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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即位后修建东都、开凿运河、四出征战、到处巡游，无论是节奏、速度和效率，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所以能进行这些活动，除了隋炀帝的雄才大略和魄力外，主要是由于封建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同时，隋文帝时战争、工役较少，社会财富有一定的积累。尽管如此，社会的承受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而隋炀帝却没有掌握住这个限度。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开始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之四五，装载死尸的车辆，东至荥阳，北至河阳，东西百余里，南北近百里，相望于道。同时开凿的通济渠，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此外，还自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在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这些也都需要征发大量的劳动力。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巡游。大业元年八月的江都之行，龙舟上下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仅挽船工即达八万人，此外，还有大量从驾的士兵。大业三年北巡，甲士五十余万。又发丁男百余万修长城，“死者太半”。
经过三年的折腾，隋炀帝先后征发了五百万左右的丁男，其中一百五十万以上的丁男在工役中悲惨地死去。因此，大业四年初发河北诸郡民开永济渠时，就已经出现“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
的严重情况。这本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隋炀帝或者是臣下没有把情况向他报告，或者是根本不予理会，继续到处巡游。四年三月至五原，出塞巡长城；五年三月西巡河右；六年三月又至江都宫。
炀帝君臣没有看到丁额不足是由于役丁的大量死亡，相反归之于百姓脱漏户口及诈老诈小。在民部侍郎裴蕴的建议下，隋炀帝下令进行貌阅，查出了丁男二十四万三千人，脱漏户口六十四万口。这次清查出来的丁口，远比几次工役死亡的丁口少得多。而隋炀帝知道后，却认为主持此事的裴蕴是一个贤才，对他更加信任。此后，隋炀帝对民间情况和农民的负担能力更是不加注意。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讨高丽，开始进行攻打高丽的准备工作。一百一十三万军队从全国各地到涿郡（今北京市）集中，“其馈运者倍之”
，被调征出来运输粮食和军需物资的民夫超过了二百万。三四百万士兵和民夫，大量死于行役和战争，“太半不归”。农村中只剩下了老弱和妇女，“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社会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大规模的征发从炀帝即位时开始，前后已持续七年，隋文帝时社会所积累的财富，这时也已消耗殆尽。隋炀帝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到大业七年，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能力，对社会经济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广大农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被迫起来反抗，以求一条生路。对高丽的战争尚未进行，农民就相继起义了。
大业七年末，起义首先在山东章丘长白山爆发。起义的领导者王薄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农民不要到辽东去为统治者卖命。避征役者多前往参加。山东一带还兴起了许多支小股起义队伍。
隋炀帝对此根本没有看在眼里，除了命令地方进行追捕镇压，继续按原来的计划攻打高丽。大业八年（612年）正月，百万大军从蓟城（今北京市）出发，由炀帝亲自节度。三月，大军渡过辽水，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高丽人据城坚守，隋军久攻不下，一直拖到六月。隋炀帝不去检讨指挥上的原因，而是归罪诸将作战不力。他召集诸将责备道：“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
谈话透露了隋炀帝与出自关陇贵族高门的诸将之间的深刻矛盾。正是在这种疑忌心理下，隋炀帝规定“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
。使诸将不能因时制变，灵活机动地作战。隋炀帝留在辽东城西数里的地方督战，情况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与此同时，来护儿所率江淮水军从东莱海口出发，进入浿水（大同江），在平壤城下为高丽伏兵所败。宇文述、于仲文所率三十万大军进到距平壤三十里的地方，因粮食将尽，士卒疲惫，不可复战。引还途中，在萨水（清川江）被高丽打得大败，还至辽东城下的，只有二千七百人。
隋炀帝并没有从失败中接受教训，大业九年（613年）三月，又亲率大军赴辽东。高丽兵婴城固守，隋军虽然使用了飞楼、云梯等攻城武器，并开挖了地道，但是高丽兵应变拒守，辽东城仍未能攻下。
经过两次辽东之役的征发，正如杨玄感与樊子盖书中所云：“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社会经济的破坏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走上了起义的道路。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的礼部尚书杨玄感看到这种“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的形势，便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
为名，公开打出了反对隋炀帝的旗帜。
杨玄感在黎阳挑选运夫、船夫少壮者八千人组成部队，向洛阳逼近。在洛阳附近，杨玄感打败了前来拒战的隋军，其中裴弘策所部八千人，包括韩擒虎、观王杨雄、虞世基、来护儿、裴蕴、郑善果等达官应募从军的子孙，都投降了杨玄感。还有不少人参加了他的队伍，力量迅速壮大到五万人。
杨玄感是文帝时显赫一时的宰相杨素之子。炀帝即位后，对杨素猜忌日深，削夺了他的一切实权。杨素死后，杨玄感和他的弟弟们早就萌发了废掉隋炀帝的想法。他年轻时好读书，善骑射，与破落的关陇贵族高门子弟李密“为刎颈之交”
，与司农卿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也交往甚密。杨玄感还“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
，在贵族子弟和文士中具有相当的影响。隋炀帝在前线接到杨玄感反叛的消息后，非常紧张，把纳言苏威找来商量说：“此儿聪明，得无为患？”
接着听说许多达官子弟皆在杨玄感处，感到事态严重，连夜密召诸将，从辽东撤军。堆积如山的军资、器械、攻具以及营垒、帐幕皆弃之而去。
杨玄感顺利地从黎阳到达东都城下，又打了几次胜仗，便“自谓天下响应，功在朝夕”。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杨玄感所预计的那样美妙。除了余杭刘元进在江南起兵响应，梁郡（今河南商丘）民韩相国举兵响应外，各地的农民和起义武装没有与之呼应的。至于郡县官吏，更是未有从者。隋炀帝也没有“陷身绝域”，很快就回到涿郡，指挥对杨玄感的镇压。隋王朝的统治基础虽然已经动摇，但是，从朝廷到郡县的统治系统还能有效地进行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地主官僚虽然早有反隋之心，但还不敢轻举妄动。
百官家口都在东都，杨玄感认为若能先取东都，便可以动摇百官，并可以号令四方，因此，屯兵于东都城下。留守西京的代王侑派卫文升率兵四万救东都，很快到达东都城北。隋炀帝所派屈突通，也率兵从河阳渡过黄河，到达洛阳东北。东都城内的樊子盖也不时出击，屡败杨玄感军。在腹背受敌，隋的援军不断到达的情况下，杨玄感于七月底引兵西走，企图入据关中。八月初在阌乡（在今灵宝、潼关间）被隋军追及，败亡。隋炀帝认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对这次起兵的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有三万多人被杀，六千多人被流放。百姓接受杨玄感开仓所赈米者，也被活埋在都城之南。
隋炀帝从辽东班师后，一直在涿郡进行指挥。杨玄感被杀后，他于九月来到河北中部的上谷（今易县），不久，到博陵（今定县）住了下来。这时山东、河南和江南百姓举兵反抗的越来越多。济阳人吴海流、东海人彭孝才有众数万，东阳人李三儿、向但子众至万余。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今河南滑县东），孟让、王薄等众十余万据长白山。清河张金称众数万；渤海格谦自号燕王，孙宣雅自号齐王，众各十万。在唐县（今属河北）和扶风（今陕西凤翔）还先后发生了宋子贤和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聚众谋反的事件。向海明众至数万，自称皇帝。隋炀帝除了调少量军队进行镇压，还下令“为盗者籍没其家”
，想用严惩起义者家属的办法，来制止起义的蔓延。此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和与农民的矛盾。
第二年，大业十年（614年）二月，隋炀帝又下诏征集天下兵讨高丽。三月，亲赴涿郡；七月到达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由于内地到处有起义军，各路兵马多不能按期到达。高丽经过两次战争，也是疲惫不堪。因此，当来护儿在辽东半岛击败高丽军后，高丽王高元立即遣使请降，并送回杨玄感起兵时叛逃高丽的斛斯政。隋炀帝也就顺水推舟，派人召回来护儿。十月，隋炀帝到西京，以高丽使者和斛斯政告太庙。前后四年，三次亲征的对高丽战争，总算是对祖宗做了交代。
隋炀帝虽然被迫停止了对高丽的战争，但内心是很不甘愿的。隋炀帝攻打高丽，首先是想要占有辽东，如汉晋一样在那里设立郡县。而战争的结果，虽然设置了辽东郡，但辽东城一直没有攻下。本来还想通过高丽王入朝以确认高丽对隋的臣属关系，来增加一些光彩，但高丽王高元竟召而不至。隋炀帝老羞成怒，“敕诸军严装，更图后举”
。还想再发动一次对高丽的战争。
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初一，隋炀帝在东都大宴群臣。突厥、新罗、靺鞨、契丹、吐火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等国并遣使朝贡。正月二十二日，又“大会蛮夷”，会见在东都的各族、各国人士，设鱼龙曼延之乐进行招待。大业六年之后又一次举行这样盛大的活动，无非是要增加一些欢乐的气氛，表明又达到了“天下平一，海内晏如”
的局面。
隋炀帝虽然力图从战争和动乱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并下了很大的决心停止了对高丽的战争，但是由于他没有能从前一段的事态中吸取教训，听不进太史令庾质提出的三五年内停止巡省，使百姓尽力农桑，休养生息的建议，只是想通过强化统治来达到止奸息盗的目的，这就使他不能不陷入更大的困境。二月，他下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
，在农村大修城堡，把农民都赶到城堡中居住，造成了“百姓废业”，“无以自给”的严重后果。“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对于内地形势隋炀帝未能有清醒的认识，而对边疆形势却相当敏感。大业十一年二月，隋炀帝接到报告，有上谷人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魏刁儿自称历山飞，各有众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
。有众十余万，这对隋炀帝已经司空见惯了，而“北连突厥”，突厥开始支持北方的反隋武装，倒是使隋炀帝非常担忧。
突厥自大业五年（609年）启民可汗死，始毕可汗继位后，部众渐盛。大业七年后，“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
内地许多人也避难到突厥境内。突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都臣属于突厥。裴矩看到突厥的强大，建议以宗女嫁始毕可汗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以分其势。叱吉不敢接受。裴矩又诱杀了足智多谋的始毕可汗宠臣史蜀胡悉。双方关系紧张起来。
八月，隋炀帝在汾阳宫（在今山西静乐县）避暑后，出巡北塞。隋炀帝此行的本意，是要对突厥进行威慑，要它不要支持北方的反隋武装势力。而突厥这时已经强大到不仅敢于停止朝贡，断绝对隋的臣属关系，而且敢于和隋王朝公开对抗。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南下，准备袭击隋炀帝一行。这是隋炀帝始料所不及的，幸赖嫁给突厥可汗的宗女义成公主及时通风报信，隋炀帝才得以仓皇驰入雁门（今山西代县）。第二天，突厥就把雁门团团围了起来。
一生攻打别人的隋炀帝，生平第一次遭到别人的围攻，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只是抱着九岁的小儿子赵王杨杲哭泣，把双眼都哭肿了。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建议率精骑数千突围。纳言苏威认为“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则彼之所长”
，反对突围。民部尚书樊子盖也认为突围太危险，主张据城坚守，并建议隋炀帝亲抚士卒，宣布不复征辽，并厚为勋格，以激励士气。皇后弟、内史侍郎萧瑀则建议遣使间道赴突厥，向义成公主求救。
隋炀帝接受了苏威等人的建议，亲自到将士中巡视，并答应守城有功者，无官者授予六品官，有官的按这个标准升官。将士英勇拒战十天，伤亡很大，城中存粮也只够吃十天。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隋炀帝“诏天下诸郡募兵”
，前来赴难。义成公主接到求救的要求后，立即派人告诉始毕可汗“北边有急”
。东都和诸郡的援兵也浩浩荡荡开到距雁门只有一百多里的忻口。始毕可汗不能得手，解雁门之围而去。
雁门之围给隋炀帝又一次提供了安定全国局势的机会。隋炀帝从雁门回到太原后，苏威曾对他说：“今者盗贼不止、士马疲惫，愿陛下还京师，深固根本，为社稷之计。”
意思是要隋炀帝不要去东都纵情享乐，还是回到西京去着手解决国内问题。隋炀帝诏募天下兵，各地兵马不到二十天就到达忻口，说明隋的统治系统仍然能正常运转，只要使百姓尽力农桑，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依靠各级政府，是可以迅速把局面稳定下来的。
大业十一年十月，隋炀帝回到东都，马上故态复萌，把群臣的劝谏抛到一边，再也听不进臣下的意见，又是议伐高丽，又是准备去江都，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直到大业十二年（616年）正月，由于起义的发展，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隋炀帝才感到形势确是有些严重，始议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进行讨捕，开始把部分注意力放到镇压农民起义上来。隋王朝开始加强了镇压，但各路起义军经过持久的战斗，壮大了力量，也开始加强攻势，攻陷了许多郡县，消灭了大量的郡兵和府兵。隋炀帝调杨义臣率辽东还兵镇压河北的起义军，亲自带禁军到江都，由陈稜率领镇压江淮的起义军，还任命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继续镇压山西起义军，并防御突厥。在隋王朝集中力量进行镇压的情况下，几支最早的起义军受到挫折。起义军吸取分散作战易于被各个击破的教训，在大业十三年（617年）初，形成了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
大业十三年三月，瓦岗军围逼东都，六月，又大败隋军。隋炀帝派薛世雄率燕地精兵前往救援，在河间七里井被窦建德大败。起义军占领了河北、中原和江淮广大地区，隋的残余势力被分割包围在长安、洛阳、太原、幽州、扬州等几个孤立的据点。隋王朝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