征，门下省实际由他主持。同时，他来自江南，实为江南人士的代表，“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
高祖用他做宰相，也是为了用他去解决江南问题。
封德彝，名伦，观州蓨（今河北景县）人。祖父封隆之是北齐太子太保，父亲封子绣是隋通州刺史。渤海封氏是山东崔卢李郑以下第二等高门士族，社会地位也是很高的。因此，伦父子绣得以与范阳卢氏通婚。卢思道便是封德彝的舅父。
在隋代，封德彝以揣摩之才深得杨素赏识，杨素把从妹嫁给他，并荐他做了内史舍人。隋炀帝时，他又托附虞世基，为之指画吏务。宇文化及杀炀帝，封德彝参预了此事。化及失败后，他与宇文士及一起降唐。最初，高祖以其隋室旧臣而谄巧不忠，不加任用。后经萧瑀推荐，任为内史舍人，不久迁内史侍郎，武德三年（620年）三月兼中书令，做了宰相。六年，又以本官兼吏部尚书。由于他晓习吏职，甚获当时之誉。
裴矩，他的父亲裴讷之是北齐太子舍人，他本人也曾为齐高平王文学。隋初参加平陈之役，后经略岭南。隋炀帝时至张掖（今属甘肃）监视互市，对突厥和西域的情况都很熟悉，撰有《西域图记》三卷，是炀帝对外政策的主要参谋。炀帝让他参预朝政，官位很高。后来，宇文化及和窦建德都用他做尚书右仆射。武德四年窦建德失败后入唐。武德七年（624年），唐以主要力量对付突厥，以裴矩熟知边事，乃于十二月命他为相。
武德时期担任宰相的还有李世民、李元吉、杨恭仁和宇文士及。李世民、李元吉兄弟以亲王而任宰相，完全是挂名。杨恭仁长期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实际并未到任。宇文士及直到武德八年（625年）十一月才被任为权检校侍中，在高祖统治时期担任宰相的时间不过半年。
在实际担任过宰相职务的九人中，裴寂、萧瑀、窦威、窦抗、刘文静和宇文士及都出自关陇集团，除刘文静外，都出自显贵的家族，其中萧瑀、窦威、窦抗和宇文士及都是皇帝的亲戚。其余三人，封德彝是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裴矩是齐、隋旧臣。这说明高祖建立起来的，仍然是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统治。他把关陇贵族作为自己的依靠，同时重用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出身的大臣，去制定各项典章制度，解决新建立的政权所面临的政治、军事问题。
关陇集团是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一个军事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家族的数目本来就不多，经过几次朝代变迁，特别是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家族减少了许多。加以尚武的风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就更少了。唐朝刚刚建立，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在隋朝曾经担任过内史舍人的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长期担任过隋的内史侍郎、兼具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身份的萧瑀，便成为合适的人选。唐朝建国后，北方有突厥及其支持的各个武装集团，而东方的形势更加复杂。东都洛阳有王世充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虽有精兵，但势力所及，仅洛阳城之内，且有库无仓，基础是非常脆弱的。而占据河北的窦建德和在江淮的杜伏威，都是通过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不仅统辖着广大地区，而且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影响。因此，在军事上征服这些地区并进而在政治上巩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便成为唐政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李渊看来，山东士族长期在经济上、政治上统治着这个地区，因此，要解决山东问题就必须依靠山东士族。武德元年（618年）九月李密降唐后，李渊就曾派山东高门士族、黄门侍郎崔民幹副淮安王李神通安抚山东。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山东郡县和一些农民起义军相继归唐，李渊又派遣在山东士族中颇有影响的定州新乐人郎楚之安抚山东。到武德三年（620年）三月，唐对刘武周即将展开反攻，全面解决山东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封德彝作为山东士族的代表，进入了中央决策机关，被李渊任命为中书令。
唐朝基本上沿袭了隋朝制度而又有所发展。地方仍设州、县两级，中央有三省、六部、九寺、三监，并设立了政事堂。
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唐初设于门下省。唐初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三省长官，二是以他官加“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由皇帝指定为知政事官者。宰相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帝批准。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中书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亦即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发号施令的机关。
中书省其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出谋，帮助皇帝起草诏令（制、敕）。长官中书令，正三品；副长官中书侍郎（正四品上）。具体负责诏敕起草的，是中书舍人（正五品上）。
门下省“佐天子而统大政”，是协助皇帝处理和决定国家大政的机构。中书省起草的诏敕、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对政事的处理意见）都要经过门下省审核。诏敕有不便施行的，封驳奏还；可行的，大事复奏而施行，小事则由门下省直接签发。奏抄有不合适的，也按照法令，指出问题，驳回尚书省；可行的，大事奏报皇帝批准执行，小事则直接批复执行。五品以上官任命，政事堂会议议决后，由门下省审查，报皇帝批准；六品以下官，一般均由尚书省吏部拟定，门下省审定，再报告皇帝即可。门下省长官侍中（正三品），副长官门下侍郎（正四品上）；负责文书审核处理的，是给事中（正五品）。
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别有左、右散骑常侍（正三品下），左、右谏议大夫（正四品下），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均为谏官，主要职责是对皇帝进行规谏。此外，中书省还有负责记载皇帝言论的史官起居舍人；门下省有负责记录皇帝每天政事处理情况的史官起居郎。
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长官是左、右仆射，左、右丞辅之，分别掌领六部。
尚书省的首脑机关是尚书都省。地方和各部门来的文书，六部下达地方，送往其他部门的文书，都要经过都省。都省的日常工作由左、右丞主持，负责具体工作的则是左右司郎中、员外郎。
尚书省下设六部，六部各设四司。吏部负责文官的任免、考核和封爵、勋级的授予，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前还掌管贡举；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赋税和国家的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礼仪、祭祀、宴会的有关政令，开元二十四年后还主管贡举；兵部负责全国武官的任免、考核，地图的保存以及有关兵器、军马、养马等政令；刑部除了掌管有关刑法、刑狱、官奴婢、关禁等政令；刑部的比部司还负责国家经费的审计；工部掌管有关修建、屯田、水利的政令。六部长官为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上），各司长官为郎中（正五品上）、员外郎（从六品上）。
九寺三监是掌管具体事务的机关。太常寺掌礼乐、郊庙，下设八署，其中太乐署掌宫廷音乐，太医署掌宫廷医疗和医药人才的培养；光禄寺掌宫廷宴会和郊庙贡品；卫尉寺掌管京师兵器和大朝会、大祭祀的仪仗；宗正寺掌管皇族事务以及京都的道观和道士；太仆寺掌管皇帝的车马，并统领各地的牧监；大理寺负责全国流刑、死刑的审复，在京诸司人员徒刑以上罪的审理以及金吾抓获的罪犯的审理；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以及皇室及大臣的丧礼；司农寺主要掌管国家的库藏和财货出纳。九寺的长官为卿（从三品）、副长官为少卿（从四品上）。
三监，国子监掌管学校；少府监掌管官手工业作坊；将作监掌管土木建筑。亦有加都水监、军器监为五监的，唯此二监时设时废，设置时间不长。
尚书省的六部掌管各项全国性政令和事务，而九寺、三监掌管的则是各项专门业务，具体事务。从机构上来说，九寺、三监和六部是平行的，六部尚书与九卿的地位是相当的，相互之间没有隶属的关系。但在业务上，九寺、三监要接受六部的政令，要按照六部的政令行事；有关事务的处理情况，要申报六部。
政事堂和三省六部、九寺、三监的设立，实现了决策、政令和负责具体事务机关的分离。中央政府各机构之间分工的细密，反映了中央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
为了监督各级政府和官吏，还设立了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御史大夫（正三品），副长官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其下有侍御史（从六品下），主要职责是弹劾官吏的不法行为，并参预大狱的审讯；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主要是在殿廷和郊祀巡幸时纠察非违；监察御史（正八品上）负责巡按郡县、监督尚书省官员的会议、监督中央直属仓与库的出纳，军队出征时还要充当监军。
除上述三省等机构外，中央还有秘书省、殿中省和内侍省，分别掌管图书、天文，皇帝的衣食住行和内宫事务，与作为最高政权机关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内侍省的官员全部由宦官充任。
在地方，仍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上州从三品、中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下有别驾、长史、司马，协助刺史工作。上州和中州设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曹，下州设司仓、司户、司法三曹，各曹设参军事一人，分掌官吏考核、贡士考试、租赋征收、仓库保管、户口的查核和管理、兵甲器仗的保管、刑狱的审讯、建筑和工匠的管理等事务。各州均有录事参军事一人，负责来往文书的收发和审核。县设县令，下有县丞、主簿、县尉等，协助县令工作，并有司户佐、史，司法佐、史等吏员，分别负责各项事务的处理。
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百户为里，设里长一人，负责户口的查核，赋役的催督，并监视人民的行动。
州县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每年要进行考核，考核的结果要申报到尚书省吏部的考功司。州县的各项政务，也要逐级上报。重大政务，需要向上级直至皇帝请示。官吏的任免权、地方的财权、司法权都集中到了中央，唐朝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了。
唐朝的官，分为散官、职事官和勋官。此外，还有封爵。
散官是一种称号，代表一定的品阶，无具体职守。文、武散官均为九品，一至三品分正、从，四至九品正、从又分为上、下，共三十等，而文、武散官都只有二十九阶，因正一品为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师和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自从一品开始，始为散官。
文散官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正二品特进，自从二品光禄大夫至从五品朝散大夫，均称某某大夫。除御史大夫、谏议大夫外，凡称大夫者，为五品以上文散官。自正六品上朝议郎，至从九品下将仕郎，均称某某郎，除著作郎、起居郎、秘书郎等外，一般称郎者，均为六品以下文散官。
武散官自从一品至正三品称某某大将军，自从三品至从五品称某某将军；正六品至从九品，上阶称校尉，下阶称副尉。十六卫亦有大将军、将军、校尉，折冲府亦有校尉，要注意加以区别。
职事官是有具体职守的官，三省、六部、九寺、三监和州县的各级官员，均为职事官。散官与职事官的品阶不一定相同，散官低而职事官高者曰守，散官高而职事官低者曰行。
勋官原为奖励作战有功的将领和士兵而设立的，后来也授给文官。
爵分九等：王（正一品）；嗣王、郡王（从一品）；国公（从一品）；开国郡公（正二品）；开国县公（从二品）；开国县侯（从三品）；开国县伯（正四品上）；开国县子（正五品上）；开国县男（从五品上）。有封爵者，各食邑若干户，这是一个虚数，食实封者才能得所封户的租调。
皇兄弟、皇子皆封国为亲王；皇太子之子为郡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诸子为郡公。以恩进者封郡王。承嗣王、郡王者封国公。皇姑为大长公主，皇姊为长公主，皇女为公主，皆视一品。太子女为郡主，亲王女为县主。
唐代官吏以三五划线，三品以上为亲贵，五品以上为通贵，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其中最主要的是门荫（子孙按其官位高低获得不同官职）、广占良田（官人永业田），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以及触犯刑律后的议请减免等特权。此外，在服色（三品以上衣紫，四、五品绯，六、七品绿，八、九品衣青）等方面也享有特权。六品以下官也可占有官人永业田并免除本人的赋役。
散官、职事官以及有封爵者均享有上述特权。勋官与他们不全相同。勋官可按品服色穿衣、持笏（五品以上持象笏），这是相同的。他们可以请占勋田，也与官人永业田类似。但是，除上柱国、柱国外，无门荫特权，而且本人也是番上服役，实际上是与散官、职事官不同的。
九品以上官称流内官，还有流外官。流外官是指在中央各部门担任吏职的人员，也分为九品。政府各部门的收发、文书等具体工作都由他们负责，他们是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基础。
为了保证各级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各级官员高效能地充分发挥作用，唐王朝制定了完备的行政法规，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并通过奖惩和法律来保证其实行。
一是对各部门的组织、职责、工作条例、办事规程，都由令、格、式做了具体的规定。唐令中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寺监职员令，卫府职员令，州县、岳渎关津职员令，就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组织法。格有留司格和散颁格，留司格是内部办事规程，工作章程；散颁格则是颁发到各地的外部行政法规；式则是办事细则。现存敦煌文书中保存有唐代《刑部格》和《水部式》。
为了保证办事效率，公式令规定了办事程限，小事限五日办完，中事十日，大事二十日，狱案三十日，经办者三人以下的，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密而又紧急的事，不在此例。尚书都省对内外百司所受公文，皆注明发出的日期，并限定办完的日程。除了经办、抄写，传递也都规定了具体的天数。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文书，唐代前期确实是如此办理的。
《唐律·职制律》对官吏失职和贪赃枉法也规定了处分的办法，如应宿直（即夜间宿卫），应直不直，应宿不宿者，各笞二十；无故不到及当班不到，因暇而违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泄密，大事绞；非大事，徒一年。延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官文书延缓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应向上级请示报告而不请示报告，不应请示报告而请示报告，以及越级向上级请示报告，应向下级行文而不行文，不应向下行文而行下者，各杖六十。诸受人财而为人请求者，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主管官员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受财而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二是设立了监督检查的监察机关御史台，审计机构刑部比部司，并规定了年终检查的审计制度。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关，长官御史大夫，正三品，副长官御史中丞，正四品下，下设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侍御史从六品下，负责纠察百官，并参与大狱的审讯；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负责检察殿廷供奉，仪式，巡察两京城内不法之事；监察御史，正八品上，负责监察州县官员以及屯田、铸钱和太府寺、司农寺的出纳，并出席尚书省的会议，进行监督。
刑部比部司负责对国家经费以及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地方及各部门的事务，除了按规定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年终还要对所处理的公文进行整理。各州年终还要派遣负责官员为朝集使，向朝廷交纳贡品，汇报财务，确定官员考第。
三是建立了官吏考课制度。为了保证官吏忠于职守，除了加强监察，还建立了每年对官吏进行考核的考课制度。
考课的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即按德义、清廉、公平、勤恳四项来进行考察，这是对官吏的普遍要求，二十七最则是担任各项具体工作的最佳表现，例如其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即能够帮助皇帝对国事做出决断，对朝廷得失、天下利病提出意见，为近侍之最。其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即在选任官时，能正确地品评人物，把优秀人才都选拔出来，为选司之最。其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即处理问题时不拖拉，定夺合理，为判事之最。其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其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按善最多少，定为九等。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无善无最，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属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
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四考中中，进一阶，一中上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有下考解任。这样把考课和官吏的经济利益以及升级联系起来，也有利于官吏积极性的发挥。
对表现特别好的，凡内外官有清白著闻，应由有关主管推荐，五品以下，酌情升迁，六品以下，付吏部量等第迁转。
考课的具体办法是，凡应考之官，都要写出自己一年来的功、过和工作情况，由本部门及本州长官对众宣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本部门按规定各等第的名额进行校定，然后送尚书省。地方官则由朝集使，把写定的等级簿送交尚书省。由指定京官位望高者和考功郎中、员外郎考校完毕后，京官集应考者宣读注定，外官则与朝集使注定。
考校时间，京官九月三十日前校定，外官视远近而定，吏部考校则在年底。
唐朝在制度上对皇帝的行为也进行了限制。唐朝皇帝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发令，必须由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署复奏才能颁行。发往地方各部门，还需经过尚书省都省。军国大事，则需先经政事堂会议议决。由于唐太宗坚持发挥各级机构和官员的作用，从而使这种制度的实行，形成为一种传统，君臣上下都习以为常，并且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正常的。这种情况，高宗时沿袭下来。武则天临朝称制时，下令审讯宰相刘祎之，负责此事的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
在三省制实行期间，皇帝独断专行，不按制度办事，除了武则天称帝前后，基本上是不多的。
皇帝以个人一时的好恶喜怒做出的决定，中书省、门下省和有关部门的官员可根据律令不奉诏。高宗时二武将误斫太宗昭陵柏，大理奏罪当除名，高宗特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不奉诏，奏二人罪不当死，并指出“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
。高宗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皇帝的言行还要受到谏官的监督。唐代谏官右、左散骑常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分属中书省和门下省，是宰相中书令和侍中的属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对皇帝规讽谏谕。根据进谏尖锐的程度和方式，谏分为五种，即讽谏、顺谏、规谏、致谏和直谏。讽谏和顺谏是比较缓和的，而直谏就非常尖锐了，有时会弄得皇帝下不了台，而唐初从制度上对这些都做了肯定。除了谏官，大臣也可以对皇帝进谏。
唐朝史官对皇帝的言行也起着监督的作用。门下省的起居郎记事，典礼文物，迁拜旌赏，诛伐黜免，都按年月日的顺序加以记录，季终编为起居注。中书省的起居舍人记言，皇帝的制、诰、德音，也按年月日的顺序加以记录，季终编为时政记。起居注和时政记都要送交史馆，由史馆编为实录，最后按纪传体编为国史。由于关系到名垂青史，垂训子孙，皇帝对史官的记录是相当注意的。
唐朝前期的军事制度，是以府兵制作为基础的。在中央有十二卫，作为府兵的统帅机关。十二卫是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另外加上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合称十六卫。前十卫职掌为掌宫廷宿卫和朝会仪仗，并统领本属之府及各地的折冲府，后三卫各有专门职掌。左、右金吾卫负责京城和宫中的治安和巡逻；左、右监门卫负责宫门的守卫和出入人员的管理；左、右千牛卫负责宫殿侍卫和皇帝的仪仗。诸卫长官大将军（正三品），将军（从三品），卫下有府，如左、右卫有亲府、勋一府、勋二府、翊一府、翊二府。各府长官中郎将、左右郎将，下有校尉、旅帅、队正和队副。
另有禁军，其任务为守卫宫城，唐初人数很少，但由于它守卫皇宫，因此，有特殊的重要性。
折冲府即兵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下亦有校尉、旅帅、队正和队副。折冲府统领的卫士，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卫士由政府选定，选择的标准是财力相当，选取强壮者；同样强壮，选取富者；财力相当，选取家中丁多者。充当卫士的农民，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免役。卫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折冲府集中训练，并轮流到京城番上宿卫，每年番上的次数，根据折冲府距京师距离的远近而不同，每年番期一般均为一个月。发生战争，则要应征出征。宿卫和出征时，以三百人为团，一校尉领之。卫士本人不纳租调，但出征和宿卫时要自备武器、甲胄和粮食。
唐初全国共设有兵府六百多个，其中约百分之四十设立在关中，接近关中的河东（今山西一带），河南兵府也较多。这样，举天下不敌关中，中央政府就能随时调集重兵，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
边地有镇戍，负责捍防守御，镇有将、镇副，有兵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戍有戍主，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及者为下戍。再下有烽（烽火台）、候（哨所）。
遇有战事，首先要征发府兵，同时还要征发其他人员，镇戍有时也要征发其他人员，即所谓临时募行者，叫作征人。拣兵的标准与卫士同，名义上是募，实际上不是自愿应募而是强制征发。
军事要地，设都督，一般由所在州刺史兼任。行军作战，则派大总管、总管。战事完毕，兵归于农，将归于朝。
唐政府为了刺激士兵的战斗力，设置勋官十二等，以赏战功。勋官十二等为：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最低的武骑尉，比从七品；最高的上柱国，比正二品，可受一定数量的勋田。勋官番上期满，兵部考试合格，可授予散官。在战争中，还给以优厚的赏赐。因此，在唐太宗时期，不少人自办衣粮，争欲从军，企图通过勋赏来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如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父母，其妻曰：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乃应募，以功授游击将军（从五品下，武散官）。
唐代官吏选拔的途径有三种，即门荫、杂色入流和科举。
以门荫入仕，自汉已然。西汉有“任子”制度，吏二千石以上任满三年，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更是把大族豪强世袭做官的特权，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隋朝建立后，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为了保证当朝权贵和高官子弟仍能做官，在北齐、北周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门荫制度。
唐朝继续实行门荫制度，并对如何以门荫入仕，做了严格的规定：一是有封爵者可由子孙承袭；二是皇亲亦可按亲疏叙阶授官；三是散官、职事官三品以上曾孙、五品以上子孙、二品勋官子可以资荫入仕，散官、职事官虽不至五品，但所带勋官在五品以上，子孙亦可以资荫入仕。以荫入仕者，根据他们父祖身份和官品的高低，叙以不同的品阶。
五品以上高官子孙以荫入仕，或通过学馆，或直接以门荫入仕。通过学馆就是充当弘文馆、崇文馆（三品以上子孙）或国子学、太学（五品以上子孙）的学生，学成后通过考试或出仕，或参加科举。科举及第，按本荫应叙品阶加阶授官。
直接以门荫入仕，则需要先充当千牛或三卫，也就是皇帝或太子的侍卫。根据父祖官品的高低，担任千牛或三卫的年限也不一样，千牛五年，三卫则需五至八年。期满后，兵部考试合格，有文堪时务者送吏部应选，再经考试合格，即可授职事官。没有文化的，亦可由兵部予以升迁。
门荫入仕，是唐朝前期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杂色入流主要有品子、勋官和流外入流。
品子，以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成年子充任。他们轮流担任三品以上亲贵的侍从亲事、帐内，或交纳品子课钱，十年期满后，经兵部简试，文理高者送吏部，铨试合格，即可授与官职。他们虽不能按资荫叙阶，但七品以上子叙阶时，授从九品上阶，可有一级的优待。这是六品以下官吏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
勋官需轮流番上服役，供京城诸司和各州驱使，不服役者需交纳课钱。服役或纳钱期满，经兵部考试合格，可授与散官。
品子、勋官等无品阶、无官职人员到吏部参加铨选（考选官吏），铨试合格即获得官职，这叫作入流。中央各官府的令史、书令史、传制、亭长、掌固等胥吏，是经吏部考试加以任用的，称作流外官。流外官自勋品、二品至九品，亦分为九品。他们经过考核，可以逐步升迁。至勋品即一品后，经三考合格，可至吏部参加铨选，合格后授与官职，叫作流外入流。
杂色入流，特别是流外入流，在整个唐代都是低级官吏乃至中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科举是一种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隋而确立于唐。南北朝时期，北朝有举秀才、孝廉的制度；南朝有举明经的制度。由州县确定举送的对象，举送到中央后不一定进行考试。隋朝建立后，制度上有一些变化，秀才、明经举送到尚书省后，要进行考试。隋炀帝时又建立了进士科。这是科举制的开始。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常科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要试方略策，相当艰难，士子视为畏途。秀才科很快就被废绝。明法试律、令各一部。明书试《说文》、《字林》，要求通训诂。明算试《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缉古算经》、《缀术》等十部算经。明法、明书、明算等考试及第后从事专门工作，出路较窄，因此应举者不多。一般地主士人大多趋向于明经和进士二科。
明经主要考儒家经典。唐初五十多年间是按经的章疏试策，到调露二年（680年）才决定加试帖经（即把举子所学的儒家经典两端覆盖住，中间只留下一行，再把其中的几个字蒙住，让试者填充）。每经要帖十条，答对五条以上才算通过。儒家经典的背诵程度成为明经录取的主要标准。
进士在唐初时只试时务策五道。调露二年四月，考功员外郎刘思立针对当时有些举子唯读旧策，不读经史，不辨章句，不会写文章等情况，奏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唐高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在永隆二年（681年）八月的《条流明经进士诏》中做了规定。此后，应进士举者都要经过帖经、试杂文和对策三场考试。杂文最初是指箴、铭、论、表之类，到天宝时开始专用诗赋。从天宝到建中（742—783年）的四五十年间，诗赋的好坏成为进士科录取的主要标准。贞元（785—805年）以后，才又重新以对策成绩为主。
常科的应举者有学校的生徒和自己在州县报名的“乡贡”。唐朝在门下省设有弘文馆，太子左春坊设有崇文馆，招收皇亲、宰相、尚书和一部分三品以上高官的子孙；国子监所统的国子学招收文武三品以上和国公的子孙；太学招收四、五品官僚和郡公、县公的子孙；四门学招收六、七品官以及侯、伯、子、男的儿子和一部分庶人的子弟；律学、书学、算学招收八、九品子和一般老百姓。州、县也设有学校。在以上馆监和州县学校学习的学生，都要学习两部儒家经典，考试合格后，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自己报名的，要“怀牒自列于州县”，
经州县考试合格，举送到尚书省。这些“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
。在高宗初年和玄宗开元年间，应举者多先入国子监学习；天宝以后士子则多到地方应考，故“乡贡进士”、“乡贡明经”成为一般应举者的通称。
唐高祖以后，贡举一直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时应举者增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又发生了举子顶撞考功员外郎李昂的事件，朝议以为员外郎权轻，“不足以临多士”
，于是改归礼部，专令礼部侍郎一人知（即主管）贡举，并置贡院。
应举者每年十月由州县和馆监举送到尚书省，由吏部或礼部进行考试。第二年二月张榜公布进士录取名单。凡是考中的称为及第。应进士举者称作“进士”或“乡贡进士”，及第后称作“前进士”或“前乡贡进士”，新及第的进士要向主持贡举的官员（即主司）谢恩，然后由主司带领参见宰相，称作过堂。最后还要到吏部参加一次“关试”。唐代进士或明经及第只是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并不直接授与官职。要做官还需要到吏部参加铨选，经过身（体貌）、言（言辞）、书（书法）、判（判决书）四项铨试，再结合各项规定，才能授官。新及第的进士通过关试后即可按规定到吏部参加铨试。但在高宗以后，每年获得做官资格即入流的人数大大超过可以委派的官职，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和门路，新及第的进士、明经在参加铨选时很难获得一个官职。韩愈在《上宰相书》中谈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就是说自己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才得中进士，而到吏部参加了三次铨选，还没有获得一个官职。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如才堪经邦科、文以经国科、武足安邦科、智谋将帅科、文辞雅丽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乃至哲人奇士逸伦屠钓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乐道安贫科等等。常科已有官职者不能再应举，制科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报考，并且可以不断应举。制科及第后，一般人“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
。在职的官吏则可立即提升官职。
此外，还有通五经、一史，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者，经有关部门考试，亦同制举。伟大诗人杜甫就是在进士不第后，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玄宗召试文章而后授与官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